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法轮功学员喻堃遭受三次劳教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武汉法轮功学员喻堃三次被非法劳教迫害，在何湾劳教所受尽凌辱，身心受到极度摧残，至今有家也不能回。家人及年迈的父母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

喻堃女士说：“先生又当爹又当妈，还要赚钱生活，那时孩子非常小，每天接孩子上学放学，经常没时间吃饭。孩子绑在摩托车上时常睡着了，有一次还掉下来了，好几次出现危险。孩子幼小的心受到创伤。先生由于精神上的迫害加上过度劳累，那时身体经常病，还被车撞了两次，摔倒两次。这次我在外面，街道居委会第二天上家问我到哪去了，第三天国安打电话，说知道我的去向。”

下面是喻堃女士自述她的经历：

我叫喻堃（坤），几次被迫害，他们不查明身份，并强加莫须有的罪名给我，还把喻堃改写成了喻坤。

一九九九年新年后一大早到公园看到了“法轮佛法”的简介，就参加炼功，每天精神非常好，走路一身轻，心情也非常愉悦。邻居们都知道我修炼的法轮功是教人心向善，做好人。那时的公园随处可见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民众，一片祥和之气。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由于江氏集团强加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并以报纸电视及所有可利用的宣传工具大肆造谣污蔑。江泽民又命令“六一零办公室”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为了给师父及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元月份，我们四个年轻同修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证实法，三天后安全返回。回家后，街道及派出所都知道我去了北京，居委会的人带着警察到家骚扰好几次。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居委会的人及户籍怕我三月八号上京。找我去谈话，把我骗进了街道办所谓的洗脑班，让我先生交了五千元钱，还不让我回家。那里每天很晚才让睡觉，门都锁上了，门口还有人员轮流站岗换班监视着，不让我炼功学法。

当时我小女儿四岁半还不到，大女儿上小学一年级，先生又要上班，小孩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一个星期了，先生实在无奈只能找单位领导去要人，说自己这样无法上班，后由单位出面将我保回，但要单位及先生在什么保证书上签字，还不让我看内容。

后来还骚扰好几次。有一次白天我正在家里炼功，门虚掩着，一个警察来了，我以为是先生说门没关自己进来。进来后我一看是警察，当时炼功带就放在桌上，他看到就拿在手里并说跟他到派出所走一趟。我说你在外去等一下我上一下卫生间然后再去。我拿上钥匙跟他到了派出所，到了一个房间看到两个认识的同修站在那里，心里立即明白了。他问我说认识她们吗？我说不认识，并说你把我的炼功带给我，我有事要接孩子呢。他说那你明天再来，我天天上班。，我说那好我明天再来，后来又去要了几次没给，先生说你这样累不累呀，他们就是让你天天到那里去，是骗你不会给的。后来就没去。

过了一段时间派出所户籍上门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想是户籍就要讲真相了，一路走一路讲法轮功是叫做好人，师父是冤枉的；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等等。后又来了一个户籍什么也没说，我还是一路走一路讲到了派出所。他什么也没说，我自己就回来了。到后来先生告诉我说是转我的户籍调查我。因为那时全国有这个政策，只要是半边户又在武汉住了十几年，也就是应迁过来的。可派出所户籍为了自保，硚口区宗关街派出所就没迁我的户籍。至后来很多事都不方便，他们是有直接责任的。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一年四月份我和同修到武昌去发真相资料及粘贴，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在看守所里，我晚上起来炼功被警察发现，指使牢头狱霸用手铐让我双手向后举过头顶反铐在铁栏钢筋上，只能脚尖着地一直吊着我，还不让吃饭。有个同修过来拿了件自己的毛衣帮我把脚后跟垫着，并喂我吃饭。她们看见了马上过来把毛衣拿走了，赶走了同修，只要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们就拿毛巾堵住我的嘴。我对她们说你们再这样做我就咬断舌头，后来就没堵了。

我被这样铐了半个月才放下来，双手手肘腕的皮都被磨破，出血，能看得到静脉了。不法人员还到我家抢走了所有大法书籍及师父讲法录音带、录像光盘、炼功带，家里的四千多元钱及金戒指、金耳环都不见了。

在武汉市何湾劳教所迫害劳教一年半，在那里强迫做奴工/装料/包/刮各种纸，还每天半天强迫洗脑，致使身体非常虚弱。

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四年新年，我在江岸区劳动街一栋楼、一栋楼进行发放真相资料音乐卡，好几百份几天全部发完了。没想到门口有被邪恶操控的恶人便衣蹲坑，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人。二零零四年二月份正好同修来我家，我们就一起出门在原地继续发真相资料及粘贴，看见有宣传栏里诬陷师父及大法的内容，当时我们把宣传栏里的内容覆盖上贴上法轮大法的粘贴等。发完后刚要离开，就被不明真相伪装的夫妇构陷，被绑架劳教迫害。

在何湾劳教所一年三个月，我被关在全封闭式的小房间里，不让出门，洗澡，吃喝都是吸毒犯直接送进来，每天四点半起床。警察胡芳还唆使吸毒犯王丹经常把我拉起来不让睡觉，不让坐。每天站在画的圈里面不让动，动一下就拿直尺打我头或惩罚我，要我帮她们做事。不让我吃饱，还强迫给我吃她们的剩菜剩饭。整整关了三、四个月。她们还强行按住我的手在所谓的转化书上签字，我心里非常难过。三个月后，有个揭批的事，我借此机会主动找警察说是王丹写的转化书并强迫我签字，不算我写的所说的，所以全部作废。之后她们继续禁闭我，只是禁闭换到了车间的仓库里。

由于长期的被迫害，当时我一站着就会倒下来，经常昏死过去，坐也坐不住。她们就让兽医（因为那个人是兽医，根本不是医生，当时在那里的人都知道的）给我看病说是心脏衰弱。我对她们说，我来的时候好好的，这都是你们造成的，是要负责任的。警察黄虹假惺惺对我说，如果到大医院去检查做心电图是要电击心脏部位的，你是受不了的，之后就不了了之。

当时在那个黑窝里，龚良汉及邪悟的人做好几天的所谓转化，我根本不看她（他）们，也不理她（他）们，就是不断地发着正念。被迫害的同修看到我的情况都流泪了。一直拖到一年三个月后又被送到了江岸区谌家矶洗脑班迫害，当天先生去劳教所接我，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都没有见到我，就打电话问她们才知道我被转移的地方，他晚上赶紧找了人，第二天才把我接回家，当然这其中也强加了很多莫须有的条件。

第三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七号，我与几个同修到武昌洪山区发真相资料时，再次被不明真相的村长诬陷，再次绑架迫害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后被强迫送到何湾劳教所警察胡芳的队里迫害。见到胡芳后一直跟她们讲着真相，并说这次你们再也转化不了了。胡芳生气地对检查衣物的人说：脱光衣服检查。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的看着她这不理智的言语。

开始二十多天不让睡觉，关在小黑屋里，打开窗户让我每天晚上赤着脚对着风站在小方形塑料凳上。被唆使的吸毒人曹文莉用脸盆打满水对我从上到下的泼水，拉开领子从头上向身体里灌水。头上及棉袄全部都打湿了。这样连续迫害了好几天，还踢我的脚打我的头。她们还被操控着邪恶地对我说：你法轮功是神功，是神腿，就要打你。我也不断的在喊：打人了，打人了。我趁她打累了不注意的时候后迅速打开门向大厅冲，大厅里一个值班警察也没有就知道又是她们串通好了的，便向她们值班的吸毒人说了此事，吸毒人装聋作哑的说没听见，不知道这件事，她们都是故意的不管。

后来我什么也不配合，就在那里给所遇到的人讲真相。她们怕我带动了其他同修，马上把我转到了郑春梅的队。我主动找到值班警察说共产党这样迫害我，从此以后我都不会再穿牢服，不做事，也不站着了，我用自己的衣服垫在地下坐着。她们还不罢休，把我垫着的东西都丢了，如有检查的人来了就让我坐在小塑料凳上面，人走了就马上拿掉。我当着车间二百多人的面对郑警察她们说，这就是你们共产党整人所做的丑事，蠢事，是你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共产党自己把自己打垮了。

一次她们又搞假，那个吸毒人说让我蹲着添饭，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是好人没有罪，也不会蹲的（那里根本没人性，不把人当人看，所有到那里的人都蹲着添饭吃）。那个吸毒人就说那你今天就不用吃饭了，不给我添饭了。她们不断的从身体上、精神上迫害我。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到了第五天，她们非常害怕出事，就强行给我灌食，八至九个人每天两次轮流灌，把我拉到卫生间推倒在地上，背部朝下。面向上按住我的脚跟手，捏着我的鼻子，拿着铁勺子，强行撬开我的牙给我灌食。前面的门牙也是那次灌食弄坏的。每次都灌好长时间，弄得身上及头发脸上到处都是，完后就把我的头及身上按到水龙头下清洗干净，还警告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对她们说，你们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只有坏人才会做得出来，车间里那么多人看到我这个样子不用我说，大家都清楚，纸是包不住火的。

长时间的这种精神摧残及身体上的摧残，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善意的对她们说，你们这样做是在犯罪，以后要偿还的。警察郑春梅一次公开对其他人说‘法轮功’不做事就不准使用热水，喝的都不行。还说人多没地方睡，就让我长达十个多月睡在大厅的大理石地上或睡在大理石房间走廊过道上，其它的洗漱都是冷水，每天从早上六点钟坐到晚上十二点钟。（其间有一次那里去了十几个人，有着装西服领带的，有穿白大褂的手里拿着医疗器具，说是抽血检查。当叫我的名字时，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没有病不抽血。有个穿西装的人到我面前叫了好几次，我都不配合。

由于凳子非常小，加上对我长期的身体迫害，人非常瘦体重只有八十几斤。看到我的人都说我变样了。

三次被迫害：在看守所分别被非法关押三次，每次都是一个多月；拘留所被非法关押十五天；谌家矶洗脑班关押一天，街道办的所谓的洗脑班关押一个星期。

家人都受到身心摧残

家人及年迈的父母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先生又当爹又当妈，还要赚钱生活。那时孩子非常小，每天接孩子上学放学，经常没时间吃饭。孩子绑在摩托车上时常睡着了，有一次还掉下来了，好几次出现危险。孩子幼小的心受到创伤。先生由于精神上的迫害加上过度劳累，那时身体经常病，还被车撞了两次，摔倒两次。这次我在外面。街道居委会第二天上家问我到哪去了，第三天国安打电话，说知道我的去向。

父母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七十三岁的父亲高血压发作，躺在家里好几天，后被送到了医院，现在还躺在医院病床上。长达十六年的迫害，给自己与家人的身心伤害及经济造成极大损失。自己几次差点失去生命。我现在更是有家也不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