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我丈夫陈建在从南阳回来的路上,南阳国保大队的人把班车截住,一个一个的问“法轮功好不好?”由于我丈夫说“法轮大法好”,他们就把我丈夫劫持到南阳看守所。四十五天时,南召县国保大队的苗小鹏等又把我丈夫劫持到南召城郊派出所。住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警察问我丈夫“你还炼不炼法轮功?”我丈夫说“炼”。这样他们又把我丈夫劫持到南召县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警察天明到天黑的让我丈夫做奴工,没事找事叫犯人随意打骂。大概又关我丈夫四十多天。讹我二千元把人放出。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我们全家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我被当场劫持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后又转到怀柔看守所。
在怀柔看守所,我不报姓名、地址。恶警们专门用电棍往脖子、手心敏感处电,扇耳光、往身上泼冷水。我仍不报姓名地址。后来他们又指着我说“你有病,应该打针。”我说:“我没病,我不打针。”他们就上来三个人把我按倒,强行打了一针。打过后,我迷迷糊糊,头、全身像胀的很大。这时他们再问我姓名地址,我仍然没说。
夜间他们把所有不报姓名地址的同修全部装在车上运走。由于迷迷糊糊,只知道走了一夜,车外是冰天雪地。第二天到达一个周围是山,中间是一片平地的地方。那里已有很多警察在等着。大家下车后,由警察分配后带走。
我被分到一个看守所后(不知道名称)。就开始绝食,他们用电棍电,往身上泼冷水逼我吃饭,我不吃他们就往鼻孔插一根管子强迫灌食。
有一次他们说我带头炼功、喊“法轮大法好”,就把我和另外一个同修吊在室外的架子上,手往上吊起,脚刚能着地。当时天冷的吐口水随时都能成冰,再加上多天绝食,另外一个同修不长时间就晕过去了。他们只好把我俩放下来。(说是将另一个同修送去抢救,但从此再没见过这个同修。)
腊月二十几快过年了,他们说“谁吃饭就叫谁回家”。有些人开始吃饭,但只要一吃饭这个同修就再也不见了,也不知道是真回去了还是弄哪去了。
我一直不吃饭,一天,他们用车把不吃饭的人全部拉到野外,说“下车吧”,我们下了车,他们就把我们扔下,开着车走了。
冰天雪地的,又是绝食二十多天的人,往哪走呀。我走到大路边,希望能有车过来。可是没钱咋坐车呀!这时我随意手往衣兜里一插,兜里竟有一百元钱,天哪,几次脱掉衣服检查、棉袄都要用剪刀剪开看看,兜里咋能有钱呢?这是师父对徒儿的看护啊!
丈夫不见我回来,后来又第二次带着两个孩子到天安门广场,每人打开一个横幅,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警察把他们拉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后又转到东城区看守所。东城区看守所看有两个小孩,就把他们放了。
到家不几天,南召县国保大队苗小鹏、黄伟到我家让我丈夫跟他们走,我丈夫说:“孩子还没放学,他们还小,吃饭咋办?”黄伟说:“一会就回来啦。”
到国保大队办公室,他们把我丈夫的双手铐起来,然后两腿弯再从两臂间掏出,用一根铁棍从腿弯处穿过,吊在两个办公桌的中间(他们叫穿心杠),疼痛麻木痛苦万分,我丈夫从心里喊着“师父救我”,这时黄伟走过来,让我丈夫骂师父,我丈夫说“不骂”,他就像疯了一样往我丈夫头上脸上乱打,直到把他累的蹲到墙角直喘气。
当天夜里,他们把我丈夫绑架进南召县看守所,做奴工,从天不亮干到天黑,干得慢一点就让犯人不是打就是骂,从一月一直到六月才让回家。
两个小孩不会做饭。恶人们抄家时只要是能吃的包括水果方便面都拿走了。小孩又没有钱,饿急了就吃点生玉米籽,喝点凉水过日子。
二零零六年我家租房在外面住,资料点就在我家,国保大队长领人到我家,把电脑、打印机、切割机等物品全部抄走,就连我家用的电磁炉等生活用品也洗劫一空。
我丈夫被绑架到南召县看守所,他们一个星期不让我丈夫睡觉,把他弄到一个宾馆轮流看着,后来又在看守所做奴工一个多月。最后他们讹我八千元让村委会接走,关到村支书家交钱后放走。
由于迫害和经常骚扰,我们只好把房卖了,在外流浪至今。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的这场运动,是江泽民一手发起的,它是这场迫害的元凶,在它的指挥推动下,我家每个人都从精神上,经济上,肉体上受到了灭绝式的残酷迫害,把这个罪魁祸首绳之以法,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是天理,是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