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揭露中共谎言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最近，中共宣布，它打算到二零一五年逐步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并建立中国器官移植回应系统（COTRS），一个计算机化的器官分配系统。对此，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于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发表声明，揭穿中共谎言。该组织并将声明寄送全球媒体。

DAFOH认为， 中共所谓的中国器官移植回应系统缺乏公开性，器官匹配过程和供体并不公开或接受第三方监督检查。中国官方的宣布是含糊不清的，它并没有给出一个最后期限。中国官员谈到二零一五年，但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在另外的场合，中国官员则宣称“逐步减少”的是对来自死刑犯器官的依赖，而非结束这种不道德的做法。

在二零零七年，中华医学会（CMA）向世界医学协会（WMA）保证，停止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六年过去了，中国的保证并没有实现， 每年继续进行一万例器官移植，中国政府如今换了一种“逐步停止”（从死囚摘取器官）的说法。DAFOH认为，中国最近的二零一三年的声明，是一个空洞的说法，仅再一次证明中共的承诺只是应付外界压力的谎言，相较于其在二零零七年的承诺更是一个退步。

国际社会认为，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是不道德的，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更是反人类的罪行，必须被立即终止，而不是“逐步停止”。解决在中国不道德的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并不需要一个计算机化的器官分配系统。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中共）立即停止不道德的摘取器官，并且建立一个可追溯器官获取的档案文件的系统。

中共已公布的计划也没有谈及如何解决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的从良心犯身上活体摘取器官的问题，特别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被强制活摘器官的最大目标群体。如果没有公开承认使用良心犯（特别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来源，就不能保证这种获取器官的渠道会终止。计算机化的器官分配系统却能使通过不道德途径获得的器官更有效地分配， 甚至成为一个老练的“器官洗钱系统”，用于使用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的器官并将活摘的所有痕迹抹去。这个系统让人不禁想起一个历史的教训： 一九四四年国际红十字会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检查却得出了对纳粹有利的极端致命的结论。

二零零六年，英文的“中国日报”报导中国每年进行两万例器官移植，其中百分九十以上来自死刑犯。在过去的几年中， 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关注为近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DAFOH认为中国必须立即停止不道德的活摘器官，这是唯一的选择。一个没有期限的“逐步停止”这种罪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做法，对于加害者而言是乐见的，但对于受害者来说，则是可怕而无法接受的。

活摘器官是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反人类罪行，任何明知中共撒谎，却为中共这种宣布而叫好的政府、组织和个人不过是自欺欺人，只是将自己和中共一同钉在历史的审判台上。

附：

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声明：中国逐步停止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声明具有欺骗性，且远远不够

“没有时间服用渐进主义的镇静剂”
（摘自马丁路德金博士1963年“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

2013年9月16日

最近，中国宣布，它打算到2015年逐步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并建立中国器官移植回应系统（COTRS），一个计算机化的器官分配系统。不幸的是，COTRS缺乏透明度：匹配过程和器官捐赠者的资讯不向公众或独立第三方开放。关于公布的2015年时间架构方面，中国官员的讲话是含糊其辞其对死刑犯人（器官）的依赖，而非完全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

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认为中国的声明和采用（COTRS）系统是具有欺骗性的，同时远远不够。

DAFOH兹声明如下：

1. 国际社会认为，从死囚和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是不道德的。以处决死刑犯为幌子来杀人以获取器官是不道德的，然而这种情况竟每天继续存在。寻求结束这种不道德的做法乃符合医学组织如WMA（世界医学会）、TTS（世界移植协会）、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组织所订的医学伦理标准。

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一旦它被确认为不道德并且是一种反人类罪，就必须被立即终止。逐步结束对人类的犯罪，（而不是立即停止），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政府公布的“逐步停止”这一反人类罪行的声明是具有欺骗性的。当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那么“就没有时间服用渐进主义的镇静剂。”

2. 1984年，中国的政权颁布了一项法律，把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行为合法化。然而2001年王国齐医生在美国国会作证时， 中国官员仍把（王医生的作证）称为一个谎言。中国否认有此一做法。直到2005年，中国官员在国际压力下才承认。随后，他们（中国官员）承认高达90%的器官源自于死刑犯，并且每年有超过10，000例的移植来源于此。由于中国政权有向来缺乏坦诚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声明）必须强制性的实施审查和监督的步骤。

在2007年， 也就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前一年，中华医学会（CMA）向世界医学协会（WMA）保证，除亲戚外，停止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尽管中国做出了此项承诺，在没有有效的公众器官捐赠系统的情况下，中国仍然继续从事每年超过10，000例的移植。

现在，在中华医学会承诺的6年后，中国不再提及结束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 仅宣布在无限期时间框架内“逐步停止”（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我们认为，中国最近的2013年的声明，相较于其在2007年的承诺相比实际上是一个退步。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国际社会赞扬中国（的谎言和倒退）。

3. 中国官方术语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它只是宣布什么时候开始（停止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的努力，它并没有给出一个最后期限。据中国官员发言的时间框架可能是2015年，但也可能是“无限期的。”当记者问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将何时结束时，中国官员答以“无限期”的时间框架。在另外的场合，中国官员则宣称“逐步减少”的是对来自死刑犯器官的依赖，而非结束这种不道德的做法，这（中国官员的声明）只是一个百分比的转变，作为其在有需要时继续这种不道德做法的一个选项。

中国的官方声明是不够的并且是模糊的。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监督和审查，所谓的“逐步停止”可以“无限期”地进行着。（国际社会的）欣然的表彰是言之过早和错误的。与其表扬中国的）声明，我们应该为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们考虑，当中国继续这种不道德的滥用行径时，每天都有无辜的受害者们失去生命。

4. 中国最近的声明指出，中国将推出一个计算机化的器官分配系统。然而，电脑的器官分配系统并不能保证进入这个系统的器官是通过符合医学伦理的渠道获得的。相反的，没有开放核实，计算机化的器官分配系统却能使通过不道德途径获得的器官更有效地分配。我们必须确保新的计算机化的器官分配系统不是一个老练的“器官洗钱系统”，用于使用从囚犯身上摘取的器官并将经由非道德途径取得器官的所有痕迹抹去。

解决在中国不道德的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并不需要一个计算机化的器官分配系统。相反，我们需要的是立即停止不道德的摘取器官，并且建立一个可追溯器官获取的档案文件的系统。

即使建立一个计算机化的器官分配系统和自愿器官捐赠计划，只要中国没有正式承认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是不道德的，这种器官来源是否会被废止依然是不明确的。

通过电脑器官分配系统把两个不同来源的器官混合在一起，（一个是通过处决犯人获得的， 一个是通过器官捐赠），只会粉饰不道德的罪行。使得罪行披上一个合法和可接受的外衣。这是一个假装根本没有发生犯罪的办法。仅仅建立一个计算机化的器官分配系统但却没有立即停止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在道德伦理上是毫无意义的。

5. 在2013年5月20日，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时，当被问及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时，他回答说，“你为什么要反对呢？”这表明，中国官员仍然不承认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是不道德的。符合医学伦理的器官捐赠需要自由，自愿，和捐献者的知情同意，但中国回避这个让囚犯 “书面”同意的要求。

中国公布的声明只是说逐步停止使用来自死刑犯的器官，但它没有提及是否包括军医院，而军医院大量参与了不道德的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已公布的计划也没有谈及如何解决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的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问题，特别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是）被器官强制活摘的最大目标群体。

在2012年，大卫•麦塔斯在旧金山召开的种族灭绝学者国际协会的年度会议上发言提到：

“1999年11月30日，中国的‘610办公室’召集3000多名官员在首都的人民大会堂讨论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这场运动在当时进行得并不顺利。示威继续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着。‘610办公室’的头子李岚清宣布了政府的新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号召‘从肉体上消灭’法轮功就是号召了种族灭绝。尽管这种号召种族灭绝并不就是通过活摘器官的做法；然而，当活摘器官发生在号召‘肉体上消灭（法轮功）’的背景下，这两者应该联系在一起的。‘活摘器官’是手段；‘肉体消灭’是意图。”

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上消灭与活摘其器官之间并无分野：后者更有利可图。因此，如果没有公开承认使用良心犯作为器官来源，是不能保证这种获取器官的渠道会终止。一个没有期限的“逐步停止”这种罪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做法，对于加害者而言是乐见的，但对于受害者来说，则是可怕而无法接受的。对受害者和医学界而言，这是一个悲剧。马丁•路德金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话至今仍是适用的：“……现在已非常紧迫。已没有时间奢谈逐渐冷静下来，或服用渐进主义的镇静剂……现在是为所有上帝的孩子实现正义的时候了。”

6. 伴随着逐步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的器官的声明，中国官方同时宣布一个公共的器官捐赠系统。然而，传统上中国民众不愿捐献器官，这点中国官员也承认。此外，中国也没有“脑死亡”的立法，而此种立法会有从脑死之人身上获取器官的相关规范。因此，（中国的）公共器官捐赠制系统是建立在心脏死亡基础上的器官捐献，这将减低一些捐赠器官的有效性。

2013年9月，中国“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在中国，在100个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中间，只有5%的捐献者的器官最终可以用于移植。总体而言，中国的情况会因此使得他们在承诺的两年时间框架之后还继续使用来自囚犯的器官。

中国必须非常明确地保证，良心犯，主要是遭到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没有被强制以假身份放进这样的公共器官捐赠系统。据观察，中国籍的假身份证件已被用于国外到中国来做器官移植的遊客，以逃脱关于禁止移植旅遊的法律。因此，透明化和监测是必须的，用以防止将假身份输入至电脑的器官分配系统。

7. 在2011年10月，“柳叶刀”杂志上刊登了一封信：“是抵制中国与器官移植相关的科学和医学的时候了”。信里呼吁“抵制接受（从中国来的）在会议上和期刊的论文，以及与移植相关的研究合作，除非（作者）能够证实器官的来源不是死刑犯。”

尽管我们赞扬对来自中国的出版物的道德伦理标准的严格要求，但我们缺少的是：捍卫我们自己的道德伦理标准时，应给予同样严格的呼吁。这封信的共同作者勇于为伦理问题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上述函件，我们应该更主动公开呼吁立即停止不道德的活摘器官本身。

拒绝刊登包括来自死刑犯的数据的论文，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回应在中国的滥行。我们大声疾呼反对活摘器官本身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言论及表达自由的社会中，我们并没有被禁止公开呼吁立即停止在中国不道德的活摘器官。事实上，作为医生和医学组织，这是我们的道德伦理责任和义务来呼吁立即停止活摘器官这种不道德的做法。

在2006年，“中国日报”报道在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高达20，000，其中90%的器官来自死刑犯。在过去的几年中， 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关注为近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表明了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来呼吁立即停止活摘器官这种罪行。

当一种做法被确认是不道德的，就没有任何借口继续这个做法。如果国际社会将其反对这种做法的努力合在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这种不道德的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一次就可以解决。没有任何法律禁止我们呼吁中国立即停止不道德的活摘器官。这呼吁只需要（我们自己的）意愿就能做。

否则，我们可能要问自己，如果中国成功使用一个计算机化的器官分配系统和一个“逐步停止”的声明，会不会象木马程式一样破坏和削弱了我们自己的道德伦理标准。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我们一起：要求中国立即并且无条件地结束不道德的从死刑犯和所有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