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村女娃的离奇坎坷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按：她想有一个温暖而稳定的家，可是家中经常有人来骚扰而居无定所；她是学习尖子，渴望实现大学梦，但是她不是被无故开除，就是被迫辍学；她爱妈妈，可妈妈只因为做一个善良的好人，却被绑架、关押、三年不知去向，在生命垂危时才被监狱放回……

她叫罗春娇，现年二十六岁。下面是罗春娇自述她母女二十六年的离奇坎坷。

大法神奇疾病消 中共迫害不让炼

我叫罗春娇，女，现年二十六岁。我家原住黑龙江省勃利县青山乡幸福村，我从小和妈妈周连英相依为命，我一生下来就咳嗽。我妈妈也由于生我，在坐月子时炕凉得病，浑身筋骨疼痛，腰直不起来。一见凉风和雨水，我妈妈浑身起大疙瘩，特别痒，脸肿的老大。我妈妈的气管也不好，经常咳嗽，经常感冒，多处求医治不好，花了不少钱，总跟医院打交道。我妈妈重活干不了，打工没人要，无奈，为了生活养活我，带着我到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以炸麻花为生，但挣的钱不够治病用的。

一九九八年四月我妈妈又犯腰、腿疼病和咳嗽，每次都点两个星期点滴，外加吃药，还得打小针才能好，总是好了没多久又犯。朋友见状向我妈妈介绍了法轮大法，当我妈妈知道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按“真、善、忍”做好人时，我妈妈的心豁然开朗，不知不觉我妈妈和我的病都好了。

可是我妈炼法轮功才一年多。中共政府突然开始迫害法轮功，谁炼抓谁。无奈，我妈带着当时十一岁的我去省政府上访，反映情况。到了省政府，只见一排排警车，一排排手握钢枪气势汹汹的警察，如临大敌。巡逻的警察驱赶前来的法轮功学员，但是法轮功学员没有骂的，没有喊的。听说头一天抓走了两大车法轮功学员，都拉到体育馆院内。这次把我们又抓住，送到七台河驻哈尔滨办事处。我妈妈把写的心得体会（上访材料）交给他们，要求交给省政府领导反映大法的真实情况。接待的人说一定，并说：你回去愿咋炼咋炼，就把我们母女遣返回来。

从此上了黑名单 上学权利被取消

因为上访，我母女俩上了黑名单，从此没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不是今天派出所的人来抄家抢书，就是明天来一伙不知身份的人恐吓我们。当时我家暂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茄子河派出所所长领一伙人来我家抢走收录机、两个电瓶、香炉、师父法像、大法书籍。后来就让我妈妈天天上派出所报到，实际是非法监管我妈妈。剩我一人在家我妈妈不放心，只好领着我。

派出所给茄子河东河小学校长打电话，校长来了，让我们六个法轮功学员家的小孩站成一排，把一个叫勾亮的男孩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把我们领回学校。那时刚开学没几天，学校逼我和王珊珊天天在走廊罚站、抱轮，从上午站到中午，从下午站到放学。天天威胁、恐吓，并恐吓说：晚上把我俩关在又脏又黑垃圾屋里，吓死我俩。我俩足足被罚站半个月，一堂课也没让上。隔墙听见王珊珊的小弟弟被打得“妈”、“妈”直叫，忙说道：别打了，我不炼了。班主任韩老师说我学习好决不能让我炼。那些老师不是过来用力推我一把，就是过来打我一下。班主任见我仍坚持炼，气愤地一把把我推倒趴在前面的桌子上，正好磕在我眼睛上，当时疼的我直流眼泪，成了乌眼青，肿的我睁不开眼，在家躺了好几天。当我眼睛消些肿，我背上书包又去上学。校长气愤的说：只能选一条，上学就不能炼功，炼功就不能上学。并让我回家把妈妈找来，说妇联的人要见她。并扬言要到派出所告妈妈，把她抓起来。妈妈来了怎么解释也不行，学校把我开除了。

母亲多次被绑架 骨肉分离四处漂

后来妈妈和徐姨去七台河市“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宪法和公检法之上）反映情况并要进京上访，谁知六一零的人就给茄子河区派出所打电话。王所长跟一个警察把她俩和原炼功点的几位法轮功学员抓了起来，非法关在七台河市六吕拘留所，狱警用皮带挨个往头上打，打的惨不忍睹。

当时大人被绑架走，我们五个小孩在我家，第二天我们被同修邹娘接她家了。表姐来我家串门才知此事，把我领回我家所在地勃利县青山乡幸福村姥爷家。姥爷跟大舅一起生活，当时姥姥病重没多久去世了，妈妈没能和姥姥见上最后一面。那时我才十一岁，妈妈被非法刑拘了四个月，罚款和吃饭一共被勒索一千三百元才放回来。妈妈回家发现我的衣服都洗不出来锈死了，给我洗头发现我满头都是虱子和虮子，一刮一篦子，还有直往下掉的。妈妈又送我去茄子河上学，校长还是不让。妈妈只好把我又领回本地幸福村上学，我多半年没上课，我没留级直接上的，很吃力，但我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前三名。朗读课文、作文、乐器比赛都是第一名，得荣誉证书和奖状我无心欣赏，让妈妈撕了，因那时我母亲为躲避不法人员的骚扰和绑架已无法在家，被迫离家出走。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的一天，当时任青山乡派出所所长范遗英和片警柴显岐、村支书孟祥俊、治保主任崔士柱突然闯入家中，强行把妈妈抬走，我在后面哭喊着“妈”“妈”……范所长一把把我推个趔趄，开车跑了。妈妈被关押在勃利县拘留所，无奈我又到姥爷家。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们又到姥爷家翻我衣服包，说我给别人送经文。一开始，大舅误认为他玩扑克来抓他的，吓得忙让舅妈把他藏土豆窖里。等他们走后，大舅出来闷的直喘，气的把我赶出家门。妈妈又被非法关押了四个月。回来才知不法人员骗大姨要二百元钱，说是车费。后来他们还是不断来我家骚扰，一天夜里，跳进了院直喊开门，进屋就像土匪一样乱翻，并威胁妈妈不许出村，不然就当进京处理。

妈妈刚放回两个月，一天下午五点多，范遗英所长领着好像县里的人把妈妈围住，说怕她跑，并说妈妈给别人送经文，把柜翻个底朝天，什么也没翻着，可还是要把妈妈带走。我在同学家刚好回来哭喊着不让抓妈妈，所长强行把我娘俩都拽上车带走了。

为了不再遭迫害，一天夜里妈妈领着我离开了家，途中遇一条大河，河水一浪高过一浪，妈妈安慰我不要怕，她背我过河。我真不忍心让妈妈背我，因那时我已十四岁了，跟妈妈一般高，但我实在怕，不敢睁眼。妈妈光着脚，河水快到她大腿根了，那时快秋收了，河水刺骨，我眼睛湿润了，心想妈妈，你太了不起了。我永远不会忘了这一天。后经同修介绍来到双河镇一对老年同修家。他们与儿子开的学生宿舍，在那上学住他家。妈妈只有离我而去，每半个月回来看我一次，在吃穿上尽量满足我。妈妈走后但仍免去不了我对妈妈的想念和担心。我妈来看我，每次我都强忍着泪水，真想抱住不让她走，可是我不能，因派出所的人在抓她。没几天，青山乡派出所所长范遗英伙同勃利县公安局一伙人突然在一天夜里闯进我们宿舍，把同学都吓坏了，让都起来，挨个床翻，并威胁老年同修不让留我，把我和老年同修带到双河派出所恐吓，逼他说出妈妈的下落。

后来妈妈把我领走，悄悄搬到我原上中学时青山乡，随我陪读。由于我学习好，老师见我又回来特别高兴，师生和妈妈对我学习抱有厚望。妈妈说等我考上高中和大学都随我陪读，边打工挣钱、边供我上学，家里还有点地，再收入一些，让我放心。我特别高兴，因我特爱上学，学习从不让妈妈操心。

妈妈失踪三年 上学成为梦一场

我们搬回青山乡还不到一年，那是二零零四年四月份的一天晚上，青山乡派出所所长范遗英和片警柴显岐突然闯入我家，把正在炼功的妈妈和三位阿姨强行抓走。因妈妈喊人，范遗英一拳打在她嘴上，口流鲜血，并用手捂住妈妈的嘴不让喊。他们把妈妈等带走后往返四次抄家，柴显岐翻柜时拿走五十元钱、户口簿、收录机、大法书和光盘。妈妈被非法关押，同学和我做伴，帮做饭吃。在第六天妈妈绝食抗议下已奄奄一息才放回来。谁知两个月后，五月节那天晚上我妈又被绑架了。那天下午五点多钟，我放学了，等妈妈给我做豆角炒肉吃，躺炕睡着了。可醒来后不见了妈妈，我找妈妈时，西屋的阿姨对我说，被派出所的柴显岐抓走了，说调查个事，一会就回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哭、我怕，我心里没底，哭着哭着忽然想起去派出所找妈妈。天已黑了，我一人跑到派出所，可他们说我妈被送走了。回家我一夜没睡，已哭成了泪人。第二天早上我无精打采去上学了，两顿没吃饭，我无心听老师讲课。

一天课堂上，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像抓妈妈的片警柴显岐，吓得我一下子站了起来，心怦怦跳。后细细一看，是其他班的老师，我趴在桌上偷偷地哭。师生们知道此事特别同情我，学校免去我的全部学费，并报困难户。可派出所长范遗英还来学校让老师给我施压。

后来妈妈被绑架了，剩我自己了，只有投奔到幸福村的舅舅家。

念初三时，学习特别紧，我经常吃不上早饭，因不愿让舅妈为我起大早做饭。我跟姥爷住东屋，他晚上很少点灯，我也不好意思天天晚上点灯学习，怕影响他。因此我的学习成绩逐渐下降，我无心学下去了，我想去打工，不想在舅妈家。因为我每当看见舅妈对小妹亲近时，我的心……每当看见同学背着书包去上学时，我的心……我多么渴望上学，然而上学只能是我的梦了。

妈妈这次被非法抓捕，对我打击很大，让我永生难忘。因为这时我就要上高中了，这关系到我一生的前途与命运。二零零五年，我含着泪离开了我留恋的学校，去七台河饭店打工了，可老板嫌我太小，那时我才十七岁。我只好去另一家多说了一岁，才勉强留我。

妈妈被害命危 警察还不罢休

后来终于得到消息：我妈妈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戒毒所，三年了才让我见一次面。见到久别的妈妈，我惊呆了！她跟以前判若两人：骨瘦如柴，走路腿一瘸一拐的，每走一步都很艰难，累的直喘，满头大汗，说不出话来……不知妈妈怎么变成这样了，心里的痛苦与挂念只有我一个弱女孩扛着。妈妈的身体很糟糕，没有了妈妈我该怎么办？我不敢想下去，因为我怕、我怕呀！这以后多少个夜晚我在噩梦中醒来。

我妈妈出狱时，是被人背出来的，她肚子很大。大姨问劳教所队长是怎么回事？她说是心脏病，在家得的。可妈妈在家时身体是好好的，既然是心脏病为什么不放妈妈回家呢？妈妈回到家总昏迷，就愿一人静静的躺着，不愿说话。第二天拉她去县医院检查，说是冠心病、眩晕症。做CT，说脑袋受过严重刺激。晚上一闭灯看见哪有亮就害怕。妈妈腿一个粗一个细，也不敢坐，肌肉萎缩。来看妈妈的人都说这人活不了了，妈妈的朋友在一边直哭。后来听妈妈说，在冤狱黑窝里给她上过吊背铐，已躺了两年了，躺着也得干活，她干不了活，队长刘祝杰就用脏布堵她的嘴，抓住她头发“哐”、“哐”往墙上磕，她憋的昏死过去，醒来时口吐白沫，两眼发直，从此以后妈妈心总是闷的慌。

回家后两年多妈妈的腿才好，但还是不能久坐。她像六神无主一样：看见人家做饭才知道做饭了，看人家做啥饭她就跟着做啥饭；饭碗拿不住，打了一次又一次；她大脑反应迟钝，拿啥忘啥，用电暖瓶烧水，总忘拔电源，烧爆了电暖瓶，电闸也烧爆了，满屋是烟和烧焦味，差点着火。上集市买东西，不远的路得歇几次，回来累的不行。她极差的身体状况，给生活带来许多麻烦和不便，她昏死过去多次。

可恶警们还是不放过妈妈，回来不到半月就派治保主任让我妈签保证；每到敏感日不是来威胁，就是来抓妈妈送洗脑班，妈妈吓得几次被迫拖着病弱的身躯离家出走。

二零零八年，我去浙江打工没几天，浙江警察就两次来骚扰我；在家的妈妈也同时遭到青山乡派出所所长和乡政府一伙人的骚扰和恐吓。

这十几年来，我母女聚少离多，妈妈不是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就是在冤狱酷刑中度过，她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那是人们无法想象的，我现已结婚成家，但我还是每时每刻都在惦记着妈妈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