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含冤离世 江西樟树市吴娇荣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六日】江西省樟树市吴娇荣女士一家四口，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绑架、关押、非法劳教、剥夺退休金等迫害，丈夫在迫害中含冤离世。

吴娇荣女士于2015年7月19日向最高法院邮寄了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吴娇荣女士叙述遭迫害事实：

得大法身心受益

我以前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头晕，头顶肿得像豆腐，摁下去软软的，脸部根根神经痛。到医院检查治疗都没用，还有妇科病，坐骨神经痛，脚抽筋，眼近视。在百般痛苦下幸遇法轮大法，修炼后，我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很快各种疾病奇迹般的好了。眼睛也不近视了，也不老花了。内心深处有种身心升华后的自在感觉，给我在后来的修炼中增添了正信。

有一次，我去经楼弘扬大法骑自行车回来被横路上冲出来的一辆摩托车掀翻了，当时我被重重的摔在水泥路上，外面一条裤子的大腿部位被摔开了四、五寸长，两个巴掌擦烂了，自行车车轮整个都扭曲了，摩托车上的三个小伙子同时吓愣了，当时我并不觉得疼，却被他们吓得那个愣劲心疼了。赶忙对他们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没有事，你们走吧。路上的行人和旁边店铺里的老板看着都感到不公平，嚷开了：你怎么这么老实就这样叫他们走啊！衣裤也应该赔呀！我告诉他们：师父要求我们处处事事都要为别人着想，再说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啊！旁边店里的老板赶忙主动拿出工具帮我扳正了自行车车轮，几十里的路程我照样骑回了家。

平时买什么东西不管人家多找多少钱也都会如数的还给人家。因为学大法使我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同时也使我明白了只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修心养性，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之所以我能在如此恐怖高压迫害下仍然不放弃信仰，坚持修炼，就是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高德大法，只要符合它就会从中受益。

女儿吴涛、儿子吴坚都是因为通过接触大法书，觉得大法好，觉得大法就是自己要找的，从此便毫无疑问的走进了大法修炼的大门。修炼后女儿处处真诚待人，宽容处事。就是在超市柜台卖东西也从不和同行拉客、抢生意，一切顺其自然。儿子吴坚以前经常流鼻血、头晕、在饮食上非常挑剔，我一日三餐围着他转，感到很揪心、很累，修炼开始，他的这些毛病就全都不翼而飞了。他性格内向，但在任何场合都能以一个修炼者的胸怀面对一切，所以在他的人前人后无论领导还是同事对他的评论只是赞扬，接触过他的人都愿意和他交朋友。

丈夫吴华如以前有多种疾病，曾多次住院。有一次来厂里上班晕倒在墩船上，休克40多分钟，送去医院抢救抽血都抽不出来，通过抽骨髓化验确诊抢救过来的。以前他还很喜欢喝酒，喝醉了就打架，他自己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后来发现我炼功后身体变化很大，便在1998年10月开始修炼，修炼后，酒瘾很快就戒掉，滴酒不沾了，其它病状也神奇的好了，从此身体健康，七、八层楼爬上去装模版也没事，骑摩托车几次被车撞都安然无恙，暴躁的脾气也改了好多，不会家里家外伸手就打人了。以前他还有很强的报复心，因为小时候（8岁成了孤儿）经常受人欺负。修炼后，他的仇恨的心放开了，他知道修炼人没有敌人，要处处与人为善。

他平时没事时开个摩托车接接客挣点钱，一次接到一个顾客，当骑到拐弯处被一辆小车撞得很惨，摩托车撞坏了，自己从摩托车上摔下来，戴的头盔裂开了几处，到医院检查一点事都没有，摩托车大部分被撞坏了。他没和肇事司机要钱，自己花了1600元修好了被撞坏的摩托车，后来摩托车上载的那个顾客，当时检查没什么，一个多月后硬要我们赔偿了1700元钱，纵使这样他也没去向肇事司机要一分钱，都是自己默默的付出，因为他觉得是师父保护我们才有了今天！

遭迫害身心受损

正当我们炼法轮功身心健康，利国利民的时候，噩梦却已经开始。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开足马力铺天盖地的开始给法轮功造谣，极尽污蔑之能事、抹黑法轮功，一时间乌云压顶，恐怖压抑从各处袭来，丈夫所在单位樟树磷肥厂领导知道我们全家四口去北京走到郑州返回了，非常紧张，把我们叫到厂部办公大楼，一看，二三十人已聚集在那里，仅仅是为了我们五个修炼人（还有另外一女同修），这么兴师动众，我想上个厕所，四五个人立马跟过来，厂保卫科对我们是左问右吓唬耗费了一天，吃饭也全在厂里，中午每人两盒饭菜，晚餐就在厂宾馆开圆桌，晚饭后不许回家，住宾馆，说实话，我们还是第一次上宾馆呢！若在平时上宾馆是一种享乐，但这让我感觉到的却是一种虐待、是囚禁、是对我们人格的侮辱。有好心人悄悄对我们说：“看来这几十号人的伙食费以及这一切开支都会算在你们头上了，我真替你们担心。”当时我听后并没有心动，只觉得对几个修炼“真、善、忍”的人这样，未免太夸张了！第二天用过早餐便把我们送到了樟树“610”在山前办的洗脑班。

在洗脑班上专门有人轮番的给我们上洗脑课，训练走军步，逼迫我们写笔记，写保证，一个多星期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那时我儿子正值高考后升学阶段）在市政法委头目和其它看管员的“好心”劝导下，我们都违心地写了所谓的不炼功的保证，回家后，单位领导还拿走了我们师父的法像（三个大挂匾）。作为法轮功弟子，不能说真话，不能面对现实，我感到愧对师父，愧对良心。

那时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领导到底怎么了？法轮功修“真、善、忍”，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啊！有可能政府误会了，我们有责任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不行，不让去也得去，于是我和丈夫吴华如在单位人员监护下以送棉被为名来到了南昌，儿子吴坚所就读的航天学院，见到儿子后也没说什么，只是事先写了一张条子夹在棉被里。我们回家后，儿子看到条子，当天晚上就坐车赶回家。次日，也就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号那天，我们一家四口分两批（因为当时警察及单位到处围追堵截）辗转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也一直未见儿、女的面。我丈夫被北京警察拦截送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被关在北京西城看守所，一进去就让我们一个个蹲在地上，不许说话。最不能容忍的是：叫我脱光衣服搜身。动作慢了一点，女警就一脚踢过来，同时里面铐链发出的哐铛声，呵斥声，叫骂声，响成一片。首次经历这种场面，我心里感到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不由的想起丈夫和一双娇稚的儿女。思念与担心撕绞着我的心，泪水竟像断线的珠子不停的往下掉，后来由于那些天我绝食又被强行灌食，折磨得死去活来。

几天后，樟树驻京办人员到那里认出了我，一年轻女警察伸手就搧我几个嘴巴，打得我眼冒金星，满嘴是血，她还一边骂一边往我身上擦她手上的血。随后将我们带到驻京办两人戴一副手铐站在寒冷的院子里，我当时呕吐了几次，又被强行跪着逼迫说出进京的经过。次日便押回樟树看守所，大概二三天后又转押到丰城看守所。

在丰城看守所的三个月里，大多数的日子吃的不如猪狗食。米饭是一调羹一调羹的拣着吃，下饭菜是没一点油星的白菜，还带一寸多长的根，让人恶心的是，菜里面有时还发现有卫生纸和杉树针。那时候正是严寒时节，我身穿一件毛衣，两条单裤，脚下一双单鞋，白天关在间室外，冷的不停的跺脚，不停的跳，晚上挤在同修的被子里，泪水伴我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牵挂丈夫、儿女的心不停的隐隐作痛，特别担心的是一双娇惯了的儿女，他们能承受得了吗？大概十多天后，樟树公安来人叫我按手印时对我说：“你女儿和你儿子都被人拐卖了。”当时这一听，就象是有人在我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顿觉撕心裂肺般难过，眼泪夺眶而出，心底不停的呼唤着：女儿、儿子，你们在哪里？冷静之余，想想儿女还没回来也好，还真希望他们千万别回，别入虎窝。

三个月后我又被押回樟树看守所，那已经到了年关了，之后才听说儿女们也都在看守所。后来细知儿女们在北京时接触了很多全国各地不同层面的同修，他们都象自己的亲人一样，都是一个共同的目的：为师父，为大法遭受不白之冤而来。也曾经到过我和丈夫与其他同修住过的地方，看到了我们的一包换洗衣服和身份证、钥匙。一个多月后，他们回到家里被谎言欺骗的人举报，当晚均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我所担心的竟成了现实。

丈夫吴华如大概比我晚一两天被樟树驻京办押回，押回时用事先削好的竹片绑在他的两膝盖后弯处，导致他行走，上车都非常困难，动一下，竹片的两端，便往肉里扎，疼得钻心，一直回到樟树看守所才把竹片拿开。在看守所又因炼功被所警用钢鞭抽打，对他肉体，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到二零零零年六月一号才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和女儿吴涛一块释放。当时还逼交了八百元的伙食费，回家后，单位领导仍不给他父女自由，将他们囚禁在家里，外面门上增了一把锁，叫楼上的人看着。这一次拘留，丈夫九个月工资被扣除，女儿也因此误工七个多月，给我们家庭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儿子吴坚因此失学，在看守所经历了八个月的煎熬，在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这天和我同一天回家，这段日子让人刻骨铭心。

其实“真、善、忍”是宇宙大法，只有符合他就是个真正的好人。我们为了叫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凭自己的认识，写了几封真相信寄出去，让有缘人都能得到大法的福泽，明辨是非。不料在二零零零年11月份（具体日子记不清）又将一双儿女关进了看守所，这一出一进相隔只是三、四个月吧，我和丈夫眼睁睁的看着儿女被警察带走，无奈、担忧、心疼各种难受冲击着心肺，真是好人多磨难。

在二零零一年元月二十日左右（我记得是除夕前一天），正当人们都准备团团圆圆欢欢喜喜过新年的时候，市政法委竟残忍的将我和丈夫押送到了赣管站“转化班”。多少法轮功学员家庭象我们一样受冤屈，多少法轮功学员家庭在这万家欢庆，合家团聚的节日里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然而，在“转化班”上还要受尽了欺凌，白天逼着我们读诽谤法轮功的文章，不读就打耳光，晚上逼我们看“天安门自焚”电视，要求看后写出体会，其实内行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有意编排的一场闹剧。影片中破绽百出。我们在体会中明确提出质疑，那个王进东据说修了七、八年，怎么连腿都不会盘呢？他身上的衣服都被烧糊了，放在他两腿间的雪碧瓶怎么完好无损呢？那个小思影喉管割开，只有4天就怎么能清晰的说话唱歌，接受记者采访呢？况且我们都知道，天安门广场上哪有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怎么一分钟不到灭火器全齐了呢？看管我们的人员看后，感觉一下就明白了很多，一个个哑口相看，没词了。在“转化班”还时刻防备我们炼功，有一次我觉得脚冷，就散盘在那里坐着，立即触动了那些人的神经，马上过来阻止，又一次，一男同修炼功被打，丈夫和另一同修说了一句公道话而被处罚，呈“大”字形面对院墙贴着站了几个小时，这期“转化班”折腾了三个月结束，结果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想的目的。

这样他们并不罢休，准备接着办第二期。就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左右的一天，将女儿吴涛和另外几个同修从看守所转到“转化班”，强迫她们看诽谤大法文章，看电视、写体会，还指使那些邪悟的人来煽动她们，动摇她们的正信，由于在看守所经历了几个月的煎熬，意识模糊，怕送回看守所，怕劳教，结果都逼迫违心的写了保证。

儿子吴坚属于第三期。也是经不住他们日夜车轮式的软磨硬逼，意志被摧垮，最后被妥协，写了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应该写的，给自己修炼的路上增添了一个污点。

到二零零一年六月七号左右，又因送大法不干胶给同修被抄家，我们全家四口又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女儿吴涛拘留了半个月回家，回家后想到父母弟弟还在看守所，不由的悲从心生，时常以泪洗面。

一家三人被非法劳教

儿子吴坚在看守所被奴役了几个月后，被劫持到高安八景劳教所，到那里检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尽管这样，在那里也是软硬兼施，百般蹂躏，迫使他痛苦的写下了保证书才放回家。

就在这次进去大概十多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丈夫都从看守所被押出，丈夫被押到了东门派出所， 我被押到公安局，一警察气势汹汹的逼问我不干胶的由来，不说就将我右手伸到肩膀上，左手从后背伸向肩膀双手铐着跪在地砖上，还不断的恐吓谩骂，不知跪了多久，硬逼着妥协了才松开了手铐。松铐后，我双手指僵直，弯不了，好长时间才恢复。

由于身体精神上的几度损伤，生活上的拮据，加上做奴工加班加点，导致便秘使子宫下垂，频频操血，同关一间室的常人每天看到我操血的状况后都吓得大叫。大概在二零零二年三月的一天，看守所所长才将我送到人民医院抢救，并打电话把我儿女叫来，医院误诊是子宫肌瘤，由于当时身体非常虚弱不能动手术，次日才让我回家。大概一个月左右，东门派出所开来两辆车子，几个所警以带我去检查身体为由把我骗到看守所继续关押，进去后，身体状况日渐严重，全身浮肿，看我身体实在不行了，一个月左右后，才叫儿女接我回家，这次进出两趟非法关押折磨我将近一年。回家后还不断来人骚扰，监听电话，出门有人跟踪。

再说，丈夫和我同一个晚上从看守所押出到了东门派出所，在派出所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几个公安人员和所警将他双手反向上铐起来往上吊着，脚尖点地，并用绳子套住双脚，不说就扯绳子，反复多次致使铐着双手的手铐牙齿越扎越深，还不说，就脱下丈夫的鞋底打嘴巴。牙齿被打掉两颗，再不说几个人又将他的一只腿扳起来往上拉，致使裤子的裤裆拉开到脚口，这期间呵斥声和刑讯逼供声交杂一起，像是落入魔窟，叫人心惊胆寒。五十多岁的人竟被这样遭受了几个小时的肉体摧残与精神折磨，最后支撑不住配合了他们，当拿下手铐时，发现手铐的牙齿都卡到骨头了，痛的钻心彻骨，手铐拿下后，双手好似戴了一对血镯子，身上的衣服血迹斑斑。被押回看守所时，一名值班的所长看到都说：“你们怎么把人家搞成这样。”

在看守所，还要做奴工劳动（穿小电灯线），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睡觉，经常加班加点。

拘留几个月后，丈夫曾三次被押送到高安八景劳教所，前两次送去均是因为检查身体发现有严重的心脏病、胆结石、尿结石、高血压220，被拒收。重新押回看守所，再准备第三次送去时，“610”头目与同伙在那里商量着说：怎么几次检查他的身体都这么糟糕，看他身体表面没一点病的症状，该不是他劳教所有熟人作了手脚吧？于是便决定先将他送到本市人民医院去量血压，量后发现血压果真那么高，才确信劳教所检查都是真实的。“610”他们一伙也知道再送去凭检查结果也必定推回。于是千方百计的使出招术，使劳教所还是接受了这个饱经痛苦折磨，已不堪一击的人。

在劳教所里，狱警、邪悟人员每天轮番的在精神上折磨他，逼他写保证，放弃修炼，可他心里只有一念：修“真、善、忍”没有错，我谁都不听，就听师父的。就这样对他使尽了招数也没用，三个月后把他放回家。

就是这样，十多年来我们的身心经历了一番番的痛苦折磨与摧残，本想静下心来加强学法炼功，以调理一下极度虚弱憔悴的身体。可是事不随愿。又因二零一零年四月的一天有人来我家学炼功，被理智不清的人告发，市“610”头目及几个警察伙同经楼派出所所警，晚上九点多钟强行闯入我家，抢走了一台电脑（价值三千七百多元），一部三星手机（五百四十元）一个电子书，三十多本大法书籍和其它物品。当晚将我丈夫带到了东门派出所审问了几个小时，当时“610”头目大声叫嚣：“你相信吗？我现在就打电话叫社保局停发你的退休工资。”后来就真的停发了丈夫的退休工资达两年零八个月。这一下等于剥夺他的生存权利，因为我没有经济收入，这对他来说真是致命的一击，一下子使他熟练了十多年的炼功动作变得不记得了，熟识的大法书上的文字也不认识了，身体是每况愈下，后来大小便失禁，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含冤离世。

以上对我们的迫害，江泽民是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