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常琳一家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家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的常琳女士一家三口人于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在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中，夫妻二人遭受被绑架，关洗脑班，多次被非法抄家，长期被严密监控，受骚扰等迫害，儿子在学校受歧视。

最近，常琳女士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分别递交了控告书和刑事自诉状，丈夫兰雨瑞和儿子兰海分别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控告书，要求追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

常琳女士在控告书中叙述得法受益的经历：

一九九四年四月，我外地的两个姐姐（二姐，四姐）来到成都听法轮功的讲座。我的四姐身体瘫痪五年，修炼了法轮功后身体恢复正常，健康了，这次是四姐陪我的二姐来听法轮功讲座。二姐瘫痪了十年，手脚是麻花卷着的，什么事都做不了，吃东西很少，生活不能自理。二姐是坐轮椅去听讲座的。我陪着两个姐姐去听了法轮功讲座。二姐听到第四堂课时，就能行走了，还能跑步上楼，吃东西也正常了。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人，回家时赶火车，自己能够小跑上车，与来成都时判若两人。

我陪两个姐姐听法轮功讲座，自然就走入法轮功修炼。听了法轮功讲座，自己也受益匪浅。原来我有背心痛的毛病，棒小伙用拳头打我的背都没有感觉。月经痛也是我非常痛苦的事，每次例假我痛的没法做事，吃了不少药，看了不少医生没有效。听完法轮功讲座，我就按照法轮功要求的做，我身体的这些痛苦现象就再没有出现过。

而且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我对利益看的很重，在上班时，与人斤斤计较，一两分钱都要较劲。在商店上班时，如果被少发奖金，会去大闹一场。学了法轮功，我就象变了一个人，我知道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在利益上看淡了，不会去占便宜了。一次出租房屋中，我可以理所当然白得六千元钱，但是我没有要；买东西，别人多找给我钱，我会退回去，绝不占便宜。自己出钱帮助单位一个孤寡的老师傅，单位领导不高兴，领导把老师傅当拖累，我仍然帮助老师傅。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功，绝不会管与我无关的事。何况还自己花钱去帮助别人。修炼法轮功出了善心才做得到的。

我的丈夫后来也加入法轮功修炼。我们按照法轮功“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事为他人着想，多做善事，修去为私为我的心，做一个高尚的好人。

我们家住六楼。整个单元的住户就我们家年轻一些。楼道没有灯，那些年纪大的人夜晚上下楼很不安全。一九九四年修炼后，我和丈夫就自己花了一百多元钱买来声控灯材料，从一楼到六楼全按上声控灯。

我家对门是一对老人，经常把钥匙忘家里。每次进不了家门就来我家找我们帮助。我们就从我家阳台翻到他们家阳台那边，两家阳台隔了一个窗户，是非常危险的。我曾经翻过一次，丈夫翻了数次。其他邻居知道后都说别翻了，打119，老人不愿打119，我们照样帮助他们解决麻烦。

兰雨瑞先生在他的控告书中谈到他的得法受益情况：

我的烟瘾很大，平时妻子怎么劝我戒烟都不行，抽烟三十年，从来没有戒掉过。一九九四年六月一天，我看了妻子学的一本书《法轮功》，感到这书讲的太好了，就开始学。那年十二月份，法轮功师父要在广州举办最后一次国内讲法班，我们全家三口人都去听法了。去之前我随身带了三包烟，在去的路上抽了半包烟就不想抽了，说来真是神奇，我从此戒掉了烟。看了《法轮功》的书，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把我的烟瘾去掉了。

一九九四年我炼法轮功前酒瘾也非常大，每天必喝。酒龄有二十多年，酒后就话多。一九九四年八、九月，我炼法轮功才两个多月，就把酒瘾戒掉了。

我的身体历来不好，免疫力低，身体僵，总是感到身体没有劲，脚耙手软，站着想坐着，坐着想躺着，给别人感觉这人真懒。修炼法轮功后，这种状态就没有了，身体有力了，什么活都愿干了。在单位上，大家都感觉我象换了一个人。

我修炼法轮功前，性格也不好，平常总是怨气连天，争强好胜，得理不让人，搞得人际关系紧张。我从广州听完师父讲法后，真是变了一个人，身体无病一身轻，性格也开朗了，也爱说笑了。

下面是常琳女士在控告书中自述她及她丈夫和儿子遭受的迫害事实：（限于篇幅有删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滥用职权发动迫害法轮功。迫害很快降临到我身上。

被绑架，在派出所之间流动迫害，被侮辱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我想去给在家的儿子买点吃的，刚出大院门被一个高大的男子挡住，问了我的名字得到我肯定答复后，他晃了一下警官证，就要我跟他们走一趟，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绑架到白巷子派出所（现称金仙桥派出所）。我被审问。然后那些人又带我到家中，把我家抄了，抄走了师父讲法录像带，师父法像等，抄完家，就回到白巷子派出所。

我被非法关押后，警察还反复抄我家，连空的存折都拿走。每次抄家我儿子都被惊吓，受到的精神伤害是极大的。因为在派出所关押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所以每天换一个派出所。据说金牛区有二十－三十个派出所，我就在这些派出所之间流动关押。

在城隍庙派出所，我被关在一个又黑、又潮湿、又肮脏的黑屋里，开门就是茅坑，堆满了大便，里面蚊子多的象蚊子仓库，我把带的衣服全盖在身上，第二天早上放出来时，左边从大腿到脚趾头全是蚊子叮的红包。

在五块石派出所，放诽谤法轮功的电视看。每到一个派出所都要被搜身。在这个派出所已经半夜了，我被关进一排几间屋的最后一间，那些屋都没有人。门上有一个小窗口，有什么事通过小窗口说。可是深更半夜有人把门开了，叫我起来搜身，这人满口酒气。我说已经搜过了，他醉醺醺的说：我要搜。本来夏天就穿的单衣服，身上有无东西一眼就看出，可他非搜不可。纯粹是对我耍流氓。从七二一日开始绑架一直跟我在派出所之间走的有三个警察（一个是市公安局的，另两个是金牛分局的），第二天我告诉市公安局的警察昨晚的事，可是他说这些事我们不管，与我们无关。

在交大派出所，陪着的市公安局警察对我做笔录。他问了许多问题，就是想整材料，我抗议他不实事求是。

一天晚上，我正在睡觉，突然门被打开，来了十几个人，说是省厅来人要与我谈话。我给他们讲了我怎样走进法轮功的，法轮功怎样使我改变成善良人的具体实事，讲了四十多分钟。最后领头的人说：好，那你好好休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我被放回家了，结束了在派出所之间的流动迫害。可是我并没有得到安宁，分局经常打电话骚扰，经常被不同派出所叫去问话。

逼我迁户口

在我被绑架经历了在派出所之间的流动迫害后，本段派出所逼我迁户口。

当时我的户口在城里忠烈祠派出所。一天本段户籍打电话叫我去派出所一趟。派出所要求我把户口迁走，我不答应。所长说：你暂时迁走，过几年你再迁回来，还给我写条子。我说：不得别人同意下户口，你们这是非法的。所长说：我也没办法，我们这就你一个，我们是先进单位，看在同学面上你帮我个忙吧。我对所长说：你们非下我的户口，我就不上户口了。所长又急了：三个月不上，我们都要扣奖金。他们在干非法的事情，我不想配合他们，我拿着户口单，就是不想上。快到三个月，百果林派出所所长、指导员轮番来做我“工作”，分局的人也来说，让我上户口。被迫上了，但是到拿身份证的时候，又开始刁难我，不给我身份证。我不断的去要，费了很多精力才把身份证要到了。

被监视、跟踪，工作、生活不宁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回到家里后，小区门口收发室对我出入时间专门记录，每天户籍都要来抄这个记录时间。

我出门去玩几天，派出所就会打电话追问到哪去了？连出趟门也不自由。

一天一个邻居告诉我丈夫，你的家里有人用工具开门进去过。经了解，那天退休人员组织学习，都到一楼那家去学习，我的邻居老夫妇也在那学。女邻居说她每天十点要吃药、量血压，就坐在门口楼梯边，方便上楼去。九点左右，她看见来了四个人，提了一个工具箱，上楼去了。过了不多久，女邻居上楼去吃药，上到四楼半，她就看见这四人正在用工具开五楼右边的门。她上去时，那些人还给她让路让她上楼，邻居认得是开我家的门，她没敢吱声就上楼了。二十多分钟后女邻居下楼时楼梯上没人了。过了一会儿那四个人下楼，手里多了一个白色塑料袋。从此以后我家就成了他们的自由市场，我们一出门他们就来，不知他们在我家搞了什么名堂，我们的生活完全失去安全感。

一九九九年前，工作单位开始散伙，我靠打工维持生活。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后，我到城市管理做协管员，同事很多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可是干了一年多后，协管中队一天把我叫去，把我辞退，听他说话含含糊糊，我知道有人捣鬼。

我又到特百惠打工，我在公司工作任劳任怨，每个门市都留下了好的口碑，公司老总也非常欣赏我的工作精神，可是没有干几个月，有一天老总无可奈何的让我走，我又莫名其妙失去工作。

还在网通公司干过，都是好景不长。没办法，为了生计，我只得清早三点钟起来，到火车站卖黄果兰，站在街边卖。就是这样，我发现有一中年男子总在旁边拿张报纸看，我走，他就走。

监视和跟踪，搅乱我的生活和工作，给我及家人带来极大的精神迫害。

亲人受迫害

二零零零年除夕，深夜十一点，成都西安路办事处、社区、派出所来我家逼着开门。门开进来六、七个人，说是关心一下，说是办事处、社区、派出所换领导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一次深夜敲门来要我们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早就掉了，要我写个情况；我丈夫的身份证被拿走，造成他后来办自行车牌照需要身份证的困难，费了很多周折把身份证要来办了牌照，可是马上户籍就要求把身份证拿走。

丈夫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去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西安路派出所绑架，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家里被一群彪形大汉抄家。丈夫被拘留十七天后，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日被非法转到新津洗脑班关押三十一天。二零零七年一月十日才回到家。

洗脑班的伙食费每月要交四千四百元，我没有工作，拿不出钱，丈夫单位说他们出四千元，我出四百元。

丈夫还在上班时，西安路（百果林和西安路两个单位合并为西安路办事处）办事处多次到他单位，给领导施加压力，非让他离开单位不可。甚至一个星期去二、三次，领导无可奈何，让他回家休息。那时他才四十七岁。在家里也不清净，西安路办事处的人多次上门骚扰。

一九九九年九月学校开学了，我儿子正上小学五年级。他班主任老师在上课时叫我儿子站起来，对全班说：他爸、妈就是法轮功。这种情况发生两次，搞得我儿子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同学也经常欺负他，人为的破坏了儿子与同学的关系。儿子又经历了被抄家、父母亲被抓、被关拘留所、洗脑班等的恐怖惊吓，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原本可爱的儿子性格完全变了。

二零一二年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我正在家里，上午十点多钟，突然闯进我家几十个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说什么话，就绑架了我，并同时抄家，抄走了师父的法像，没有任何手续。来的人不少，房间各个屋子里都站着人，出门楼道五楼下到二楼都是人，楼下小院里也站满了人。

被绑架上车后拉到新津洗脑班刚下车，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叫上车去医院体检。体检查出高血压二百，我的眼睛充满血，医生问我是否有高血压，我说没有。她又查还是二百，要求我吃药，我不吃，她们讨论是否收，最后还是收进去关。

我被关进去半个月，无人问津。我不知为什么被抓来关押，要求见了金牛分局的人，分局来了一个警察，我问他：凭什么把我抓来关在这里。后来管这事的人出差回来找我谈话，他说：你这次进来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政府机构，是中央政府。就这样我被无端关押在新津洗脑班受折磨。

在洗脑班我经常感到头昏，眼睛总想闭着，吃饭时眼睛都睁不开，就闭着眼往嘴里拨饭。后来才知是饭菜里面有药。我只得把饭菜洗了吃。我的陪教常换。一个陪教见我洗饭菜，就说，你只有多喝水。另一个陪教说：你洗了，什么味都没有了，你只有早点出去。就这样，我的记忆越来越不好，思维也不那么灵活了，总是昏沉沉的。

每天关在小房间里，我要求活动活动，就安排在对门的大房间里走动。我是被关在楼上最里面一间，一般出来活动，房间里的灯和电视都是开着的。一次出来活动一会儿，房间灯和电视突然关了，我问陪教：你关的吗？她说：没有啊，我不也在这儿走吗？回到房间，我正准备洗澡，喝了一杯先就准备的水，一喝就感到头昏眼花，不能动，身体就更难受，马上挨到床边躺在床上就睡下了。第二天陪教奇怪的问我：昨晚都准备洗澡了，为什么没洗澡？我说了自己喝水后的反应，再想昨天晚上突然关灯和电视，以及谁来过，知道是有人干坏事。陪教闹着不在洗脑班干了，劝我保重。

后来我不再吃洗脑班的饭，自己花钱买方便面吃。

在洗脑班盘腿坐要被干涉，不准那样坐。一次我看电视自然盘腿坐那儿看，就被查房的看见，要求把腿拿下来。陪教主管只要不顺她就骂人。一次我与她分辩了几句，就停了我的热水（那时正值冬月）。

就这样在洗脑班关押到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省委来人，才把我从洗脑班放出来。我在新津洗脑班被关押迫害了七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