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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次绑架、2次劳教迫害 北京农妇控告江泽民
二零一五年七月，现年六十一岁的蔻茹敏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依法追究其法律及刑事责任，还法轮大法清白。
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五年，江泽民个人或伙同已知与未知的共同犯罪参与者，发动、设计、谋划、命令、主导、落实、管理、参与或煽动了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折磨以及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与惩罚，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国宪法以及中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二百三十二、二百四十八、二百五十四、二百三十四、二百三十六、二百三十七、二百三十八、二百九十七、三百九十九、二百六十三、二百六十七、二百七十、二百七十五、二百四十五、二百四十四、二百五十一以及第二百四十六条。
以下是蔻茹敏老人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一、每天都沐浴在幸得大法的喜悦之中
我是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是我丈夫先得法的，他炼了法轮功之后，心态变的更平和了，长期吃的降压药也停了，可是血压却正常了。真太神奇了，我带着一颗好奇而又想探索神奇的心，走入大法了。师父讲的大法法理就深深地触动了我，师父揭示了宇宙最高特性是真、善、忍，他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
师父叫我们做人首先要重德，做好人就要按着真、善、忍标准去做，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不说谎不骗人，讲诚信守道德；与人为善，做任何事都要首先为别人着想，有好事先想别人；在利益面前做到忍，做到让，不争名，不争利，这才是做真正的好人。修炼中我渐渐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要“返本归真”。这法理讲的太好了，我一定要按师父讲的去做，向内去修我那颗心，用真、善、忍修去一切不好的人心，向更高境界升华，于是我坚持不断地学法炼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
半年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原有的慢性胃炎、顽固性头疼，妇科月子病、心脏病 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我的身体总感觉到轻飘飘的，走多远的路不累，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一样，浑身上下别提多舒服了，那个美妙无以言表。
身体有了变化，心胸也发生了变化，我的心态平和了、心情愉悦了、性格开朗了、头脑清晰了，不知不觉中我整个变了一个人，不再发脾气了，对人宽容大度了，遇事能忍让了，不计较个人得失了，以前对公婆的不满也消失了，时时处处能为二老着想了。我每天都沐浴在幸得大法的喜悦之中。
师父对我的救命再造之恩，我永生不忘，用尽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之心。
二、我遭受迫害的经历
由于法轮功走的正，能够使人真正身心受益，洪传的非常快。江泽民这个小人，因妒忌李洪志师父的崇高威望，对法轮功有目的、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全面镇压，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进行造谣、诬蔑、诽谤、陷害，违法越权，开动整个国家机器，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灭绝政策，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展开了疯狂迫害。
我是法轮大法直接受益者，深知法轮大法对社会、对国家、对人们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有着不可估量的普世价值。作为一名直接受益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我有责任捍卫我师父和大法的尊严与清白；作为一名社会公民我有权利行使国家“宪法”赋予我的权利，我和千百万法轮功修炼者一样本着善念、和平、理性的向政府说明情况，然而江泽民团伙非但不听广大群众的呼声，反而下令非法抓捕、关押、判刑、劳教等手段，来迫害敢于讲真话的修炼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至今十六年的疯狂镇压，使难以计数的幸福家庭被拆散，无数学员被酷刑折磨、摧残致伤、致残，数百万计大法弟子的宝贵生命被无情夺走，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牟利，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在这场持续十六年的邪恶迫害中，我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一条法律，我只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中国及世界上善良的人们，法轮功是正法，是佛法修炼，我师父是清白的！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不但是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且是对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法规严重践踏行为。我只想按师父说的做好人，仅此而已，别无他求，却受到江泽民指使的各级执法部门的迫害，江泽民把亿万人民群众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与此同时我和我的家人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经济上受到了严重损失，在身心上受到了无法弥补的奇耻大辱及创伤，使我挚爱的丈夫失去生命，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一）家无宁日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我村书记王文辉，副书记李春艳，村长李佐英，治保主任王士江，妇女主任张桂玲等人，为了自身利益，积极配合乡610和乡派出所对大法弟子无端骚扰。
为了拦阻我们在街心公园炼功，大队治保主任王士江和张桂玲商量，把全村广播喇叭的开关安装到王士江的家中，他能看到我们炼功点的情况，只要我们一到炼功点，他就把两个高音喇叭打开，干扰我们炼功，也干扰全村人休息。
有一天，我们炼静功时，王等人趁着天色暗，往我们炼功场中扔玻璃瓶，碎玻璃碴子直往我们身上溅。如果我们提前两小时炼功，他们也提前把高音喇叭打开，全村人都被吵醒，半夜有村民打电话质问书记王文辉让不让人睡觉？王文辉却说：“别骂我，要骂就去骂法轮功吧。”邪党人员就是这样在民众中制造仇恨的。
有一天，早上六点多，治保主任王士江和妻子李佐芹气势汹汹来到炼功点撒泼打人，王士江手拿五节一号电池的手电筒对一名大法弟子大打出手，弟子头上和胳膊上全是一条条大红棱道道，李佐芹连打带踢还骂个不停，鞋都踢掉了。
王士江还派联防的、扫街的跟踪监视大法弟子，我们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非法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那时派出所、610、经常骚扰大法弟子，翻墙进家绑架大法弟子。乡长指使副乡长带人来家骚扰，金盏乡派出所警察也经常骚扰大法弟子家，态度非常恶劣。
片警贺明进和尹姓警察、孟姓警察，到拘留所和天安门派出所接我村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时，对大法弟子的态度十分野蛮，把大法弟子塞进小车的后备箱，有时一次塞进两个人，后备箱里还有工具，空间非常狭窄，坐不起躺不下。
贺开起车来专找不平的路走，还东拐西拐左右摇摆，车里的大法弟子一会儿撞到这边，一会儿撞到工具上，致使一位同修血压升高。还有一次把接回来的大法弟子滞留在金盏乡派出所两天不让吃饭，喝水。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早上六点，朝阳国保徐勇等联合金盏乡610、东坝、孙河派出所一同实施对我村大法弟子多人抄家，金盏乡610金连栋把我家床上被褥全部拉开，床下鞋盒、书盒全部搬出，连衣柜的衣服都翻得乱七八糟，他还说：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证据，把人送进去。他们连楼上、阳台、洗衣机、冰箱、洗漱间、暖气炉等地方都翻到了，我家就象遭土匪抢劫一般。
二零零一年大年初一夜里十二点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滞留一天，第二天丈夫去接我，警察静伟不让走，我丈夫急了，他只好放我，并让我丈夫看着我，我丈夫义正词严的说：“我没有权利干涉人家的行动自由，人家炼功怎么啦？人家好几年一粒药没有吃。”他听了也不吱声了。
（二）拘留所关押
为了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为了讨还大法与师父的清白，我要站出来堂堂正正的证实法。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月，我和同修两次到天安门证实法，我们打出写有“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条幅展示给世人看，被广场的便衣抢下连踢带打强行拽上警车，送到天安门派出所，后被本地派出所接回，送到朝阳拘留所非法关押，一进拘留所就受到人身侮辱，全部脱光衣服检查，衣服被剪的乱七八糟，不能再穿。
狱警唆使牢头无端打骂我们，为了抗议非法关押、侮辱、虐待，我们进行绝食抗议，又遭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我们监号关押了三十二人，一米宽的地方要睡下四、五人，条件恶劣。我们背法、炼功，狱警打开牢门唆使牢头等人对我大打出手，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慈悲的把自己的馒头给其他犯人吃，把仅有的一点开水让给她们喝。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因发真相材料，被人举报，被呼家楼派出所绑架，他们把我背铐在地下二层的铁椅子上两天没吃没喝。后被送到朝阳拘留所，遭到野蛮拍照，几个男人粗鲁的把我按在水泥地上，揪住头发拍照。在那里还对我进行野蛮灌食，几个吸毒犯和警察同时动手，七手八脚把我按在水泥地上，用很粗的皮管子插进鼻孔，有一次出现危险送到医院抢救。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在北京东城看守所，狱警唆使牢头揪住我的头发拖在地上，连鞋都没有穿，拖到刑房野蛮灌食；人成大字形铐在铁床上注射不明药物；还遭到预警唆使四个男犯人把我按倒在刑床上扎电针，狱警把电流一下开到最大，我的整个人就被弹起来又落下，这样来回几次，把我折磨的好苦呀，真是没有人性。
（三）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的罪恶
二零零二年元宵节那天，我被送到大兴团河劳教人员调遣处，到那就让我们低头，用警棍打头，然后强制我们站在空旷、冰冷的大库房，直到有人晕倒；又让我们蹲着，前后一小时左右，以此来消磨我们的意志和正念。然后逼迫我们写保证，我不写，队长国玲娜（以下简称国），二十三岁，又叫来七名吸毒犯，平时养的打手，让他们把我按在水泥地上，有一个人不好意思动手，国说：“你不想减刑了，想减就使劲按住。”
有四个人分别按住我的四肢，一人坐到我肚子上，按住胸部，一人用抹布盖住我的眼睛，揪住头发使劲按在地上，一人用钢勺把儿和牙刷把儿用力翘嘴和牙齿，往嘴里捅刚打来的干米饭，捅了半天也没有进去，我用力反抗，国看到说：“我来。”她蹲在我的左前边，用皮鞋跟踩在我的左小臂上。
那时国玲娜已经失去理性，根本不顾我会受到伤害，在我嘴里乱捅，捅几下就灌点凉水，致使我的脸上、身上、脖子里、毛衣上到处都是米饭粒和凉水，直到出现生命危险才住手，把我拽起来的时候左小臂根本不能动，国马上叫人拿来速效救心丸，强行给我吃下。吸毒犯按住我的手在保证书上签字，我用力反抗，根本就不是字，国竟然说行了也算写了。后到楼上大厅又罚站一天，不背监规不让进班，这期间我受尽凌辱与迫害，造成口腔溃烂多日，牙齿松动。
第二天，就开始超负荷的劳动，每天五点三十起床开始干活，晚上干到九、十点钟是经常的事，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有一次竟干到夜里一点半才让休息，也不让洗漱。每天干奴工是有定额的，完不成定额不让睡觉，有时让全班陪着，这样用来制造仇恨。
在调遣处一个半月没有洗过衣服，因为所有的时间都在干活，不让喝水，每天只能上两次厕所，晚上洗漱只给二、三分钟。吃饭还要打报告词，请求他们给饭，用这种方法侮辱人格。走路靠边，见到警察要问好。
有一天晚上看电视，新闻中有一人写了诬蔑大法的书，很多学员都站起来喊大法好，把国玲娜等警察吓坏了，如临大敌，把护卫队也叫来了，又是威胁，又是恐吓，第二天，国把我们班喊口号的都叫出去迫害，她连打我头好几下，侮辱、谩骂我，我说：“你这是犯法。”她说：“什么法？我就是法！不信我把人关在那边小屋里，绑在死人床上，怎么折磨你都没人管，你叫也没用，没人能听到，更不会有人管。”
还有，我刚到这时带来的日用品等东西被搜查时，好的她们自己留下，不好的就扔了，被子被她们拆的稀里哗啦，棉服被剪的乱七八糟，根本没法穿了，说是查经文。
在那里，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着，所有一切都是超越人的生理极限，警察根本不会正常说话，什么时候都是最高分贝，简直就是声嘶力竭，她们自己都说：“这里是人间地狱，来到这里别想好过。” 她们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段迫害好人，以来掩盖他们内心的空虚。
（四）在劳教所遭受的折磨
从调遣处转到劳教所后，我再次遭到非人的肉体迫害和精神折磨，在层层的政治压力和利益诱惑下，劳教所成了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又一座人间地狱，在所谓的春风化雨般的谎言下，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那里从上到下都是谎言欺骗，恐吓威胁等卑鄙手段，并靠暴力迫害好人。为达到转化的指标，他们总结一套强制、卑鄙、残酷手段分模式进行。首先以伪善登场，威逼、利诱、哄骗等手段，让你不停的看诬蔑大法的材料，然后表态，如果说真话就会让包夹拳脚相加，挖苦、辱骂不断，他们转化学员的招数阴狠毒辣，什么损招都用。例如：长时间一个姿势坐小凳子，凹凸不平，只穿一条单裤，不许动，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直挺、不许低头、闭眼、两脚并拢，罚站、不让睡觉、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冬天放到大门口边，西北风从门缝吹进来冻你，要不就放在窗口冻，夏天放到墙角，不让透气，用纸箱隔一米见方小地方，包夹坐外面，不让洗漱、洗澡、不让与别人交谈，不让接触任何人，时间长了臀部会被硌破，出血结痂，正是这种强制洗脑，有些人就是受不了这些折磨，违心的配合，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痛心，接下来就是超负荷的劳动。
二零零二年我到那里时主要是穿鱼食，每人每天定额穿十斤，还有包筷子每天要包五千双到七千双，干不完全班挨罚，还要找你个别谈话，干这种活累的手指肿得老粗，连手腕都肿了，也不让休息。
听说各大队自主承包，他们到处揽活，每年上缴所里六万元左右，剩下的留在队里由警察分享，所以他们更加抓紧时间抢活，他们好多分钱财。我是全队干活出勤天数最多的，因为他们认为我思想改造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不能参与其它事情，只能天天干活，干了一年多发给我的劳动补贴是全队最多的共计十七点九三元。
二零零七年，第二次劳教期间，强迫体检时查出甲状腺结节病变为恶性肿瘤，办理了保外就医，劳教所警察对我女儿施压，让女儿辞掉工作在家里看着我，并威胁说：“在这期间如再出问题就判大刑。”逼女儿让我做手术，女儿信以为真。我做完手术后，在身体还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劳教所来了好几个狱警和狱医，当着我八十岁老母的面把我绑架走了，借口是确保奥运安全。我母亲痛苦万分，老泪纵横说道：“这是什么世道，做好人都难。”为这事大病一场，家中无人照顾。
到了劳教所，我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可是劳役、辱骂、各种迫害却完全恢复依旧。在劳教所不放弃信仰，不配合警察的学员就会遭到非人的折磨。例如：北京大法弟子赵咏梅被单独关在小监室里，地上铺上被子，为的是折磨、殴打她时没有声音，每顿饭只给一小口馒头和菜汤，并在菜汤里加不明药物，致使赵咏梅整日头脑迷糊、眩晕、四肢无力，瘦的皮包骨，警察却说：“饿不死就行。”又如另一位北京大法弟子没有厚衣服，天冷了，于是拿出钱请包夹帮助买件厚绒衣，结果狱警指使包夹不要给她买，用这钱给你自己买点东西，有意让大法弟子冻着。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
（五）我的家人所遭到的迫害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丈夫、我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丈夫叫张贵成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修心养性，做个更好的人，他的身体更加强壮，不吸烟、不喝酒、为人正直、待人有礼、孝顺父母、疼兄爱弟、疼爱娇女、体贴谦让妻子，遇到任何事都先为别人着想，不论贫穷与富贵都一视同仁，是亲朋、邻里、单位公认的好人。
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人，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一直经受着迫害。在我被迫离家和被非法关押期间，他一人承担起照顾八十岁的老母和老岳母的担子，还要照顾上学的女儿，弟妹家的事也要分心照料，更让他担心的是我的安危，他每日操劳，还不得安宁，国保、610、派出所还经常上门骚扰、抄家，长期处于身心紧张、担惊受怕、过度劳累的状态中，精神受到巨大的压力和伤害，积劳成疾导致他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过早的离开人世，终年四十九岁。
丈夫的离世给了俩位白发老母沉痛的打击，她们悲痛欲绝大病不起。幼小的女儿从此失去了无比疼爱她们的父亲，我失去了同甘共苦二十六年的挚爱，我家的那根顶梁的大柱子塌了。出殡那天，天空阴沉，飘着片片雪花，真是天地同悲；后来天空见晴，我知道那是上天告诉我，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不要过于悲伤，人间正义终会到来。
这些年来，我那两个女儿，经受了母亲一次次被绑架、关押、拘留、劳教、流离失所的惊恐之日，还经受着国保、610、派出所经常上门骚扰、抄家，的惊吓，又经历了失去父亲的悲痛。正当她们处在中考和高考的关键时刻，却整日过着没有父母陪伴，担惊受怕的日子，陪伴她们的却是恐惧与思念，学习不能精力集中，想的是：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经常是暗自流泪。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晚上八点左右，只有两个女儿在家，突然有人敲门，大女儿开门一看是国保警察和联防的人，没有让他们进来，国保警察以妨碍公务为由要把她绑架走，二女儿发现后赶紧打电话把叔叔婶婶叫来，在亲人的交涉下，孩子才得以安全。可是那些警察却如狼似虎的再次抄了我的家，又像土匪洗劫过一样，两孩子再一次受到巨大的伤害，这深深的烙印在孩子们的心中是永远也挥之不去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江泽民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所带来的。我那幸福美满的家被拆的骨肉分离，阴阳两隔。我那年迈的老母亲也没有逃离江泽民的迫害，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六月五日那天，他们竟当着我八十岁老妈的面绑架我，老人家当时全身动弹不得，我质问他们为什么抓我？警察说：“上边有令，杀人放火都可以不管，专抓炼法轮功的。”老母为此大病一场。
自从江泽民迫害大法以来，中国有多少家庭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天赋之人权，记得女儿哭着对我说：“爸爸不在了，我们多想跟妈妈在一起过正常的生活呀。”孩子的要求不高呀，可是目前在中国，在江泽民的打压下，孩子们这简单正当的愿望却难以达到。我们这点最基本的做人的权利都被掠夺了。
首恶江泽民为一己私利，发动对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迫害，其血腥程度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之最，这丧失人伦无情摧残与折磨，实在无法想象，如果我没有学大法，没有宇宙真理的福泽，让我感悟到了超越凡俗生命的境界，没有师父的呵护，我这一介凡夫俗子，一个普通的乡村妇孺的血肉之躯怎能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伤呢？
基于上述十六年来由于我坚持信仰真、善、忍，我和我的家人、亲人在精神上、身体上、心灵上、经济上所受到的种种迫害，这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所以我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罪责（包括刑事责任、经济赔偿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希望贵院秉公办案，为民伸冤，还世间公道与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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