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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遭绑架、关押、劳教 山西王振霞控告江泽民
以下是现年四十五岁的王振霞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修炼大法 疾病不翼而飞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父亲兢兢业业工作，母亲辛劳操持家务，孝敬公婆，狱警儿女，日子虽然过的清贫，但也其乐融融，婚后，家庭美满，舒心快乐。但是不随人意，身体有病是谁也代替不了的，时不时的心烦气躁，头晕，血压偏低，乳腺增生，又怕强光照射，偏头痛，动不动就恶心，扎针能减轻一点痛苦，但是什么事每天做都有厌烦的时候，我就自己解决，就这样一天天熬着。九七年乳腺增生痛得厉害。丈夫带我去市里求医，花了好几千块钱也不见好转，心情非常压抑，活得好苦、好累，家里亲人看见我这副样子也很担心。
这时，经邻居大姐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每天学法炼功，不知不觉的身体上所有病不翼而飞了，不怕冷也不怕热了，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是多么的美妙，心中充满对师父的感恩，每天心情舒畅沐浴在幸福之中。
上访、炼功遭绑架、关押
然而这样一个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却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由于个人妒嫉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电视每天滚动播放对法轮功的诬陷报道，炼功场出现了便衣。
丈夫因为害怕我遭受迫害，不让我出去炼功，抢走了我的家门钥匙，叫来父母劝阻我，还用菜刀逼着我放弃修炼，我默默无语，丈夫看到我痛苦的表情，无奈的蹲在那里哭了，父母也哭，家里哭成一团。在他们看来，只要我不出去，警察就不会找我，孰不知我还是经常受到警察骚扰。丈夫是个正直善良的好人，他这一切不理智的表现都源于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害怕失去妻子，害怕失去这个家。
我整日以泪洗面，心情跌倒低谷。法轮功没有要我一分钱，却使我成了一个健康幸福的人，而现在法轮功遭受这么大的委屈，我不能不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我不能不讲良心。我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后被警察押回原地，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当地公安国保大队长孟令新带领警察又非法抄了我的家。家里人听说我被押回来了，早就吓成了一团。一连几天，母亲每天早早来到看守所门口等，等能见我一面。我在看守所整整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家人被勒索近一万元。回家后，我看到丈夫整个人瘦的脱了相，八岁的女儿紧紧的拉着我的手不愿松开，生怕妈妈再次离开她，年迈的父母更显苍老。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九日，我们正在街心公园炼功，当地公安局长孙家寿，张云常指派好多警察把我们绑架进了公安局非法照相、审问，有一部分学员被罚五百元回家了，有几个被拘留半个月，我们四个人被刑事拘留两个多月，家人为我能早些出来，给公安局共花费多少我也不得而知。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起，我就没有安生过，公安局、派出所、社区经常光顾我家，问炼不炼啦，每逢假节日和所谓的敏感日都要来我家骚扰，给我及我的家人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从那时起，我的心总是沉甸甸的，呼吸都感到很困难，每天提心吊胆生活在极大的压力和痛苦之中。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再次和同修去北京上访，心想给法轮功和师父讨个公道，说清楚了也许还能有个合法炼功的环境。从下火车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路上，到处是便衣，刚一搭话还没有明白过来时，就被劫持到一个象宾馆地下室的地方。我和一位老年同修被警察用一个手铐铐在一起，连上厕所都的两人一块去互相帮忙，我们让人给看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当地公安副局长张云常带领王应龙、白燕平、张玉林把我们带了出来，押回当地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后，被劳教一年，离过年十天被送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每天让写对法轮功的认识，还抽血化验（现在才知道当时抽血是为了活摘器官做准备），那些劳教警察为了完成转化任务，不择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利用吸毒人员急于回家、给他们加分的心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只要是炼功人他们张嘴就骂，动手就打，打人成了家常便饭。用针刺老年人的指甲缝，惨不忍睹。对于这些，狱警却置之不理，装聋作哑。就这样我在极度的压力中走过了一年的牢狱生活。
讲真相 先后遭判刑、劳教
回到家中，面对警察不断的进家骚扰，面对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异样的目光，为了让人们明白真相，我于二零零四年三月，去向世人发放真相资料，被人举报，当时国保大队长张兴民、曹丽红看见是我们，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样子，这一下张兴民可有钱赚了，这时家里人又处在了极度痛苦的压力中。因为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使得这些警察在利益和权力的驱使下失去了良知和善念，每抓一个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有利可图（江泽民发放的迫害法轮功的经费，欺诈法轮功学员家属的钱财）。在看守所关押了四个多月，家里人花费了三万五千多元把我弄了出来，判三缓四做了个了结。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日，我们结伴去乡下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构陷，在回家的路上遭到灵丘县国保大队长乔征兵及其下属警员、白崖台派出所、公安局其他警察绑架。只看见车、人黑压压的一片，道路交通堵塞，围的水泄不通，如临大敌，为的就是绑架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修炼人。我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凶神恶煞的国保大队长乔征兵拽上了一辆警车，前面左面右面，都有人押着，整个身体动也动不了，乔征兵扭过头还摁着手铐，生怕飞了似的，把我们拉到了国保大队，轮番有两人看着，到了晚上开始提审。前任国保大队长张兴民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验，现任乔征兵就请来张兴民助阵，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第二天大清早，年迈的母亲早早来给我送饭。我怎能吃得下去，只能把眼泪收起，劝母亲放心。快八十的父亲来了，见到我们唉声叹气。我让父亲去向局长要人，你的女儿没罪，让他无条件释放。父亲去了又回来了无果，我让父亲回家照顾好母亲。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和父亲的诀别。
第二天晚上，我们五人被非法送往大同第一看守所。这个看守所纯粹是个地下黑工厂，不分年龄大小，干同样的活，早上六点起床开始干活，一直到晚上十点，中间几乎没有休息，做串串灯，出口到国外，天天如此周而复始，完不成任务就值夜班，一个小时一换，但是完不成任务的太多了，一夜就得值两三个夜班，几乎有很少的时间睡觉。家里人托马志刚队长上的钱到不了自己手里，大同朋友送的内衣内裤，也到不了手里，家人托关系找人又花费三千多元。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三十五天直接劳教两年，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悄悄送劳教所。有一天，乔征兵去劳教所送人，故意去找到我们说；把你们送来我就放心了。在劳教所还是干活儿，给汾阳王酒厂串酒标，做电子，完不成任务还是加班，连上厕所都一路小跑，为了挤时间干活，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唯一的办法就是少喝水。劳教队长们还是不满意，吆五喝六的，只有在分钱的时候才有个笑脸。这些奴工无偿奉献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劳教所作为一个执法职能部门，从来不从正路上引导大家，从那个地方出去的人只能是变本加厉，变得更坏。对待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迫害程度触目惊心，连其他劳教人员都说；他们太狠毒了，简直是草菅人命，当着劳教队长的面，另类劳教人员可以搧法轮功学员耳光，对待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走不了路的，就让拖着去医务室灌食，从三楼楼梯一直拖到一楼，回来也是如此，整个身体着地，这就是迫害法轮大法元凶江泽民所要的。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参与迫害的人真正明白了自己的一切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真的会后悔的。
父兄难承受迫害离世
我被非法劳教期间，近八十岁的父亲因对我的牵挂，寝食难安，在漫长而难耐的思念中含冤离世。我的兄长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父亲的去世、唯一的妹妹又被非法迫害——双重的打击，使他承受到了极限，带着对妹妹和父亲的牵挂，离开了人世。
母亲担心我不能活着回家，就没有告诉我父兄离世的消息。我的女儿自尊心很强。从她开始上学一直到现在，都饱受着母女随时分离的痛苦。因为我多次被非法关押，她在学校备受歧视，要强的孩子从来不在外人面前掉泪，憋着回家哭，这使她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
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女儿又被取消了随军记者的机会，为此女儿怨恨我、亲友指责我。这就是江泽民迫害的株连政策，导致亲人对法轮功的憎恨，使亲人之间反目为仇。
我于二零一三年八月二日晚回到家，我只看到母亲，而找不到父亲……十六年来，无数次的骚扰、无数次的侮辱、无数次的恐吓诱逼，给我和我的家人精神上、经济上和身体上造成了无法想象的损失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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