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法轮功祛除顽疾 李贤梅遭中共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明慧网通讯员陕西报道）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李贤梅女士，修炼法轮功后，三十年的病痛消失了，家庭和睦；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她坚持修炼，多次遭非法关押，二次被劳教，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

李贤梅女士说：“我被戴铐38天（2002年7月2日至8月8日）解的铐。这一个多月，白天黑夜不解铐，被铐在床腿、桌腿上、写字台的横牚上，钻在桌子下，昼夜只能蹲着，铐在门把手上，随着她们开门、关门而移动，铐时，把手铐和双手臂拧成麻花状，手腕活动空间很小，一动，铐子就往小缩，紧紧的箍在手腕上，铐子的牙就往肉里扎，骨头都扎疼了，长时间的不解铐，整个胳膊都是发麻刺痛，拘胀。”

下面是李贤梅女士自述她与家人这么多年的遭遇。

我于1996年12月13日喜得大法，大法法理开启了我的智慧，我明白了很多过去想要明白而弄不清的理。通过不断的学法炼功，我的心性在不断的提高，思想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在学大法前，我身体很不好，有很多的病，都是在中共逼迫下乡插队时得的。1968年12月下旬，我们下放到农村，只有十六、七岁。生产队收了学生插队拨下来的建房安置费，却不给我们用。天寒地冻，当时的生产队队长叫人在地窑洞盘了个炕，烘了两天湿炕，表皮干了，叫我们搬进去。晚上临睡前，我往炕洞加了柴，谁知炕没烧干，睡到半夜，我感到浑身潮湿难受，点上煤油灯，掀开被子一看，热气腾腾往上冒，被褥都潮湿了，在潮湿被褥上躺着捱到天明。三个月后的一天，睡觉起来，全身不能动了，整个身子成了硬棍，根本不能弯腰、弯膝。腰部、肾脏，跳着疼痛，时时难熬。当时看医生，医生没能认准病，未得到及时治疗，转成了顽疾，三十年来整个颈、背、腰部僵硬、骨头疼痛，关节疼痛，始终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后又得了失眠症，每天只能睡俩小时，俩小时也不能睡好，有时恶梦，有时梦魇。心动过速，浑身无力，未老先衰，还有鼻窦炎、咽炎等。三十年来我成天泡在痛苦中，一直求医吃药，还练过气功，不见效果，在病痛中挣扎，脾气也不好，烦躁。

学炼了大法后，我的心得到了净化，病根拔了，身轻了，也知道怎样处事做人了。我反省自己的过去，纠正错误，引以为戒，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善心待人，心里充满了喜悦。我丈夫看到我学炼大法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身体好了，心平气和了，大家庭也和睦了的变化，很高兴，支持我修炼大法。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维护大法中，由于被邪恶劫持，失去自由，在邪恶之徒酷刑与欺骗下，主意识不清，违心的做了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的事，每想起来，我眼在流泪，心在滴血，内心非常痛苦。回来后，我写严正声明上了网：声明作废三书，将法轮大法修炼到底！做好三件事，弥补给大法带来的损失。在中共的迫害中，恶警用极其邪恶、极其卑劣、极其下流、极其疯狂的手段来残害法轮功修炼者，逼迫叫修炼者放弃对大法“真、善、忍”的信仰，用各种手段、逼迫写转化书，还说是自愿转化的。这个强奸民意的中共恶官、恶警才是真正的犯人。

一、上访遭绑架关押

正当法轮功学员们沐浴在师恩浩荡的法光中，无比快乐的生活、修炼。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开始了，以江泽民为首的恶党及其喉舌（中共央视媒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编造欺世谎言，栽赃陷害法轮功，利用手中权力广播、电视、报纸，满天散布谣言，恶毒攻击、谩骂师父，毒害老百姓。那些被毒害的老百姓，听到中共邪党喉舌的叫嚣，也跟着攻击、诽谤、谩骂，并在众目睽睽面前，疯狂的销毁着大法书等，还抓走了各地的辅导站站长，挑起恶人斗好人的迫害运动，一时间乌云遮天。

尊敬的师父平白无故的受到一言堂的恶毒谎言攻击，法轮功学员们证实大法，向各阶层部门讲真相，义不容辞。于是法轮功学员们走向天安门、新华门、信访局等各级党政部门，向他们讲真相：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道德回升人心向善”；讲师父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清白的；法轮功是修炼，不是政治，根本就不参与政治。

我安排了一下工作，跟谁都没打招呼，2000年4月20日坐火车去京上访。22日十点多来到天安门广场。我在广场寻找同修和上访办公的地方（听说信访局把办公设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年轻的武警向我走来，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不到半分钟，我周围呼啦围上来了七、八个年轻人，有穿便装，有穿白衣黄裤。我看见那个武警用对讲机说话，还和这几个人打招呼，一辆警车呼啸疾驶过来，停在我的跟前，下来几个警察和武警把我推搡着弄上了警车，警车坐有被抓的人了。一个20来岁的满脸杀气的警察叫我坐到最后排，就向我走来，嘴里不停的骂着“小丫、小样”的，圆溜溜的眼睛恶狠狠的盯着我，挥动拳头，穿着皮鞋的两只脚踩在我的左脚上不停的碾。车上又上来了被抓的同修，这小警察就过去了。警车不断的在广场上兜圈子，不一会装满了人，就开进广场派出所。车上拉着窗帘，看不见外面的情况。

在广场派出所里，说了姓名的关在笼里，等待当地来人“接走”。有十几个不说姓名住址的，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对墙站着，不许说话，一说话警察就打人。警察不断的逼着叫说出姓名住址。（这里的警察都是年轻的男性）房间里不断的送来被抓的同修，有个警察认为六十多岁的女同修给人说没报姓名，把她打的鼻青脸肿。有些同修被他们当地派来的人认出来带走了。到晚上，就只有三个人，我，一男同修，一女教师同修。警察换人不断的逼问，我们说：“我们是来上访的，还没上访，就被你们抓来了。上访就为说句真话：法轮功没有错，还李老师清白！还大法清白！”警察说：“你们写上访材料，我给你们往上递。”他拿来了笔纸，我们三人（互不认识）一起商量，教师写，你一句我一句，大意是：大法好，法轮功是正法，学了大法，身心健康了。大法教人做好人。请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写了一张，教师同修念了一遍，关在笼子里的同修们（是报了姓名住址的），看到了都要签名，签了名后，警察见我只签了姓李、年龄48，没有名和地址，还在逼我要地址，教师同修被逼问的签了姓名地址后，警察把材料拿走了，把她也带走了，剩下我和那个男同修。

晚上八点左右，又一个警察把我叫到隔壁房间，叫我说地址，我不说，警察就用拳头劈头盖脸的砸了起来，砸的我头脸木疼，嘴流血了。听到笼里的同修小声说：“呀！出血了。”警察这才一甩手走了。晚上11点左右，另一个警察问我：“你还没说？”他站那，一条腿不停的抖着，脸上不怀好意的，一会训斥、一会踢我，我和男同修又被体罚，问不出，就把我和他也关进那笼子里，另一年轻警察拿了一本《转法轮》给我说：“好好悟悟。”还说：“还不说名字地址，就把你和盲流关在一起，后果自负。”

在派出所关了四天，我看到每天都有很多同修被抓进来，又被当地派来的人认出押走了。23日上午，我和没被认出的，没说姓名地址的同修关在一起，又抓来了几个同修，我们坐在一起轮流大声读法（江西同修带着经文），恶警就来抓人，把带经文的同修抓到另一房间训斥，过了一段时间，恶警就把她送回来了，同修说，警察抓我同修怎么都不管呢？我悟到了我刚才没做应该做的事，我想：警察再行恶，我一定要保护同修。我们又开始大声读经文，那个恶警又来抓人了，我和江西来的同修仨人紧紧抱成团被拖出门外，警察们把我们一臂在上一臂在下，拧向背后上了铐子，押着下楼，在楼下的办公室里，警察用木棍敲她俩的膝盖，把她俩的膝盖敲的青紫。估计一小时后解铐。

下午4点多，一个警察来了，对带经文的同修说：“抱上你的孩子，和你丈夫爱到哪去哪，这里不要你。”她不走，撵他们走了。然后他对我说：“拿上你的东西爱到哪去哪。”我没走。他又对那个男同修说：“不要你了，你走吧！”男同修走了。晚8点多，有个警察对我说：“你只要说你不来北京了就放你走。”我认为不能说这话，不说就没放我走。晚11点了，又一个警察来了说：“我带你去广场炼功。”我想：这么晚了，到广场能行吗？我没说去广场。24日晚上10点多，我挨了三棍子后，第一个说放我走的警察对我说：“昨天放走的那个男的，今天又被抓进来了。”

24日八点多，警察把我和没报姓名地址的9名法轮功学员押下楼，和抓来没有营业执照、为房屋纠纷上访的（警察称这些人是盲流）关在一起，有人把门。同修们（年老的年轻的）排成三行队炼功，正抱轮时，叫我看大法的年轻警察气汹汹的进来，把我们九名法轮功学员一顿拳打脚踢，边打边喊：就是你们闹的，我丈母娘住院开刀，我都不能请假去医院看她。他打累了，也发泄完了，走了，被打的同修身上疼痛，有的踢到骨头上。10点左右，安徽当地来人押走了同修，剩下我和另俩同修，和那几十人关在一起，12点时，警察放人去厕所，有位老同修要上厕所，看门的挡着门不让去，过了一会放人去厕所，那位同修跟着去，看门的又挡住她，下午4点左右又放人去厕所，还不叫她去。6点多后把人都放了，只剩下我们仨了，直到晚上10点才叫我们出来。刚上楼来，一个40来岁的警察，手掂着二尺来长的木棍，不问青红皂白，转身对着我的左臀狠狠的打了三棍，第四棍举到我的头上说：“恨不得一棍子把你头敲开花。”比划了一下，未打。（当时我只感到木，过了两天，我感到左臀部痛痒难受，一看，一大片青紫色。）这时候，那老年同修才得以去厕所，因憋的时间长了，几天来，她肚子老有胀疼感。常人说：“管天管地，管不了人上厕所。”可是中共培养的警察它就要管你上厕所。

2000年4月25日一早，我们仨人又被关到那间屋里。后来听到楼上很多的声音，一会儿听到大声的、整齐的背《论语》，知道又抓来了很多证实法的同修。又过了一会，没了声音。估计11点左右，一个警察大声喊道：“出来，走。”我们拿上自己的东西，上了几个台阶后，看到了阳光（至今回忆不起被关的地方是地下室，还是一楼），被警察押出派出所。派出所门口停了两辆大轿车，押我们的警察叫我们上了第二辆车，两辆车装满了同修，就开出了北京城，在郊区大路上疾驶，开进昌平一家看守所（后来知道的）。

下车后，叫站成一行队，开始分号舍，估计有百十来个男女同修。晚饭后，警察叫法轮功学员们按号舍排着队去存放东西。有的警察登记存钱，有的警察叫同修们把外面穿的衣服、皮带、裤带、穿的鞋全部存了，只叫穿双袜子，还把有的同修穿的线裤的松紧带也抽掉了。带钱多的扣掉300元，叫买被褥、绒衣绒裤。

26日上午，警察又叫我们排了队，带到一房间，俩女警戴着薄塑料手套，叫我们一个一个进屋，叫脱衣裤，一件一件用手仔细的搜捏，发现东西就搜走，搜身连裤头胸罩都不放过。晚上，又叫按号舍排队叫进警察办公室。一间很大的房子，放了几张桌椅，一个个警察坐在各自的桌边，警察叫法轮功学员站着，他坐着，问：“从哪来？叫什么？”法轮功学员回答：“从宇宙来，叫法轮功学员。”警察在本子上不停的写着，完了给个单子，编有号。说：“这是你的号。”我瞥见本子上写有长相、身高、胖瘦、穿什么衣服。

晚上走在监狱的长廊里，灯光不太亮，再加上开铁门哐啷声和回声，给人阴森恐怖、毛骨悚然的感觉。有个同修说：“这是亚洲第一大监狱。”

在27日上午，按号舍排队拿着编号的单子去照相，轮到我了，我不想叫照好，我刚把眼一闭，照相机闪了，我走下来，照相警察狠狠的瞪了我一眼。晚上，警察拿相片对人。我看到照片是闭着眼的。在下午，号舍调来了一位湖南年轻同修，说她刚被过了电，送号舍就送到这来了，她上午被插了胃管。她还说：有一对夫妻同修，每天上午叫插胃管，下午叫过电连续15天了，备受折磨。

28日早上，警察又叫我们按号舍排队，领着左走右拐，来到一楼的另一个走廊里，一排排的房间，叫弟子们按号舍排队，叫号进去。一看是插胃管灌稀释牛奶，是医院来的人。有位同修说：“我们没有绝食为什么灌食？”一个护士听到了问一警察：“她们没有绝食怎么叫灌食？”警察不答。但护士们还是给我们灌液体，把我们的手脚绑在床头（铁管床）管子上，一边插胃管灌，一边问：“说不说，你叫什么？住址？”我们都不说，直到把液体灌完，才放手。有的同修被胃管插的痛苦呻吟，有的拔出胃管带出了血。

下午，警察又叫按号舍排成长队，我们穿着袜子的脚走在冰凉的地上，走出长廊，走出楼门，上了警车，几十分钟后，车开进了一家精神病医院。警察叫下车，叫我们光脚从楼这头外绕到楼那头上了三楼。然后，叫我们上床，警察叫精神病患者用粗布条把我们的手脚绑在床上，医生过来，在人中、涌泉、小腿上外侧的穴位扎上针，针缠上电线，开三次开关，一次比一次电流大，开到最大时，全身都在剧烈的颤动，很痛苦。医生一边电一边问姓名地址，还是问不出。有的同修给医生讲做恶必有恶报的道理，那医生反而电她时间加长。过电时，同修床周围围了一圈警察、精神病人，同修们被电的很痛苦时，警察和精神病人象看热闹一样围着不动，年轻女警察在笑，听一同修说：她看见一男警察眼含泪离开了。28日我们被插胃管过电，这位湖南同修是第二次。

被插管、过电后，有位同修对大家说：不能叫他们再折磨，我们该回家了。同修们听有理，也都报了姓名住址。29日、30日各省驻京办的警察从这个看守所把法轮功学员们押走软禁，叫来当地警察押回当地。

在昌平看守所，恶警把同修带的大法书、经文、法轮章全部没收，被没收了大法书的同修非常难过，流着泪喊道：“还我大法书！还我大法书！”一人喊，号舍喊，所有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号舍都在喊：“还我大法书！还我大法书！”一声接一声，此起彼伏，振奋人心！恶警叫关押的犯人从门洞打进来很多粘乎乎的、臭臭的液体，满地都是，走在上面就会滑倒。

昌平看守所警察得到法轮功学员的地址后，就通知各省驻京办的公安人员“接人”。4月30日我被省公安押走，软禁在驻京办的饭店里，由宝鸡来的姓田的监视，一出房子，田就挡着。

5月4日，区公安分局政保科来人（咸阳市秦都区公安分局政保科史光），把我押回区公安分局，又在西兰路派出所等了一会，姓陈的警察开车把我送到了区看守所。（8月中旬，这个陈警察又到劳教所，强行逼我双手滚手印，我不愿意，他捉着我的手在墨板上滚动，在纸上按手印。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警察面前没有人权、没有自由。）

看守所登记的警察把我的300多元收了，没有给任何手续，只给我买了一床满是灰尘的被子和一条单人褥子。叫犯人搜我的东西，犯人把我的缸子、布包、报时器没收，报时器穆女警给我追回，缸子、布包出监狱的犯人拿走了，穆女警给我买了缸子、包赔上。在看守所里，警察换着来做审问笔录，先是从北京押回我的姓司（音）（史光）的警察，后来是姓刘的陕北人，又换了姓卢的，把我当成犯人来审。叫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说：“人家都写了，你不写？你写几句行不行？”我不写，说：“你们收了那么多大法书，好好看看《转法轮》到底说的是什么？那是教人做好人的书。”警察就训斥，不让说。警察叫我家人（我家人看我没劝我）、单位来人劝我，叫我写三书，我无动于衷。警察看劝不动我，就骂我痴迷、顽固不化。那个姓司的警察给我家人说：“我叫她写保证书，她叫我看《转法轮》，她脑子进水了。”

看守所的水煮菜，菜汤面漂着很多小飞虫，碗底有泥渣。伙食极差。在看守所，一警察说：“你知道不，看守所是人库？”

在看守所关押了20天后，劳教一年，5月24日把我送到省女劳教所（陕西省女子劳教所）去继续迫害。

二、劳教所里的迫害

省女劳教所的警察，开始还有点人性，随着邪党给她们的“好处”，下任务，把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多少与奖金挂钩，她们为了个人利益，丧失了人性，开始了漫长的变本加厉的攻击、谩骂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警察非常相信邪党媒体栽赃的谎言，给她们讲真相根本就不听，她们不折不扣的执行着邪党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密令，她们提到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不转化，表现的很凶、狠毒、无人性。

劳教所里，对待法轮功学员就是对待奴隶那样，没有自由，恶警指派两个犯人包夹一个法轮功学员，当了包夹的犯人，得到少干一半活的奖励，她们都愿意。包夹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监视、看管，不准说话。上厕所、打水、干活他们跟着，寸步不离。法轮功学员们相见无声一笑，就被包夹犯人恶骂。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每天包夹犯人要向管她们的警察汇报。恶警把犯人的减教期与转化法轮功学员捆绑在一起，所以当上了包夹，犯人就变的邪恶了。

当时劳教所的活：拆纱、撕落有灰尘的厚纸，搬、运、拣黄豆，切老蒜苔，粘纸盒，把原料运来卸车，做好成品再装车等，又脏又累，正在吃饭，警察喊来活了，就得放下饭碗立即去干活，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每天的活定额很高。活来的多了，就得通宵连着干，法轮功学员们身体受煎熬。恶警还拿来给法轮功栽赃诬陷的谎言片，逼着法轮功学员们和包夹们看，逼着叫写观后感，法轮功学员说：这些都是造假，是给法轮功栽赃陷害，遭到的就是攻击。恶警经常把法轮功学员们集中在一大教室里，和包夹犯人一起干活，她们却突击搜监舍，被褥、用品乱翻一气，然后再搜身，搜到了经文立即把人抓进办公室，双手铐在办公桌腿上，少则十几天，多则二、三十天、四十多天不等，成天不解铐，只能蹲着，逼迫叫写转化书。还强迫与犯人上操走正步（愚弄），对弟子都用“强迫”。

我刚被送到劳教所时全所有二十三个法轮功学员，分在三个大队，后来又送来了十来个，我分到第三大队。开始，光叫干活，一干十几个小时，行动被限制，到哪包夹都跟着。

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劳教所各大队的警察，给法轮功学员每人一本恶毒攻击法轮功的白皮邪书（书皮是白色的），还有两高院的邪恶条文，叫抄。我把那白皮邪书扔一边不看。第二天干活时想：邪书应该退给警察。晚上睡觉时，我写了几句话：“这本白皮书到处散发着黑气，害人，不能看，我不要！我要看大法书，《转法轮》书里字字是真理，句句闪金光。”写完后，把纸条夹在邪书里，等机会交给警察。也巧，早上通知叫我值日，（本来是再过几天才轮我值日。）下午叫喊：值日生倒垃圾。我立即回监舍，把那邪书掖上，抬着装满恶臭的垃圾筐，出了禁区铁门，倒了垃圾回来，看见办公室里只坐着包管我的杨警察，就把邪书掏出说：“把书还给你”，就进了铁门干活去了。不一会，在干活的大教室里听见传唤我的包夹。俩包夹被警察训斥了一顿，回来就训斥我，其中一个把邪书拿来给我，我不要。看门的犯人下了夜岗也黑着脸来训斥我，还说我黑闯大门。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刘指导员在全体人员大会结束时说：有人说，书上冒黑气，这是反党。

过了几天，7月10日上午，劳教所办洗脑班，叫法轮功学员全部到操场开会，在三楼走廊排队，每个法轮功学员前后被两个包夹夹着，几个警察在门口站着。这时，包夹把邪书往我手上塞，我不接，邪书掉到地上，号头牛小侠叫我拾，我不拾，牛当着警察、众人就对我喉咙、胸、头、背抡拳头猛击打（我一个多月背部、胸腔疼痛，翻身艰难），法轮功学员梁红仙喊：“不准打人！”牛恶狠狠的说：“你再说连你一块打。”警察看着不管。任海珍警察拿来铐子，铐了我双手，押到会场，警察一会叫我站，一会叫坐，没有凳子，坐在地上，折腾。警察头说：劳教所没有人戴铐子开会，你是头一个。

一个星期的洗脑班开始了。白天我们被集中起来，恶警读邪恶材料，有法轮功学员站起来说：“法轮大法好！”教育科长万恶警喝斥。下午，管号舍的警察给号舍头们下指示，叫法轮功学员必须抄那两高院邪条例，不抄，就叫包夹采取行动。吃过晚饭后，法轮功学员们被围困在各自的监舍里，迫害的攻坚战开始了。不抄就捆绑胳膊吊起来，号头牛小侠叫包夹把我绑在双层床的床头上，本要绑成大字，我暗暗使劲不叫绑，只绑了一条腿。我的双臂和一条腿绑的时间很长了，加上被打的胸背象挤压在一起很疼痛，很难受，十点点名了，有个别科的替班警察点名，看到我被绑着，叫号头牛放开我，点完名从里面出来，回头一看我还被绑着，就走了，出了铁门，立即传话，叫我去问话，我这才被解了绑。这位警察问我为什么被绑？我说：“她们叫我抄条例我不抄，就绑我。”这位警察没说什么，叫我回去。

晚上11点，号头牛小侠、包夹们看我还不抄，牛叫包夹用绳子把我双手捆上，吊在门框上，另一监舍的恶犯纪（音）来窜号舍，就帮忙往上提，系绳子，我想不能叫她们吊，我就整个身子往下使劲，这样，我的脚能站在地上。一个小时后，包夹解开绳子，还叫我抄，我说要去厕所，包夹跟着，走在去厕所的走廊里，看到每个号舍的门框上和高架床头上都吊着、绑着法轮功学员，个子小的张云贤，双脚离地，悬空吊着。在厕所里看到几个犯人拿着绳子把梁红仙双手背后绑上，把手提到最高处，头往下按。我刚要问，包夹就把我拉走了。赵亚的双手被绑在铁门上，她背《洪吟》，嘴被恶犯贴上胶带纸。我说：“你这是干啥？”赵的包夹说：“你少管。”包夹赶紧把我拥走了。包夹为了自己能减期，就一个学一个样子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样折腾了一晚上。

洗脑班结束时，一大队一个学员写了三书，警察叫她在大会上念。其余的法轮功学员都不写，恶警得不到它们所要的，就奴役法轮功学员们干活，干到半夜12点。每天都是早7点起床，每天都听到邪恶的诽谤和叫写三书声，非常反感，长期的精神摧残和长时间的干活，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同修们的精神、肉体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

在劳教所里，看到都是被打骂、恶脸训斥，同性恋，听到的都是污秽的声音，不堪入耳。恶警看法轮功学员不转化，就弄来早期修炼过的、被绑架转化后所谓“揭露”的谎言片，多次播放，每次法轮功学员们说：那是假的，不信。恶徒们又出怪招，不断的出题考试，迷惑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利用答题证实法，说大法好。他们就不断的找着训话，让你不能安生。那些包夹犯人把在恶警体罚她们的酷刑都使在法轮功学员的身上，如：架飞机、蹲兵马俑式、拔大筋、不让睡觉等等，企图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对大法的信仰。

9月始，劳教三大队又关进来几个法轮功学员，把她们单独关押，洗脑、拔大筋。被拔大筋的王同修在痛苦中写了三书，（给王施酷刑拔大筋的杨美丽恶犯头，在两个月后，突发心脏病死了。）后来的说，劳教所、监狱不是修炼的环境，转化出来才是对的。长期苦不堪言的处境，又听到说：劳教所、监狱不是修炼的环境，转化出来才是对的传说，一股邪的东西混进来，一时脑子迷糊，一些人写了“揭批”。其实都是不情愿、被逼迫的情况下违心的写了。每次想起这些眼在流泪、心在滴血、心在颤抖！

说明一点：三书写了20天后，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普遍开始眼珠子红，白眼球成了血红色，还很痛。眼里流出的粘乎乎的东西，擦不净，老粘在眼珠上看不清东西。我眼珠子刺痛睁不开眼，摸摸两眼珠有硬块，脸上的皮变成了厚厚的死硬皮，还不断的起皮，后来眼皮合不上睁着，很难受。除过手脚，全身恶痒都烂了，反反复复不好，用手把上臂一摸，一层肉皮抹掉下来。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有一同修睁着红眼睛说：“心不明，眼不亮了。”

11月中旬省劳教局（陕西省劳教局）人把所有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在劳教局召开了“奖假”会，有的减劳教期三个月、五个月、还有半个月、几天的（原以为写了都叫回家），第一个违心写三书的学员，在会场上喊“法轮大法好！”，局长吓跑了。法轮功学员渐渐的明白了写三书是非常错误的，有些写了严正声明三书作废，声明在劳教所所有不符合大法的一切言行作废，把大法修炼到底！

我减了五个月，是因交了自己买的不太合身的黄衣服，12月3日回家后，我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悔恨、流泪，立即行动，讲真相，弥补损失。我给劳教所所长写了封声明作废三书的信寄出后，当月30日晚又到劳教所找所长，见到所长我说：“你们叫我写什么三书揭批是非常错误的，法轮大法好，我要继续修炼大法，在此声明作废三书揭批，在劳教所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当时所长听我说也没反驳，把我送出大门外。又在31日，我也给劳教局局长发了一封声明作废三书的信，后来到劳教局找局长，局长不在。

说明：省劳教局认为转化有“成绩”，就与610勾结，立即组织了邪恶的转化演讲团，10月底，很多在单位或在610公安部门挂了名的法轮功学员，被集中到礼泉县听邪悟者“演讲”，会场全副武装，戒备森严。我丈夫（没有修炼）也被押着听“演讲”，而且是两个警察劫持着他。中共不但迫害法轮功学员，对家属也不放过，中共的邪教本质可见一斑。

我回家看到了对我的罚单：从北京劫持我回来的车票费、烟费、住宿费、赎人费共计：1464元。

三、回家继续遭迫害

2001年2月16日下午快六点，我正在家看关于“天安门自焚”骗局的真相资料，忽然，门开了，看见丈夫被单位公安处（单位咸阳市202研究所）俩人劫持进了房间，劫持他的其中一个人当过他的徒弟，姓吴。我丈夫被看管着不能动。另一人把我劫持进他单位公安处办公室，叫人看着我。

很长时间，办公室进来几个人，有单位公安处人，有区公安分局人（渭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拿来一包袱东西，放在办公桌上，叫我靠墙站着，我一抬头看见公安处一人正对着我偷偷录像呢。有一警察打开包袱，我看到了包袱里的录像带，明白了这是我的东西，我对拿包袱的警察说：“把我的东西还我！”我就去夺包袱，那警察拿跑了。一会那警察进来了，问我：“你还去不去北京？”我说：“去北京旅游谁规定的不让去？”“你这传单是谁给你的？”“我坐车捡的。”那警察不信又说：“为什么不交？”我说：“我看完了，明白是怎么回事，再交你看，刚看了几张，你们就来抄家了。那是学英语的动画片录像带，给我！”那警察说：“法轮功的没收，没有录像机看带内容。”又反反复复问了很长时间无结果，出去了。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问话都是恶狠狠的。一会儿，那警察气汹汹的来到我跟前发火，“有人说是你把材料给的她。”我说：“你说是我给的就是我给的。这是你说的。”

晚10点了，办公室进来了几个警察，刚吃完饭（后来听说是公安处请警察吃的饭）。一个中年警察看着我说：“你就是某某？上次劳教你是我批的。”前边问我话的那个警察又问我一阵，折腾到半夜2点多了，叫来了警车，把我送回家。回到家，我整理资料，发现一本《转法轮》，我写的讲真相草稿，有几张单张经文，还有同修给的那十几张关于“天安门自焚”骗局的真相资料和英国版的三盘学英语的动画片录像带，一个小录音机被抄走。丈夫告诉我说：他们乱翻一气，还录了像。

我左思右想：他们“是放了我，还是要抓我？”决定去外地。第二天中午，我借了点钱，坐车走了一百多里地，看到商店，下车买了电话卡给家里打电话：显示出非法卡，再试显示出无效卡，又试显示出“监控”，我吓了一跳，不敢打了，怕警察查到电话号码来追我。越想越觉的警察马上就要来到了，怕警察找上来再连累了他人。

定了定神，我在空旷的田野里走，离村子都很远，天快黑了，得找个地方呆着，不能惊动人。我在地里找能藏身的地方，看到有一大堆玉米秆，是湿的，我扒拉了一下，里面还干着呢，周围没有人，我炼了一会静功。天完全黑了，突然一阵恐惧袭来，狼来了怎么办？我壮胆道：不怕，不怕！我是法轮功学员，有师父保护。

天下起了小雨，我钻进扒开的洞里，洞口用玉米秆盖上，听着雨吧嗒吧嗒的打在玉米秆叶上。夜深了，公路上没汽车声了，偶尔听到火车声，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今后怎么办？是流离失所，还是回家？想了一会儿，没有答案。我问自己：你是什么炼功人？你跑了，警察抓你丈夫去坐牢，你把魔难留给他，叫他承受吗？怎么能把难留给别人呢？想到这，我慢慢的睡着了，半夜气温很低，身上只穿着毛衣毛裤也没感到冷。我知道是师父给的我温暖。早上，从玉米秆里出来，拍了拍头和衣服上粘的碎叶片，找到村子，花5元钱买了一壶水洗了头，把衣服整理干净后就回家了。

回到家，家人通知了单位，单位人把我叫去问话，我说：“不要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的事。”单位人说：“我只问你昨天在哪。”我不想把事变的复杂，我说：“在本市的一个草堆里。”作了记录。科长说：“半夜是3度，又下小雨，不冻你，谁相信？你知道不？昨晚公安局人大半夜都没睡，派了很多警察找你，我还派了某某坐飞机去北京找你。”他给某某打电话说：“人在家呢，你回来”。

在劳教所被恶警迫害的违心的写了三书，心里非常痛苦，我们找人上网，严正声明：在恶警酷刑迫害下违心写的三书作废，要把大法修炼到底！谁知，区610劳教所的人员知道了，他们找我，又叫我去洗脑班几天，我们讲真相，他们还是相信邪党的宣传，过后不了了之。

四、再次被绑架

2001年8月底，一位同修对我说：她老头子单位保卫科人说漏嘴，说过几天区610办洗脑班有她，她要离家出走，叫我也出走，说大家都走了，叫洗脑班办不成。我看她年龄大了，亲戚家被监视不能去，她一人在外流离失所，就答应了，我又没给我丈夫说一声就离开家了。9月初，我们住在同修联系好的地方，房东家人都知道大法好。一个男同修给我们送资料，我们到远处的农村去发了快一千张，几天后回到住处。

10日中午，一位年轻的女同修拿资料走了。下午4点，房东家人都不在，忽然听到大叫开门声，砸门声，顺着窗户帘缝看去，是几个警察。我俩见不妙，从后门走出。刚出后门，门口有两辆面包车，几个警察就围上来，劫持了我们，把我抓到车上，老年同修在另一车上。当时，后门口围上来很多村人看。车开进省建六公司的宾馆（在咸阳市），把我俩分开关着，一人一屋。有三个警察和省建六公司工会的一个人看着我。两个警察，一个就是姓司的警察，一个是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的陕北刘，还有一个人，他说他姓王，还有六公司工会的那个人，我问他叫什么，他说叫冼亮（音）。也是这四个人坐车劫持我到宾馆的。在一房间，陕北刘恶脸看我，司警察和冼亮恶骂我，我不理他们，我念：“法轮大法好！”司警抄起鞋，用鞋底向我左脸上狠狠的抽打了几十下，喊到：“不许说法轮功。”我又念：“法轮大法好！……”司警察又用鞋底抽我几十下，一连三遍，每次都在左脸打几十下，另外几个也不让我念大法好。我脸被打的木肿疼，火辣辣的，眩晕，那个冼亮也趁机用手搧我右脸十几下，喊：“不许你喊法轮功。”自称姓王的来拽我的腿，我挣扎着。司警过来，抓我右手腕使劲拧到背后，往上一提，胳膊就象断了似的，疼痛难忍，倒地，失去力量。（过了几天，我感到胳膊还痛，捋袖一看，右肘有手大一片青紫色。）司警就搜身，从我裤兜里窃走1300元现金，还有新买的报时器和电话卡，不打条，交给陕北刘，陕北人数了一下，装进他兜里，还恶恶的看着我。我说：“这是我的生活费，不能拿走。”司说：“这是法轮功活动经费，要没收。”

姓司的打我累了，领那几人走了，立即进来一个便衣警察，我问他姓名，他说他姓张（后来知道他姓刘，叫刘志勇，是本市610的小头），他假惺惺的说：“看他打的你很可怜，我都不忍心看（当时他不在场），我妈是信佛的，我很善良。”他说时一会躺下一会坐起，没样子，又说：“我通知你丈夫了，叫他开车接你回家，你把东西收拾好，赶紧拿走，明天派出所来查有东西会连累房东。”被他伪善迷住，信以为真，心想：一会我丈夫来了，把东西赶紧拿走，可别叫派出所人搜走，对房东不好，说了放资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警察把那兜资料和那些真相传单装塑料袋拿来了，装善的警察说：我登记一下，一会给你。登记完了，对我说：“你签个名，把东西给你。”签了名，一警察把资料袋提起就往外跑，我说：“把东西留下！”那警察边往外跑边说：“我给你保存着。”跑出去了。猛然间我明白了，中共警察都是骗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不管是邪恶，还是伪善，都是在抢夺我东西，骗我东西，他们是真正的犯罪分子。

折腾到11日半夜1点多，恶警们要把我俩要送去拘留，在宾馆一楼我才与老年同修见面，两点多被关进戒烟所，一个月后劳教一年半。同修说：被劫持分开时，劫她的那三个警察（其中就有装善的刘警察），把她押到住处抄家，抄走了我手抄的《转法轮》和她的一点东西。翻我衣服时，把我衣服所有的零钱掏出，当她面数了数，六十多元，装进了刘警察的腰包里。这样，我的报时器、电话卡、60多元、现金1300元，共计：1400元多被恶警们抢去。

在戒烟所拘留期间，区公安分局局长高凡来做笔录，副局长也来做笔录。半个月后非法劳教，叫我在劳教书上签名，我不签，劳教书没给我。10月中旬，把我关进看守所，那位老同修比我先到看守所，（她在劳教所，血压一百九十，是取保候审的时间未完）她对关押在号里的犯人讲真相，还给她们教功，都知道大法好。11月的一天放风，在院子里，我和同修坐在台阶上，我缝棉袄，准备去劳教所。院对面是高墙，两个小武警在墙上来回走动，突然一个人说：“有俩个法轮功，瞄准她。”我闭上了眼，就听：“啪”的一声，我想：“完了，一枪从我额头穿过去，或从我胸前穿过去。”片刻，我感觉没死，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一武警还是端枪的姿势，一武警斜背着枪。端枪的武警说：“枪里没有子弹。”那位同修说：“娃呀，你知道你这一枪在另外空间做了一件多么大的坏事？”听见扣枪声，有人从号子出来看，一个叫菊的对兵娃子大声说：“你不要认为打空枪没事？我住的地方的看守所发生过一件事，一个武警瞄人放枪，一子弹把犯人打死了，都在瞒，一年后，有人到期回家了，把真情向死者的父母说了，死者家人上告了，把放枪打死人的武警抓了，看守所的领导和有关人全撤职了。你这样早晚给你妈惹事。你当你有本事？你当兵是你不好，找出路，你父母花钱买你当兵的。”

又一天，号门开着，号舍里老同修给比划动作，武警喊：“有人炼法轮功呢。”听到喊声，有个当指导员的警察，开了门跑进院子喊：“谁炼法轮功？不嫌脸红。”号人都说没人炼，指导员把号门锁了。同修家人来看她，指导员告状她炼法轮功。家人说她，她说：“武警对着我开枪呢，警察不管。”她老头是退伍军人，不让警察了，说：“枪是好玩的？打死人谁负责？”指导员被问的灰溜溜走了。接见室的嘈杂声引来了武警领导，听了同修讲了事情的经过说：“我回去处理。”同修说的有点激动，感到头有点昏，到卫生所量血压，上了二百，每天都量，居高不下，最后达到二百一十七，超过二百二了。看守所和公安局一商量，叫交几百元伙食费，叫她回家了。

一年多后，我从劳教所回家了，老年同修来找我，说她回家不长时间就找人上网曝光我被打之事，用了她真实姓名，装善的610恶警领来一伙人到她家，问她叫谁写的、叫谁上的网，谁都知道这事？当然她不会说，保卫科和恶警们就抄家，把沙发撬开、把墙围撬开，把家翻的乱七八糟，就把她抓进看守所，因血压高，恶警叫家人交了几千元才放了她。她又说：“我们当天被抓，那个女同修，在当地车站刚下火车，就叫当地公安局抓走了，还把她弄到男牢被糟蹋，对象也修炼大法，对象的妈不同意这婚事了。恶警把法轮功学员害的太惨了。我们被抓时，我还庆幸她多亏走了，躲过一劫，没想到她被迫害的这么惨。后来和别的同修分析原因，有同修说，我俩和女青年被抓都与送资料的男同修有关，他知道的事，公安都知道，如：他知道的某地开法会，结果，几十人被抓。后来都不接触他，也不叫他知道事，就没有坏事发生了。

（渭城）区看守所里，女副所长姓党叫我背监规，我说：“我不背，我又不是犯人，我是冤枉的。”她认为我当众人丢她面子，平时她在犯人面前是说一不二的。过了几天，她上班，排队打饭，天冷，我不知不觉中把一只手放进口袋里，她看见了，叫我把手拿出来，我就拿出来了，打完饭回到号子，她喊：“谁让你手插口袋？”我说：“你叫我拿出来我就拿出来了。”你犟嘴，恶恶的到我跟前，啪啪啪啪搧了我几十个耳光，并叫号子的人写证明是因为我不好，她才打我，说：“立即把你送劳教所。”走了，关了号门上了锁，也不放风了。叫菊的人眼红红的对我说：“她打你老狠，她手能不疼？”眼泪就掉下来了。打我的那警察几天没见到了，有一天，她来了，她和犯人说完话，对我说：“我的手疼都是因为你。”菊平时对我也很好。她说过，等她出去了叫我到她那去教她炼法轮功。（她因运输毒品50克，被判15年徒刑。菊，我一直没找到。）我们在一起的八九个人相处的很好，很多时我们一起炼动功，我炼功谁都不说，警察把他们叫去问我炼功不，她们都不说，所以我炼功没受阻碍。在这个看守所，没人叫我写三书。

过了几天，又送来了一同修，一星期后，党副所长叫把我俩送省女子劳教所。劳教所要心电图，没有，就叫去医院做，做出来，说我供血不足，劳教所不收，退回。3月份，看守所要扒了从新盖，把关押的人都转移到外县看守所，我是被劳教，就把我又送回到隔壁戒烟所。

戒烟所，也是拘留所。戒烟所的号舍空气混浊难闻，每天都关进吸毒者，新进来的都是又拉又吐，都是呈现病的状态，我的铺被挤到厕所跟前。这里的警察对待犯人不打即骂。他们中毒很深，讲真相根本不听，强调他们是对的。在看守所，我交给警察复议申请书：我修炼大法没有罪，重新审议，放我出去，没有答复。在戒毒所，我要求：放我回家，他们不答复。有个姓车的女警，找我做笔录，问我为什么进来，我说我炼法轮功把我抓进来的，我无罪。一说法轮功，姓车的就发脾气。有个退了休在戒毒所谋事姓查的警察，找我谈话，我说他写，写完了，叫我签名。我说要看看，现在原话我记不清了，只记的他写有：好着哩，对着哩。完全是他自己编的话。我说：“这不是我说的，把这句改了。”他改了。我说：“这句也不是我说的，都不是我要说的……”查烦了，夺过记录本黑着脸说：“我干几十年审查案子，我不知道怎么写？叫你来教？谁敢叫改？走。”把我关进号子。

一天下午，有个警察，给我说：“我找你爱人给我看一下摩托车，我说：‘她是炼法轮功的，跟她离婚算了。’你爱人说：‘我跟她离婚了，她回来没有房子住哪？没有钱怎么生活？儿子要妈怎么办？人不能那样做。’你爱人是个好人。”他说话眼里噙着泪。

在戒烟所，我炼功，戒毒的她们也不说，有的人看我炼功她也学。教她炼她不学。我半夜起来炼，我把被子卷长着，上面再盖上被子，看上去就象蒙头睡的样子。号舍窗口很大，加有粗钢筋敞开着，我贴在门口打坐，从外面看不见。听到皮鞋声，知道警察查房来了，他站在窗口好一会儿，走了，我把功炼完，再睡觉。两个月来都是这样，无事。

我叫警察放我回家，他们不放，叫送去劳教所，他们不送。我悟到，我不应该躲着炼功，应该堂堂正正的叫他们知道我在炼功。五月底的一天半夜，我起来在地铺打坐，查夜的警察来了，看我打坐，可吓坏了，紧张的大喊大叫，不叫我炼功。我坐着不动，他赶紧拿来钥匙，开门进来了，叫犯人把我的腿搬下来。钱所长也来了，把我叫到院子，上了铐子，一只手铐在了晒衣服的铁丝上，他们走了。我穿的是单衣裤，值班的警察在屋里穿着棉大衣。半夜的温度很低，我感到凉了，值班的警察走到我跟前说：“天凉了，我给你开铐子，你进值班室暖暖。”我说：“谢谢，不用。”警察走了。我想：这可能是我要过的关，不能给好心警察找麻烦。过了有两钟头，这警察又来了，叫我去屋里暖和，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到了早晨八点，上班的来了，警车来了，问我为什么被铐？我说：“炼功。”她生气走了。

钱副所长和劳教所联系上了，送我去省女劳教所。临送劳教所之前，董警察到我丈夫那要了8百多元，说是三个月的伙食费，戒烟所的伙食很差，成天就是玉米粉稀饭，馍、有点变味的咸菜，稀汤面条，每月伙食费不到90元。

五、第二次在劳教所遭迫害

2002年6月中旬，戒烟所的钱所长把我押送到劳教所。我被分到教育中队单独关押，包夹对我说：在四月份，邪党恶首江泽民给省劳教局拨了80万元人民币，叫转化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得了钱如同打了强心剂，4月份，所纪委书记带头，对法轮功学员“转化”展开了强硬的攻势，很多学员被强迫违心的写了三、四书，恶警知道这些弟子转化都不是真心，就单独关着，没有派包夹。我利用叫我抄所规队纪的机会，在卫生纸上（响声不大）写了几句话，找机会给同修看，坚定正念。有一天半夜，我看包夹睡着，悄悄起来，去我观察到的一个坚定的同修那，塞给她，回来叫包夹训斥了。那同修看完，看见我微笑的点点头，悄悄递给我。我又找机会给了另一个坚定的同修，她看后也给了我。我们上厕所，开会，见面互相微笑示招呼，互相鼓励。

7月2日下午，教育中队长李珍来查号舍，看见我拿着所规队纪的本子和几张纸，以为我在抄所规队纪，就走了，她走到门口又折回来，翻本子，翻纸看。一看纸上不是所规队纪，就莫名其妙的在我身上乱摸，翻出了这张卫生纸一看，气急败坏的大声喊叫：“白笑、白笑快来呀。”20岁的小恶警一听喊她，大声答道：“来啦。”很快的跑来了，她俩死死的抓着我，都是一手搭肩一手拽我一胳膊，把我押进恶警的值班休息室，立即把我铐在很低的桌腿上，那小恶警白笑对我发着脾气，叫人把我洗脸盆拿来，接满一盆水，放在我的屁股下面，蹲着脚后跟不能着地，一着地，就坐在水里。李珍叫来所长和其他人，研究对我的处罚。张所长对我大声喊：“你是不是派来捣乱的？”我说：“是公安局送来的。”张所长大发雷霆，用手指使劲的点着我的头，咬着牙道：“你当地公安局给你劳教一年半，便宜你了，你应该判刑10年！某某，你认识不？她判刑9年在监狱里，给你判刑10年！给你加期三个月。我说呢，转化的怎么不对劲了，是你在活动，你都叫谁看了？”我不回答。教育科的毕科长，也大声喊：“关你禁闭。禁闭室盖好还没用过。”李珍说：“转化了咋不能回家了？”几个警察头目轮番上阵，嘲笑我、辱骂我，她们发了好大一顿脾气走了。第二天，张所长又来了，把邪悟者写的东西拿来叫我抄，我不抄，她对我又发了一顿火。裴蘅恶警又拿来邪悟者写的东西叫我抄，我不抄，逼着我抄。我说：“别人的我不抄。”她就骂我，还忽悠我，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说：“修大法是往上升华的，大法没有你这个，不要。”裴恶警就象个疯子，手指使劲点压我的头，我双手在桌腿铐着，蹲不住，她双手又撕扯我，斜着眼咬着牙喊：我就叫你下地狱。撕扯够了退到一边坐着，绷着嘴、脸，眼睛怪异的看着我。

我被戴铐38天（2002年7月2日——8月8日）解的铐。这一个多月，白天黑夜不解铐，被铐在床腿、桌腿上、写字台的横牚上，钻在桌子下，昼夜只能蹲着，铐在门把手上，随着她们开门、关门而移动，铐时，把手铐和双手臂拧成麻花状，手腕活动空间很小，一动，铐子就往小缩，紧紧的箍在手腕上，铐子的牙就往肉里扎，骨头都扎疼了，长时间的不解铐，整个胳膊都是发麻刺痛，拘胀。

还上大挂。有一天上班，裴蘅警察把我双手铐住高举过头，铐在窗户上，（窗户网是很结实的铁网）两个多小时了，我胃反头晕心脏跳动很难受，支持不住，我喊难受，李珍来了，问是谁给我上的铐，我说裴蘅，她叫裴蘅了。裴蘅和王宏来了，裴说：“这点时间你都坚持不住。”她给我开了铐，我身体难受没劲站不住，顺窗户墙溜了下来，躺在地上，我使劲不叫头碰地，头挨地没响声，裴王你一句我一句的刺激我。戴铐期间，光叫吃饭，不叫上厕所，吃饭还铐着一只手。开始每天三次，还给开铐叫洗碗上厕所，后来上厕所只能一天一次，再后来两天一次，打饭洗碗都叫专人做。

当时，被铐在办公室、休息室、放杂物室、楼梯口有六人，被铐的都是不转化的，写了声明的，搜出经文的，要重点突击转化的。一天早上，我要上厕所，当时我是被铐在门拉手，门关着，叫警察开铐。好不容易叫来警察，来的警察叫李彩莲，她嫌喊了，就用拳头对准我喉部猛击几拳走了，也没叫上。后来几天，为了少上厕所，我每天只吃一个馍，分成几次吃，一个月下来，我瘦成皮包骨。有一天，一老年同修喊：队长，我要上厕所，喊了很长时间了，恶警不来解铐，她只好解在吃饭的碗里，警察叫来犯人收拾，犯人就打她。

我被铐的房子，天下雨凉了，警察把电扇开大搧；天热的流汗、闷，墙都晒成热炕了，恶警把门窗关的紧紧的，不透风。半夜里，值班的警察悄悄的突然打开门进来，看我在干什么，再检查铐子铐的牢不牢。每天恶警来上班见我故意问：怎么你还在这呀？警察把我们经常是在一个房子关几天，就倒腾换房子，换房子不叫同修看见，先把一同修转到厕所或空房，再一个一个倒换。同修之间不认识。在这关押期间，因每个人都是铐着的，有时有从外面进来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走在的走廊房间里，法轮功学员们正在受刑。有一天，有个商家来看给他们干的活，在走廊里，李珍对商家污蔑法轮功，给商家放毒。

解铐后把我关在一大房间，几天后，警察把李翠芳也关到我这。她在劳教所承受的迫害很大，吃了很多苦。听说有一次，恶警、恶人把她打的死过去，后又慢慢的活了过来。我俩在一个房子也不能说话。关她没两天的一天半夜，我们正在打坐，我听到有脚步声，小声叫翠芳，她没听见，白笑恶警悄悄的进来了，看见李打坐喊：“站起来，你为什么欺负我，为什么在我班上炼功？”白笑叫她的包夹看好，她叫人去了。不一会儿，王莉中队长和白笑来了，王莉奸笑道：“哈哈，这一天终于来了。”叫包加犯人王海贞给李把约束服穿上，叫她站在墙根前，直站到第二天晚上脱掉。约束服，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黑色，布厚、密、不透气，衣服长，袖子长，背后系带子，夏天穿着太难受。没两天，给李翠芳换房了。王莉是中医学院毕业的，转到劳教所当警察。

在劳教所，如果活不紧，警察叫包夹监视我们，成天叫对墙站着，不能坐，每天从早站到晚，凡是不转化的，写了声明的都这样被体罚，时间长了同修们的脚、小腿，木硬、肿胀。后来叫一天到晚笔直坐在小板凳上12点睡觉，再后来叫坐到凌晨三点才能睡觉，七点起床。恶警们把迫害当成工作来做。几个月来，我都是叫站着不能坐、叫坐着不能站。一天给我换了个包夹，这包夹以前给我传递过经文，她对法轮功学员管的不严，法轮功学员炼功，她在看门。有一天，这包夹对我说：“王队长来这里，示意叫我打你。”过了几天，王莉叫她到办公室，训斥一顿，穿着尖皮鞋的脚对她的阴部猛踢了一脚，疼的她夹着腿，流着泪回来了。尔后，她找了个借口，恶狠狠的打了我几拳。

范文潔警察（是教魔歌的）说我：“知道你有病，我叫你坐着不要站了。”11月14日晚快9点了，我坐的时间长了，很难受，不知觉站了起来，被进门的范警看到，她大声喊：“谁叫你站起来的？”到了我跟前恶恶的看着我问。我说：“坐的太难受。”“你顶嘴？你嘴动啥呢？”范警说着，一个耳光就打过来。发了一阵飙，气的身子发抖说：“我告你。”她叫我站着，她走了。11点了，她又来了说：“给王队长说了，给你戴铐，打你10警棍。”警棍没打。王莉中队长来了，上了铐叫我出去，把我铐在一楼楼梯口栏杆上，白天黑夜就这么被铐站着。初冬的夜晚也是冷的，有时风呼呼的，我当时穿的是毛衣毛裤。戴铐7天。21日下午解铐。

我一直是被单独关着，12月初了，我还穿的是毛衣毛裤、单鞋。我不穿劳教服，也不叫我家人接见。有的同修通过警察给我羽绒衣，绒衣裤。关在不见阳光冰凉的屋子里坐着，不活动，身上不暖和，脚老是冰凉的。有一天晚上9点左右，我突然感到右脚心发热，顺着一根线似的向上走着热，慢慢的小腿热了，膝盖热了，左脚也慢慢的这样热了，这样持续了10来天，直到12日接到家人送来的保暖鞋。

单独关押也要干活，警察叫人把活搬我到房子里干，8月干活是用夹子夹出毛衣线上的杂物；元月干活是从不好的葵花籽麻袋包里拣出好的说是当种子。快过年了又叫拣了几天菜，说是送到超市，菜有圣女果、黄瓜、紫颜色的莲花白等，拣出烂的、半截的，称秤分好，装到纸箱里。这里的人看到圣女果拿着就吃，比原来每袋子的斤两差了好多。不干活时就给洗脑，看邪片。

11月21日——2003年元月中旬，我一直被关在放杂物的房子里，警察叫来两个包夹，她们睡在大床上，我把烂纸箱摆成窄窄的单人床，铺上褥子，铺很低，也潮。警察搬来电视机放录像，叫看诬陷、诽谤、大法的造谣片，都是放这些邪的、肮脏的东西。

12月中旬，王莉恶队长，叫来一些邪悟者成天围攻我，她们象是来上班的，早上八点来直到晚上10点走，除过吃饭时间回号舍。几个邪悟者，坐在床上，盖上被子，成天七嘴八舌的放毒。邪悟者张荣花，见我就骂：“你是猪。”我说：“你怎么骂人？”张说：“这是骂人吗？我说张宝茸是猪，（是大学生）她都不吭声，忍，你学哪去了？”张丹霞也是胡说，还有几个。外县胡春勤邪悟者，极其邪恶，她比恶警还会整人。邪悟者的言论邪到极点，恶警说不了的它都能说出来，她胡编了几个题，叫我回答，我不理她，她凑到我面前：“为什么不回答？今晚你别想睡觉，把这几道题做了。”警察叫她回号舍，临走她命令我连夜写好答案她明天看，嚣张至极。第二天，放她们进来，她第一个跑到我跟前，看我没答，就攻击我。那几个也是七嘴八舌围攻。一星期后，警察不叫她们来了。

在这间房里，我看到了省劳教局的文件，内容细则：转化一个奖200元，难转化的给的多一点，转化重要人物奖2000元。过年前，教育中队开了奖假会，积极参与转化别人的邪悟者，这几个人都得了奖假，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不等。

12月28日这天晚上，王莉恶警值夜班，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叫我蹲着，逼我写三书，我不写，它大发雷霆，又骂又训斥我，当我面给我家打电话告我状，我家没人，就惩罚我，站着不行，又叫蹲着，也不行，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流氓手段耍尽折腾。这时张丹霞进来了，对王恶警说：队长，叫她到我号舍去吧！王莉恶警同意，她把我带到全转化的她号舍。她们说转化是对的。我说是错的。我背诗给她们听：“坚修大法心不动　提高层次是根本　考验面前见真性　功成圆满佛道神”她们也一起跟我背。我说背这一段叫你们明白道理，要从中悟法理。那时她们只会背不会悟了，我说要坚定修炼大法，转化错了。她们就用一段法来证明转化是对的。张号头拿来笔纸，拿来转化人写的三书，叫我抄，我不抄，她们就攻击我。原来看着不错的人，这阵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和转化人呆的时间长了，在我无意识的状态下，思想就迷糊了，不知不觉中怎么把人家写的乌七八糟，抄了一遍。还有点思维，用笔轻轻的抹去邪恶要的关键词，有的用词改了，把某某某圈了改成是：共产党是邪教，把不炼功等的“不”字都轻轻的圈了。（我现在都弄不明白当时的心态，怎么这样做）

等我抄完后，叫我来的张号头立即收了。这时我才抬头，看见什么时候来了这一些人？屋里屋外都站满了人，犯人、转化的，几乎中队的人都来了，队上规定，不能窜号的，她们都来了，站在门里门外，都笑呵呵的看着我，静静的没有人说话。我一惊，一股凉气袭来，唉呀！我做错了，叫魔钻了空子害我，你看它们那得意样。我仿佛看到了附在那些人身上的一群魔在讥笑我、讽刺我，这时思想才从迷中醒来，但是晚了，张号头拿走交了，恶警收了。

第二天下午，省劳教局来了两个人，610主任和办事员，叫我到办公室，问我转化的想法。我说：“我不转化！”他们惊了问：“那你怎么写了三书？”我说：“是他们逼着叫我写的，我根本就不转化！”当时办公室还有劳教所的纪委书记、教育科长、邪中队长等几个人，我刚进去看到他们有说有笑，听到我说不转化，脸都变了，都指责我、辱骂我、讥笑我、什么难听说什么，恶脸给我看，只差没打我。纪委书记瞪着眼喊我：“你就是用这种方式告我们？”劳教局人听到我说不转化，生气的叫我走了。王莉把这当成政绩报的，听到我不转化，脸都绿了。

第二天下午，王莉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又叫来那几个转化者恶毒的攻击我，不停火。张号头讥笑我，都说的不好听。我说：“我做了处理了。”小警察拿来那几张看，没看出来，张号头挑头叫我当众念。我正想着怎么去掉这个心病呢，我认为机会来了，就说“念就念。”晚饭打回来，排好了队准备开饭，几个警察叫先不急打饭，在打饭前叫我念那。我看到排好打饭的队静静的等着，看到警察、犯人、转化人都看着我笑着。我不慌不忙的拿起了邪三书，举起脸带笑着说：“这是我写的三书，看好了。”我扫视了一下，立即撕了三书，我笑了。此时我感到头顶被猛击，但轻飘飘的倒下了，我就象一片树叶，轻飘飘的，一点都不觉的疼，我意识到是那个高个子陈红犯人打的我，当时是它站在我的跟前。警察叫来包夹，把我弄进号子，陈犯还要追着打，听警察说：不要打。我回到号子整理头发，用手一摸，头顶上一把头发掉下来。后听说，我撕那东西时，警察流泪了，转化的有些人也流泪了。我想：“我纠正了错误的做法，应该高兴才对，怎么流泪呢？”

撕了三书，我心里非常平静。可在劳教所象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样，门外脚步杂乱、声音嘈杂，来了一些人。听见陈红喊“报告”，听到了几次报告声。晚上9点多了宣布全体开会。都进了会场，最后一个叫我进去，也来了一些警察。纪委书记开场说：“……今天发生了纰漏……”先叫陈红做检查，陈犯读了检查，书记宣布：调陈犯出教育队去伙房（在犯人看来，教育队是最轻松的，这个队的犯人是监视大法弟子的包夹，不干活。）

王莉嫌我给它丢了面子，整天找我事，它又弄来污七八糟巫婆、神汉骗人的邪片和给法轮功栽赃陷害的各种谎言片逼着叫看，一遍接一遍的放，恶警、恶人、恶脸相对，恶语不绝口。

从早上到半夜都有一帮邪悟者对我狂轰滥炸，围攻我、逼迫我。恶警拿来笔纸逼着叫我写，在极度难熬的阵势，我又没守住心性，在1月14日，还是利用上次那样处理办法，写完了，用一个写完油的笔芯，把关键词、字，该换的换掉，该圈的圈掉。王恶警要走了，到了晚上，王莉召集开会，叫我念，我念时心在颤抖、在痛、喉咙哽咽，我又一次对不起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我痛苦至极！回到号舍，肚子就开始疼，疼了一晚上，疼的很痛苦，精神不振。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这么软弱？为什么就受邪恶摆布？为什么不能正念正行？第二天早上，我不起床，点人数时警察看见我在被窝躺着，问我怎么不起床，我说：“叫我写那念那东西，我头疼、肚子疼了一晚。警察不再问走了。夜里趁包夹睡觉，我赶紧写声明，17日正看写好的声明时，包夹看见就来夺了，不给我，也不交。我说：“我喊你抢我东西了！”她才喊报告，把声明交给了警察，第二天小警察把声明退给我。给我调换住处，中队长李珍搜房时，搜出来我的声明撕了。

多少天来，我一直沉浸在痛苦中，坐在烂纸箱搭的地铺上，双臂放在双膝上，头挨着臂，想着师父就流泪。一天晚上，包夹出去了，我跪在床上，我心里说：“师父，弟子向您忏悔：弟子犯糊涂老做错事，我请罪，请师父狠狠抽我，好叫弟子长记性。”我决心在会上声明。过了几天，又开会了，书记讲的什么，我听不进去，我在心里重复着我要说的话。书记讲完话起身，我立即站起大声说：“声明作废三书，我不转化，法轮大法好！作废三书，我不转化，法轮大法好！”连说两遍。书记看着我，我看着他走出会场。

大年初一，警察把同修们和包夹人员组织起来，叫每个号子出节目。平时，我为了加强主意识，用一曲调，换上词，自唱自乐。轮到我号出节目，包夹叫我唱，我也不推辞，我唱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我的故乡，母亲们都在急切的等待着，她的儿女们早返回故乡。我意：看到这么多的同修转化很痛苦，想唤起同修们不要沉沦在邪党恶魔的泥潭里污染，赶快上来，跟师父回家。

从此，我不断的写声明。包夹经常换，我看包夹王海贞去窜号，坐在床上又写声明，写了一半，包夹回来了，看见了就来夺，我抓到手里不给，包夹比我年轻的多，它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打在地上，又扭到了床底下，它用膝盖顶住我的喉咙，腿压在我的胸上，夺声明。我喊；“王海贞打人了！”没人来，我又喊，嗓子嘶哑，李珍进来，看见了包夹打我的架势，问为什么，王海贞才起来，我起来，纸团掉出来，问这是什么，我说声明，它就把声明撕了。过了两天，把我调到另一座楼里，就是新送来的和不转化的关押的南楼里。这座楼里只关了我和另外一个同修。

一个多星期后，2003年3月28日放我回家，这时过了非法劳教一年半的时间已有18天。我到期日是3月10日。

劳教所通知我家人叫接我回家，我区610不接我，我丈夫出差在外，我弟弟找到610主任，他们要一万元，还不打算叫我回家，不想接我，在我弟弟的努力下，最后要了二千元，打的白条，才叫回家。弟弟给我说的。回家后，我写了一篇真相寄到劳教所——指出，劳教所书记、所长、警察们转化、迫害大法弟子是犯天大的罪恶，将会被淘汰，这是很可怕的事，补救的办法，你们不要再做这坏事了，你们找来叫写了三书四书的大法弟子，在她们当面烧掉邪恶几书……来弥补罪过，重新摆放你们自己的位置。

以上是我遭受的迫害，我只知道我跟前的事。听说同在一个劳教所，有的同修被迫害的很厉害，蹲兵马俑，用针扎脚，饭里放药，还插胃管，寒冬天从脖子灌凉水等等。

在劳教所，我还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啊！有一些人是有意邪悟，恶警很快转化了它，它就害人了，它积极配合恶警去迫害同修。新送来的、或坚定的弟子，恶警一旦叫它们去洗脑，它们就拿上小板凳，在走廊上排好队，十几人静静等候，恶警一声令下，就三步并作两步，急速的向关押着新送来同修的南楼里奔去，灌输它的邪悟，利用各种邪恶言论，迫使一些人上当、邪悟走向转化，后来也成了恶警转化同修的帮凶。后来凡是进到教育中队的，都是经过它们转化写了三书的。教育中队开奖假会，它们都被奖励减刑期。

六、家人受株连迫害

我丈夫一生诚实善良、不卑不亢、作风正派，不图名利，在各种利益诱惑下不动心。他言语不多，从不巧言令色，不议论别人长短，别人对他不公正、窃取他的利益，他也不去争辩、也不说。他说话从不伤人，遇到矛盾、找事的他都忍。他始终如一的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的干好本职工作。他求精技术。他乐于助人，与同事和睦相处，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和尊敬。

自从我被迫害以来，我丈夫和家人也跟着受到迫害、承受很大，经常面对恶脸，精神压抑，默默的承受着。2003年3月底，劳教期过，我回来后，单位公安处人经常找他谈话，给他施压，说：“你老婆再出事，开除你公职，收回房子，你也不是这单位的人了，说到做到。”我丈夫说：“我在单位，人家看我的眼神都不对，我走在路上，有人指指戳戳的。单位有人叫我和你离婚，我不能！我知道大法好，你也好，离婚了，你回来住哪？有人给我出主意，叫我上班时把你绑在暖气管上，我不能那样做，你有你的自由。我还给他们说，我老婆以前身体不好，自从炼了法轮功到现在七年来没去过医院，人越来越精神，我们一大家人很和睦，这都是法轮功带给我家的好处。……每次接见的日子到了，请假我也要去看你，叫你看到你还有这个家，我在等你。”这些话是后来在说事上，他无意中说出的，他平时不和我说这些话。

我丈夫离世的当天，他的一位徒弟给他办后事，把我家人叫到一边，他说：“单位退休办领导给他说：‘王师走了，没人管她了，把她家当成法轮功的集会点，发现了就要收房子。’”我弟弟把话传给我又说：“有一天，我去医院看姐夫，姐夫对我说：‘我最不放心的是，我走了，单位发现你姐还做法轮功的事，就要收房子。’他病成这样了还在替你操心。果然，今天单位領导说话了。”

下面是我丈夫和我弟弟受到的迫害：

1）2000年5月上旬，我被警察从北京绑架到当地关进看守所，区公安局政保科警察通知我丈夫及我娘家人，还有我单位的领导，叫他们来见我，叫我丈夫做我思想工作，写那邪三书。多次，几个警察大喊大叫我丈夫劝我写那邪东西，他看看我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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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恶警来我家非法抄家，强行抢走几本大法书和一套济南讲法录音带，我回家看到了罚单：车票费、烟费、住宿费、赎人费共计：1464元。（他没有给我说）。2001年2月单位公安处伙同区公安局抄我家时，叫他徒弟把他看押着不能动，4月区610叫我去洗脑班，他们不直接来找我，都是单位打电话先通知我丈夫。

3）我从同修那听到：2000年初冬，我还被关押在省劳教所，省劳教局组织了劳教所一些所谓转化的到某县做毒害世人的转化报告会，当时上了黑名单的大法弟子，被恶警押着去听邪报告。会场全副武装，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同修看到我丈夫被两个警察押着也去听报告。想想看，他不是个炼功人，本来就胆小，在这样恐怖，压抑的场合，不知他是怎么承受的？

4）我第二次被非法判了劳教，未送劳教所前，非法关押从看守所转到渭城区戒烟所三个月，姓董的狱警找我丈夫要了八百多元，才送的劳教所。本来判劳教是不交伙食费的。

5）第二次被非法劳教（2001年9月10日至2003年3月底）过期放我回家，听我弟说：省女劳教所给区610打电话，也给我家打电话，说我期限过了，叫接人。610人说，没转化就不接，要不就送洗脑班。（迫害完了，能不能回家还得610人说了算，不通过610，自家人不能接，这是什么道理？）这时我丈夫出差在外，我弟怕节外生枝，找到610头叫接我，610头说放人回来要交一万元，否则不接。我弟与610头磨了一上午，最后以2千元了事。它们收到钱，610办公室的一人打个白条，写的是：某某某（我的名字）交来保证金2000元。（610敲诈了钱，从字条上看象是自愿交的，把它们敲诈合法化。）610头敲诈了钱还不想接我，我弟好言好语不敢发怒，弟弟陪610去接我回家。我弟说，610叫写东西。我问写什么了，他说没写什么，又说没叫写。到底写没写，写的啥至今问不出。邪党徒不但迫害修炼人，也害家里人。

6）2004年夏有一天下午四点多，公安处人到我家敲门，说：“你开门，我找你核对一下。”我不给他开门，他一直敲门、叫喊，断断续续的敲了四十来分钟。下班时间到了，我丈夫回来说：“楼下有两个人，手里拿着信，是610人”。我估计是来对笔迹的。又有一天早上，公安处又来人通知我，叫我不要出门，说10点钟市610书记找我谈话，也叫我丈夫打电话通知我。快12点了，我看无动静，下了楼转转看。这时，后面有人跑来说：“你不要走，等会市领导还找你谈话呢”。迫害我的人怕我走掉，还悄悄的布置监视人。

7）2004年初冬的一天早上十点多，我有事找我丈夫，电话打到他爸家，保姆接的电话，我问保姆他干啥去了？保姆说：“替你写保证去了”。他手机没拿，也联系不上。中午十二点多，他打来电话说是去医院给他爸办医保。他回到我们家，我又问他，他还是这么说。我说：“保姆不会编这话”。以后，多次问他他都是这么说，还说：“我在保护你”。我多次给他讲真相他都不听。共产邪党的迫害确实吓坏了他，他不敢说共产党是邪恶。

8）2012年，我去他另一朋友家拜年，那朋友说：“王师是个好人，心地善良，爱帮助人。我和他说到你炼法轮功的事，你当时还被劳教，他说那是你个人的信仰，不能干涉。他对我说，单位保卫科叫他写什么保证。”

9）2009年冬，领导叫他出差到外省送东西，一听说押车的是经常找事的那个公安处人，他对我说：“这人一见面就问我你炼不炼功的事，我不想见他。”可見公安处人对他的精神压力有多大？否则，按他的人品是不会说不想见他的。这趟差他没出。

2010年2月下旬，他感到腹部太疼了，住进医院，做了磁共振，医生看片后说是胰腺癌晚期。他妹找专家咨询，专家建议叫动手术，说动了手术可以多活三四年，不动手术半年不到。（结论是：手术后只维持了半年。）我对他说：“你不要动手术，咱在家里听师父讲法，你把有病的心、治病的心放下，你诚心诚意的相信大法，学法炼功，不知不觉中就好了，有很多例子，多少得了癌病的人修炼大法都好了，寿命延长了，你就试一试吧！”。他选择了动手术。动手术的科室的负责人叫我们自己拿出3千元，2千元给主刀医生的红包，1千元说是请他们吃饭。动了手术后他吃饭不行了，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从找了一家中医医院4月、6月住院了两次，7月7日，第三次又住进这家中医医院，在这次住院期间，有一天，我又问他保姆说写保证的事。他说：是区610人叫他去的。之前，610多次打电话叫他，他都借口躲了，这次找到他，是叫他替我写三书，他说他不会写，610人找来一份叫他抄，他被逼迫的照着抄了。他说：“610人要我签上你的名字，他们看后高兴的说：‘这下可交差了，不找你了。’”我是被我弟接回家的，610人叫我弟写不写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邪恶的610人对我丈夫的迫害从不放手。我丈夫于2010年8月20日离开人世。

每次恶人骚扰我，先找我丈夫，每次都是对我丈夫心灵冲击，因为我被恶人多次迫害，我丈夫和我弟弟吓怕了，听到他们找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认为：我丈夫原本好身体，最后能得这种病是因为，十年来，被共产邪灵附体的恶官、恶人迫害他，压制他，他怕“收回房子，开除公职。”他的思想长期被压抑、恐惧、担心，承受着惊怕，默默地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心不舒展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