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酷刑折磨 黑龙江双鸭山市女医生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九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女医生齐淑艳，曾身患多种疾病，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大法后，齐淑艳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以“真善忍”来处事。不仅自己的身体好了，无病一身轻，而且工作上获患者、单位的好评，被提升为科主任。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齐淑艳医生因为坚持修炼大法，遭受了多次绑架，被非法关押多次，多次被到家骚扰，多次被要求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保证书和悔过书，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多种酷刑迫害。今年八月九日，齐淑艳医生控告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控告书已邮寄给高检和高法。

一、修炼法轮大法使我重获健康

我叫齐淑艳，今年五十八岁了，是一名医生。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鼻炎、鼻窦炎、慢性阑尾炎，因呼吸系统疾病导致四季感冒不离身，经常咳嗽、咳痰难以忍受。我还患有风湿性膝关节炎，我的两条腿像两块大铅坨，经常痛的上楼困难。为了治病我学了多种气功，但也没把病练好。后来听一起学功的朋友说“益寿山”上有炼法轮功的，我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份开始接触并开始修炼法轮功。

自从我修炼法轮功后，自己能够严格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约束自己，处处按照师父的教导“真善忍”来处事，遇到事情能够为他人着想，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工作中我认真负责，视患者如亲人，体贴患者的痛苦。有的患者为了感激我，从家中拿来蔬菜送给我。我受到了患者的好评，并送锦旗鼓励我。我还被单位评为“先进生产者”，披红戴花领取奖金。在我提科主任后，在单位里无论份内份外的活我都毫无怨言的干。

修炼前，我被疾病折磨使我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经常想让我死了吧。修炼法轮功一年后，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远离了疾病，拥有了健康，真正的是无病一身轻。

作为一名医生，我用药很方便，修炼前家中亲人用药我用我的名字开药，这样仅付十%。修炼后，我放下了利益之心，从此再开药，用家属名要付50%的药费。放下了对“名、利”的执著，从此不再为个人得失而苦恼，不再为俗世纷争而烦恼，我的心里像开了两扇门一样，真的很舒畅。

二、做好人、说真话上访遭迫害

这么好的功法，既能使人祛病健身，还能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可江泽民却在一九九九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九日，我和法轮功学员一行二人去天安门为法轮功讨公道，要求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我们被绑架后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恶人审讯我们时让我们骂师父，我们不骂，他们就拳打脚踢，还不让我的同伴去厕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打得脸肿很高，有的把腰踢坏了，我们说警察不能打人，他们说：“我不是警察，是他们雇来的。”然后把我们推进铁笼子里面，铁笼子里装满了大法弟子。

铁笼子示意图

在铁笼子里，大家都向看管我们的警察洪法，讲真相，有几个还有良知的警察被我们的正义打动了，听了后点头含笑而去，而有的善念无存的恶警听我们洪法，就往我们身上吐唾沫，用水瓶子往我们身上浇水。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被送到东城区看守所，这是一幢十字形的五层楼，是江××特意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盖的（后听说）。下车后，警察强迫我们照像，挂牌子，强迫我们上楼，又给我们编号、搜身，他们把身上带的东西全部搜出去，然后让我们上楼把我们送进各个监号。

在东城区看守所的这八天中，我们饱尝了人间地狱之苦：晚上睡在光板床上，我们学员互相贴身取暖，有的学员冻得无奈只好坐着睡。学员每天被非法提审一次，提审时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先软后硬，软硬兼施，为了不牵连家人和单位领导，大家都不说出姓名、地址。在监号里，我们听到男号里传来打骂声、狂吼声，乱成一团。我们女号便全体一齐呼喊：“不许打人、不许打好人，我们没犯法，为什么打我们。”这时五、六个恶警疯了似的扑向我们号里，电棍、狼牙棒狂飞乱舞，大法弟子遭此迫害，没有一个后退的，也没有一个还手的，我们都用善念对待这些毫无人性的警察，直到他们打累了，才气势汹汹地走了。

酷刑演示：毒打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七日，在东城区看守所把我们迫害八天后，开车拉往其它地方关押。车行驶了大约五个小时，转移到一个叫作遵化看守所的地方，当时的副所长（张××）领一伙人，对我刑讯逼供，从下午三点开始到晚上九点，揪着我的一撮撮头发，在地上抡，同时用皮鞋猛踢我的腿部。用绳子绑住我的双手，向上拉，同时用警棍打我的两臂和双肩六小时，我痛得昏死过去，被送回监舍时，两臂肿的棉衣都脱不下来，是用剪子将衣服剪开的。

三、在劳教所遭酷刑迫害

二零零二年三月，只因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双鸭山市运输处保卫科人员，非法闯入我的家中，将我强行绑架到双鸭山矿务局看守所，送往佳木斯劳教所非法劳教二年。

我在佳木斯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开始时的近两个月，我被关在紧闭的一个小屋里，门上有白布罩，看不见小屋外的任何人，大小便都不准出屋，更不要说到户外活动。

二零零二年四月中旬一天，我正背朝门面朝窗而坐，恶警中队长何强看见了，说我在炼功，上来就是一个耳光，打得我脑子“嗡”的一声，耳鸣了两天，当时就把我的脸打肿了，并且左耳听力下降，一周后，才恢复正常。

二零零二年四月末一天，我坐在床上双腿蜷曲，恶警殷红看见后让我伸开，我没动，殷立即找来恶警队长洪伟给我戴上了手铐铐了一周。还有一次，我面向窗外，一条腿立在床下，一条腿曲着，恶警洪伟看见后大吼，我没有动，恶警洪伟上去就把我拽到地上，连踢带打后，锁在一个单人房间，双手铐在床上长达七天。

酷刑演示：铐在床上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初，何强上省里开会交流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新招，回来后就大声叫嚣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紧接着就开始了对大法弟子更加无理智的迫害。劳教所女队把所有大法弟子集中到三楼的会议室，每天从早上五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在五十－六十厘米的方砖内强迫大法弟子直挺挺的坐在二十至三十厘米高的小凳上，始终保持一个姿势：两手平放在膝盖上，面朝前，两眼直视前方看谤师谤法的录相。谁稍有动弹就会招来棒子打，电棍电，铐子铐。一直到晚上十一点，谁要是困了眨眨眼睛就会被罚继续坐小板凳，经常折腾到凌晨一点才让睡觉。还逼迫大法弟子念谤师的材料，不念的就被打的伤痕累累。恶警们简直就是要置大法弟子于死地。在二楼东西两侧，每天都有数名大法弟子被上大背铐，铐伤铐残的天天不断，大法弟子们每时每刻都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煎熬着，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恶警何强的直接参与、指挥下系统的进行着。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中旬，恶警蒋佳男把我带到二楼上酷刑“大背铐”三个多小时。蒋佳男领着两个男警察，对我酷刑逼供，他们强行逼迫让我在写好的“五书”上签字，逼迫我放弃修炼。

我要严正声明我在高压迫害下所写的不符合大法的、不是我本人真意的言行全部作废。刘亚东阻止我声明，威胁要再一次给我上“大背铐”后再把师父法像放在我的身子下面，以此侮辱我师父。她还手里拿一堆纸，说是我师父的法像。我说你不让我声明，我就死在你面前，她就揪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末，我在佳木斯劳教所，我被强迫挑小豆做奴工九个月。一次我被迫参加奴役劳动回来，因为过度疲劳靠墙睡着了，恶警洪伟看见后，就用脚踢我，并弄到走廊又踢又打，然后又给上了“大背铐”。

酷刑演示：大背铐

二零零三年七月，我因为不写诽谤大法的“作业”被逼坐小凳连续两个多月，当时是盛夏，不让洗衣服，不让洗澡、不让洗漱。后又被上了“大背铐”（一手在肩上向下，一手背过去将两只手铐在一起），这是一种很残酷的酷刑，很少有人能挺得住的。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和一同修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澄清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被向阳派出所警察彭剑秋和周喜波绑架，在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十点多，向阳派出所副所长疯狂的向我前胸及面部双拳猛击三十多下。当时我的一处肋软骨被打得肿起一个鸡蛋大的肿块，真的使人痛彻心肺。我被打后的第四天，感到胸部疼痛难忍、咳嗽，我疼的一个多月都不敢翻身，我绝食抗议对我的暴行，后我被送到医院，拍X光见第八肋见一裂纹性骨折。我被关押在向阳派出所的二天，警察没给任何吃的，没给水喝。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警察郎显峰非法提审我，见我拒绝回答问题，他解下自己的皮带，向我头顶部连击五、六次。然后他说：你别怪我，我这是工作。我说：我不怪你，但这样真的对你不好，以后不要这样的对待大法弟子。

四月二十六日，向阳派出所的副所长，摘走了我女儿新买的价值三百多月钱的手表一块。我在被非法关押双鸭山市看守所时，法院勒索了我的家属一万元钱，同时对我枉判三年。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九日，我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被非法冤判三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九监区，大队长“郑杰”指使其他犯人，让我“罚坐”在一块砖大小的区域内的一个很矮的小木凳子上，每天从早上五点坐到晚上十点，以后又升级到“罚站”每天十八小时，我的双腿肿的都不会走路了，回来又变成“罚蹲”每天十八小时，再后来由十八小时逐渐增长到二十四小时，并每天逼迫我看谎言的宣传，由邪悟的人来给强制洗脑，逼迫我写五书。

为了强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对我实施了以下酷刑折磨：

1、拳打脚踢
2、揪着我头发满地抡
3、关在铁笼子里
4、往身上吐唾沫，用水瓶子往身上浇水
5、用狼牙棒打
6、用绳子绑住双手向上拉，然后用电棍猛击双臂和双肩
7、关禁闭不准出屋
8、打耳光
9、将双手铐在床上七天
10、坐小板凳
11、上“大背铐”
12、18小时“罚站”
13、18至24小时“罚蹲”

参与迫害的我的人员：
何强　蒋佳男　洪伟　刘亚东　殷红　　何强（佳木斯劳教所）
郑洁（哈尔滨女子监狱）
副所长（不知道名字）郎显峰　彭剑秋　周喜波（双鸭山市向阳派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