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 走出马三家劳教所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有一天恶警把我吊在禁闭室里。外面电闪雷鸣、倾盆大雨想必是苍天在发怒。在剧烈的疼痛中，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们不要迫害好人、善恶有报是天理。然而四、五个警察围着我说着、笑着，还说什么：这个姿势一定很舒服……那一瞬间我感到他们太可怜了……”

我叫周艳波，今年五十一岁，一九九六年喜得大法，从此暗无天日的人生重见了光明。我知道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我活得如此充实……然而九九年邪恶的迫害夺走了我人中的所有，可是它永远夺不走我坚修大法的那颗心。

一、话说童年冰霜

小时候我原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爸爸是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在国营农场搞技术工作，由于工作很出色，被提拔担任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工作兢兢业业，一心扑在工作中。妈妈是民办教师。我上有姐姐下有弟弟。我们生活在慈母严父的家庭中，一家五口过的幸福、温馨。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搞什么阶级路线斗争，爸爸也成了被斗争的对像。那些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象我爸爸这样一心忠于共产党的人也是斗争的目标？说什么历史不清？我爸爸九岁时爷爷就去世了，从我太爷到我爸爸都是代代单传，所以家族中几乎没有什么亲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爸经过了一个个的运动，一次次的被批斗、强迫检讨，说历史不清，让他交代历史问题……在残酷的斗争现实中，他终于承受不住而含冤离世，结束了他年仅三十七岁的人生。那一年我才九岁，姐姐十一岁，弟弟五岁。爸爸的去世对我们家来说如雷轰顶，象天塌了一样，妈妈简直就是崩溃了，无法形容当时那凄惨的景象。就连爸爸的遗容都没让我们看上一眼，直接火化，说我爸爸是“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我们是“反革命家属”,没有一分钱的抚恤金。

从此妈妈挺着瘦弱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家，那时民办教师每月只有二十八元的工资，为了供我们三个孩子上学和生活，我们每天晚上跟妈妈选瓜子、打瓜子等挣点手工钱来填补家里的开销，时常干到深夜。由于营养不良，长得骨瘦如柴，弱不禁风，人家都叫我“炉柴棒”，全班最瘦的一个。常常饿着肚子，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在学校受老师和同学的歧视,幼小的心灵深深的伤痛着……

一九八零年，妈妈经别人的指点和帮助，写材料找到有关部门为我爸爸申冤。几经周折终于给爸爸平反了，给了三千多元钱的补偿。妈妈说这钱是你爸爸的命换来的。由于爸爸不是“反革命分子”了，我们也摘掉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可是爸爸不能死而复活，永远离开了我们……

二、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

一九八六年七月我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卫校，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大连开发区医院工作，从事临床护理专业。由于童年的营养不良和心灵的创伤造成成年后身体的不健康；婚后的体弱多病更使我苦不堪言；繁忙的护士工作使我难以支撑。那时孩子幼小，家里家外的整天疲惫不堪、愁眉不展。

正当我身体状况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我有幸得到了一本《转法轮》这本宝书，看完这本书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被那深奥的法理所折服，知道了人受苦受难的原因；知道了人应该怎样活着，做一个好人，做一个符合“真、善、忍”更好的人。

伴随着五套功法优美动作的演炼，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年的顽疾如胃肠炎、胆囊炎、胰腺炎、卵巢囊肿、贫血、风湿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原来不足九十斤的体重增长到一百一十多斤；精力充沛了许多，而且智力大增，看书看报过目不忘。当时有一种感受，如果现在读高中参加高考，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遗憾的是时过境迁。真的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会这么神奇。因为用现在的医学根本解释不通的，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

丈夫看我变化这么大也很高兴，逢人就讲我媳妇炼法轮功怎么怎么好，并且非常支持我，因我每天下班坐通勤车回家晚，他为了不耽误我集体炼功和学法，他每天晚上都保证在我下班回家之前把晚饭做好，我回家吃了饭能赶上去炼功点的时间。那时虽然时间紧但感觉非常充实、井井有条。由于我身心的巨大变化给家里带来了幸福祥和的气氛。我激动的想蹦、想跳，走在路上象燕子一样轻盈、欢快，真感觉到了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滋味。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沐浴在佛恩浩荡中。

那时正值医院在扩建，方方面面都在走向正规化，自然工作量也在加大，然而护理人员紧缺，时常加班，只要工作需要我随叫随到，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以“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矛盾面前找自己的不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善对他人不求回报，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好评，作为开发区医院的元老和大外科的创始人之一，为医院的扩建和护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完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带教工作，培养出很多优秀护士。曾被评为“优秀带教老师”、“优秀护士、“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还多次把“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让给了别人。

五年多的时间没开过一分钱的药（因为从炼法轮功再没有得过病），为医院节省了上万元的医药费。家里人有病我从不在自己公费医疗上开药给家人用，更不在病人身上带药。有人笑我说：你怎么那么傻，干啥吃啥。我说：公费医疗是职工自己享用的，不包括家属，病人的钱不是我的。我得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

其实真正的法轮功学员，炼功以后，都是以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态和充沛的精力对待工作和生活，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是当时人大常委乔石和国家体委伍绍祖各地考察得出的结论）。因此功法短短几年传遍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荣获三千多项褒奖。直到目前也只有大陆一地被迫害。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害怕这群好人？

三、屡遭迫害 九死一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风云突变，一夜之间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抓，当时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不约而同的到当地政府讲清情况，要求放人。二十一日我休息，也去了市政府，那天警察、武警到处都是，警车把道路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根本靠不了市政府大门的边，只能在外围静静的等待。到了下午，来了一排排的警察把我们围住，然后把我们推上了大客车押送到各自所在地，我和金州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共四辆大客车）送到金州三里汽校关押了一夜。次日晨由金州区友谊派出所劫持，经过一番非法审讯后放我们回家了。

二十二日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和疲惫的身子上了班。从那天开始电视、广播整天整夜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全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莫须有的罪名不断加码，完全与事实相反。当时我们都震惊了、茫然了。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操纵着全部的国家机器在说谎？为什么？我们每一位亲身受益的炼功人就是一个见证人。

现实中，我们成了“文革”时的“右派”。单位领导在上级的压力下多次找我们谈话，让我们放弃信仰，写保证书等。当时医院法轮功学员有二十多人，都是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不炼的，还多次强迫写 “保证书”。有一次书记桂金福找我、杨秀兰、王春娥到书记办公室，我去了之后才知道医院要把我们三个人送大连戒毒所强制洗脑。警察问我还炼不炼？我说：我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信仰自由，炼不炼功是我自己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坚决不配合。后来才知道警车就在楼下等着，医院已经为我们三人每个人交了2000元钱的强制洗脑费，都找好了三个护士顶替我们的工作。也许当时医院领导并没有认识到这就是对我们的迫害。

有一次，书记找我丈夫谈话，目的是逼他说服我，让我放弃信仰，说如果还炼就开除公职。当时我们家几乎是依靠我的工资维持生活，因为丈夫单位不太景气。我丈夫一听急了，我们一家人怎么生活啊？回家逼我放弃信仰，心急之下竟打了我（过后他也后悔、自责），把我鼻梁骨打折了，眼圈青紫，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家里的玻璃窗和玻璃杯都砸碎了，满地都是破碎的玻璃渣……第二天我带着伤、忍着痛上了班（因为不想影响工作、不给领导添麻烦），同事们看到我有的惊呆了；有的掉眼泪了…记得那天坐班车的时候，他们都不说话了，有的同事就在抹眼泪，平时一路都是谈笑风生的，那天都沉默了。我知道他们是在为我难过。那时家里家外都在逼我，给我心里造成的压力真的让人难以承受。每次听到院长找我、书记找我，我心里都是一惊一惊的，不知又要降下什么灾难。

有一次在班上，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痛苦和压力，就一个人躲在库房里哭，谁知被人发现了告诉了护士长，院长也知道了。当时的院长赵文友马上找我谈话，安慰我，下午召开中层干部会让大家关心我，减轻我的压力（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觉得这是人性善的一面的体现）。后来我想一定是上级又给院领导施加压力了（因为我们同是受害者）。书记桂金福最后一次找我谈话，主要内容是说：如果你还炼、还学、不写保证书，那就不是开除公职的问题了，那就是墙里墙外的问题了。

我不明白，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信仰自由。为什么非得逼我放弃信仰？

上访无门反遭绑架 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月的一个周末，我乘车去了北京，想向国家领导人反映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解除其中的误会，恢复我们合法的炼功环境。并不是象有些人说的去闹事。

可是刚到北京还没有找到信访办，就被北京警察非法拘捕，关押在北京东巴派出所，十月二十日被劫持到大连戒毒所强制洗脑。他们用打、骂、罚站、罚蹲、电棍电的办法强制我们放弃信仰。逼迫写“保证书”、“决裂书”等。我坚信自己的信仰没有错，坚决不写。七天后，又把我劫持到了开发区刑警大队一中队，特派重大案组的刑警对我整天整夜的非法审讯。连续五天不让我睡觉，三、四个警察轮番的昼夜对我进行轰炸、引诱、欺骗、威胁、恐吓等，那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无论用尽什么办法使我屈服、让我写点什么都是徒劳。

十一月十一日又把我劫持到大连看守所关押，与犯人关在一起。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屋。十六、七个人关在不足二十平的牢房里，每天一麻袋一麻袋的豆子运进来，让我们按着豆子的种类挑选后再运出去。一麻袋的豆子有百八十斤，两个人抬进来、抬出去的，瘦小的我从来没干过重体力的活，根本就拿不动。狱警就骂我、侮辱我、说我偷懒。那些犯人时常为了一口吃的、为了睡觉拥挤而大打出手、互相谩骂……我在这人间地狱里关了五十一天，体重下降了二十多斤。

罪恶的“马三家”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把我劫持到了“马三家劳教所”，说劳教两年。我被关押在女二所一大队，当时这里关押了一千多人。每个屋大约三十多平关押了三十人左右，晚上四个人挤在两张单人床上，分上下铺共八人，满满一屋子人，空气那就甭说了，啥味都有；一日三餐就是窝窝头和菜汤，菜汤里还有沙子和小虫。一个个的面黄肌瘦。吃住的艰难对坚强的法轮功学员来说都不算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才令人难以承受。

刚一进去，一张张伪善的面孔出现在你的面前，象是在问寒问暖，给你弄点吃的。紧接着四、五个人把你围住，跟你谈话，不分昼夜的谈，连续两、三天不允许合眼，一般人都受不了，就在你大脑不清醒，精神有点恍惚时，他们就强迫你写“三书”（即“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如果不写，就开始使用手段加重迫害，反正是千方百计让你放弃信仰。我刚到那里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变脸了：你为什么还不“转化”？到这里来的都必须“转化”（“转化”就是写“三书”）。我说：我修炼“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让我往哪里转啊？看我还不“转化”，就开始体罚我，打、骂、罚站、罚蹲、甚至一动不让动。到了晚上别人都上床睡觉了让我在地上站着或者在厕所里蹲着。我连续站立了两天，第三天又逼我蹲着，我蹲了一天站起来腿都不能走路了。我一看这没完没了的不断升级的迫害我不能接受。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这是违法的。”于是他们四、五个人一起围上来揪我的衣领、按压我的肩膀，把我压在地上，打我、骂我，说：“到这里来还讲什么法律？你是犯人知不知道！” 他们不跟我说理，我要求见领导，大队长王乃民就是一大队的罪魁祸首，这里的一切迫害手段都是在她的操纵下干的。我见到了她毫不畏惧，在我的义正词严下，她不得不答应我以后再不体罚我了。

酷刑演示：毒打

从那以后我的环境宽松了许多，但也免不了的强制坐板凳、超负荷的奴役，我们成了他们赚钱的工具。大量的手工艺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然后出口到各个国家。有些化学制品散发着有毒气体，从早干到晚头脑被熏得昏沉沉的。在一次缝毛衣中为了撵活，把我累得头抬不起来了，手指肿得不能伸曲。从那里出来后才知道，那些坚持真理不妥协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都有被酷刑折磨、关小号、绑死人床等非人的折磨，而且都是在背地里进行的，连我们都不知道。

记得有一次，狱警说包饺子吃，大家都来包。同时录像机也拿来了，等录完像后，录像机和饺子一块儿拿走，我们一个饺子都没吃着，可是第二天却在电视上播放这里怎么好，还吃饺子。

在劳教所，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有“包夹”，就是负责二十四小时监控，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然后汇报。那时的我每天神经绷得紧紧的，防范着他们的举动，但防不胜防。他们经常背着我翻我的东西，甚至被子、褥子和枕头都拆开看。

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那是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马三家”举行第五次所谓的“政策兑现大会”，差不多有上千人，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等官员和多家喉舌媒体都来了，闻世震在大会上发言肯定“马三家”的“转化成果”，王春英代表解教人员在台上发言，她当时已经成了“马三家”的帮凶，当她讲到“马三家这里‘春风化雨’、警察象‘妈妈’一样，这里没有迫害发生”时，法轮功学员邹桂荣在台下突然站起来指责她说：“不对！你在撒谎！”话音还没落，邹桂荣就被一群警察和打手围上按压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疯狂的拳打脚踢。当时坐在台上的闻世震和省里及马三家的院长十几个领导同时都站了起来；当时各大媒体的录像机都录下了邹桂荣被摁倒，被拽着头发，被一群男女警察押走的那一幕。我相信有一天这一幕会成为历史的见证。让世人看一看当年不畏强暴、坚持真理而被中共虐杀的法轮功学员邹桂荣的伟大壮举。会场一片混乱，大会草草结束，马三家的恶警们全都气势汹汹而又惊恐万分。那一刻我的心停止了跳动，仿佛在滴血，为自己的懦弱不敢站起来声援而自责。不敢想象邹桂荣会遭受什么样的迫害……《我在马三家教养院的遭遇》这篇文章里记录了她被带走后的遭遇。

从我被抓那天起就再也没见过家里人，那里已经转化的人员可以往家里打电话，家里人可以定期接见。我就不行，不让打电话，也不让寄信。家里人没有我的半点儿音信，不用说什么心情了，千方百计的打听才知道我已经被转移到了“马三家劳教所”。那是二零零一年正月初五那天，我家人冒着寒风和大雪从大连赶到了沈阳，可是因为我坚持信仰没妥协而不让我们见面，怎么说也不行。他们只好返回。孩子见不到妈妈，更得不到妈妈的照看，时常在家里偷着哭……

在他们严密的监视、经心的策划下，使用了各种邪恶的招术，软硬兼施也没达到他们的目的。然而，他们还不甘心，没有放弃对我的迫害。

“马三家”把我们投入男子劳教所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队长让我收拾东西连同行李都带上准备走，我不知道又去哪儿？他们又要耍什么花招？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两个警察押着我，除了我，还有九名女学员、两名男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由两个警察押着，共十二人，都是没妥协的，被男警察戴上手铐押上了大客车，车上还有几根大电棍。到了目的地，我们看见了“沈阳张士劳教所”大牌子。到了那里才知道这里是男子劳教所。

走出虎口又入狼窝，刚进大院，迎接我们的是一排三、四十岁不等的男人﹝他们都是已经“转化”的﹞，我们十名女法轮功学员，除了我,还有邹桂荣（已迫害致死）、尹丽萍、赵素环、任冬梅、王丽、孙敏、苏菊珍（已迫害致死）、王克衣、曲姓阿姨。我们站一排，两个膀大腰圆的男警察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名单点过我们的名字后，他就开始念一份上面下达的条例：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说这是江泽民的命令。还说了很多威胁的话，现记不清了，气氛异常邪恶。另一个男警手拿电棍部署两个男人给我们录像。然后把我们押进了臭名昭著的“张士小白楼”。

进去以后，把我们九人分开（第二天那个曲阿姨就不知去向了），一人一个房间，不准许我们见面，连上厕所都有人监视，半点自由都没有了。我进去后，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那里等着我。他们的任务就是强制“转化”我。他们这套方法有点儿类似“马三家”的邪恶行径，昼夜不让我合眼，这是一种酷刑叫“熬鹰”。我在地上坐了六天六夜，连闭眼打一下盹都不让，轮番对我轰炸、谩骂、用恶毒的语言侮辱挖苦、栽赃师父和大法。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转化根本没有活路一样。我坚信着师父、坚信着法轮大法是正路，绝不被他们的胡言乱语所动摇，更不能违心的说假话。他们拿着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材料念给我听，我把它拿过来撕个粉碎。他们气急败坏了，象疯了一样大吼大叫。面对大法弟子金刚不动的表现他们没敢对我动手动脚。那几天有时能听到走廊和别的屋传出厮打声和喊叫声，我不知别的姐妹是怎样熬过的。到了第七天，他们让我上床睡觉了，还有王克衣，我们俩在一张床上，当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地上的椅子上还坐着两个男人。我说：“我们要睡觉了，你们出去吧。”他说：“不能出去，这是任务。”后来当我见到院长时质问他：“男女混住一屋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院长淫笑着说：“你还挺讲究的。”他们用这种下贱卑鄙的手段在我们去之前已经强迫“转化”了龙山劳教所两百多名法轮功学员。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集中了全部精力、费尽了心机，经过二十天的强制洗脑，我们没有一个妥协的，他们彻底绝望了。然而迫害还在继续。

在沈新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同年五月十日，我们九姐妹被押送到了沈阳沈新劳教所。在这里他们再次变换着招术，我们被摧残后的身体已经是弱不禁风了。吃的是带泥土的白菜汤和发霉的玉米面蒸的半生不熟的发糕。他们逼我们走路、做操、拔草、报数，还逼迫我们观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录像片，那是强制洗脑和心灵的摧残。我们再不能沉默了，不能允许邪恶迫害大法和诽谤师父。于是我就不干活、不报数、不做操。

那一天在放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录像片时，我站起来晃晃悠悠的走到电视旁，因为身体已经不象样子了，看管我们的警察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当我把电视插头拔下来时，看管我们的两个警察马上跑了，一会儿找来一帮男女警察一窝蜂一样直冲我来了发泄了一通，那时我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这时任冬梅也站起来了说：我也不看。这样就把我们俩分别关在禁闭室、吊起来折磨。大队长郭勇、宋晓石多次殴打我们。遭受摧残最严重的是邹桂荣和尹丽萍。

酷刑演示：吊铐

有一天把我吊在禁闭室里。外面电闪雷鸣、倾盆大雨想必是苍天在发怒。在剧烈的疼痛中，我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们不要迫害好人、善恶有报是天理。然而四、五个警察围着我说着、笑着，还说什么：这个姿势一定很舒服……那一瞬间感到他们太可怜了，已经突破了良知的最低线。他们中很多是女警察，对同性的迫害却不手软。我们写的上诉材料被他们扣押了。

我在禁闭室里关押了三天后，沈新劳教所院长将我从禁闭室里提出来谈话：

院长说：今天你如果认个错就可以从禁闭室里出来。
我说：我没错。
院长：嗯，你没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劳教所有劳教所的规章制度。你在这里就得遵守我们的规章制度。
我说：不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劳教所有劳教所的规章制度。可是你们这里的规章制度是给犯人规定的。我没有违法，不是你们这里的犯人。
院长：嗯，那你以后可以不看这样的录像，别人看你能不能保证不干涉？
我说：保证不了。
院长：嗯，你不看还不让别人看？为什么？
我说：因为那是假的，是骗人的，是毒害人的，所以我也不让别人受害。
院长：那，现在大街上有的是，你管的过来吗？
我说：我看不见没有办法，看见了就得管。
院长：你回去吧。（谈话结束）

第二天，他们就把我从禁闭室里调了出来。大队长郭勇到我面前说：我们以后保证不再放这样的（指诽谤师父和大法的）音像，你只要吃饭就行。我说：放我回家肯定吃饭。过了两天他们第二次把我投入大北监狱地下监管医院。到了那里看到了尹丽萍和邹桂荣，她们俩早就在这里了，我们见面悲喜交加。

在大北监狱地下监管医院里关押的都是死刑犯、无期徒刑，还有吸毒犯等。那里的狱警更是狠毒，因为我们不转化一直不让我们接见家属，我丈夫和儿子，还有妈妈和姐姐都去监狱想看我，可是都不让见，也不让给我们存钱。我们分文没有连卫生纸和洗衣皂都是那里的好心人给我们的。丈夫带着儿子去见我时，还被沈新劳教所的狱警骗去500元钱，说我身体不好给我买吃的。结果我一分钱也没花着。

我历经了马三家劳教所的折磨又转到了大北监狱，而邹桂荣和尹丽萍是经过了六家劳教所的折磨来到了这里。我们被残害后的身体已经是千疮百孔了，然而内心坚强的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因为真理是永恒的。

酷刑演示：铐在床上

我们再次遭受酷刑折磨，戴手铐、脚镣，身体呈“大”字形扣在床上不能动。我和邹桂荣（已迫害致死）、尹丽萍、王杰（已迫害致死）、李素珍集体绝食、绝水，抗议对我们的无理迫害，要求无罪释放。狱警指使犯人把我们一个一个拖出去，按在地上揪头发、打嘴巴子，无数次的野蛮插管，往胃里灌大量的浓盐水、生玉米糊等，食管插破了吐出了鲜血，头发被他们一缕缕的揪在地上……有的犯人都看不下去了；有的人掉眼泪了；那里有个护士不忍心看我遭受的迫害，也可能是同行吧，第二天她从家里拿来奶粉给我吃，她说她一夜没合眼，哭了很长时间。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沈阳公安局局长、大北监狱狱长、沈新劳教所院长，还有一些司法部门的人都来了，把我和尹丽萍、邹桂荣分别提出去，问我们生活上还需要什么东西？有什么要求？我们都是一样的回答：什么东西都不需要，要求只有一个，无罪释放！

在我身体极度衰竭，枯瘦如柴、体温40度、心跳150-160次／分、心电图异常、医院诊断心衰、肾衰的情况下，也是我为反迫害连续绝食绝水的第十一天，我的双腿已经不能走路了，一个犯人把我从这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抱了出来。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那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盛夏的季节我的双脚都是冻疮。他们为了推卸责任才放了我。

被非法开除

我也是血肉之躯啊，在我极度痛苦的时候，每一分钟都是非常难熬的。那时候我想起了疼爱我的妈妈；想起了思念我的丈夫；想起了我那天真可爱的儿子；想起了朝夕相处的单位同事、亲朋好友们……

我用鲜血和生命换回了原本就属于我自己的自由，回到家里才知道他们放我时向家人勒索了三千元钱。当时家人觉得能活着回来就行了，整个一个人就是完整的一套骨头架子，外面包着皮。儿子十个月没见到妈妈，母子相逢，悲喜交加，亲朋好友和单位同事们来看我都哭了，瘦得吓人……

我经过一些天的炼功、学法和营养膳食的调整，身体恢复的很快，但还有些瘦弱。我便回到单位里，向院长说明了情况，要求恢复我的工作。当时的院长李学忠说：“回来上班啊，等研究研究。”我以为是研究研究安排在哪个岗位呢。过了两天我又去找李学忠。他说：“要想上班，必须写‘三书’”（“三书”就是上文提到的“三书”）。我想院长也是受蒙蔽了。我说：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炼法轮功没有危害社会和人民，只是做个好人，正常工作是我的权利，让我二者选一是没有道理的，希望院长能主持公道为我做主。他说：上面有规定。后来我查到了一份二零零一年国家四部颁发的关于法轮功学员解除劳教后安置问题的文件（其实那都是迫害法轮功的证据），那里写的都是单位不准开除，并妥善安置工作。

后来我又多次去找他，他有时说：找李猛（人类资源部部长）。他们俩互相推诿，有时就说：你已经不是医院的人啦，开除了。我说：开除了？我怎么不知道？也没办什么手续啊？他说：“没有手续，口头开除。”他大吼大叫，说我闹事，影响他工作，并撵我出去，还打电话找派出所抓我。那天派出所的警察说：不能去，警车轮胎爆了。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有冤无处诉。只能向人们讲着真相，唤醒人们的良知，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不要助纣为虐。迫害好人天理不容啊！

再遭绑架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我再次被绑架到金州区拥政派出所，一个年轻警察姓雷（警号是：202277），来审问我，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没说，她就劈头盖脸打我，到了晚上把我扣在“老虎凳”上，手铐紧紧地铐着，双手已经青紫、发凉并肿起来了。

酷刑演示：老虎凳

第二天早上又来了两个便衣警察，又开始对我一顿毒打，刑讯逼供。把我打得没有人样了，双眼冒金星、头晕脑胀。八点多钟把我劫持到金州区公安局，又对我刑讯逼供和严刑拷打。我不想连累别人，即使这样我也没报出姓名、住址和单位。一个不知名的警察在提审我时，我郑重的告诉他：我没有违法，我不是你要审问的犯人，所以我不会配合你的工作，配合你你就是罪人了。如果在别的场合你想知道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在这种场合，对不起！无可奉告！ 他也无语了，自己在那不知写些啥，然后问我签不签字，我当然不签。 之后被关押到金州区看守所。

为反迫害，我又绝食绝水十一天，遭受了毒打和残暴的野蛮灌食等迫害，也是我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于十一月十一日晚放了我。

是谁拆散了我的家

这次回家后，就不时的有警察骚扰、跟踪。我在表妹家住了几天他们都知道了。在我离开后，还把妹夫叫到派出所盘问。沈新劳教所还不时地往家打电话骚扰，连我姐姐家、弟弟家都不得安宁，经常接到骚扰电话，问我身体怎么样，如果挺好还得把我收回去，说“刑期”未满。有一次我在家中，沈新劳教所狱警邓阳往我家打电话，正好我接的电话，说他们在金州，问我家怎么走，要来看看我。我放下了电话，什么？他们还要来看看我？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家里不能呆了，亲戚家也不行，为了我的人身安全，我离开了家，被迫流离失所……

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谁知又分开了。为了防止跟踪迫害，我不敢往家打电话，更不敢回家，年幼的儿子没有妈妈的照料，在学校里时常受不明真相的人歧视和欺侮，幼小的心灵遭受了极大的创伤。为了不让爸爸伤心，他努力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经常获得各种荣誉奖。然而对妈妈的思念却日益剧增，时常一个人在家里哭……

警察也不时地往家打电话，还到我丈夫单位骚扰他，问我在哪儿干什么等等。丈夫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那时派出所、劳教所及我俩双方单位领导都给他施加压力，又怕我再次被抓，几乎天天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恐不安中。他内心的压力和痛苦已经到了极限。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的回家，怕别人看见而传到派出所那儿（因为这些年一直有他们安排的人监视我们）。那天我们谈了一些话，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也许你以后会好的，也许你以后会平反的，但是我现在受不了了，我们离婚吧……”

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那愁苦的面容，不忍心让他跟我担惊受怕，可是我又多么不想离开我那温馨的家。我们夫妻恩爱十几年，从没有因为个人的恩怨闹过纠纷，邻居、朋友都羡慕我们那和睦的家庭，还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丈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与我离了婚。就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家被拆散了。

流离失所的日子

我离开了家，被迫流离失所，在外面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生活上靠亲戚朋友接济，居无定所。这些年搬了十几次的家。十四年单位没给我开过一分钱的工资，连个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标准都没享受，生活上的艰难和精神上的压力靠着顽强的毅力走过了一年又一年。我去过菜市场拣别人扔掉的菜叶；经常一元钱一堆的菜买来回家能吃好几天。

那几年身上穿的衣服几乎都是亲朋好友救济的。流离失所的日子警察还到处找我，我也不敢公开露面，但生活所迫也得四处打工。记得我第一次经别人介绍到一家诊所打工，老板问我在哪儿毕业的？以前在哪个单位工作？为什么现在不上班？我如实地说了。结果干了一天活就给我结帐了，给了我二十元的工钱。说：以后什么时候需要你再找你。我知道这一定是因为我炼法轮功怕受牵连。当我拿到这二十元钱的时候，真的眼含泪水，哽咽不能语，我终于挣到钱啦！可是转念又一想，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失去了。

即使这样朝不保夕的日子也不长久……

在铁岭看守所的遭遇

二零零二年十月八日，一位家住铁岭的朋友接我到她家去住。谁知刚到她家当晚，正赶上铁岭市公安局“大搜捕”，当时王立军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为表现自己、讨好上级，那天晚上绑架了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家中正在睡觉绑架的。我和朋友都没有幸免，半夜十二点他们疯狂地砸门，随后破门而入当时抓我的四个男警察对我劈头盖脸、拳打脚踢，打得我遍体鳞伤。还有一个十五岁女孩被他们逼得从六楼跳下，之后抬到医院就不知下落了。

第二天我们被劫持到铁岭市看守所。那里的警察都象魔鬼一样疯狂，每天都对着喇叭大喊大叫，谩骂我们。更严重的是连续二十四小时的酷刑折磨，将我的四肢伸到极限再用铁环固定在地板上，长达一个多月。铁岭的三九天零下三十多度，呼气成霜。他们不让我穿棉衣，只穿一件单衣服固定在地板上，并打开窗户冻我，还让犯人在我身上踩来踩去的。一个月后又把我脖子和脚用铁链子拴在一起再固定在地板上，坐卧不安，令人痛苦不堪，撕心裂肺。由于局部长期受压血流障碍，造成日后半年的时间右腿才恢复知觉。那里的狱医钱大鹏更是狠毒，野蛮的给我插胃管，插不进去就打我嘴巴子，把我打得满脸青紫、肿的象馒头，嘴里还不停的骂着、叫嚣着。用大量的冲厕所水或浓盐水在极短时间内往胃里灌，胃急剧膨胀而苦不堪言……并且再带着刑具的时候还插着胃管持续一个月不拔出（胃管都是劣质胃管）。直到造成胃出血才拔出，胃管已经沾满了脓和血……

这期间三次给我往“马三家”送，都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拒收。

十二月九日，在我又一次生命垂危，医院诊断心衰、肾衰的情况下才放了我。又向我家人诈取四千元钱，不给任何凭证。

第五次遭绑架

在我弟弟家住了一个月，残酷折磨后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灾难又一次降在了我的头上。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一日，我在朋友家被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密谋绑架我朋友的同时连我一起绑架。在中山分局地下室关押了两天一夜后劫持到大连市看守所，二十天没吃没喝，凹陷的眼球都不能转动了，舌根已经僵直了，干枯的身躯摸上去似乎没有了温度……一月三十日也是大年三十那天放了我回家。

我的家在哪里？哪里是我的家？我姐夫去接的我，把我送到了我弟弟家。当时妈妈、姐姐、姐夫、弟弟和弟妹都在弟弟家，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空气象凝固了一样，没有了上几次来家时的那种气氛。由于我几次被抓、被迫害，他们也经受不了这样一次次的惊心动魄。而且每次放我时都得要一大笔钱。姐姐、弟弟家生活也不宽裕，妈妈也没有退休金，都是他们凑钱把我接回来的。所以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和那剜心透骨的伤害。这次是姐夫说小话才勉强要了一千元钱。这几年，由于我的被迫害，家人一共被勒索了一万三千多元钱。这笔钱就象巨石一样压了我好几年。

从那以后，我就和妈妈住在一起。为了安全，我和母亲在外面租房子住，不与别人联系，连亲戚都不知道我们住在哪儿。为了按时交纳房租费，我和母亲节衣缩食，母女俩相依为命，又先后搬了四次家。年迈的母亲跟随着我过着清贫的日子还不算什么，精神上的打击使母亲过早的衰老。由于我多次被抓，她惊吓、焦虑、担心，精神上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又为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着落而伤感。于二零零六年二月过早的去世了。

母亲走了，带着对女儿的牵挂走了……母亲走了，我更孤苦伶仃，时常在夜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泪水止不住的一串串流……写到这儿，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心在颤动、手在颤抖、眼睛也模糊了、又一次泣不成声了。

中共的迫害、社会的打压、家庭的逼弃、单位的排挤，难以想象一个弱小的女人在这种一无所有又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是怎样挺过来的。十五年哪，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时的痛苦挺一挺就过去的。这还是千千万万受难大法弟子中的冰山一角。无数个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数以万计的大法弟子被关押、被劳教、被判刑、被酷刑折磨，甚至为了坚持真理，不畏强暴、不向邪恶妥协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直到现在还有的在狱中备受煎熬……

结语：不能使恶罪再延续了

斗转星移，风云变幻，人间事事无定数，唯有弟子坚修大法的心不变。我也热爱自己的生活，向往着美好，爱自己的本职专业。十几年来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上工作，从未出现过医疗差错，练就了一套精湛的专业技能；同时具备了一个医务工作者应有的救死扶伤的高尚品德。

我从没想反对谁，更没有想和谁对着干。我只是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履行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做个好人更好的回报于社会。这有什么错啊？可是却在自己的国家遭受这么残酷这么长久的迫害。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理性的想一想，这场迫害真正毁掉的是什么？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在自己的国土上同呼吸共命运，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良知和善念那他只能毁了自己；如果更多的人都没有了良知和善念那面临的是什么，不可怕吗？那将是大面积的毁灭。

江泽民发出的“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医院剥夺了我十四年的工作权利，扣发了我一切应有的工资和待遇，不正是符合了第三条从经济上彻底截断吗？十四年来给我的家庭、孩子和我本人带来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如今独身一人的我也是年过半百了，还没有安身之处，过着漂泊不定、朝不保夕的日子。我想，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时间的延续是为了更多人明白真相从而得救。

这些年，也有不少警察、单位的领导和相关部门的人暗中保护大法弟子，给我们通风报信或者抵挡对我们的迫害，在狱中最艰难的时候都有善良的警察和犯人在保护我们。他们后来都得到了福报。人在做，天在看。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