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林校教师董志昆遭非法判刑、开除等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叫董志昆，是云南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教师，今年四十八岁。从小我的人生经历就坎坷不平，家庭的不幸导致我身体多病，性格内向、自卑，在人生绝望的时刻，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的希望和勇气，在大法修炼中，我不仅摆脱了体弱多病，更加明白了自己曾经人生苦难的原因，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走上了一条生命返本归真的路。

然而，中共邪党在一九九九年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迫害，却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世人深受毒害，愿从我的亲身经历中，能让您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邪党迫害的残酷。

往事不堪回首

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出生在昆明市宜良县可保煤矿的一个工人家庭。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因工伤而双目失明，她因此焦虑过度导致精神失常，患了精神分裂症。不久父亲又因肝癌去世，剩下年迈的奶奶、两个姐姐和我。为了生活，大姐早早的就辍学参加了工作。没过多久，二姐也患了精神病。

一个家庭有这样两个病人，整日就没有宁息的时候。她们整天自言自语，大声骂人，悲喜无常，甚至打人毁物。我几乎时时处在恐惧之中。大姐为医治母女俩的病，到处求医，倾尽所有，但均是收效甚微，且治疗一停就恢复原状。没有办法，为防止二姐出去惹祸，只好将她强行锁在一间屋子里。

不幸的遭遇，使我从小形成了性情孤僻、郁郁寡欢和胆小自卑的性格。身体虚弱多病，经常流鼻血，肠胃不好，失眠、神经衰弱，头痛难耐，常感腰酸背痛，随时都在感冒……唯一使人欣慰的是，我学习成绩还不错，一九八二年全可保煤矿子弟学校只有我一个人考入大学——西南林学院。然而，身心的病痛，使我在大学的学习力不从心，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经常吃药已是家常便饭。

大姐的婚姻也很不幸。一九八六年四月，就在我大学即将毕业的前夕，大姐因受其夫虐待，留下不足一岁的女儿投水身亡。听到这个噩耗，我悲痛欲绝。当我回家为大姐办理后事时，很多邻居和大姐同事都说：你姐被她丈夫及家人害得很惨，你要为她讨回公道。并告诉了我很多他们迫害她的具体事实。我按照法律程序在当地法院递交了诉状，但法院以各种理由不予受理。据说他家人多势众，关系网比较硬，并向法院有关人员送了礼。我要钱没钱，又孤独无助，我恨自己太无能……苍天在上，我不知道我这一家怎么这么悲惨？命运为何对我如此不公？

毕业后，我想从律师事务所和宣传媒体方面获得帮助，但由于各方面的阻力和工作压力，始终感到力不从心，最后不了了之。我当时就深深的疑惑，不知道国家如此庞大的公、检、法机构为什么就不能为我悲惨的家庭主持一下公道呢？至此在我伤痕累累的心灵深处又留下了厌世恨俗的创痛。

奶奶日渐衰老，已无力照看两个病人，想回西双版纳老家度晚年。一九八七年，我将奶奶送回版纳。家里两个病人暂由矿上安排一人照料。后来为继续医治母女俩，我又求医问药，花了不少钱，但也是稍好又返。就这样，才二十出头的我已经感到身心疲惫，病魔缠身，甚至无力再为母亲、二姐求医，也无力为死去的大姐讨还公道了。

毕业时，我从未想过自己竟被分配到云南省林校当了一名中专教师，我这种内向、自卑的性格，怎么能做好教师工作呢？为了适应这个角色，我常常紧张得不行，尤其是上讲台的时候，感到心理压力很大。

后来奶奶去世了。不多久，二姐也因长期被关在冰冷潮湿的屋子里，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死去了。一九九六年一月，母亲也因年老体弱而病故。我的身心也被煎熬得几尽干枯……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未体验过父母的爱和多少童年的快乐。很多时候我曾想，我这样的性格和家庭悲剧会不会导致自己象母亲、二姐那样精神崩溃。

痛苦的经历，工作的不如意，加剧了身体疾病的恶化，以至我感到一天上两节课都难以支持下来。不是这痛，就是那里不舒服，吃不下，睡不好。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好象是五脏六腑都出了毛病。为了活下去，我多方求医：中医、西医、针灸、气功等，真是有病乱投医了，但均无多少好转。

法轮大法救了绝望中的我

一九九五年四月，我开始学炼法轮功，神奇的事情出现了：我的身体开始恢复，最明显的是过去经常性的感冒头痛自炼功后几乎就很少出现了，继而胃病、失眠、乏力等也逐渐好了。而尤其令我叹服的是法轮大法的法理，解开了我无数的心结：生命的由来，生命存在的意义，人为什么会有痛苦、魔难……

李洪志师父的教导，象甘露滋润了我干枯的心田。过去悲观厌世的我，逐渐变得乐观和能够理解、善待别人了，内向、自卑的性格变得开朗和坦荡多了，甚至我开始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了，我对未来的生活又从新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回首过去，像是恶梦醒来，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早就垮了，是法轮大法使我从获新生。

我也是随着潮流走下来的人，没学大法前，也是同周围的人一样随波逐流。修炼大法后，我努力按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工作尽量做到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不争名求利。领导分配的工作不挑不拣，认真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外出带毕业实习，大家都觉得待遇低，工作量大而艰苦，又无法照顾家里、孩子，能不去尽量不去，而我几乎每年都有至少一个班次一个多月的毕业实习任务。我的教学效果也得到学生好评，曾获“讲师团先进成员、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奖，多次获“优秀教学奖”。在为人师表方面也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

实践证明，法轮大法使我从一个满身是病、悲观绝望的人成为一个身心健康，文明善良，道德向上的人，法轮大法是伟大的，因为，亿万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同我一样，信仰真善忍的人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人。

中共邪党迫害好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运动，我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也遭受了非法的严重迫害。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六日，我和其他几个法轮功学员在一位朋友家被警察绑架，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行政拘留十五天。警察将我送到凉亭拘留所行政拘留，在拘留期间，强迫我做奴工，每天从早上七点半至晚上八、九点钟，主要是拣豆分级、摘辣椒，还有拌混凝土。拘留所里面的伙食极差，还逼我们自己出伙食费，我被勒索了三百多元钱。回到学校后，学校扣了我半个月的工资。之后，又对我记过并降两级工资。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一天，学校书记张耀把我和单位的另一个职工吴燕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参加第二期洗脑班。单位派车，张耀和学校学生科的周家英跟我们去洗脑班，洗脑班设在昆明市红山东路的羊仙坡，这个洗脑班是云南省省委宣传部办的，主要责任人是时任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王天玺及宣传部的一个干事，同时还有昆明市国保大队高昂以及昆明市各个区的国保人员都在场，当时全省各地的近百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这个洗脑班，其中很多人还是从看守所、劳教所送来的。

当时我和一个工人医院的医生保春生住一间，房间外的走廊有很多的警察巡逻站岗，不准我们炼功学法。

开班第一天，王天玺就在大会上放毒，之后几天，蔡朝东这个学术痞子也到转化班来散播歪理邪说，同时还播放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片子。四五天后，转化班叫来一些邪悟人员散毒，传播邪恶理论，最后逼迫写所谓的悔过书和保证书。七八天后单位将我们接回去。

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学年，我的教学工作综合测评为优秀，符合“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的条件，但因为我是法轮功修炼者，学校无理取消了我的评选资格。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我们学校负责给我洗脑的四人（学校副校长师健民、邪党书记、我所在的营林科科长李学新、保卫科的姚廷超）找我谈话，说是省教委来了文件，大概内容是教育系统的法轮功信仰者，如不“转化”，必须调离教学岗位。并说，如果不“转化”，将影响学校“精神文明”单位的评定和学校的发展。文件据说是“绝密”的，就连当事人都不让看。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向校领导表明我的态度，我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我不放弃。他们当即宣布停止了我的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取消高级讲师的聘任资格。

之后，我被调到学校科研处工作。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办公室上班，保卫处的姚廷超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保卫处说有事找我谈话，纪委的郝传松当时也在保卫科，还有盘龙分局国保大队的黄副队长和几个警察，他们对我说叫我去参加洗脑班，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没说出个理由，耍无赖，强制要我去。之后郝传松跟着我到我家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将我从单位绑架到洗脑班，在去的路上，郝传松还威胁我说：“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我毙了你。”

洗脑班在昆明市盘龙区麦冲村附近的一个度假山庄，当时被绑架去的还有其他八名法轮功学员。我在洗脑班呆了七天，洗脑班找来痞子蔡朝东散毒，其余时间让我们看污蔑材料，目的就一个——逼我们放弃修炼法轮功。洗脑班每天从早上八点半对我们强制洗脑到下午五点，单位还安排一个人陪着我。

遭判刑、开除公职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我与法轮功学员耿淑华（家住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职工宿舍）到昆明市盘龙区双龙乡朱家村发放神韵光盘和真相小册子，被不明真相世人构陷。联防大队将我和耿淑华带到双龙乡派出所，把所有光盘和真相册子倒在地上，有的警察拿脚踩，我告诉他们说不要拿脚踩，这对你们不好。过一会儿派出所所长来了，凶恶的对我和耿淑华叫喊，不许我们说话，让我们分开坐。

直到下午五点多钟盘龙区国保大队一个黄副队长带着两男一女来了，非法提审我们，问我是谁叫我们来的，身上带些什么东西，来这边做些什么，审讯完后在审讯笔录上按手印，让我看审讯笔录，我看后毫不犹豫撕了。警察就将我按在地上，强行给我上了手铐。当晚十一点多，黄副队长和警察带着我到我林校的家非法抄家，他们用我的钥匙打开门，将我家里师父的法像、师父在大连讲法的光碟、神韵光盘、真相光盘、手抄经文等都抢走了。这边才抄完家，又带着我到我家新迎小区胜利花园二期的家非法抄家，最后两边的家抄完后都没有给我搜查物品清单。抄家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黄副队长直接将我送到盘龙区第一看守所。耿淑华当天晚上也被拉到盘龙区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我在看守所里做奴工，粘手提袋和各种纸袋，大小都有。分管我们这一监室的警察叫孙玉华。在我们被非法关押一个月的时候，我和耿淑华被绑架。

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我接到了昆明市检察院非法起诉书，代理检察员是巫琳，以我俩向世人赠送神韵、真相小册子，并以从我们身上及家里搜出的大法真相资料多少作为由，对我们非法起诉。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对我和耿淑华非法开庭，没有通知家属，完全是秘密开庭。九月十八日，我被非法判刑三年，耿淑华一年半。（审判长朱正渝，代理审判员李锬、杨捷，书记员段云萍）我们都向省高院上诉。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云南高院维持邪恶的原判（审判长是杨海波，审判员王涛，代理审判员王振际，书记员李霞）。耿淑华被留在盘龙区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她从看守所出狱回家。

我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首先是三个月的集训期，这三个月都让我在监室里，分管我的警察找我谈了几次话，我跟他讲真相，他也没有说什么。中队长施德宏也曾来看过我写的申诉、劝善信等材料。六队的副队长杨信也找我谈过话。大约一个月后，监狱教育科邓益平、曾念南来找我谈话，把我叫到办公室，欺骗我“转化”，教育科副科长李志全也来找我，污蔑大法。

三个月后我被强迫下六监区干奴工，做汽车坐垫，时间从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下午五点。干奴工的同时，监狱一个星期只给休息一天，二零一零年四月，我就以抗工的形式抗议，中队长施德宏诬陷我扰乱监室的秩序，给我戴上脚镣，大约十公斤，戴了十二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戴着，行走、上卫生间都非常不便，而且两个脚踝都被磨出泡了。由于脚镣很重，拖着走路都很不方便，要用手提起来才能行走。我坚持见驻监检察官，但施德宏等警察一再推诿，不给我转达。十二天后卸下脚镣又继续干奴工，依然每个星期干奴工六天，只让休息一天。

二零一零年五月，监狱找来邪悟者对我灌输谎言，整整一个多星期，每天从早到晚，车轮式的给我灌输洗脑，最后我稀里糊涂的跟着写了“三书”，违心的放弃了修炼大法。二零一一年八月，我从监狱回家。

回家后，我单位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工会主席姚廷超、保卫科科长寸刚、保卫科人员张峰找我谈话，姚廷超说因为我是刑事案件，有规定要开除公职。我要求看所谓的规定，姚廷超拿不出来，还谎称只能给我看一下，但最后也没给我看，不了了之。

之后我到学校保卫科去办户口，寸刚表示我的公职是开除了，如果需要，学校会给我所谓的帮助，但是至今没有给我一个书面的文件或合理的说法，就是口头称开除我的公职，就这样我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在外打工。

修炼大法带给了我健康、美好和快乐，然而我却被中共邪党迫害进监狱，在谎言和威胁下，违心的表示放弃修炼大法，这是我内心最痛苦、最痛悔的事情，我甚至感到我灵魂都被扼杀了，离开大法的日子，生不如死。那段经历，让我更加看透中共邪党的流氓、无耻，中共迫害的阴毒和残忍：消灭你的肉体，摧毁你的精神，就是要把你变成鬼，变成豺狼虎豹。愿所有还在被邪党欺骗的人们快快清醒，摆脱邪恶桎梏，抹去邪灵印记，迎向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