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洗脑班讲真相、堂堂正正走出来
二零一二年八月，我在A家遇到B同修，B同修说某地有一个同修C，在讲真相中发生了奇迹，C自己不会动笔写，就想把自己证实法中的神奇事与我交流，于是我与B同修一起约定时间去C家。在去C家的途中，晴朗的天空突然不见了太阳的踪影，我的心情随着太阳的隐退，升起不祥的预感。B同修与C同修平时一直是用手机联系的。而且平时把他们之间证实法的细节互相汇报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什么我们有几个碟子，内容是什么，有什么资料，是谁在什么地方做的，都说的很清楚，甚至是互相几点几分到什么地方接资料等，都毫无顾忌的在电话上说出来。他们俩人，一个自以为是我们地区修炼最早的老弟子，正念足，一个自以为已经把当地的形势扭转过来了，认为没必要注意安全了，甚至用同一部手机给他们当地六一零头目讲真相。
我用大法对照，他们的行为严重偏离了大法，但我觉得我没修出十足的善心，唯恐用人心劝起不了作用，有时还以为他们那样做也许是对的，可能他们已没有怕心了吧。那天，B与C在路途中也是不停打电话联系。
我们快到C家时，一辆小汽车突然从我们中间横穿，在前一个村子停下。当我们到C家刚稳住脚，突然就有两男一女三个人把我们堵在了C家。我顿时明白了，这是C同修当地的六一零一伙，知道了我们的行踪，来实施绑架的。我求师父帮我解围，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近距离长时间发正念。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邪恶之徒劫持B和C开车走了，当地当晚哗哗的下起了倾盆大雨，雷声震天。我悟到是师父率各界众神在解体邪恶。第二天凌晨，我骑车走出几十里山路，又骑几十里好路回家了。
在这种严重情况出现时，我没能从为他人着想的基点上考虑，只顾自己走脱了，没有讲真相，揭露邪恶，用慈悲心去化解邪恶，却用人心在保全自己。大概开学过了一个多月，我的思想更加放松，邪恶趁机钻了空子。十月十七日，当我上完第三节课，准备回家时，六一零直接将我绑架，当时有某县的六一零头目彭某及两个女的随从、市六一零头目周某和严某二人、镇派出所董某等人。接着，他们将我关在学校保卫科看管，命令我学校的值班校长去撬开了我家的门，把我家抄了个底朝天。然后，他们把我带到当地派出所，自己吃午餐去了。此时，同修A也被绑架，和我在一起。
下午，我与A同修被带到不同的地方，我被关到某县第二看守所十一号牢房。在那儿，我有三天没吃饭，再加上我被关押的当天也没吃什么，看守所值班人员慌了，就叫120过来给我打针，说是为我的安全负责，我讲我不吃饭的原因。我说，你们都知道，修炼法轮功不犯法，我没干坏事，不应该关押我，应无条件释放。他们说他们没有这个权力。我说我自己没有直系家人，没有洗漱用品等，他们说，如果我吃饭，他们无偿提供生活用品。于是，我开始進食。
那个看守所从领导到下属，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道理。有好几个狱警，力所能及的为我开绿灯，在号子里炼功，没有一个阻拦。我了解到，这一形势的转变，与每次進来的同修做的正，做的好有关，他们把自己当个真正的修炼人让狱警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也与外面同修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们讲真相有关系。
我在第二看守所被关期间，好心人帮我找机会，用一个朋友的手机让我和亲人联系上了，过了二天，我哥我姐我妹冒着冬天的寒冷，几经转车，千里迢迢，赶到我的关押地，给我送来了衣物饮食。第二天，十月三十一日，某县六一零头目彭某和我市六一零科长，据说姓柯，突然用公安车将我转送武昌。
我被市里的人押送，还有两个陪看的，一个是我们镇社区女主任D，还一个是她的好朋友E，一路上，我用各种方法给她们讲真相，弄的几个人有说有唱有笑的，好象不是去受整似的。到了下午一点多钟，车到了马湖板桥洗脑班。第二天就安排我到二楼洗脑班，我不肯，几个便强行将我拽上了二楼。我当天面对那两个做帮教的，一个字也没说。警察每天都要我挂一个红色的写有“学员证”的牌子，我认为那是侮辱和迫害，我没挂。几天下来，我面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想起师父讲的“相由心生”[1]的法，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师父讲过：“了却人心恶自败”[2]，我长时间发正念，不停的背法，尽量不多说一句废话。
几天没戴牌子，警察便采取了强制的办法，还动粗。我说，戴上就是对我的迫害。一直到十一月八日，帮教在我嘴里没得到任何信息，就打开电视，让我看邪党的十八大。几个警察陪着我看。我对他们很慈善，但对他们背后操纵他们对大法和师父以及修炼人不敬的邪恶，坚决正念铲除。当电视上出现大魔头时，都异口同声的说，明慧网报道江泽民已死或江泽民脑坏死是造谣，是假的。面对看不到真相的人的群起而攻，我没直接与他们争辩，我说：“当年苏联斯大林已死上十年，可他的三个替身一直替他出现”。这时，一个警察说，斯大林是有几个替身。你言下之意是江泽民是个假面孔。还有的说，听说十八大要平反法轮功，我们听听议案，修炼人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不会把平反希望寄托常人，哪怕他是国家元首。
第二天，警察以帮教人手不够，没有教室为由，没让我上二楼所谓的学习。这样，我在下面一楼呆了八天，我天天坐在床上发正念。两个所谓陪教D和E慌了，因为她们看到一个个的陆续被所谓的写“决裂书”的方式“转化”了，她们生气的对我说，整天闭着双眼，一言不发，这看要在这儿呆三、四个月，怎么你比别人特殊些？那个D的身份我知道，我没跟她搭话，先是发正念铲她背后的邪恶，趁D不在房间，我跟E说，我不能出卖师父和良心，你一旦上了他们的圈套，他们还有一个项目叫“深挖”，就是让你交出你还认识哪一个法轮功人员。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叫我怎么交？E听后连忙说，是不能害人。我知道是师父借她的嘴在鼓励我。其间，有值班警察来我房间巡视，问我想不想什么，我说顺其自然，E说，你怎么不说要回单位上班？这是你们师父在点化你，要你回家。
由于我悟性不好，还隐藏着一些人心，十一月中旬，我又被弄到二楼所谓“转化”了。直到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犹大们拿出所谓的决裂书，用迷惑的谎言，逼我在上面签字时，我的正念真正变强大了，我坚决拒签。于是，他们拿出天天威胁我的那一套：什么B同修已经把我供出，是从别县送来的，这必须去劳改，什么我的连案A已经把我的一切都交出来了，人家已经……。就这一桩，就要把我劳改十年八年，什么我已被送劳教几次，是屡犯，这次一定不把我劳教，坚决把我当反革命分子，当作一个死不改悔的打击重点去蹲监狱，接受改造……看我真不动心，又反过来劝我。
到二十一日，我要求他们给我纸和笔，写出我的修炼心路历程，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拿起纸和笔，我便恭恭敬敬用正规字体写下了“给所有关心我的亲人的一封信”。我写了自己身陷囹圄，多次牵连亲人，使他们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还给予我各方面帮助，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还把自己得法的因由，大法的美好，邪恶的迫害，中共邪党用世上的人整人的自相残害来毁灭人类等无恶不作的方方面面，都用比较侧面，隐晦的方式给吐露出来，意在唤醒身在黑窝的所有众生的本性与良知，让他们早日看到真相，不再助恶为虐。
其实我在那儿的每一天，与我正面打交道的狱警都利用职务之便对我或大或小提供过帮助。有一个狱警对我说，你是想用你的行为感动你周围的人，而来的其他人不是。还把他对大法修炼的认识向我谈了一些，我把师父的法背给他听，我说我一定要修出“熔化钢铁的慈悲”[3]来善化我面对的一群人。
还有一个警察，她值班進我房间，我开门见山，让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很乐意，并说有很多人对她说过，她明白。我说祝她和她的家人平安，她非常诚心的接受了。有一个警察，他每逢值班，总是到我的房间，或看大法经文，或与我交谈，或是攻击我几句，或是与我坦然交换各自对大法的看法和中共内部的形势……。也许是缘份吧，有一天，他突然问我：老师，你自信你自己能修圆满吗？你能不能圆满？我脱口而出，能圆满。他高兴的说，如果你能圆满，我送你一程。还有个陪教，她每次早上九点集中到二楼去向领导汇报关于我各方面的情况时，总是说我如何如何值得同情，决不能因我不写决裂书而把我弄去坐牢，一定要把工作籍保住……还有人们认为的“铁杆犹大”，他说他看到了我有颗怕他们被旧势力毁掉，想来救度他们的善心，并说我为此生生世世吃了很多苦，在历史上断过头，遭过许多牢狱之灾……他说，我有遇事先想到别人、先他后我、慈悲、能忍受痛苦的这些极珍贵的修炼因素，祝我早日修成正果。我能感受他正在被正法的洪势所冲击，被师父洪大的救人智慧所折服，他正在改邪归正，我为之而落泪。
还有伴我时日最多的所谓“帮教”H和I，她们尽管别有用心的让我学法，想要达到她们的目地，我没配合。我牵着她们的鼻子走，她们使尽了花招，也没达到目地。但我觉的万事皆有因，我也善解她们。
二十五日，我一清早就被带到二楼，依然写信。据“帮教”们说，我写的信水平，文采和书法都好，拿到值班室交给警察，他们个个争相传看，深受感动。有几个警察，目击我现场写作，写过几页，他们便要求撕下来，他们要认真拜读，说我是个才女，对我的印象全是正面的，善意的。
下午哥哥随单位派车来接我，临走时，我与我所在中队的队长相视一笑，握手道别，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洗脑班。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别哀〉
[3]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