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冤狱，佳木斯张春杰遭种种酷刑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按：佳木斯张春杰女士，曾身患多种疾病，绝望之时，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奇迹般康复。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张春杰曾四次被绑架，曾被非法判刑四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里，备受摧残，遭受吊铐、冷冻、毒打、码坐、罚站、剥夺睡眠时间等酷刑折磨。她的父母在忧思女儿中，相继离世。

以下是张春杰自述。

张春杰照片

一、苦难人生路，修炼大法绝处逢生

我叫张春杰，一九五七年出生，家住佳木斯市，原在佳木斯铁路车辆段劳动服务公司上班。家中姐弟六人，我排行老二，我从小就体弱多病，从小学到高中，学校组织的任何活动我都不能参加，看到同学们在活动中开心的样子，我感到万分失落，不知我的病何时能熬到头啊。

一九七六年，我高中毕业，正赶上全国知青被迫上山下乡，那时我想留城，那时即使够条件没有后门，你也留不下来。我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偷着报名到抚远县海清公社亮子里插队。父母知道后极力阻拦我，因那里挣工资每月二十四元，我还是坚持去了。我的身体不给争气，别人铲两根垅的地，我连一根垅还没铲到头，别的青年就回头帮我。

一九七九年，我因病，干不了活，返城。我在父亲的劳动服务公司上班，因为都是火车上的零件，每天都和铁打交道很累，上班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常常怨天、怨地、怨老天爷不公平，别人没病我却有病，我患有病毒性心肌炎、再生障碍性贫血、支气扩张吐血、鼻炎……，人送外号“死人幌子”。由于长期坐骨神经痛，走路不敢直腰，猫腰走路形成了自然。

我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长期贫血，脸、身上象一张白纸没有血色。一次我坐公交车，下车的时候正好有两个小孩在玩，他俩看见我撒腿就跑，还喊：“鬼来了”，她们把我当成鬼了。那时真是活不起，死不起，也常找人算命，佳木斯四大医院的名医都找看过病，也没治好我的病。有时我吃饭的时候，昏迷过去，饭没吃，饭碗不知扔哪去了。

就在我想学气功，用气功治病的时候。一九九七年五月，经我姨婆家的姐姐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法，我明白了现在的处境，都是自己生生世世造的业，欠下的债，我懂得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目的。随着深入的炼功，身体上的一切疾病不治而愈了，上班推自行车过天桥也不喘了，骑自行车时，身体轻飘飘的，备受多年疾病折磨的我，终于知道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

从此我什么活都能干了，体重由九十三斤增到一百二十斤，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看上去年轻了十岁。对法轮大法的感激之心，难以言表，亲人、同事看到我精神和身体上的变化都很认同大法，他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我每天到江边广场去炼功，晚上和法轮功学员到学法小组学法，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二、毒打、灌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污蔑诽谤法轮功，肆意抓捕法轮功学员，从此我失去了正常生活和修炼环境。

二零零零年初，我和法轮功学员准备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永安派出所知道后，一天早上八点多，居委会于主任领着派出所警察敲门，进屋后把三四本法轮功书籍抢走，让我去派出所，我不去。进来六、七个警察把挂在墙上的师父法像和几张法轮功的挂图抢走，我被绑架到派出所。

我一看法轮功学员赵福兰、宋玉芝已经被绑架了。我被强迫写“保证书”，我拒绝，我姐替我写了份担保书，把我放回。晚上九点多，赵福兰、宋玉芝被劫持到看守所，据赵福兰说，她小姑子的丈夫找人花了一万多元，才放了她。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六日，我独自一人去北京上访，我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天空灰蒙蒙，异常闷热，广场四周是警察、武警、便衣、协警，还有依维柯警车。广场上有一名法轮功学员，高高举起写有“法正乾坤”的横幅。我离她有二十多米远，我面对着她，双手举起，高喊：“法正乾坤”，刚喊完对面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我往地下通道走去，一名武警一把拽住我，抢去我的包，翻查，我正告他：“你这样做违法，是侵犯人权”。他问我：“有身份证吗？”我说：“没有身份证，就不能来北京吗？我上网向全世界曝光你的行为。”他把包还给了我，我往上走，警车早已堵在通道口。四、五个警察蜂拥而上，把我绑架到警车里，随后又有十多名男女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警车里，我们被劫持到前门派出所。

在前门派出所，三十多人关进一个屋里，警察分别给每个人照相，照相费二十元左右。我们被带到院子里，估计有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二楼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有的怀里抱着孩子，有的领着小孩，都被关在铁笼子里。一个年轻二十来岁的法轮功学员被绑着，趴在地上，他被打得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一个警察手拿电棍，还有手拿绳子的警察，看到这种场面，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所谓的“人民警察为人民”，不过一句空话，一文不值，他们比德国纳粹份子还邪恶。下午三、四点钟，我们被分别劫持到各区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我坐在警车里向外看，天空灰蒙蒙的，快到朝阳看守所时，突然狂风飞舞，沙石满天，我感叹道：又一批好人被非法关押了，天都发怒了。

在朝阳看守所我绝食抗议，我被野蛮灌食。牢头齐永华和四五个刑事犯用宽一尺半左右，长约两、三米的白布条子，把我全身捆上从上捆到下，我站得笔直，这时绳子脱落地上。一个十八岁抢劫犯上前打我两个耳光，她们疯一般地把我按倒在地，然后拿筷子撬我的嘴，捏我的鼻子，我不张嘴，也不呼吸，拒绝灌食，一点没灌进去。

酷刑演示：灌食

我被按倒坐在地上，她们拎一桶凉水从我的头浇下，我全身湿透，不准换衣服.南北门通风，我冷得直打哆嗦。晚上我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躺在水泥地上，上下牙直打颤，无法入睡，半夜被罚站班。每日里擦板、刷厕所，整日六七个小时都是在水泥地上度过的。刑事犯晚上侧身睡觉，还得一个人的头对着另一个人的脚，颠倒着睡，要是下地再回来，就没有地方睡觉了，牢头一个人占四、五个人的地方。

第二天，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被用绳子绑在木板上，强迫打点滴。半夜警察突审，我给警察讲真相，她拿《转法轮》考我，我都答上来了，我一直绝食。

第七天，佳木斯前进分局警察王化民、王威到看守所，把我劫持到佳木斯驻京办事处，我身上的二百四十元钱被他俩抢走。六月二十四日，佳木斯市精神病院的一个女科长，把她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杨丽娟和我一同劫持回佳木斯。前进公安分局的政保科王连民把我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勒索路费一千元。

在看守所，男恶警袁海龙揪住我的头发按在墙上、夹住脖子，我差点死过去，脖子上的手印十几天才下去。他还用铁钥匙打我，肩部被打伤多处，不敢动弹。

在看守所，我们吃的是发霉的猪饲料并带有老鼠屎尿的窝窝头，喝的汤带有泥沙，没有一点油腥只有几片菜叶，非法关押了四十多天，我被勒索所谓的伙食费五百五十元，被王化民勒索二百四十元。

三、坐老虎凳、勒索钱财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我和法轮功学员靳彦杰、赵福兰、徐嘉慧等九人去北京上访，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广场路边停放数十辆警车，广场上布满了警察、便衣，武警穿着军大衣，手端着枪如临大敌，天空昏暗没有太阳，天安门广场阴冷恐怖，没有人气。

我们九人共同信念就是：证实法轮大法是好的，为师父讨回清白。我们分散着进了广场，王建华走在前面，武警看见她问：“你有身份证吗”？王建华从怀里掏出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武警上前去抢，两人撕扯着都倒在地上。这时赵福兰也把横幅举起，我赶紧掏出写有“真、善、忍”的横幅，边跑边喊：“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永存！”那一刻，我感到万事万物都静止了，空气凝固了，我自己无比的高大，头脑里一片空白，没有一丝恐惧。瞬间我的横幅被抢走，两个警察把我的两只胳膊往后一拧，我被塞到了呼啸而来的警车里，我们六位法轮功学员先后都被绑架进警车。一个便衣用拳猛打我前胸，疼得我不敢喘气，睡觉不敢翻身，在前门派出所一个警察用脚踹我肚子，打我耳光。

之后我们几个和外省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北京西城看守所，靳彦杰等人被劫持到北京海淀看守所。我们拒绝报姓名和地址，警察给我们编了号，半夜突审时，我被强迫坐在老虎凳上，一个警察拿着拇指铐威胁我说：如果不说出地址姓名，就上大刑。徐嘉慧等人被“五马分尸”，把两只胳膊抻开，两条腿掰开，同时向外抻开，有的法轮功学员真的受不了，就报了地址和姓名。第二天，我们被劫持到佳木斯驻京办事处，在驻京办事处一李姓女警察，把我缝在棉裤兜里的七十元钱占为己有。

永安派出所李延伟把我和张锦华等人劫持到派出所，后把我们劫持到看守所。遭李延伟勒索二百七十元，李平勒索一千元，王连民勒索一千元，被看守所勒索所谓的伙食费三百元。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早七点，佳木斯公安局“610”陈万友伙同警察高东旭、张东辉，趁着孩子上学开门时，他们闯入我家，抢走法轮功书籍和师父法像，把我劫持到市公安局。半夜十二点，警察张宏雨拿一张空白票子让我签字，我拒绝，在看守所我绝食晕倒在板铺上，心脏病发作，我被放回家，看守所勒索所谓的伙食费二百三十元，陈万友勒索我丈夫一千元钱。

四、入室抢劫、监视骚扰、父母离世

二零零二年四月八日，我与法轮功学员靳彦杰在佳木斯市太阳市场，讲法轮功真相发光盘，被不明真相的崔正海和栾东升诬告，市公安局直属“110”巡警大队长姜士林等五六个人手持冲锋枪，把我俩绑架到市公安局。

随后陈万友、高东绪、张东辉、姜士林和一姓尹警察等十几人，去我家非法抄家。那时只有我八十多岁的姨婆一人在家，老人被吓得直哆嗦，家被翻得一片狼藉，床板被拆、两台VCD、电视、一台电视转播器、法轮功书籍、师父的法像、法轮功真相资料和真相光盘等被抢走。我丈夫下班后，他们跟到家，再次抄家，电视被我丈夫要回来。

法轮功学员付淑玲和刘英娣去我家，也遭到了绑架。楼上邻居家来了两个串门的，他们不知道我家发生了什么事，正往屋里看时，被正在抄家的那些警察一把抓住，让他俩骂法轮功创始人，他俩说：我们没炼法轮功，也不能随便骂人呢，你们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公安局直属“110”巡警大队和市公安局“610”联合起来，把我丈夫和住在我家外甥女一同绑架到公安局，非法审讯。问他俩是否认识某某法轮功学员和资料来源，他俩始终不配合邪恶的非法审问，一直折腾到半夜，我丈夫回家一看外甥女还没回来，他再次到市局要回外甥女，警察不许我外甥女住在我家。

我被绑架后，永安派出所（现在改为前进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到我家砸门骚扰，我丈夫、孩子、姨婆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身心受到很大伤害。丈夫和儿子被迫流离失所，借住亲属家，严重干扰了他们正常生活。自法轮功被非法打压，永安派出所的李延伟就对我严密监控，监听电话、我家来人他都得查看，是谁经常敲门，打电话骚扰我和家人，成了家常便饭。

我被非法批捕后，年迈的父母更是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他们每天以泪洗面，我母亲由于过度忧思开始尿血。每到年节，万家团圆的时候，全家二十多口人，只缺我一个，二位老人按捺不住失声痛哭，丈夫心中酸楚万分，他既当爹又当妈，还要照顾近九十岁的姨妈，家里的一切重担都压在他的肩上，他常常流泪。

儿子上学常常吃不上饭，春夏秋冬冷暖无人顾及。我母亲最终承受不住骨肉分离的痛苦，病情恶化，于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悲愤离世。可怜的老父亲得了脑血栓，每天糊里糊涂，二零零八年也离开了我们。我获得自由后，家中姐妹和弟弟常常无奈地说：你如果不被判刑，父母也不会着急上火得病，走的那么早了！

是啊！邪恶的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得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给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在精神上、身体上和经济上造成的伤害和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天理难容啊！

五、剥夺睡眠、随意打骂、禁止接见、打电话

黑龙江女子监狱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我和法轮功学员孙桂荣（已迫害致死）、王桂丽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队，非法判刑四年。集训队的条件很差，环境恶劣，屋子非常简陋，窗户上的冰有半尺厚，棚上吊着一层塑料布，时常会有水从塑料布里淌下来，水多了刑事犯拿着棍子捅个眼，把水放出来再用胶带粘上。

晚上睡觉时，我们把白天用的桌椅靠在一起，当铺用。每天早上四点被强迫起床，到教室坐着，被强迫背监规、报告词、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录像，唱邪党歌曲。我们拒绝背监规、报告词，不唱邪党歌曲，常常被罚站，下半夜两点才让睡觉。法轮功学员徐家玉被关进小号迫害十一天。我们每天吃的都是鸡饲料做的窝头或发糕，洗澡全是凉水，每天只给一茶缸热水喝，刑事犯有时是半壶或一壶热水。水房安的冷热水淋浴器，全是给上级或外地来监狱视察人员伪装看的，我们根本就不让使用。

三个月后，我和法轮功学员陈俊波被劫持到五监区四中队，四个刑事犯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称作“五联保”。因床铺不够，用短板搭在两床的中间只能铺半条褥子，我睡在四个刑事犯中间，吃饭、上厕所，她们都跟着，晚上有值班的刑事犯做记录。

法轮功学员互相之间不允许说话，不允许坐在床上（禁止法轮功学员炼功）。刑事犯受警察的指使，可以随意打骂法轮功学员。我们拒绝背监规，剥夺我们接见、打电话、去超市购物的权利。恶警对家人撒谎说：我们不愿意见他们，污蔑我们炼法轮功炼的，没有亲情，企图挑动家人怨恨我们，怨恨法轮大法。
我弟弟来看我时说：“上次我来看你，你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你炼功炼的都没有亲情了。”我说：“不是啊！她们让我背报告词，逼迫我承认是刑事犯，你愿意你姐以刑事犯的身份站在你面前吗？”我弟弟说：“当然不愿意，我姐不是刑事犯，是好人。”我说：“你来看我，其他的法轮功学员都为我高兴。”我弟弟说：“知道了。”

五监区四中队队长陶淑萍找我谈话，让我做奴工，我说我干不了活。大队长吴艳杰、陶淑萍、李旭红都来找我谈话。我说：我不是刑事犯，不存在改造问题。那时各个监区的法轮功学员都开始拒绝做奴工，前两次没有成功，这次大家商量好了，集体罢工。大队长吴艳杰便通知监狱防暴大队恶警杨子峰等，他把法轮功学员肖爱玲，在监狱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刑事犯胡桂艳一起关到小号，杨子峰把胡桂艳打得鼻青脸肿，差点被他勒死，肖爱玲在小号发高烧，关了二十多天才放出来。

二零零三年“非典时期”，我弟去监狱看我，监狱不让接见，我弟弟托人在监狱办公楼往监区打电话说我妈病重了，想听我的声音，还让我给我妈写封信。可是谈何容易啊，在监狱，刑事犯每周可以给家里打一次电话，而法轮功学员不允许打电话，给家里写信或家人往监狱邮信，都被扣押，扔到垃圾箱里。

我决定给我妈打个电话，我找到警察李笑宇说明情况。李笑宇说：你必须背报告词，承认你是刑事犯，才能让你给你妈打电话，你考虑一下大法和亲情哪个重要。我义正词严的告诉她：报告词不能背，电话必须打。我回到监舍后用绝食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五联保”向恶警陶淑萍汇报我不吃饭。第二天陶淑萍找我谈话，我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她说：你们的人品确实很好。她领我到前楼，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没想到这次通话，成为了我们母女永远的诀别。

六、惨绝人寰的“拉练”迫害——毒打、冷冻、电棍电、码坐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们五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生产车间中央静坐，要求找恶警吴艳杰谈话，要求释放被关在小号里的法轮功学员杨秀华，要求严惩打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吴艳杰、陶淑萍不但不解决问题，还找来防暴大队男恶警们对我们进行迫害——“拉练”。

大队长吴艳杰命令“五联保”用一切办法，把我们从车间的八楼弄到楼下去，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刑事犯踹得从楼梯上滚落下来。我不配合她们，紧紧抱住机台架子不放，刑事犯彦霞气势汹汹地把我拖拽开，我的两只胳膊被撸起了筋包。“五联保”连拖带拽地把我弄到楼下，我一边走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声音在空中久久回荡。

在我前面的法轮功学员许淑芬被恶警杨子峰一脚踹倒在雪堆里，我大声制止道：“不许打人”。杨子峰双手合十劈向我的头顶，顿时我两眼直冒金星，他想再次打我时，被法轮功学员朱秀敏喝斥到：“不许打她，她有心脏病”。杨子峰才罢手。

酷刑演示：暴打

我们被带到监舍楼后面男犯监区的楼下，刚刚下完雪的天气阴冷，寒气逼人，恶警王亮问：许淑芬是哪的人，判几年。他回头又问我，我没回答他，他恼羞成怒对我大打出手，双手合十猛力地劈我的头，向我的左耳朵猛力劈来，我被打晕在地。

我仅有一点微弱的意识，感觉有人拖着我前行，似乎还有人喊我的名字，然后就晕了过去。等我醒来时，我看见自己躺在男监舍的院子里，身边站着恶警刘虹，刑事犯打手李梅还在喊我，我慢慢地站了起来。我看见刑事犯王代群正在打近七十岁的法轮功学员赵亚伦，我喊王代群：不准打她。王代群回身用手套抽我的脸，我的眼睛被抽得睁不开，疼痛难忍。

寒风凛冽中，我们一直被冻到天黑，才被带回监舍。我们被强迫在一楼走廊里，码坐在塑料凳上。晚上恶警孙立松、邱艳值班，她们把法轮功学员李萍、刘桂华、闫淑芬单独弄到外边，唆使刘文萍、李梅、刘玉梅等刑事犯对她们进行毒打，用鞋底打，用竹条抽手，近七十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棉袄棉裤被扒下来，在雪坑里冻，用雪埋她。

酷刑演示：码坐

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上，我们仍拒绝去做奴工，我们坐在走廊里，坐在西侧的法轮功学员开始背《论语》，我们在东侧的也一起背《论语》，抵制迫害。这时西侧的大铁门被恶警打开，恶警疯了一般地冲进去，举着小凳子乱砸，撕扯着。我们东侧的法轮功学员互相挽着胳膊，紧紧地连在一起，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大声齐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恶警们冲着我们一顿乱踢，乱打。恶警杨子峰把法轮功学员李萍拼命地拽了出去，一顿暴打，把李萍打倒后，乱蹦乱踢，李萍被打得鼻口出血。恶警又拿着放着蓝光的电棍电闫淑芬，把闫淑芬电得满地打滚。法轮功学员黄丽萍也被男恶警拽了出去，打得心脏病突发，全身抽搐，昏迷过去。我和谷亚荣也被拽到队伍外边。

我们再次被劫持到男监区楼下。恶警陶淑萍点名，把法轮功学员谷亚荣、李萍、刘桂华、肖爱玲、程佩英等人关进了小号。此时正值北方最冷的时节，小号没有暖气，不见阳光，潮湿阴冷，她们被铐在地环上，一关就是一个多月，从小号出来后，她们被用铐子铐在床栏上站着。

惨无人道的迫害愈演愈烈，每天早上五点多，天还没亮，我们被强行拉到外面，不允许戴围脖、手套，被强迫迎风站着，手必须放在裤线两侧，谁动弹就踢谁。法轮功学员许仙萍的小指被踢残废了，这次“拉练”挨冻后，许仙萍患上了白血病，她经常尿频，四肢无力，奄奄一息时，监狱怕担责任，送监狱外医院就医，大夫说只能活三天了。即使这种情况下，监狱还不放她。

法轮功学员许淑芬被恶警吴艳杰、陶淑萍拽到一楼楼梯间的一个小木屋，用大透明胶卷打许淑芬的肩膀，许淑芬的肩膀和胳膊被打成黑紫色。许淑芬因不戴名签，被刑事犯刘玉梅、李梅等人，把她的棉袄扒下来，只穿薄绒衣在室外冻了一天。法轮功学员李炳清被刑事犯刘文革、王玉波用木棍把肋骨打坏了，疼得喘气、走路都直不起腰来，疼痛一年多。法轮功学员黄丽萍被打得犯心脏病，口吐白沫。

因我没戴名签，恶警吴艳杰打我耳光，踹我膝盖。刑事犯王玉波、刘文革把我棉袄扒下，只穿一件绒衣在室外站着，她们用竹棍抽我，我手肿得象馒头似的，那时东北已经进入三九天，寒风刺骨。刑事犯、恶警都穿着两层棉袄带着棉帽子、棉手套，她们还冻得直哆嗦。

中共酷刑：冷冻

我们每天在室外冻着，一天只允许上一次厕所，中午饭在外面吃。除去关小号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只给两小塑料盆的米饭，谁想吃就吃一口，那点饭连一个人都不够吃，“五联保”于艳云把自己的一点鱼，偷放在米饭里给我们吃，恶警陶淑萍发现后，把于艳云叫到办公室左右开弓，打她八个大耳光，还拿铁丝衣架打于艳云的肩膀，并扣她的减刑分。大队长吴艳杰、陶淑萍给刑事犯开会，谁帮法轮功学员就罚谁，并扣减刑分。

之后的几天，我们每个人给半个馒头，站在外边吃。晚上十点多回走廊，不准洗漱，不准睡觉，我们被强迫蹲着，只允许两只脚尖点地，实在困得不行了，闭上眼睛，刑事犯李梅、王润杰就用竹棍支我们的眼皮，不时地用拳头猛打我后背，半夜才让我们睡觉。

早上四点把我们叫出去在走廊蹲着，等恶警值班起来，然后在室外站着，开始了一天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秀敏没有出来，我回头看见吴艳杰手拿着冒着蓝光的电棍电她，刑事犯打手刘玉梅、刘文革把朱秀敏从楼里拖了出来。董亚珍腿被打坏了走路一拐一拐的，疼痛难忍，刑事犯打她，她喊，恶警陶淑萍用胶带把董亚珍的嘴粘上，用绳子把手脚捆上，扔在雪地里。

刑事犯打手王代群给朱秀敏、吕迎春剪怪头发，丑化法轮功学员的形象，恶警们对他们卑鄙的行径不再掩盖了，从男犯监区直接拉到前楼操场上，继续对我们进行摧残，“拉练”经历了一个星期才结束，我感到时间是那么地漫长，甚至比一年还长。

我因不戴名签、不报数、不蹲报名、拒绝做奴工，常被刑事犯打骂，胳膊被往后背，达到了极限，被吊铐不让睡觉。

酷刑演示：吊铐

我长这么大真正看见了，在共产党之下教育出来的警察是何等的狠毒，他们没有人性，跟魔鬼一样，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

警察以减刑为诱饵，唆使刑事犯迫害法轮功学员，恶报也如影随形。刑事犯李英杰抢法轮功学员李雪莲拥有的经文，随后李英杰血压上升，大流血。刑事犯王代群头痛得直撞墙，头上缠着白毛巾，疼得睡不着觉。一个姓吴的刑事犯经常骂法轮功学员，出监时嘴眼歪斜。其他的刑事犯们都说：她们遭报了。

一些善良的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巨大摧残的情况下，仍坚定信仰，佩服不已。一个刑事犯对我说：张姨，我非常佩服你们为了信仰，妈妈去世时都没见上一面。刑事犯于艳云出监时说：我回家也会和我妈常念‘法轮大法好’，如果早认识你们，我就不会犯错误。

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我终于走出了魔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