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凤是易县塘湖镇南淇村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修炼法轮大法前,她患有胃病、附件炎、头疼病等。由于病痛的折磨,使她非常爱发脾气,导致家庭矛盾也很多,她四处求医,经常去的地方是易县县城的一零三医院和村里的诊所,花了很多钱,也不见任何效果。家人为她的病也很苦恼。
一九九七年四月,一位法轮功学员对张金凤说:“你炼法轮功吧,祛病健身特别好,你识字买一本书就行,不要学费。”就这样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了本村的一个炼功点,跟着她们每天学法、炼功。自己还请来一本《转法轮》,按照《转法轮》里要求的做人,修“真、善、忍”。遇事先考虑别人,找自己的不好。就这样,不到两个月,张金凤身上的病都不翼而飞了,真是无病一身轻。家人也从她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都很支持她炼功,她更是从心底里感谢大法师父。
说大法好遭中共迫害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张金凤听一个法轮功学员说中共要迫害法轮功,过了两天,电视上连篇报道诬蔑和诽谤李洪志师父和大法的言词,一个法轮功学员来找她,对她说:“法轮功受到这么大的冤枉,你去上访吗?”她毫不犹豫的说:“去!”就这样她们又找了几个法轮功学员,决定一起去北京上访。
可不知为什么当地县城的公共汽车一辆也不停下来让她们上车,她们很纳闷,索性就商量打的去北京,因为她们当时什么也不想,就是一个念头,去北京给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我们师父是被冤枉的,大法是被冤枉的。就这样她们打车去了北京,车开到高碑店,就被那里的警察拦住了,一个警察说:“都下车。”下车后(司机也被扣下了),她们被警察们强行拽到了一辆带有铁栏杆的警车上。当晚就把她们用警车拉回易县的一个职业中学,下车一看,那里已有好多的法轮功学员,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易县的便衣警察把她和好多法轮功学员锁在一间屋子里,就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就这样她们被非法关押了一夜。
第二天,天气象要蒸发似的热,好多的警察和武警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走来走去的,也有的警察和学员们聊几句,学员们都有序的坐在教室的地板上,有的背法,有的给警察讲述大法的美好,可外面的警笛声却鸣个不停,到了中午,学员们说去买饭,因为她们已经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警察们不叫她们去买饭,不叫她们出门,大概下午二点钟左右,一群气势汹汹的手端着带有刺刀的武警,他们俩个武警分别押着一个法轮功学员,大概有二十几个学员,就这样被武警们强行带走了,后来才知道她们是涞源县的法轮功学员。
下午四点左右,一个警察进屋对她说:“你跟我出去。”当时她正坐在地上。一个高个子便衣警察就拽着她的衣服强行把她带到另一间屋子里。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男人坐着,瞪大眼睛盯着她,一个不知干什么的男青年拿着笔和纸对她非法审讯,男青年问:“是谁让你去的北京?”张金凤回答说:“我自己要去的。”男青年又问:“是谁通知的你?”张金凤回答说:“我听说的,因为中央要取缔法轮功,我学法轮功,身心都受益,所以我才去的。”男青年又问了一遍,她还是回答自己要去的,那男青年就象疯了一样,大吼道:“是某某让你去的,她都承认了,你还嘴硬。”然后就对她破口大骂,等他不骂了,张金凤平静的说:“她让我去我就去吗?还是我自己想去,和她无关。”然后他们就把她一个人关在屋里。
晚上九点钟左右,塘湖镇派出所来了五、六个人,其中一个人大嚷大骂着叫着她的名字说:“张金凤,你们讲忍、忍,要是强奸你们你们还忍不?”(后来知道他是塘湖镇派出所所长叫张大成)她被他们戴上手铐,连推带搡的把她强行塞进警车的后座上面,坐不下也躺不下,她只好蜷缩在上面,一路上他们轮换着骂她。
到了派出所,一下车,他们就象疯了一样对张金凤连骂带打,用脚踢,扇耳光,就张大成打的狠,有三、四个人围着打,还有好多人围着看。张大成丧心病狂的对她连打了几个耳光,她被打的只听见耳旁嗡嗡直响,脸火辣辣的发胀,然后张大成又使劲踢她的后身,随后还羞辱她说:“你给我洗澡去,洗澡去,洗完澡陪我睡觉!”过了一会儿,就又把她带到镇政府的一间屋子里,被非法戴着手铐关押了一夜,也没让吃饭,而且还被铐在桌子腿上让抱着桌子。
第二天,镇政府的一个姓李的副书记带着一帮人,逼着让张金凤看诽谤师父的电视,她流着泪大声告诉他们:“这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我们师父根本就不是电视中说的那样。”他们就向她拍桌子,还罚她站着不让动,他们还瞪着眼睛诽谤大法。当时的天气太热了,她被关进一间小屋子,连替换衣服也没有,也不让出门,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二十二日下午,他们召开批斗大会,张金凤和另外一些学员被反铐着,强行被警察带到大会上批斗,有一个人念诽谤师父和大法的稿子,还说全塘湖镇出了一个反动分子。就这样被批斗完后就又把她们拉回。
从高碑店回来的第四天,在镇政府,镇政府的邪党人员逼着张金凤写所谓的保证书,不写就不叫回家,她心潮起伏,不让回家,家里有两个无人照顾的孩子、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公公,丈夫打工也没在家,可是如果写了所谓的保证,不就是承认了师父是错的了吗?为了照顾孩子和老人就背叛师父吗?就同流合污吗?可师父是被冤枉的她心里知道。
第五天下午,形势象天快塌了似的,张金凤的丈夫吓得从北京回来了,塘湖镇的书记就威胁、恐吓她丈夫说:“我们去接她,不能让我们白接,你得拿油钱和出车费。”派出所副所长米林叫她丈夫交五百元钱,她的丈夫想让妻子赶紧回家,就给他们交了五百元钱,说是接他妻子的油费,可他们只给开了一张二百元的票。就这样她才被放回了家。
回到家后,县、镇、村的邪党人员互相勾结迫害法轮功学员,天天监视法轮功学员的行踪。村会计付春生、村书记赵学民还每天叫去大队部,镇上来人让骂师父,说谁骂了谁走,她坚持不骂,最后他们告诉她不许随便出门,出门打报告,还被无理的罚了款,也没有开票。
二零零零年农历九月底,张金凤正在家里准备做午饭,塘湖镇派出所的四个人闯入她家,要她跟他们走,她不去,他们就用脚踢她正在洗菜的桶,然后强行把她拽到车上,和本村的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强行绑架。到了派出所,恶警对她们说:“你还炼,炼就抓你们!”在派出所她被铐在桌子腿上,抱着桌子,坐在凳子上,整整被铐了一夜。所长米林恶狠狠的对她说:“不‘转化’别想回家。”说完就摔门走了。
第二天,米林打电话把公安局长叫来,局长姓张,姓张的局长威胁她们俩说:“不写‘转化书’会被判刑的。”张金凤毫不犹豫的说:“就是坐牢也得炼!”他们在那小声嘀咕的说了一会儿,她也没听清。就这样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就把她们俩绑架到易县拘留所,从拘留所出来时才给了一个条子。在拘留所她们还有几个法轮功学员都不配合他们的无理要求。还被监视,每天都叫报数,让穿囚服,都被她拒绝了。因为她知道自己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一条法律。
在被非法关押两个月的时候,为了抗议邪党人员的非法关押,张金凤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决定不再吃饭,大概绝食到第五天,拘留所所长找来五个刑事犯,都是彪形大汉,在所长的命令下,他们按住她,用小擀面杖撬她的嘴,进行野蛮灌食,往嘴里灌小米汤,当时她的脸的上部疼痛至极,脑门前的骨头被他们使劲按的感觉快要碎了,在两眉之间就被他们用手掐的顺着脸直往下流血,他们还恶狠狠的说:“叫你们不吃,我们有的是法子治你们!”这时,局长来了,看见她脸上直流血,就问:“她的脸怎么了?”拘留所的所长赶紧撒谎说:“她自己不小心碰的。”然后就又把她关回屋里,时间不长家里来人就把她接回了家。
回家的第二天,拘留所的副所长就让家人去交钱,也没有开任何票据。
二零零零年腊月十五,张金凤和同修决定继续去北京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也没有了去天安门的公交车,她俩就在大街上过的夜,在大街上冻了一宿,因为每个旅店都写着诽谤师父的话,还得出示身份证,她们的身份证都被邪党人员扣着,一同去的同修对她说:“这一夜咱们可怎么过呀?”她说:“人家要饭的在外冻着都没事,咱们是法轮功学员,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没事。”就这样在大街上一会儿睡着,一会儿冻醒,冻醒时她俩就背法。
挨到了第二天早上,俩个人才坐上去天安门的公交车。到了天安门广场俩人正碰上升血旗,等血旗升完她俩就高喊:“法轮大法好!”喊完就被便衣警察强行带到前门派出所,问她是哪里人,她不说,就把她双手铐上又带到唐山驻京办事处,到那里就把她铐在只能蹲着的暖气片上,大概铐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就非法审讯她,她不配合,他们就要对她动刑,她没有动念,心里只是背法,背师父《洪吟》中的《无存》、《威德》、《大觉》。一个高个子警察问她:“你为什么炼法轮功?”她回答:“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让人重德向善。”他又问:“你是唐山人吗?”她说:“不是。”这警察又说:“你如果真的不是,你向你师父发誓说不是唐山人。”她说:“没必要发誓,因为我们师父告诉我们不愿说的话可以不说,但说出来的话就得是真话。”这警察听她说完,只好把她放了。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北京证实了法,第二天安全回了家。
二零零三年冬天的一天,张金凤正在家洗衣服,两个人来到她家,其中一个是米林,另一个不认识,他们进门就让她收拾东西,抱被子跟他们走,她不配合,就被硬拉到了车上。和她一起被绑架的还有本村的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直接把她俩绑架到塘湖镇派出所,所长米林把她和另一名学员各铐在一张桌子腿上,就走了。
米林喝酒回来喷着满嘴的酒气使劲打了张金凤她们俩耳光。第二天直接把她俩绑架到易县公安局附近的一个驾校。在那里“六一零”的邪党人员们天天逼着让她们看诽谤师父的电视,一个叫李国华(已遭恶报双目失明)的和一个姓靳的轮班看着她们。他们给她们念诽谤师父的书。因为她不配合,那里的十八个人轮班监视她,当时她披着棉袄被拽下,还有人拿着木棒比划着要打她,有一个人还把她拉到外面挨冻。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她被放回了家。
当时洗脑班的大门墙上挂着“法制教育中心”的谎言牌子,却在里面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回到家后,当地派出所每隔几天就去张金凤家骚扰,不让她出门,家人都吓得不能正常生活。
二零零七年农历九月十四上午,张金凤刚一到家,就被县国保队田国军、张海燕等几人不由分说强行绑架到县公安局非法审讯,国保大队的一个人还抢走了她的手机(回家以后,去要过两次到现在也没给)。
第二天,公安局的人什么都不说,给张金凤戴上铐子就让上车,直接把她劫持到拘留所。在被关押到第七天的时候,公安局来了好多人,他们象疯了似的把她往外拽,说让她走,她使劲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个女的和好几个男的把她拖进办公室,一个拘留所的人拉着她的手强行按手印,她挣扎着不配合,大声严厉的对着拉她手的人说:“你如果逼着我按,你可是在犯罪。”那人听后立刻把手松开了,紧接着,好几个恶警和田国军什么也没说就把她硬塞进警车,他们还强行给她照了相,然后就直接把她送去了保定八里庄劳教所。在车里,她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到了劳教所,检查身体医生说她身体不行,血压太高,做心电图时说她心脏也不好,一个恶警就说:“她身体好着呢,没事。”医生说这样的人他们不敢留,他们不死心非要把她留下,僵持了半天,劳教所还是不收,就又被拉回拘留所。他们还不死心,傍晚让家人来接时国保大队的又勒索了家人二千五百元钱(没有开票)才让回家。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前一天,张金凤在家正准备做午饭,国保大队的人来到家里,先是控制她不让动,随后就乱翻,为首的是队长田国军,他们问她:“还炼不炼法轮功?”她说:“炼。”就将她和一位同修又一次被国保大队抓去送往拘留所。恶人们让她们写所谓的不炼功的“保证书”,还让她们站队,出去放风,她俩什么都不配合。他们恼羞成怒地把她和同修各种折腾,家人送去的衣服直到走的时候都不给,同修来例假也不给纸,还被多次提审。最后,他们开车以“去接你妈”为由把他们的孩子骗到拘留所,等她和家人上了车,车却不往她家方向走,半路让家人下车,又强行把她俩分别带到两辆警车上,每辆警车上都有四个警察跟着,她们就这样被骗着到了保定小白楼洗脑班。路上她的手被公安局的人反铐着,她就喊“法轮大法好”,镇派出所的一个小青年一听她喊就打她耳光,打的打,骂的骂,还说:“我们不怕下地狱,叫你跟党作对!”
在洗脑班,县“六一零”和市“六一零”天天施加压力迫害张金凤和同修,她们就是不看电视,不散步,自己也不去打饭,就是坐在屋子里背法发正念。“六一零”利用亲情等各种手法哄骗她们写“五书”,他们说:“你孩子考上大学要走了,你赶快写了好放你回家和孩子团聚,送送孩子,要不我们给你写好,你就按个手印,你就是闭着眼,我们拿你手按一个也行。”她们根本不听不写不看,就是心里想着师父和法。因为她们不写“五书”,恶人们就在她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偷着把家人诱骗到塘湖派出所,让家人写保证书,家人说不会写,派出所的人就写好,让家人按手印,才把她们放回。她们被整整迫害了四十天后,洗脑班解体了。
以上这些迫害经历只是张金凤记得的,还有好多次她记不清的,都没有写,信仰自由是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真不知道她触犯了中国的哪一条法律,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只是想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却遭到如此的残酷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