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精神病院、洗脑班迫害 河北工程师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五日】河北邢台地质工程师刘建利，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在过去十六年中，多次被绑架、关押、遭精神病院迫害，两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被非法劳教……几次濒临死亡。

刘建利于2015年7月2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刘建利叙述遭迫害部分事实：

我叫刘建利，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了严重的迫害。下面把我修炼前后的有关情况，原原本本详细的说一下，由于内容比较多，分为几个部分：

曾经迷茫　修炼大法获新生

我90年毕业于河南焦作矿院地勘86后在唐山开滦林南仓矿地测科工作，上班后身体不好，开始是鼻窦炎，头疼难受，后来肝病眼疼，后来咽炎、胃炎，消化也不好，睡觉也不好，浑身没劲。矿附属医院治不好。我就自费到外边去治疗，也不好转。有一段时间花钱工资都供不上。上班挣钱了，手头并没轻松宽绰。钱不钱是小事，关键是难受，身体是本钱。跑了不少地方，也不见效果。干活也累，上下井走很远，气喘吁吁。后来自己买医书，下决心自己治，结合自身病情体会，因为别人看来靠不住，自己的梦自己圆。曾雄心勃勃的设想过无病计划，治疗并预防，使自己以后永远不得病该多好哇。哪怕吃穿不好，哪怕蹲监坐狱呢，身体好也是幸福的。“身体健康是第一财富”，此时此刻对这句话理解体会的更深刻，但是无病计划无异于做梦，因为连医生都得病。久治不愈，心情不好。磨难中思索了许多人生问题。上大学到底值不值？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古人说：“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真是这样，愁死了！既然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又不舒服，何必非要活着呢？又何必那么认真呢？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看不惯的事也多。我也犯不着太怕谁，死都没什么。多次与人打架，屡次夜袭。有一段时间身上总带着刀子。心想临死时捎带着谁走。家庭关系也紧张，两口子经常打架，有一次打架惊动了全楼道的人，进了我家，我只好到单位住……生活原来如此！“再不想人生与美好，再不盼未来与希望！”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悲观，经常一人望天发呆。

1998年，经人介绍我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大法叫人修心向善，提倡真、善忍，正人心，我按照“真善忍”要求做，与人为善，工作兢兢业业，改掉了许多毛病，各方面都有好转，同事们、领导们也都夸我的变化。

我修炼后，身体好了，再不用打针吃药花钱了。从高深的法理中也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再也不迷茫了。自然非常高兴，在日记中写道：“黑暗之中闪灵光，此时方知迷方向。”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遭精神病院迫害

然而想不到的是，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竟开始了无理的迫害，动用报纸电视等媒体，铺天盖地，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诽谤污蔑大法。好似又一场“文化大革命”。

因为我是义务辅导员，被重点迫害，被停工、反思、写检查。报纸电视等媒体接连不断的播出诽谤诬蔑大法之词。

1999年8月29日，我去天安门广场用小喇叭揭露假新闻。被广场警察当场按倒在地强行塞入警车押到广场派出所，接着林南仓矿公安分处张贺斌，孙凤贺把我从北京押回，在分处关押两天，当时矿党委书记是刘海林。然后送入唐山市路南区开滦精神病院当成精神病人处理，关在二区，院长王学义、张本，二区主任卢庆祝，主治大夫张秀凤郝素霞，护士戴嘉庚杨慧如等，当成真病人治疗，强制吃药，由于精神病药物刺激神经所以我拒绝吃药，医院七、八个人把我摁倒在床强行注射刺激性更强的药物。这样一来，本来没病，越治越病，越治越重，弄得我萎靡不振，迷迷糊糊，心慌又犯困，痛苦难以言表。

然而公安部安全局还不肯放过我，要求调查我，鉴定病情。开滦医院裴法医负责此事，于1999年11月把我押到省城石家庄五院（精神病院）由省专家鉴定，矿办案人员王松敏，张贺斌、孙凤和，精神病院卢庆祝等陪同。在开滦精神病院迫害半年之久，父母从老家邢台千里而来看我，我违心的说了“转化”的话，医院才放了我回矿上班。

时间已到了2000年初。就这样说真话反而遭迫害，而且我还协助迫害说了昧良心的话，任何有良知的人心里都会不平衡，我当然也不例外。

2000年7月，我向各地发真相资料揭露此事被玉田县公安局知道，派人来矿抓我。说假话的来抓说真话的，真是恬不知耻，矿公安分处王松敏、张贺斌等人员明知我冤枉却配合抓人行动，我当时在地测科办公室正办公，公安对我办公室非法搜查，玉田公安还非法拆看我的私人信件。我不肯配合被带走，公安对我拳脚相加施以暴力，我被打翻在地，从四楼拖到楼下，后背都磨破了皮。我科王开安科长等职工围观时都很愤怒，但敢怒不敢言。就这样我被强行带入了公安分处。

被关看守所、洗脑班

2000年7月20日我被押送入唐山市第二看守所，当时在丰南，把“精神病人”弄进了看守所。当时所长是郭所长，副所长戴所长等。在里面挨打自不必说，还吃不饱，睡不好。侧身拥挤睡，常遭刑事犯欺侮，我绝食抗议但无济于事，大冬天被强制用冷水洗澡，苦不堪言。折磨了我三个多月，于2000年11月10日我家属掏了5000元钱才取保候审出来，已枯瘦如柴，回了老家邢台。父母胆小怕事，对迫害更是噤如寒蝉，多方限制我自由。一个月后我和妻子王淑娟回到了唐山玉田。但矿方不让我上班，并严格控制，叫我到公安分处政治学习，年底也不让回老家，过年后仍不让我上班，在分处继续学习，原因是思想不符合要求。党办徐邦起、公安分处王松敏、张贺斌、孙凤贺经手此事。

2001年2月26日我被押送入唐山市“转化”学校（洗脑班），地点在唐山东边新立庄纺织大学院内。校长尹守海，张在森是市公交委干部，老师有来自新南厂的张阿宁，唐钢的蒋立群，唐山矿培训科的田凌风等。从各处抽来的人员临时组建学校，用以迫害法轮功，自然不惜扰乱生产，“转化”学校实质是非法单位。只有思想 没有行为的人是不能关押的，关了就属于违法。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可是学校里关的都是这种人。名为学校，实为看守所，根本没有自由，更不让回家，不“转化”就一直关着。学校软硬兼施，强制加欺骗，不择手段，张阿宁还对女学员耍流氓等，一系列卑鄙手段逼人“转化”，写一些诬蔑大法颠倒黑白、感谢挽救的昧良心话才能过关。我不肯“转化”，吃尽了苦头，多次挨打，我绝食抗议，学校也不肯放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险些丧命。学校所谓的学费每月1500元，由学员或家属出，一星期的费用就远远超过了几年学大法的费用，学校还在诬蔑大法暴敛钱财。对绝食者所谓的医疗费也由本人出。不让上班还扣除诸多费用。非法关押还要被关押者出大量费用。半年之后，我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学校也不肯放人。

8月底，我又被关回看守所，理由是不肯“转化”，反抗非法关押也成了罪状。11月23日把我关入荷花坑劳教所。罪名是“上北京、反“转化”等”，把我去北京揭露假新闻的事重复处理还自相矛盾，对经过专家认定的“精神病行为”也判了罪。此事的主要经手人是矿党办主任张福才。

荷花坑劳教所的酷刑

荷花坑劳教所更是人间地狱，2001年上级命令要求很高的法轮功“转化”率（98%左右），对法轮功学员要求写出“四书”：保证书、决心书、悔过书、揭批书。都是昧良心的事。

劳教所有一系列折磨人的方法：洗脑、电击、绳子勒、坐“小板凳”、灌食、“熬鹰”等，美其名曰“教育挽救”，把人逼得写出胡说八道的“四书”。

一入劳教所先到六队一进班，刑事犯一个多月出班离开，法轮功学员如果不“转化”永远也不让出班。一进班是最残酷的地方，在里面坐“小板凳”，实际是一种刑具，硬木板面。要求坐姿：“头正颈直，目视前方，双手背后，两臂后张，五指交叉，手心朝上，小腿垂直，不准乱晃，静坐反思，姿势不忘”，坐一会儿都难受。早晨五点多钟一直坐到晚九点多。期间除短暂急促的吃饭时间外一直坐着。在坐班期间只有两次上厕所机会，上午、下午各一次集体上厕所，由于监督人员是心黑手狠的刑事犯，动辄拳脚相加，打骂是家常便饭，这种管理一进班的刑事犯会受到奖励。

坐“小板凳”时间一长，屁股都坐烂了，尤其夏天，穿的少，屁股烂了，流出的血浸透裤子沾到板凳上，起立时有时会把板凳粘起来，又掉到地上。集体起立时往往听到啪啪掉板凳的声音。每个法轮功都有刑事犯包夹监督，稍微一点姿势不合格就可能成为受迫害的理由。

在食堂吃饭的时间只有一分多钟，有时甚至更短，根本不可能吃饱喝足，再说也不敢吃饱，因为坐班时限制上厕所次数。吃饭时只有馒头喝汤，根本没菜，不可能吃好。普遍大便干燥，一般七八天才大便一次，我有一次十四天才大便一次，又干又硬落不下来。有的人二十天才大便一次。监室条件更差，又潮又脏拥挤不堪，生了大量虱子，浑身痒痒，我皮肤都挠破了，一片片红。晚上难以入睡，我有一次洗秋裤发现上面至少有五十个死虱子。法轮功学员廊坊的赵志普衣服上的虱子密密麻麻，得有上千只，看了让人吃不下饭。恶劣的生活条件让人窒息。

我绝食抗议，要求无罪释放，劳教所说我抗拒改造，几天后对我野蛮灌食，不知具体灌的什么。几个刑事犯掐住我，把我捆到椅子上，把很粗的塑料管硬插入我鼻孔，入食管再深插入胃，我挣扎不得摆脱，鼻涕眼泪直淌，非常难受。十多天过去了，我身体越来越虚弱，后来昏了过去。

我家属与劳教所有关人员协商把我接了出去。在矿家属院党办主任张福才仍不肯放过我，派人严格监控，都是我的同事被迫协助迫害。我身体刚恢复两天，又逼我回劳教所，我母亲妻子妹妹和我都哭了，求张福才也没用。半死不活的我又被押回劳教所，仍然面临恶劣条件，我们多人绝食抗议。都遭到了电击。队长亲自使用电棒，有刑事犯们协助用刑，用电棒打我脖子，我又疼又麻，浑身哆嗦，上不来气，但不肯配合，继续电击，我更难受，已面临死亡，两个刑事犯把我象拖死人一样拖到监室，扔到床上。都在议论我的后事。劳教所与我家人联系，把我放了出去，但仍施加压力“转化”我，家人在大环境压力下也向我施压。我感到身心疲惫不堪重负，违心地写了令人作呕的“四书”。违背了良心，我写完后真想放声大哭。

写完四书，劳教所也不肯放过我，逼我回所“转化”别人。劳教所对“转化”者都是步步施压，步步升级，写四书只是第一步，接着还要向单位家庭写道歉信，感谢信，并恬不知耻的要求给劳教所送感谢挽救的锦旗，要求向联合国写信，表示反对法轮功，感谢劳教所挽救等，对不服者威胁。我深刻知道在运动中为什么有人被逼疯。

过一段时间后，我声明反悔，良心稍微安慰一些。接着又受到肉体迫害：坐班，做苦工……不一一细说了。2002年8月底，我才走出劳教所。

劳教期满又被劫持到洗脑班

劳教期满后原以为可以回家自由了，其实不然。张福才不肯放我，把我又关进了“转化”学校——即洗脑班。此时的“转化”学校已改名为“法制教育学校”，但换汤不换药，还是原班人马。劳教期满，还继续关押我，这本身就违法。只有思想而没有行为是不能关押的，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关押就是违法。何况我也不是坏思想。学校也不可能进行什么法制教育，其本身就违法。我不肯“转化”，绝食抗议挨打老一套。洗脑班人员以再判劳教威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一度想碰头而死。张福才认为这样“转化”我困难，又加大了力度，把我关进了唐山市安康医院（犯人医院）对付绝食，此医院收拾人有一套，又有特殊权利。对我进行强制“治疗”，用绳子把我捆在床上，灌食输液，塑料管插入鼻孔再查入食管再深入胃，难受，但动不了，整天插着，一捆就是一天，几天后，天天捆着。我跟死人也差不多，已浑身无力。说话都困难，后来说不出话来，屙尿都在床上。再后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约一个月后医疗费用光，张福才不肯续费，又不接我出去，显然是借医院来收拾我，借刀杀人，我已奄奄一息。

父母闻讯再次从老家千里而来要求探视，但此医院是特殊医院，不能随便探视，“治疗”方法也不一般，不愿让家属看见，拒绝探视，父母苦苦哀求，并答应向张福才催促医疗费，医院方勉强答应。父母终于进了病房，看见了被捆绑在床上的儿子：眼窝深陷，形如骷髅，已瘦得皮包骨头，严重脱相，长头发如乱草，三十多岁的人胡子有半尺多长，父亲用手一摸我头，头发纷纷脱落。这还是个人吗？母亲扶床大哭。

父母惊慌中与矿方张福才等人交涉，答应办手续离开开滦回老家。实际上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工作和家庭，父母救人心切，什么都答应了。众人把我抬上车又拉回了“转化”学校。两天后我体力有所恢复，明白了一些，拒绝回老家。但是矿方与我家属已办了有关手续，由不得我。我再次绝食抗议，但无济于事，开滦局催促赶快执行，2003年5月20日左右我被车送回了老家邢台。妻子王淑娟仍在矿上，重压下与我已有了隔阂，实际上我也失去了家庭。工作家庭都丢了。而父母暗暗庆幸捡回了我一条命。

如今到处漂流

我身心受到巨大摧残，总算没死，但从此以后我就成了无业人员。由于到处迫害法轮功，我到处被人歧视，找工作等事受到严重影响，以至于穷困潦倒。十几年过去了，迫害仍在继续。

我一生中的黄金时光已经过去，损失已不可估量，和我同时大学毕业的现在都是区科级以上的干部，有车，有楼，条件优越，孩子已长大成人。而我什么都没有，五十岁的人了，仍只身一人……

当然受害者不仅仅是我一个，是大规模的，有许多病人修炼后有明显好转因迫害却突然恶化而死去，如我大姨子玉田白庄子王秀娥就是一个。许多重病患者因迫害错过大法救治机会而死去，我父亲、叔叔、姑父、表舅都是如此……

我的遭遇只是大海中的一滴。这一切迫害根源在于江泽民，都是在他的命令指示下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