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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坚信大法那一念 历经百苦而无悔

——倾听苦难人生者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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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叫胡桂艳,今年四十八岁,家住黑龙江鸡西市麻山区龙山村。童年时代,我连小学四年级都没读完就辍学了。下面说说我苦难的人生经历、我在狱中得大法、以及因为坚信大法所遭受的种种迫害

一、自幼饱受病痛之苦

我从小就体质虚弱,多病缠身。除了眩晕症、严重低血压、以及胃病之外,我还患有严重的扁桃体发炎,经常咽喉疼痛,不能吃饭,吞咽吐沫都困难,我深受折磨。

又因为经常挨父亲打骂,我从小被吓出了心脏病,病情一发作时就严重抽搐。以至于落下了病根儿,即便在睡觉的时候,一旦感觉谁碰一下我的被子,我都会吓得心脏难受的不得了。

更痛苦的是,从记事儿起我就身上起疙瘩,奇痒无比,我经常把皮肤都抓挠破了。这个病每年都复发好几次,每一次都很长时间才过去。吃中药,还用中药洗,洗完后在伏天也得用棉被捂。还使用食盐热敷。什么招儿都用过,却都不怎么见效。犯病时,那种皮肤奇痒过后、还肚子痛,而且经常会痛得昏死过去。父母不得不把我送医院救治。

最倒霉的是,在我十七岁那年的秋天,我竟然左膝盖疼痛难忍,开始的时候行走困难,后来就不能走路了。去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风湿性骨肉癌。医生建议进行“穿刺”化验,可我父亲担心会导致后遗症,担心我会成为痴呆,就不同意穿刺。医生又通过抽骨髓化验,最后确诊为骨髓炎。那时我还一直高烧不退,情形非常危急。医生建议截肢保命,我父母不忍心孩子变成残疾人,不同意截肢。

之后我住院三个月,做了两次手术。出院后又三个月生活不能自理,由父母伺候,弟弟妹妹也给我端便盆。半年后我能拄双拐走路了,但只能迈很小的步子,稍有不慎就会摔到。并且左腿从来不能下蹲,上厕所时总是左腿伸直,只靠右腿支撑整个身体,那非常的痛苦。而且我不能多走路,走路多一点儿,左腿就痛得很厉害,还伴有发烧症状。这种病难以根除,必须常年用药维持,而且得用好药。

这病痛一直无情的折磨我,甚至在五年之后,我因为犯罪被关进监狱里时仍然深受其苦。

二、一“出门”栽进监狱里

我从小爱打抱不平,为此经常受到性情暴戾的父亲打骂。一九八七年,我不堪忍受父亲打骂就愤然离家出走了。那一年我十九岁,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然而万万没想到,第一次出门就遇上了劫匪,遇上了要命的劫难。

在火车站,有个抱小孩的妇女主动跟我搭话,让我帮她抱孩子。她热情的问这问那,我一点都没防备,都如实的回答她。我说我要去某地我姨家,她说她家就住在我姨家邻近的地方,两地仅仅相隔一站地。她让我跟她走就行,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上了贼船。

然而等到了一个地方,我才知道她竟然是拐卖妇女的人贩子,我被她拐到山东省来了。得知她要卖掉我,我坚决反抗,她丈夫就狠毒的打我,那我也不屈从。后来那人的弟弟看中了我,就把我留下,跟他成亲了。拐卖我的那个女人就成了我的妯娌——嫂子。

我发现他们家竟然是人贩子家庭,全家人都是靠干这种坏事混日子。他们还胁迫我参与拐骗,我拒绝,他们就狠毒的打我。我反抗也无济于事,最终不得已顺从了他们。我的角色是跟人搭话,诱骗妇女上当。

一九九零年,在我参与几次拐骗活动之后,与丈夫一起被公安机关抓捕了。谁知他把罪过都推到我身上,可是明知道他是主犯,我却不会给自己辩解,最终因拐卖妇女罪被判处死缓——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两年,之后于一九九二年三月被送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

监狱里的警察都说我不应该被判这样的重刑,说我罪不至此,大家都同情我。可是同情又有什么用呢?一个被判了死缓的人,我对生命还能有什么奢望呢?更何况我又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也只能浑浑噩噩混日子了。

在狱中接见家人时,别人收到的都是好吃的。而我每次都只能收到家人送来一兜子的药。由于我长期服药,又导致了肾病,长期浮肿、尿频。一九九六年我又严重贫血,翻身都得靠别人帮助,去厕所也得靠人搀扶。接见家人时,都得由别人陪着去,替我跟家人说话,我自己都无力说话。贫血最严重时还时常出现昏迷状态。为此我在狱中修病假一年多,自然不能减刑。

人家说,屋漏又逢连阴雨,这话真不假。在监狱里本来就够苦的了,我偏偏又莫名其妙的经常脱臼。我的左手臂简直都弱不禁风了,经常会莫名其妙的脱臼,甚至在睡觉时翻个身都能脱臼,那真是很痛苦的事。

一身的病痛,绝望的心情,我就这样度日如年,浸泡在监狱的苦水中煎熬。

三、枯木逢春喜得大法

一九九六年,监狱里一些狱警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了,道德提升了。狱警们为了省心,为了便于管理,就倡导犯人们修炼法轮功。警察劝我说:炼法轮功身体好,也不花钱,没事就炼吧。

这样,在一九九八年的春天,我在监狱里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简直不敢相信,炼功不久我多年的顽疾全都好了呀。亲身体验到大法的美好与神奇,身体健康了,心情也快乐,我决心坚持学下去。

那一年的夏天大陆发洪水,监狱赶做救生衣。我连续干了三天三夜,却一点没感觉累。事后犯人们都特别惊讶,有人说:没想到你三天三宿都能跟下来,看来炼法轮功身体变化可真大呀。

炼法轮功不仅身体好,我原来的坏脾气也改掉了。有一次,一个犯人把咸菜油弄到我床单上。别人都以为我得跟她干仗呢,因为在那里洗东西太难了。可是我因为学了法轮功就没跟她生气,这令犯人们很惊讶,都说炼法轮功就是好。

有一次监狱警察给我们发囚服。以前发的都不合身,只有这次很合身,所以人人都想要。可有一个人没得着,我就把自己的那件给了她。别人都说我:你刑期那么长,你就留着自己穿呗。我说“没事儿”。大家都说:学法轮功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四、坦然面对严峻考验

我刚修炼了一年的时候,也就是我有生以来、人生中的好日子只体味一年的时候,厄运又一次降临了。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与迫害。

那时候监狱里还没有从外面送进来的法轮功学员。监狱开始对狱中学大法的刑事犯人威逼利诱,使用种种手段迫使我们放弃修炼。也真有人因为惧怕中共的邪恶而屈服了。而多数人都不肯放弃修炼,我就是其中的一员。由于我亲身体验过大法的纯正、大法的美好,深知大法教人做好人根本没有什么错,因此我不相信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而且从做人这个角度讲,我也不是那随风倒的人。我当然选择不放弃信仰法轮功。

然而,我因为坚持信仰就多次被狱警关进小号实施迫害。在小号里,我又被强制长期戴刑具;寒冬腊月里,恶警只让我穿线衣、线裤,挨冻不说,还得挨饿。我不配合恶警的要求,就经常被恶警、犯人殴打。长期迫害我的人有:恶警杨丽斌、王晓丽、姚丽;犯人:付秀玲(杀人犯)。

二零零一年冬季的一天,我得知有刑事犯人因为不放弃信仰法轮功、被长期关押在小号,就想找监狱魏狱长请求放人。却遭到狱警乔丽娜、大队长侯雪萍的轮番毒打。她们说,狱长是你随便见的吗?你想找狱长解决问题、狱长就给你解决吗?我说:解决、不解决是她的问题,可是见狱长反映问题那是我的事,是我的权利。当我见到狱长后,把狱警不准我见狱长、并因此毒打我的事说了。狱长当面把狱警数落一番,狱警消停了。

五、监狱院长对我打毒针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二日,我跟一个学大法的刑事犯人说了几句话,竟然被恶警关进小号里。监狱医院院长赵英玲找我谈话,她哄骗我放弃修炼,她就可以建议狱长把我从小号放出去。我拒绝了,她就说:“那你就愿意打针啦?你知道吗?这是国家专门研制的、专门给法轮功学员打的药!”一看我仍不妥协,赵英玲就指使犯人护士商晓梅(杀人犯)、李丽(伤害罪),多次对我强制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毒针。我拒绝打针而绝食抗议,又遭到恶警的野蛮灌食,上颚都被弄破了。同时被毒打折磨,裤子被撕的象扇叶似的。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打针后我出现迷糊、心慌症状,异常的难受。看管我的犯人居然一反常态,频繁问我:“口渴吗?”还让我躺一会儿。这就很奇怪了,平时她们强制我必须伸直腿、直立坐在板铺上,稍不符合她们的要求就会遭到训斥。如今她们这样伪善的表演,反倒凸显其邪恶的用心。我知道她们是在试探,想察看这种毒药的作用有多大。

当时有许多被她们打过毒针的法轮功学员变得不正常了,多数人不自觉的往外伸舌头,样子很吓人的。监狱头子与恶警们就会变态的欣赏自己的所谓“成果”,嘲笑被她们迫害失常了的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二年的夏季,我曾几次被她们打毒针,但都凭着对大法的正信硬是挺了过来,一直没有倒下。这是监狱医院头子、及恶警们始料不及的。之后我被从小号放出来,参加奴役劳动。

六、我被关小号、戴刑具

虽然我参加劳动,狱警队长却借口我不放弃修炼而不给我工分,这样就不给我减刑。而且她们还一再肆意加重迫害,动辄把我关进小号里。还不让我见家人,不让给家人写信,家人的来信也不给我。我认为这实在太过份了,就开始罢工。恶警们又把我关进小号,并且长期对我强制戴刑具。

在小号期间,有一天警察来带我去车间,我说“是来接我开批判会呀”。警察让我在开会期间不要说话,不管开会说什么,叫我都不要吱声。我一听就觉得不正常,就不答应。结果恶警亲自坐镇指挥,二十多个犯人往我头部缠上了厚厚的胶带,对我封口,企图让我闭嘴不说话。可当我知道她们又在诽谤法轮功时,就用力撕扯胶带,高喊“法轮大法好”。她们非常害怕,又把我送回了小号。在小号里,狱政科长杨丽斌、警察姚丽、犯人付秀玲一起迫害我。她们骑到我身上,用胶带缠头部,对我封口。还拽掉我一绺一绺的头发。

这次关小号,四十多天后才把我放出来。

七、遭毒打、灌食、冷冻、吊铐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五日,我所在监区几十个法轮功学员整体拒绝做奴工,我也积极配合。监狱防暴队男恶警杨子峰,和女警吴艳杰、陶淑平、李笑宇、乔丽娜等人,来到监号对我大打出手。恶警王某说:“谁敢动,我让她在这个世界消失。”她们把屋内所有人都赶出去,对我进行残暴的毒打。嘴被打出血,恶人还用擦地抹布塞进我嘴里,又拿鞋抽打。

之后她们把我从监舍拖到小号里,我身上都被拖坏了。法轮功学员肖爱玲看不下去,前去讲理,也被强行关入小号。在小号里,我不配合她们的无理要求,被恶警罚坐铁椅子。我绝食抗议,恶人一边量血压、听心脏,一边对我灌食。用开口器将嘴撑开至最大程度,长时间折磨我。这使我头痛的象裂开似的,分分秒秒都在痛苦中煎熬,感觉生不如死。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我和肖爱玲被关在小号里近一个月,直到被迫害得身体极度虚弱时才放回监舍。当时我俩走路都很艰难了,手、脚肿的脱掉一层皮。在关小号期间,恶警(指导员)王玉兰还唆使刑事犯人说:“对法轮功,该出手就出手。”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为了索要被长期关进小号里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其他法轮功学员拒绝去车间参加奴役劳动。接下来在狱长王星、褚淑华的指使下,警察命令犯人强行拖拽她们去车间。我看到有人殴打法轮功学员,就去制止,结果被犯人连拽带打、昏了过去。她们就把我抬进车间,放在干活的案子上。

下午,我和几十个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强制拖到楼外,在监狱大墙风口处冻着。当时正值北方寒冷的冬季,气温达到零下三十度。我们一直被冻到晚上。这期间根本不让吃饱饭,只给一点吃的,还把监舍里我们自己的食品都给搜走。还禁止我们上厕所。晚上回监室后不让睡觉,在走廊里码坐小板凳,一直坐到深夜两点。

两天后,我被恶警戴背铐,吊铐在寝室的床头上,一直铐了四十八个小时,之后被拽出去继续迫害。其他大法弟子被带到男犯人监区继续受冻、一直冻到下午四点。回来后不让坐着,让所有人都蹲着,蹲到半夜十二点。

我又被拉到防火通道风口处,只穿线衣、线裤,就这样被冻着。回监室后不让睡觉,又被恶警乔丽娜铐在铁门上,那种姿势站不直、又蹲不下,只能半蹲着,极其痛苦,一直铐到凌晨五点多。

八、我被捆束缚带、灌药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监狱又开始对整体法轮功学员迫害。恶警强迫犯人给法轮功学员念污蔑大法的“陈斌”报告,我拒绝听,就把报告给撕了。大队长董丽华就用“束缚带”折磨我,她用皮带把我浑身上下都捆绑起来,整整捆绑我七天七宿,连吃饭、睡觉都不给解开。之后,董丽华不让我见家人,不准家人给我存钱、送物,也不准邮信。还让犯人对我严管,不准任何人给我东西。

二零零七年八月,董丽华把我转调到监狱医院住院处迫害。明明我没有病,却每天被强制打针、吃药。我拒绝吃药,恶警就指使犯人对我强制灌药。灌药时,她们用塑料勺子撬我的嘴,塑料勺子被撬坏了。而我的口腔上腭、舌头、喉咙全被搅破,连牙齿也被撬得直掉渣。

我在狱中遭受的毒打,遭受的屈辱、以及种种迫害,远不止这些、远远不止这些……

结束语

只因为信仰法轮大法做好人,从二零零一年起,监狱开始不给我减刑。我被关押在监狱二十二年,直到二零一四年才出狱。加上先前在看守所关押两年,共经受二十四年的牢狱魔难,彻底结束了我今生今世的大难。

这期间,从死缓到无期、再到有期徒刑的改写,正值中共对法轮功打压之前的时期。现在看来,一切都得按着冥冥之中的天意安排走,那真就是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

回想自己仅仅由于不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而遭受中共十四年“牢中牢”、“狱中狱”的残酷迫害、而这十四年中多半时间又被关进小号里折磨,我不后悔!回想由于不放弃信仰大法而被剥夺十四年劳动挣分、进而减刑的权利,我也不后悔!虽然我文化程度低,但悟性还可以。在我看来,减刑不减刑、生与死固然都很重要。可是比起做人的准则与尊严来,这些又都不重要了。

一个人无论吃多少苦、无论遭多少罪,只要能坦坦荡荡的做个好人,坦坦荡荡做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那就是最充实、最有意义的人生了。为了守住坚信大法的那一念,历经百苦而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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