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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迫害致疯 成都卿明珍控告江泽民
然而从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灭绝人性的迫害以来，卿明珍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被非法拘留三次、非法劳教三次、非法关押在“成都武侯法制学习班”两次、被非法开除公职；在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的高压迫害下，失去记忆达六个月之久；在非法机构“成都武侯法制学习班”一度被迫害致疯；在十六年的迫害中，竟有十一年被迫在劳教所、流离失所中度过。至今思维反应较迟缓、记忆断断续续……
二零一五年六月六日，卿明珍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发出控告书，要求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将其绳之以法。并要求赔偿控告人卿明珍及家人十六年来因被残酷迫害所造成的各种精神损失、经济损失一百万元。
以下是卿明珍在控告书中自述的理由与事实。
在被迫害十六年后，特别是遭遇了生不如死、行尸走肉、不会言笑、失去记忆达六个月之久的炼狱生活、被迫害致疯后的今天，我还能有幸亲自执笔向我热爱的中国人民讲述我自己所见证、遭遇的种种非人性的摧残，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伟大的师尊。
十六年的迫害，我亲身见证的所有经历，使我越来越感到法轮大法是正法，李洪志师父真的是太慈悲、太伟大了。虽然我数次背离自己的师父，甚至丧心病狂的给江泽民写信控告师父，以致遭遇了多次死亡的撞击，生不如死，但慈悲的师父不计不报，多次救我出苦海。
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从中央到地方，包括社区、单位、公社的相关人员，从老人到小孩都被强迫牵扯进来，在利益面前、权位面前，被迫昧着良心参与了这场迫害。因为这场迫害完全是江泽民一手制造的，所以我只控告元凶——江泽民，真心希望所有参与者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向世界人民曝光江泽民及610邪教组织的罪行，救赎自己的良知。
修大法身心受益
我是一九九六年七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之前对气功、烧香拜佛从来不感兴趣，认为是老年人的个人爱好；我的生活很单一，就是家庭、学校、单位、家庭……走入法轮功修炼完全是出于好奇。
一九九六年七月，我带着幼女去成都体育馆散步，被一群面容祥和的炼功人群吸引，惊讶的发现还有很多年轻人在里面，出于好奇，在无人介绍的情况下，我也跟着他们炼“抱轮”。炼完后，感到一身轻松，从此很自然的走入大法修炼。
每天正常上下班、做家务、带孩子，只是每晚七点到九点到体育馆炼功；每周三次到法轮功学员家集体读《转法轮》，然后交流自己如何用书中的法理对照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如何在单位、家庭严格要求自己做个修炼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参加学法的有八十多岁的老人到几岁的幼儿。一个月后，困扰我多年的痛经、每月经期达半月之久、颈椎骨质增生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头昏、恶心竟不治而愈了。要知道仅医治痛经、脑供血不足，我每月在单位报销的医药费都较高，常请病假、住院。从一九九六年七月走入修炼后，我至今没有再吃过一颗药，为单位节约了大量医药费。有了健康的身体，在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大法法理指导下，我在工作、生活中实践着“真、善、忍”。
在单位里，任劳任怨，领导分派什么就干什么，不计不报。多次拒绝用户私下给的电话开通“手续费”；我在测量台工作时，随波逐流，销假电话障碍单是常有的事；修炼后，就去掉了这不负责任的做法，对每张障碍单都认真检测，所以只要是我值班，派出去维修的障碍单是最多的。在一九九八年的大洪水中，每天都有大量的用户打进来的电话故障单。一天，我又想销假障碍单，刚销了一张，总感到有无数的眼睛盯着我似的，感到自己在做一件很羞耻的事，不敢为之，甚至心跳不止，直到我重新检测好被我销毁的那张故障单，一切才得以平静；多次被评为局先进、标兵；在家庭中，过去我瞧不起来我家的农村亲戚，嫌他们不讲卫生，以致他们都怕见到我；修炼后，我知道了人人平等，不应有瞧不起人的心，主动去向他们道歉；面对离异的丈夫一次次的暴打，我不再象原来那样用言语刺激他，而是无怨无恨，努力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双亲也为我身体的健康而高兴。
依法上访遭非法劳教 开除公职
然而这一切都在一九九九年七月被彻底破坏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开始，全国所有媒体、报纸、电台被江泽民操控着，反复播放了近一个月的诬陷法轮功的所谓新闻。我相信了那些恶毒的谣言，我动摇了，没有再看《转法轮》和炼功了；后来了解到事实真相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媒体欺骗了！堂堂的国家级媒体怎么能如此卑鄙地采用对口型、伪造证人、歪曲事实、愚弄百姓呢？我真的太相信政府了。每每回想起来，真的令我悔恨和痛心啊！
为了讨回公道，为了良知和正义，我依然怀着对政府的信任，向单位请了事假，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独自进京上访。（之前，我了解很多地方的修炼者单位被株连。想到作为一个修炼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所以为了不让单位职工被株连，我曾主动辞职，但被单位退回。）
因不知到哪里上访，我在天安门广场刚盘腿坐下，一位警察来到我面前：“干什么的？有身份证吗？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并将身份证递给了他。接着他叫我上警车，被送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后，又被成都驻京办事处劫走。回到成都又被成都小天竺派出所非法送到九如村治安拘留十五天。回家才几天，小天竺派出所叫我到派出所去了解一些情况，我不想去，老实本份的母亲对我说：“去嘛，你修真、善、忍的，怕啥？要配合他们的工作。”一进派出所，没有任何理由，警察就直接叫我在早已写好的拘留书上签字，我也主动配合签了字，还真认为是在配合警察工作呢。被行事拘留了三十天后，又被派出所告知，每天必须到成都铆钉厂的会议室学习。这期间，丈夫也不时地被单位领导叫去了解我的情况，倍感精神压力很大。直到二零零零年大年二十九，才结束了所谓的学习。单位也没通知我上班。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和年仅九岁的女儿带着上访信再次进京上访。这次，直接来到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信访办大门，执勤的警察不接待我，叫我回家去。我说：“我终于明白进京上访的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了。他们上访无门啊！如果你不接待，我也要去天安门广场了。”他便给了我一张小纸条，上面有打印好的地址，并告诉我：“信访办在这里。”我照着纸条上的地址带着女儿乘公交车来到那儿（记不清地址了）。就在还有几步之遥时，被成都小天竺派出所张孝德、办事处王有权拦截送回当地，立即被非法关押在成都莲花村看守所，行拘三十天后，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同时被单位非法开除。
在成都莲花村看守所，因炼功被背铐，绝食两日后被魏所长和几名男女警察分别踩脚、按头，将背铐的我按在地上，在一个塑料盆里将奶粉和一袋食盐加水调和后，强行鼻饲。过程中，我平静的告诉他们我上访的经历，并背诵师父的经文，直到鼻饲的管子喷射出来才停止。事后流鼻血，口也感到很干。
遭雅安名山国保大队苟永琼暴力殴打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我和朋友李霞、李文夫到雅安天全去玩。刚下车，与天全的朋友见面才几分钟，就见一男子在我们面前一晃，随即，一群男子将我们五人团团围住，我们被强制推上了小轿车内。随后，又被带到了一栋楼房的二楼。（事后得知是李文夫的手机被跟踪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警察局吗？却没见到穿警服的。房间里坐着两个女人。我告诉她们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不是坏人。正说着，进来一个气势汹汹的女人，对着我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扯我头发，扇耳光，一边叫着：“说！叫什么名字？瓜婆娘！敢跑到雅安来闹事！”我两眼直视她：“不准打人！你叫什么名字？”她更加猛烈地一边打一边吼道：“老子就是要打你！瓜婆娘！听清了，老子叫苟永琼，你去告我嘛，你去上网嘛！”也许是她打累了，骂累了，离开了这间房间。
 酷刑演示：恶警毒打法轮功学员 |
不一会儿，窗外传来李霞的高声哭喊：“打人了！警察打人了！你们是人民的警察啊，不能这样拿着人民给你们的钱（权）反过来打人民啊！”我请屋里的两个女子立即去制止暴行。她们却说：“没看见。”我诧异的问道：“那刚才苟永琼暴力殴打我呢？”她们也说：“没看见。”我指着被苟永琼殴打时扯下的掉在地上的一缕头发说：“你们还有良知善念吗？”期间，不停的有人进来摄像，而苟永琼打我的场景却避而不摄。我质问他：“如果你是名正直的警察，为何不敢摄苟永琼打人的场景？你们这样做，又想欺骗谁呢？”他无言以对。
当晚，我和李霞被一副手铐铐在一起，与雅安公安局的王光辉和一名男子及苟永琼坐车来到名山县公安局。因为被莫名其妙地绑架，我俩拒绝下车。气急败坏的苟永琼和几名男子强把我们拖下车。我的上衣被扯至胸部，小腹及胸全裸露在外。他们狠劲地打我们，我俩高声向四周的宿舍楼喊道：“警察打人了！”他们又将我俩拖到大厅内，掼在地上。苟永琼一边大吼“瓜婆娘，到这儿了还敢喊，喊嘛！老子看你喊！”一边用穿着皮靴的脚狠踩被摔在地上的我俩的嘴。
为了抗议苟永琼的流氓式的暴力打骂，我俩继续大声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在场的几名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及雅安公安局王光辉都目击了苟永琼的暴行，却无一人站出来制止。接着，名山公安局的一名警官冲进办公室，拿起一瓶喷雾剂冲到我俩面前，吼道：“给老子喊！喊！”狠劲地抽我的耳光，并顺手扯来一卷卫生纸，分别塞进我俩的嘴里。隔了一会儿，苟永琼来到我们面前，宣布我俩被行拘。
警察相互问对方：给她定个什么罪？
我被四个名山警察非法押送到雅安多营看守所。可笑的是，在登记时，送我来的警察竟不知给我定什么罪，互相询问着：“给她定什么罪呢？”其中一人说：“她们都是这一类的，违反法律法规罪。”他们一再逼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拒绝回答，在他们一声高一声的逼问中，我脱口答道：“大法弟子”，他们就没有再问。当时我就被雅安多营看守所方所长无任何理由地非法戴上手铐、脚铐达三十天。期间被苟永琼非法提讯，我再次告诉她：打人犯法。她腾的一下站起来，对着我高声吼道：“瓜婆娘！你信不信，老子在这一样可以打你！”
后来我被告知再次非法劳教两年半。在雅安多营看守所，我戴着手铐依法写了一份不服此次非法劳教的申诉书，于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交给了雅安多营看守所的陈晓红所长，至今未见答复。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我被苟永琼一只手铐在车内的铁杆上，另一只手与坐在对面的李霞的一只手铐在一起，呈倾斜的十字架型，半身侧坐着，就这样被送到楠木寺女子劳教所。
在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迫害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日，我被非法送到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在入所队里，吃饭前，要集合唱共产党好，有的法轮功学员不唱，黄队长手执电棍，对着学员嘴巴一边电击、一边高叫着：“唱歌！为什么不唱？！共产党对你不好吗？！”当时，我没认识到应该不唱红歌，我跟着在唱，但心里想：共产党好？就是这样电击着人民，逼着人民唱出来的好吗？
劳教所各个中队相邻很近，每天都能听到警察、吸毒女的高声叫骂声、噼啪噼啪的电击声和法轮大法好的正义之声。因集合点名不愿报数，有的法轮功学员就被吸毒女群殴、民警多根电棒电击。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日，劳教所成立了法轮功专管中队，将所有法轮功学员集中到一起。建队第二天，因法轮功学员在各自被关押的房间炼功，被老李队长通知了护卫队。随着护卫队杨小平队长一声大吼：“现在对你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护卫队的警官、专管中队警官、吸毒女、杂案人员（所谓的民管会成员）全都上阵；一时间，刺耳的噼啪电击声、高声的叫骂声、猛力踢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咚咚咚的拳打脚踢声、充斥在这个专管中队。遭遇这一切后，善良的大法弟子仍然无怨无恨的劳动。
我只在电影、电视中才看到过的这种黑社会暴力场面，想不到竟在现实生活中、在所谓的人性化管理下的中国劳教所，被这些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中国警察演示出来了，使我见证了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
在警察的指使下，杂案当着警官的面叫学员在操场上围着操场跑，一圈又一圈。有的跑着跑着就晕倒了；有的不跑就被几个杂案拖着在泥石地上跑，杂案不时的还停下来打骂已经被拖的衣裤磨烂、身上血肉模糊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强迫两手抱在脑后不停的来回连续做几百、上千个起来、下蹲的动作，被强制在烈日下长时间坐“军姿”。早晚洗漱时间只有五分钟，而且只分配给每个学员一口杯水洗漱，超过时间就被杂案高声叫骂着强制拖走；不久，一个个都被晒成了“黑人”……面对这种种高压酷刑，神经高度紧张，三十五岁的我竟停经了，六个月后才恢复。
被欺骗转化 记忆渐失 动手打人
看了几本所谓的原法轮功学员写的揭批书后，在怕心的驱使下，二零零零年七月七日，这个令我感到耻辱的日子，天下着大雨，我违心的写了一篇几乎是抄袭的决裂书，交给张小芳队长时我说道：“不管怎么说，《转法轮》都是一本好书，今后我将继续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此后，我真的没在头脑里背经文了；不到一周，我头脑一片空白，全身感到很笨重，记忆渐失，记不清自己的亲人是谁。常常抱着学员痛哭：“怎么办？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了。”警察告诉我，是因为我刚刚脱离法轮功的原因，很快就会好的。
被转化后，放弃了真善忍的信仰，没有了道德的约束，我曾动手打了成都大法弟子张世清一耳光；张小芳队长还说：“就是要这样。只有敢于打人了的，才是真正转化了的。”这就是转化的恶果，把一个坚持做好人的人硬逼着转化成了打人的恶人。
回到家后，我被迫害得已经语无伦次，不会言笑，成天就呆坐在沙发上，也不知饥饱。此时，离异的丈夫提出与我复婚，但遭单位领导滑飞拒绝开证明。这时，我才知道，我早在二零零零年初就被单位开除了。虽然我的亲人们关心我，但那时我的心里只想着如何结束生命，只因为不能给大法抹黑这一念，多次自杀未果，生不如死的生活着。
重回大法修炼 记忆神奇恢复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因附近家属院出现法轮功真相传单，在无任何证据情况下，我被守门人举报，送至小天竺派出所，再次被非法关押在成都莲花村看守所行拘三十天。在成都莲花村看守所，不准法轮功学员彼此说话，每天坐在通铺上，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还多次出现遗尿。直到有一天，法轮功学员带进了一篇师父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语无伦次、全身十分笨重的我如获至宝，完全忘记了这是在看守所，忘记了还有多个监视器的存在，每天就是非常吃力的、一字一字地背着这篇经文。当我背下这篇经文后，神迹出现了，瞬间，全身象挣脱了无数的锁链似的，一身轻松，头脑异常清醒，久违的记忆又全都回到了大脑中。
这是我第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就这样，大法师父的超常法理带我走出了这段近六个月的生不如死的、行尸走肉般、不会言笑的炼狱般生活。这次又被小天竺派出所非法劳教一年半。
再度短暂失忆 背叛信仰犯下大错
在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入所队，我和几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一个房间里，有几个杂案被安排来包夹我们（她们不参加劳动，专门看管法轮功学员）。每天吃喝拉撒都在这间屋里。我们被强迫每天面向墙壁，全身紧贴墙壁，双脚并拢长时间的罚站，如果不服从，就被杂案暴力使劲按在墙上；有的还被强迫做“喷气式飞机”，就是面向墙，头朝下，整个背部紧贴墙壁，双臂向上紧贴墙壁。我绝食抗议这种没有人性的严重侵犯人权的体罚，结果被转到严管寝室。没几天，我再次出现思维混乱，记忆断续，刚从失忆状态中走过来的我十分害怕再次落入那可怕的深渊，不知所措；包夹叫来一个被转化的学员，我告诉了她我的经历和现状，她告诉我说：赶紧写保证！我拿着笔竟不知如何写，但对失忆的恐惧，吃力的写了个保证；再次背叛了自己真心选择的信仰。
到八中队没几天，无意间，我听到李筠队长电话告知小天竺派出所，造谣说我疯了，精神失常了，我没在意，以为我听错了。第二天，我的所有亲人们焦急的奔到劳教所要求见我。见面时，尽管我的亲人们什么都没说，但从我众多的每个亲人紧盯着我的眼神里，我知道了李筠队长真的是在毫无事实依据的随口捏造，给我的亲人们带来了多大的伤害。为了安慰爱我的亲人们，我在他们面前又说又笑。
警察不相信我写的保证，我仍然被严管。由于心智迷失，我竟胆大包天、胡言乱语的写了一封给江泽民的信诬告李洪志先生请八中队警察转交。在此，我再次声明在高压下，理智不清，无论在何处、何地，所说、所写的所有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师父的诽谤全部作废！
不久，我渐渐认识到自己再次犯错，为了对自己负责，对身边的所有人负责，我立即认真的写了份声明，声明此保证作废。在声明中，我发自内心的写道：良知让我不能再欺骗你们，我做错了，我要坚持修炼。
在八中队，遭遇了被强迫长时间坐“军姿”，彼此间不准说话，甚至于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会招来吸毒女的暴打、谩骂。当我质问八中队刘萍队长，你们这是在体罚，是真正的在执法犯法时，刘队长答复我：“军人也是这样被训练的，这不是体罚”。
在劳教所做奴工 不准睡觉
二零零八年四月，我再次来到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因抗议非法劳教，我拒绝参加劳动，被任凤鸣队长强迫每天从早上六点起床，到深夜十二时，除了三餐吃饭时间，被要求必须两眼平视前方，不准闭眼；双手放在双膝，两脚并拢，端坐在方形的塑料小凳上。彼此间不准说话。由于近三年的迫害、长期被强迫非常吃力地睁着干涩的双眼直视前方，导致我额头上出现了几道深深的皱纹，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一次，姜南队长走进来对我们说：“不准闭眼睛！只准眨眼睛，否则视为在睡觉。”在她的明示下，那些可怜的吸毒女一边被强迫做布娃娃，一边盯着我们，她们经常说，太累了！我真的不想管你们，但我别无选择。有的法轮功学员在这种高压下实在支持不住了，就眯一会极度疲劳的双眼，有的为此就被杂案顺手把水泼在脸上，有的被杂案用缝布娃娃的针使劲往眯眼的法轮功学员腿上扎。
由于长时间的端坐，被强迫不准在房间来回走动，甚至就在原地活动活动双脚都不准；法轮功学员杜国建被迫害得四肢抽动，腰以下无力，走路都需要人扶，最后被保外就医。事后，中队里不时的听到民警、杂案人员高声叫我们起来活动的声音。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晚，快夜里十二点了，我被任凤鸣队长叫去谈话。几个值夜班的警察轮番与我交流。任凤鸣说：“你不是一直想找我谈话吗？白天没时间，只有晚上值夜班时才有时间与你谈话。”有的民警觉得无聊，干脆叫我坐在值班室看电视。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早饭后，又被叫去所谓谈话。第二天晚，再次被叫去通宵谈话。我才意识到任凤鸣假借谈话之虚，实则变相剥夺我休息时间。被我严正拒绝了。
一次，任凤鸣队长晚上清点人数点名时我没回答，她嬉笑着说：“既然你不承认是劳教人员，就不要睡劳教所的床。”到了该睡觉的时间，包夹告诉我任凤鸣队长说不准睡。为了避免和包夹发生冲突，我说：“这是非法剥夺我的休息时间，我就是要睡，请你报告队长。”不一会，付美琴队长来到房间，问我刚才点名时任队长是咋说的，我说她叫我别睡劳教所的床。她停了一会，就叫包夹将我睡的那张床上的东西连棕垫一起放在了门外，我当着她就睡在地上，一边说，已经是深夜了，我就是要睡。她没再说什么走了。也不知过了多久，门外有人通知包夹将棕垫拿进房间，叫我到床上睡。
在一次谈话中，李麒队长曾告诉我，国外间谍训练时，最大的考验就是熬鹰。在劳教所，因抵制非法迫害、不参加劳动、不报数，有的学员被强迫站到深夜二时，或者就是连续几日二十四小时不准休息。与我们住在一起的“包夹”人员，在我被劳教的日子里，常常都是被做不完的高额生产任务逼着进行每天平均十四、五小时的奴工劳动。多数时间都是手工缝制各种“布娃娃”；有的劳教人员握针的手指严重变形；就是这样没完成任务的还要遭遇被加教，高额生产任务直接与教期连在一起；劳教所每月只发八元给每个被劳教的人员，没完成任务的就连这八元都会被扣除，多年来劳教人员一直被强制长时间的做无偿劳动；难怪经常听到劳教人员说：“世界上最大的巫教，就是中国劳教！”“宁愿劳改，不愿劳教。”
由于学员每天超负荷的超强奴工劳动，在本来就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做选猪毛的劳动，以致床上，地上到处都是猪毛，满屋乱飞，我们的生活环境继续被严重破坏。
家信被扣 不准与家人见面
在劳教所，所有没转化的都不准接见家人。三次劳教，我母亲和哥哥经常来看我。多次被拒绝在门外，被警察告知我没转化，不准接见。年迈的母亲常常是含泪给我存完钱后伤心的离去；我第三次被非法劳教时，母亲已身患尿毒症等多种危重病，仍然坚持要求哥哥陪她来劳教所看望我，但仍然数次被拒绝接见。
从二零零八年四月到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离开劳教所，我共写了九封家信，每次还在中队的信件登记单上签了名字，母亲说一封都没收到。
从酷暑到立冬 不准洗澡不准换衣服
二零零八年八月九日，中队开始所谓的安检。任凤鸣亲自带着民警将不穿劳教服的法轮功学员的所有私人衣物包括内衣内裤都全部收起来放在储藏室。规定我们不准洗衣服、不准洗澡。八月，时值酷暑，我们每天穿着没换洗的一套贴身短衣裤，被迫坐“军姿”，多数法轮功学员的屁股上一边一个的长了坐板疮并化脓，奇痒无比，疼痛难忍，却不准挠，否则就会招来吸毒女的拳打脚踢。
我是穿了劳教所发的服装的，但个人所有衣物仍然同时被没收。我多次要求退回被没收的衣物，但都没有回音。由于天太热，房间紧闭，空气也不流通，加上长期没洗澡，可想而知，房间里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恶臭。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杂案受不了了，也不断向民警汇报。终于允许我们每周洗一次澡，但仍然没有换洗衣物。有的杂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私下允许我们在晚上休息后，用事先悄悄打进来的一桶水简单地洗一下衣物，挂在室外，第二天接着穿。
就这样度过了酷暑。到了十一月快立冬了，每天来点数的民警已穿上了长大衣、冬装。而我们，有的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却仍穿着一身从八月八日就一直穿在身上的短衣服。有的法轮功学员实在太冷，就将床单披在身上，但立即被杂案一把扯下。一次，德阳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俞守金因为将床单盖在双腿上，就被吸毒女陈婷一脚踢翻在地，鼻梁受伤。她要求验伤时，被民警拒绝。
临近冬至，为了逼迫我们穿校服，晚上吸毒女睡觉时，说是太热了，将电风扇开至最大。她们盖着被子，对着穿着单衣被强迫站“军姿”的我们吹风扇。由于每天都被关押在房间里，我多次写信要求任凤鸣出于人道、良知及时归还我们自己的衣物。要知道，有的学员都是可以当她妈妈的年龄了。
郑友梅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日，本来体检就不合格的六十二岁的郑友梅，在经受了被长期长时间罚站、没有打报告以致屎尿都拉在裤里、从酷暑到立冬被逼只穿一身贴身单衣单裤的衣物等种种非人折磨后，被迫害致死。此后，我们才被用暴力强制穿上了劳教所的衣物。中队极力封锁郑友梅被迫害致死的消息，郑友梅之死，任凤鸣是主要参与迫害者。
当郑友梅的家人们到了劳教所要求见最后一面的时候，劳教所的警官不允许。后来在家人的强烈要求和坚持下才让见，但不允许照像，并且搜去所有人的手机，以及准备给郑友梅照遗相的照相机，还逼迫她家人在事先写好的申请书上签字，说是郑友梅的家人们自愿放弃遗体的化验检查，同意火化，这才最终同意的。
即便是这样，见遗体的时候，郑友梅的家人都是被警察团团围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让家人看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被轰出来了。家人要求给郑友梅擦洗身体和换衣服，劳教所的警官不允许。家人看见的那个遗体是被化了妆的。
“转化回去后就回单位上班”的谎言
二零零零年七月，很多法轮功学员在高压迫害下违心的转化了。劳教所管理科领导告诉我们国家有文件，对于转化的学员，回去后单位必须立即恢复工作。我被非法劳教期满后，母亲陪着我到成都电信局局办，找到程俭局长要求单位按照相关文件恢复我的工作，被单位拒绝。
派出所威逼家人把我骗到洗脑班
二零零二年七月初，我与兄嫂、侄儿一道来到四川红原亲戚家玩，常受到小天竺办事处林红霞的电话骚扰。他们甚至追至红原，监视我的活动，直到我们一起返回成都。给我家人及亲戚家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
二零零二年七月中旬，因我回四川新津婆婆家看望久别的幼女，拒绝小天竺派出所对我的出门必须给他们打报告的非法要求，没告诉他们就到了婆婆家。在我离家的当晚，凌晨一点左右，小天竺派出所、办事处的多人在我父亲居住的宿舍区大门外，接连不断的电话骚扰，让我家人把人交出来，我哥哥告诉他们我在新津看女儿。他们强迫我哥带他们来到新津婆婆家，证实了我在这儿后才离开。
二零零二年八月初，我回到成都父母家。刚进门不到十分钟，小天竺派出所副所长一行三人闯进家里，欲强行带走我，我不配合他们，母亲也说：“你们不能这样啊，她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把我铐起来吧。”我嫂子也反对他们把我带走；后来又来了很多派出所的人，软硬兼施地威逼我家人，我的家人被迫同意配合他们将我骗至洗脑班。此刻，我家宿舍四周都有便衣把守着。
第二天一早不到七点，哥哥骗我到他的铺子上帮忙。出门时我看到办事处姓高的人员坐在收发室门口。来到哥哥铺子里，不一会儿，我就听哥哥接到一个电话，哥哥说：“我马上把货送来。”接着叫我和他一起去送货，车上还有年幼的侄儿。到了南郊公园附近，我哥借口解手，再次用手机与办事处联系，然后又开车前行。
一路上我问哥哥，你做生意送货怎么这么远？一边给他讲述我在劳教所被迫害的经过。平时不愿听我讲真相的哥哥一反常态，竟然默默地听我讲。不久，我感到不对，随即发现前面的小轿车里坐着办事处的林红霞，才知道我被自己的亲人骗了。马上叫哥停车，告诉他不要做坏事。哥说我多虑了，他没有跟着办事处的车。我正告他：“停车！要不我就跳车了！”哥哥被迫停了车，紧接着前面的车也停了。哥哥告诉他们被我发现了。
僵持了一会儿，成都武侯法制学习班的刘晓康带着两名男子来到哥哥的车前，叫我下车，被我拒绝。随后，他们打开哥的车门，一左一右坐在我身边。我高呼：“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他们赶紧叫我哥将车载音响开至最大。我一路高喊着；汽车开到学习班院内才停下来。我拒绝下车，被他们强力拖下车。我就势坐在地上，一直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看见有几个路人在大门口观看，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被警察骗到这里来的。洗脑班姓王的中年男子走过来狠劲地扇了我两耳光，接着，又开过来一辆面包车，企图挡着门外的视线。我仍然高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这时，看见哥哥从洗脑班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我大声喊到：“哥，他们打我！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一定是被他们迫害的！”哥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的开车走了。我继续高喊。
中午，我正站着和给我送衣物来的妹妹说话，刘晓康走过来，道：“卿明珍，你说，谁是邪恶？”我说：“你们采取欺骗的手段将我骗到这里，就是邪恶！”话音刚落，啪啪啪，来不及反应，一连十几个左右开弓，刘晓康狠抽我的双颊，打的我接连不由自主的倒退，真的是眼冒金星啊；鲜血顿时从嘴角流了出来；紧接着，刘晓康将我拖至院内的一颗大树前，将我双手向后，环抱树干铐了起来。然后向大门处走去。我妹妹忍不住大叫：“站住！共产党不是说服教育吗？当着家人，你们敢如此打她，我要告你们！”立即用手机告知办事处我被打一事，并责问：“你们不是说不会打她吗？对她要象干部一样对待吗？”刘晓康当即说：“哦，对不起，不知道你在这儿，我保证以后叫我手下不再打你姐了。”马上过来解开了我的手铐。我盘腿坐在地上，一直高喊：“法轮大法好！”院里坐着一群人在打麻将，对此视而不见。直到天黑，几个人将我抬上了二楼。
这是一套二的房间，我被独自关在里间。门只能从外面关住。外面有男有女，随时都可以进到里间来。我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第二天，小天竺办事处林红霞、王主任等几人来到洗脑班，他们说：“谁打你了，我们打的可是不听话的人。”没说几句就走了。
从洗脑班神奇走脱，被迫流离失所近六年
为了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我决定要离开这里。几天后，二零零二年八月五日，修炼人的神迹再次在我身上体现。我很轻松地用手拧开了固定在窗台防护栏上的生锈的螺丝，心中一喜，再用手又拧开了另一颗，足够我钻出去了。
深夜，窗外下着小雨，外屋有两个男子在说话。我心想，快去睡觉吧，我要走了。不一会儿，一名男子离去，我想着：让外面的男子听不见、看不见。然后把用床单扯成的布条拴在窗栏的铁条上，轻松地钻出了防护栏；站在二楼的窗台上，面对比我高、距我近三米的高墙、和下面的鱼池，我不知怎么办。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见了鸡鸣声。不行，必须得走了，还是准备拉着布条，向墙那边荡过去。在心里说了声：师父，弟子相信你！就朝墙的方向“跳了过去”。但我实际并没跳，只是有这个意念，然后就发现自己已经穿越了关押我的这栋楼，全身伏地趴在洗脑班的大门院内，头脑一片空白。
“这是什么地方？”我向前走了几步，看见大厅内有一人在面对大门坐着看电视。厅内挂着“武侯法制学习班”的横条。我向后一转身，看见了大门，什么都没想，径直朝大门走去，轻松的翻过了大门。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我径直朝前走着，在路灯下，才发现自己的上衣浸着血迹，再一摸，发现头发一缕一缕的被血凝固了（事后，发现右边头顶有一个一元钱硬币大小的洞，没经过任何消毒、缝合，一月后自动愈合，只是有洞的地方没有了头发，变成了光滑的一圈头皮，后来此处又生出了头发）。我打的离开了这里，从此，被迫流离失所。在母亲病重，多次病危的情况下都不敢回家照顾母亲。直到六年后的二零零八年三月，再次被名山国保大队非法劳教两年半。
期间，我的家人一直被监视、跟踪，正常的生活被严重破坏。为了找我，小天竺派出所、办事处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四处找我，甚至到北京找寻、到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调查认识我的人；到新津的公婆家威胁我的亲人：一旦发现后，马上报告，直接劳改。老实本分的公婆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快过年时，小天竺办事处、派出所又逼我哥带他们到了简阳老家幺爸的住处，公社干部带人非法抄了我幺爸家。他们住在幺爸房间附近的一间屋里，待了近一个月，想再次非法抓捕我。
再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因抗议被非法劳教，我拒绝劳动、不参加点名、报数，因此，被非法加期近两月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七日，我被成都法制学习班的刘晓康、簧门街办事处的王有权、不知姓名的中年妇女、派出所的陈警官等人直接从楠木寺女子劳教所非法劫持到成都法制学习班。
我一个人被关在一套二的房间里。每天上班时间都有两个所谓的陪教与我谈话。我要求见家人，没批准。天冷了，没有任何衣物的我要求告诉家人给我送换洗衣物，才得以见到家人。
在办事处王主任的带领下，我父母来到了洗脑班。七十多岁的母亲身患尿毒症等多种危重病症，父亲带来了母亲病历，双亲都一致要求洗脑班的领导立即放我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他们却回答说我没转化，需要继续教育。母亲一直在住院，经常下病危通知。期间，洗脑班带我到医院看了两次母亲。年近八十的父亲也多次到武侯政府、办事处要求放人，并质问“洗脑班属于什么性质？有法律吗？劳教期满后为什么还要非法关押？”。
二零一一年一月中旬的晚上，我独自坐在房间里，突然出现幻觉、幻景。依稀记得第二天自己还一边脱衣服，一边大叫：“曝光、曝光、我就是要曝光！”大喊大叫。洗脑班观察了我一天，发觉我确实精神失常了，通知了我的父母。父母和兄嫂焦急地和办事处的人一起来到了洗脑班，病重的母亲望着痴呆的我痛哭不止：“你连妈妈都不认识了吗？”父亲用水向我脸上不停地喷水，见我竟坐在那里没有任何反应，痛心地说：“完了，这下真的完了。”
哥哥被刘晓康叫到一边，刘晓康说：“没办法，我们要吃饭，让她自生自灭吧。”刘晓康叫我家人把我带回去，被父亲断然拒绝，要求他“必须给我把女儿治好了才来接”。我一直叫着：“冷，冷……”在地上打滚。两日后，我清醒过来了，发现自己和衣躺在床上，房间里十分凌乱，我的衣物怎么被丢在了地上？我竟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期间，八十高龄的父亲既要照顾病重的母亲，又要到武侯区政府四处控告女儿被逼疯的事，并拿着我从学习班写给亲人的信：“你们看看，我女儿一直是完全正常的，怎么会突然疯了呢？”对于此事，刘晓康告诉我他们当时摄了像，并给我看了我在他办公室桌下钻来钻去的照片。
几天后，刘晓康通知我到医院见病重的母亲。办事处的一位女的、学习班的许有德、姓黄的、和洗脑班做饭的中年妇女和我一起来到医院，急性子的父亲见到我时不住地叫我快回家，一边骂大法、骂师父，我大声说：“爸，如果不是师父，你今天见到的是一个已经疯了的女儿。”父亲被他们叫出去谈话，进来后告诉我：“他们说叫你写个保证不炼了，就可以回家了；你如果不想写，我帮你写好后，你签字就行。”我拒绝了。父亲急得团团转，再次大骂我；病重的母亲，满身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也求我写保证。面对病重的母亲，我写了一份回家照顾病重母亲的请求书，但不被认可；我就在这封信的旁边，文不对题的写了一句“不炼了”。
回到学习班，我开始绝食抗议，强烈要求回家照顾母亲。绝食三天后，刘晓康说：“卿明珍，你呆在这里，你母亲要是死了咋办？你总得写点什么嘛？”我说：“我不会写。”刘晓康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他提笔在纸上写了几条：“1、我要求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2、遵守国家法律，不与法轮功学员接触。3、不炼了。”我看了后说：“我不会说不炼的。”他大声说：“那还不如不写。”我看着他说道：“我不能骗你的。”他说：“我愿意被你骗。”我无语，停了一会儿，他说：“算了，就这样吧，你写嘛。”我就照着写了前两条，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就将他写的那张纸烧掉了。就这样我回到了家。事后得知，接我回家时，刘晓康还叫父亲写了保证，不准我与大法学员接触。
刚从精神失常恢复过来的我，回到家里，又要面对照顾病重的母亲。由于多次被非法劳教，加之社区、办事处不时的骚扰，所以父亲非常反对我修炼，经常在家里、街上、医院大骂我，对此我都忍着，没和他计较，但与父亲很少说话，因为大脑被抑制着也不知道说什么；加上记忆减退，手脚迟缓，我做什么事父亲都看不上眼；还有社区人员不时的来家里所谓的关心，使两个近八十岁的老人，特别是病重的母亲每天都生活在惊恐中，担心好不容易回家的女儿再次被抓。在社区的多次骚扰下，加上自己也深感头脑昏沉、反应迟钝和父亲的不理解，我被迫再次离开病重的母亲，在外面找了个打扫卫生的工作。但由于经常不知东西放哪儿了，动作笨拙，干得很吃力，因此一个月后我就被辞退了。
被自己亲人骗到精神病院
二零零零年十月的一天晚上，我刚从劳教所出来不久。我的亲人们，包括我的父母、哥哥、妹夫由于受官方新闻媒体的毒害和小天竺办事处的不断来家骚扰，担心我也会象谎言报道中的那样做，以带我去旅游的谎言将我骗到成都第四医院。当时的我已被劳教所迫害的语无伦次，面对我意想不到的、来自我的亲人的欺骗，我挣扎着，高声叫着“我没病，我没病。”亲人们强制将我送到医院办公室，我告诉医生：“我没精神病。我是炼法轮功的，刚从劳教所出来。电视报道是假的。”医生说：“知道你是炼法轮功的，我们专门收炼法轮功的。”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只是一直在大声说我没病，叫我家人送我回家，并在极度的惊慌下开始撞墙，医生警告我；“你再撞，就给你打针了。”也许担心我真的会出现意外，嫂子主动要求留下来陪我住了一夜。
第二天，父亲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面无表情的来到医院，告诉我：“我也是为你好。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抓进监狱、被人家打？在这里，虽然每天一百元，但我们可以随时来看你。”我一再请求父亲接我回家，甚至告诉他我不炼了。父亲不相信我的话，不再搭理我。母亲打来电话，我说：“妈妈，你们为什么要骗我，说是去旅游却把我骗到精神病院？”母亲哭着说：“我也没办法啊。”
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屋里坐着几个医生。他们问了我一些家庭情况，然后问：“你们炼功时要想些什么呢？”我说：“什么都不想。只是静静的听炼功音乐。”他们叫我炼一下，我就很自然的面带祥和的炼了一遍，就叫我出去了。一会儿，医生通知我离异的丈夫来到医院。和医生交谈了一会，离异的丈夫走过来告诉我父亲，要接我回家，由他来照看我，就这样我才得以离开精神病院。
女儿拒绝见我
十六年的非法迫害，使我被迫无法照顾自己的女儿，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了女儿九岁前的音容笑貌。由于母亲被非法劳教，女儿被迫承受了不该她这幼小年龄承受的种种非难，被迫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少年，到如今已是二十三岁的大姑娘了。由于担心女儿被牵连受伤害，离异的丈夫一直不准我见女儿，我的亲人们也不准我见自己的女儿。
二零一一年一月我被洗脑班迫害致精神失常回家后至今，仅由妹妹带我去见了一次女儿，见面时我几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了。当时我还未完全恢复，想给多年不见的女儿说些什么，大脑却被抑制着，不知道说什么，短暂见面后就离去了。过去，女儿和我可是无话不说的呀。由于照顾我病重的母亲，没再去见她，打了几次电话，女儿都没接，后来女儿直接换了手机号，就再也无法与女儿联系了。
母亲在长期惊吓和病痛折磨后离世
十六年来，我的家人一直受到派出所、办事处的非法骚扰，他们以来看看的名义经常一人或多人到我父母家，特别是所谓的敏感日，都会到我家告诉我父母：“叫你女儿千万别乱走啊，我们还要养家。”因病重的母亲经常住院，他们仍然多次到医院来找我，使年近八十高龄的母亲在承受病痛的同时还要被迫遭遇精神的折磨，成天担心我再次被抓走。在承受了病魔和长期被派出所、办事处骚扰，终日不得安宁的生活后，我的母亲于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在医院病逝。
吃团年饭，妹妹叫我离开她家
十六年来几乎我所有的亲戚的正常生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干扰。我的大娘直接告诉我父亲不欢迎我到她家；很多亲戚看到我时，都不愿与我多说话；和家人一起出去玩，都要被告知不要给侄儿说我的事，与小孩多说一会话，亲人们也会借故叫小孩离去。
二零一二年过年时，父亲叫我到妹妹家吃团年饭，因妹妹的婆婆在谎言的毒害下对我多次被关押、家人长期被骚扰不理解，担心妹妹家也会被骚扰，见到我时很惊慌，甚至慌乱中打烂了一个瓷碗。妹妹下班回家后，老人向妹妹讲述了她的心情，妹妹直接过来叫我离开她家，说她婆婆承受不了。我理解老人的心情，准备去与她谈谈，被妹妹拒绝了。
就这样，迫害的十一年间都被迫未能与家人在一起吃团年饭的我，在获得自由后，仍然未能和自己家人在一起吃团年饭。
以上所写的也仅仅是被迫害的一些片段。在发生的时间上也许有出入，请原谅！但所发生的事都是真实的！
综上所述，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必须受到全世界人民道德法庭、人间法庭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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