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关押遭酷刑 河南新乡市杨守青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十月一日】（明慧网通讯员河南报道）杨守青，女，今年六十四岁，居住在河南新乡市延津县城关镇，和母亲、女儿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所，遭酷刑迫害。全家人经常遭610非法组织电话骚扰，每一次电话都会给家人带来不安、压抑和痛苦。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杨守青女士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希望通过她一家人遭中共迫害的事实，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相。

杨守青在她的《刑事控告书》中讲述学大法身心受益的事实，以及遭江氏集团迫害的经历。

修大法 各种疾病一扫而光

修炼前，我多种疾病缠身，贫血、胃病、妇科病、关节炎、肩周炎、经常感冒、痔疮，还有说不清的病。无缘无故的胳膊不会动，胳膊肘突然剧痛，不青不红也不肿。到医院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因心血不足，常常头晕晕乎乎，抬不起头，睁不开眼。我的身体已经差到极点，别人形容我的身体是“吹风待倒”。有几次，我骑车去上班，正骑着突然就倒了，什么也不知道，等醒过来再骑上慢慢走。有时被同路的同事发现扶起来，到医院检查不出来啥。

九七年的八九月份，我开始学炼功的当天晚上，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从夜里十二点以后到早上六点，我拉八次肚，丈夫害怕，非要送我上医院，我觉得没事，可能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又正常上班了。我的身体一天一个样，精神焕发，红光满面，走路一阵风，骑车好像有人推一样，各种疾病一扫而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好美。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默默地把该做的工作做好，领导很满意，我心里也很轻松。不争名也不争利，只想着为别人好。

做好人 遭中共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晚上，几个安保科人员把我叫到公安局安保科。安保科科长秦臻说：接上边的电话通知，法轮功是非法组织。我很震惊：我说这锻炼身体修心向善怎么就非法了？秦科长说：这是通知说的，共产党员不能炼法轮功。你表个态吧！如果你继续炼法轮功，党籍、公职难保。我说：我啥都要。他说：只能选一样。经过再三思考，我选择炼法轮功。我的选择让他们也很震惊。我说：我上有八十多岁的母亲、下有未成年的女儿。我的身体在不炼功以前连自己都顾不住，看也看不好。上班都难以维持，别说做家务还给家人增加负担。是炼功改变了这一切。我首先得要身体、要命啊！即便没有工作了，我就是捡破烂也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况且我母亲就我这一个独生女，我不行了，谁管她？我这是被逼的！

1、被非法拘禁

二零零零年六月底，我们母女三人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进京上访，要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政府：“法轮大法好！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这群人几乎都是没进过京的。对北京很陌生。我们的举止、穿戴很快就被便衣警察盯上了。三十日，在北京地铁西端第一个站口附近，有人问我：“你们干啥？”我说：“找信访局在哪？”“法轮功吗？”我说“是。”“跟我走吧，”结果那人把我们带到宣武区派出所。

当时我想：“反正已经来了，总得把话说出来。”当值班警察问我：“阿姨，你来北京啥事啊？”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政府反映，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无一害。政府迫害法轮功错了！请你们向政府转达我们的意见。”那位警察说：“我爸也是炼法轮功的。可是，国家不让炼了，就别炼了，以后再也别出来了！”我以为我们说完就走。谁知晚上把我们送到宣武区看守所。

当时值班武警问：“什么人？”押送我们的警察说：“法轮功。”武警说：“把坏人放出去，把好人关进来。干的啥事啊！”在那里，我们被质问，被搜身。我没有报地址、姓名。我不想让当地的政府、工作单位、家庭受到牵连。但这一切是徒劳的。

七月二日晚上，我们被接到新乡驻京办事处，公安局副局长李儒录及我们每个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已经在那里等着。三日早上，我们被押到延津关进看守所。四日，我们又被叫出来，拉到田间路上录像。在外录完，又拉回看守所。然后把我们都捆绑起来，象整犯人一样，强迫跪地上。寇守业在那宣布我们是犯罪嫌疑人，扰乱社会治安，以刑法第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关押。我被关押约一百天，两个女儿（大女儿十九岁，二女儿十五岁）被关押各一个月。

从看守所出来后，县医院开职工大会宣布我的大女儿因炼法轮功被开除，后来又上班了。大女儿零八年被迫害含冤离世。二女儿被县一中开除学籍。后来托人又去县一中读书了，但是，不能参加高考。尽管安保科人员找到校长郑纯旺说：她还是个孩子，也没炼功，只是跟她母亲去的，也不行。

二零零零年的十一月底，我被第二次绑架，直接把我送到新乡市看守所。二零零一年初，为反抗非法关押，所有被非法关押在新乡市看守所的大法弟子全部绝食。绝食的第一天，延津县公安局就把我拉到本地看守所。绝食的第六天下午二零零一年一月八日我出了看守所。此次被关押（新乡、延津看守所）约三十八天。出来后又被监视居住一个月。尽管我没有签字。

第三次大约是二零零三年，又把我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

2、被施以酷刑

在第二次被关押期间，在延津县看守所，我继续绝食。绝食的第五天，二零零一年的一月七日，我被强迫灌食（插鼻饲管）。恶人们把我按到铺上，两个人按胳膊，一个人按腿，一个人拘着头，狱医插管。狱医说我不配合，插不进去，就给我上刑。那个刑具是个钢管制成的工字型结构。脖子、两手腕、两脚脖都用钢筋制成的卡子扣住，用扳手把螺丝上紧。那个钢管的直径大约有三十毫米左右。紧紧地压在胸部，只能做细微呼吸。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给我拆掉刑具，让我收拾我的衣、物出来。

车子已经在看守所的院子里停着。安保科的秦臻、高伟，看守所所长赵朝军直接就让我们（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上车，把我们两个用一副手铐铐起来。送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劳教。到那里，我被检查了两次身体，医生说：她身体不行。他们中的一人说我是因为不吃饭才这样，没事。但是医生还是说不行。并叫他们拉我到郑州最低是市级医院去检查，正常了才行。在医院，医生给检查后说：赶快住院吧！秦臻说我：“你出去吧！”又让我去检查心脏。医生检查后，说我心脏病犯了。检查完，就叫我到一边等着。等安保科秦臻他们来了上车就说：“一切正常。”我说：“你不就是想把我送进去吗？”他说：“看你说的。”我说：“什么是正常啊？”他不说话了。由瞬间变化的两种结果看，安保科人员和医生究竟做了什么交易？晚上十点多又拉回到延津看守所。十一点左右看守所所长赵朝军又叫人给我上了同一种刑具，直到八日下午四点左右历时十六七个小时。

3、被强迫劳动

二零零零年七月在延津县看守所被强迫劳动。当时我的大女儿和我在一起。大女儿曾患先心病，延津县公安局往卫辉送，卫辉看守所不收，延津看守所收。在这里每天被长时间强迫劳动。女儿很快出现全身浮肿。长时间在那坐着，腿都弯不了，全身各处都成圆的了。脚趾、手指都成硬的了。加上天热、蚊叮虫咬，女儿身上出满了痱子，比小米都大。真是坐不了，躺不下。孩子呼吸都困难了。一天晚上别人劳动后都睡了。孩子给我说：“妈，你给我找张纸，找支笔，我想给我爸写几句话。我会把最好的给他。”我知道女儿想干什么。我哭了。我说：“后悔吗？”她说：“不后悔。”她告诉我：她在开封上医学时，有一个女孩十六岁，和她是一样的病。她曾经给她输过液，最后也是像她现在的情况。几天后她死了。她说：“妈，我们没有错，我妹妹才十五岁，在原阳看守所，我姥姥八十多了，在家没人照顾，如果我能出去，我陪陪她。你放心坚持吧！”一个月后，女儿从看守所出来了。

4、被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

每次的非法拘禁都伴随着非法搜查。我多本大法书籍、法轮章、炼功磁带、讲法带、甚至连家里的照片被闯入家中的人带走。大约是在二零零零年，至少是二次，具体时间不清楚了。主要是县安保科的秦臻，寇守业，杨振亮及城关派出所的人等，有时三四个人，有时五六个人。据老家的邻居说公安局还把我们老家院子里的地都挖了找大法书。第三次是零三年，安保科崔福海带人去科协的技术服务部，把我的法轮功书籍带走。

十六年来，我们全家人都承受着很大的痛苦与压抑，无数次地电话骚扰，每到敏感日，“六一零”都会胁迫我、及丈夫单位给家里打电话，“六一零”主任申建国也亲自打电话。每一次电话都会给家人带来不安、压抑和痛苦。

二零零零年后半年，我被非法关押二次，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在看守所。那年，我母亲八十六岁，七月份，就在我们从北京被非法押回来，在看守所宣布“有罪”时，当天晚上就下大雨，几十年不遇的大雨，延津县大面积被淹，我家住的地方是全县城最低的位置，水深约一米三四的样子。丈夫用洗衣盆把母亲推出来，送到亲戚家，东西全泡了。丈夫下班，就睡在一辆破车里。丈夫到乡下看看母亲，到原阳县看守所看看小女儿，再到延津县看守所看看我和大女儿。每次都要托人请客或送礼。每提起来，丈夫就哭，还要被别人嘲笑，说他没本事，连老婆孩子都管不了，让他觉得抬不起头、说不上话。

就在我绝食的时间，母亲早已不吃东西了，一个人被锁在屋里。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六十小时，母亲不幸离世了。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我母亲离世的当天，我回家给母亲办丧事，还有警车跟着。后来听邻居说，至少有五、六个警察守在那。我家四邻、及我家的房顶上都有人，造成极坏的影响。

鉴于所有参与迫害的单位与个人所犯以上罪责，皆因江泽民一手造成，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元凶。实施迫害的人他们知道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参与迫害的人也是被利用的工具或牺牲品。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所有追随江泽民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将面临正义的审判，希望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停止迫害法轮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