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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钢铁总厂退休工程师王洪章遭受的迫害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零零零年十月，王洪章老人被非法拘留多次，于二零零零年十月被非法劳教三年，在济南市刘长山劳教所遭受迫害。二零零八年八月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五年，在山东省监狱十一监区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年近八十岁的王洪章被严管在当时最邪恶的二十一组，组长陈宇磊是济南黑社会人渣，还有精神病人孙奇、陶春勇，以及张诚，把牙刷夹入王洪章的指缝，再用绳子将手指绑紧，把牙刷来回绞转，直绞的指缝皮破肉烂，露出骨头；并用鞋底把王洪章的面部打的肿的都变了形，还用被子蒙住闷……
 酷刑演示：牙刷钻指缝 |
下面是王洪章老人诉述他被绑架、枉判、在监狱遭受迫害的情况：
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我贴真相资料，被济钢派出所绑架，当天晚上劫持至济南洗脑班。他们用种种诱惑叫我转化，并威胁：不转化就送监狱，这辈子都别想回家。我绝食抗议，被送至济南武警医院，没几天历城检察院就到医院宣布对我施行逮捕，让我签字，被我拒绝。在省武警监狱医院住了一个月后转送至历城看守所。看守所十几平方房里住了十四个人，晚上睡觉时，牢头占一米，小牢头占七十公分，剩下的只能人挤人，很多时候被挤的胸痛，醒了就很难入睡。冬天门窗都必须开着，里外一样的温度，只能穿着棉衣睡。早饭是一小份咸菜，一个馒头，一碗粥；中午和晚上都是一个馒头和一碗飘着几根青菜叶的清水汤。白天为了取暖，只能不停走动。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到法院进行所谓“审判”，是秘密审判，单位和家人没一个人参加，在法庭上我就讲真相，讲我修炼的过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我来到济钢，因为劳累过度得了很多疾病，到八十年代因为身体太弱，有时只能上半天班，为了治病练了十几种气功，不断吃药，也没有好转。一九九四年炼了法轮大法不到几个月所有的病都好了，十几个年头，一片药也没吃过，身体非常健康，家里孩子大人都很高兴。不仅如此，大法使我在工作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知道关心别人，考虑别人，遇到问题找自己，用大法化解了家庭的矛盾。再一个，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公民，无论是去天安门，还是去中南海，还是在各种环境中向人们讲真相，是宪法允许的，上访与讲真相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在不公正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这也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你们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审判是在亵渎法律，滥用权力，所以我不承认这种迫害。最后邪恶仍然判了我五年徒刑。
二零零九年二月底我被非法关进山东省监狱十一监区十一组。刚过新年，恶警就组织多个犯人强制我转化。有的抓着我的手指头捏着笔在纸上写，有按头，有的按两个大腿，让我蹲在那儿起不来也躺不下，一直折腾两个晚上，到最后才勉强写出来了。俩人抓着我的手让我按手印。当时我非常痛苦，觉的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接着几天我就喘不过气来，咳嗽很厉害，越来越严重，由于影响室内犯人睡觉，被迫住院治疗。在医院住了一星期，回到监狱我就找到所谓“积委会主任”韩晓磊，告诉他我写的“五书”是被逼迫的，不算。到了十一组我又写了正式声明：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所说的，所写的从现在起全部作废，继续修炼到底，交给秦东兴，气的他说只要我不转化就休想从十一组出去。过了几天监室组长换班，我们十一组又换上了一个更邪恶的组长王长久，禁止我与他人说话，接触，白天由两个监视，只能坐在小板凳上，不让买东西。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是晚八点多，韩晓磊指定让我到小号严管二十一组去，组长叫陈宇磊实行暴力转化。一进门就看到室内满墙贴的都是诽谤大法的标语，组长让我站在木板床上踩标语，我不配合就让几个打手用手推，用脚踢，见我不动就不给我水喝，不让去厕所，最后实在没办法到后半夜就让我睡觉了。
第二天，纪律组长姚云霞过来劝我转化，我指出我修的是宇宙大法，不但能健身，还能使人变的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你们那么多没人性的打骂学员，你看我们学员有还手的吗？诱骗不行就又开始了迫害：
 酷刑演示：毒打 |
先是不让喝水，夜间不让上厕所，搞了三天没达到目的；又让整天站着，晚上也不得睡觉，一睡觉就有人拳打脚踢，也是三天；最后陈宇磊伙同姚云霞选了最邪恶的几个犯人张诚、张昆、董健、陈强，还有孙奇，五人对我下了毒手。半夜将我光着脚从床上拖下来，劈头盖脸的打，将圆珠笔夹入指缝，一个人紧握我的手，另一个人转动圆珠笔，直到皮破肉烂，疼痛使我两脚乱动，被他们死死压着根本动不了。之后又把我压在床上，用拖把棍子打屁股，用木制的晒衣架打手心、脚心、小腿，疼痛使我不自觉的喊出声，我默默请师父加持，我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暴徒们连续打了几次后才停下来，由两个人架着在地上拖着走，上厕所时尿出来的都是血尿，回来也不能坐，也不让睡觉。
 中共黑狱酷刑演示：“开锁”，用牙刷或笔塞到手指缝中，将手指攥紧并转动 |
第二天还是继续狠打。组长狂言，你不写五书天天打你。我感觉心跳急速，要求上医院。陈宇磊说死了拉倒，医院出个报告是心脏猝死，直接火化，给你家八百元丧葬费就完事。我的腿肿的明亮亮的、粗粗的像穿上靴子一样，手不能拿勺子吃饭。
就这样连续被迫害五天，这时我心脏疼痛，屁股也打开了花，血湿透了内裤，喘气都觉的疼痛，恶徒们看我真的快不行了，才停止了行恶。但是陈宇磊并不死心，还想让二十二小组的一个心狠毒辣的犯人刘健在夜里整死我，恶人陈强也对我说：你活不长了，你很快就得死了。因为法轮功学员李振被打死震动监狱，组长张殿龙怕受连累，一直阻碍刘健行恶，这才没办成。
由于法轮功学员们不屈不挠，在高压迫害下反迫害，环境逐渐宽松，所有严管小组都取消了，室内诽谤大法的标语也被撕掉，又建立了法轮功学员身体健康动态表，并对学员身体进行检查。我经过检查发现心脏早搏，两腿浮肿生命垂危，医院通知马上住院，监区阻止。八月四日，经过医院坚持，我住进了省监医院。此时我虚弱的连被子也叠不了，洗勺子都困难。看看周围都是犯人病号，也没一个人帮助我，在这种寂寞无望的环境中，我想我是法轮功学员，师父随时在我身边，大法在我心中已经扎了根，过去那么严酷的反迫害的日子里我都闯过来了，今天所遇到的困难又算什么。我来这里不是养病的，我没有病，我就是要按照师父要求的路走，每天就背三千字法（当时只掌握了三千字），每晚默诵师父的《论语》和经文《真修》。每天就在学法，觉得时间过的很快。晚上身体很难受时，就想起师父在《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中讲过的：“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哪！”
一个月后身体渐渐好些了，我就靠在被子上回忆往日修大法的情景，从师父的讲法中越来越感到师父能来度我，教我修炼，对于我来说真是太荣幸了，太伟大了，太太伟大啊，只有跟随师父修到底，别无它念。
二零一零年四月回到了十一监区，被分到二十小组，和法轮功学员邵承洛在一组，不管怎么样总算和同修在一起，心理上有了依靠不孤单了。之后又来一个同修游云生。他们都记住了很多大法经文，为了安全，每次给我一小张看，等我背熟了再要。每天靠在被子上背法，还得提防着包夹。一直到二零一二年这两年的时间里，我每天都是在背法中度过。通过背法，与同修的交流，在那个邪恶环境下怎样证实法又有了提高。
如包夹李忠林经常骂我，不给热水喝，起床也说我叠被子乱扬灰尘。同修劝我说，不能对他们有怨恨心，这些人也是被救度的对像，不能以牙还牙。从那以后，我就改变对他的态度，关系逐渐好起来。有一次他与别人谈起中医养生学，我也插嘴说了几句：人的七情六欲左右着五脏六腑，均衡运行才能减少疾病，他也感兴趣。我就从真善忍谈起，使他对法轮功有了认识，以后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我最后一次去武警监狱医院时，他看到我还表现恋恋不舍的样子。
在反迫害中，我越来越看清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它对法轮功从来不讲什么法律，它知法犯法。我也看到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在邪恶的环境下，冒着生死危险进行反迫害，如邵承洛同修，原是一名中医师，他医术高明，心地善良，深受当地村民和病人的敬重，然而，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却被非法判刑七年，在山东监狱被多种刑罚折磨致残，指骨与趾骨被打断，颈腰先后被多次打成重伤，全身肌肉萎缩，两小腿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水肿，瘦的皮包骨。在这种情况下仍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反迫害。
十一监区是集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警察利用那些急于想早日减刑回家的刑事犯人做打手，虐杀了包括吕振在内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对外则一概宣称自然死亡。我亲眼见证了石增雷、邵承洛、刘锡铜三名学员被致伤致残，也接触过很多被迫害的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狱警们所采用的手段是卑鄙的，以加分为诱饵，让那些狠心手辣的黑社会罪犯和曾经的是邪党贪官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如许子仪原是济南高新区主任、济南时报主编；姚云霞原是济南市政府办公室秘书长，二十组的组长原是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的经理，他们参与了多种花样的酷刑来折磨法轮功学员。残酷的迫害使我认识到，摆在法轮功学员面前的只有坚持反迫害，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和正念除恶。
我因为嘴里只剩六颗牙，上面三个下面三个，需要舌头搅动，所以吃的很慢，同修帮我把菜切成碎末才能吃；法轮功学员张辉荣家里送来的牛奶和鸡蛋，他全部给我，我哪好要啊，推来推去，他含着泪说你的身体要紧，得吃好啊。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快到期了，把剩下的七十元都买了奶粉和豆粉饼干送给我。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我又住进了医院，通过检查说是心跳过快。到二零一二年三月下旬，又出现了不能躺下无法入睡的状态。医院和监狱队长们也害怕了，马上实行强保，通知济钢分局来人，当时还让我写“五书”，我强挺着说了一句话“我什么也不想啦”，就再也不吱声了。第二天孩子把我接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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