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劳教所到德国集中营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快速列车驶出柏林大都市，渐行渐远，一栋栋的现代化建筑也随之换成了欧洲美丽的田园风光。今年德国的春天来的很晚，窗外正是嫩柳吐绿，花蕾含苞待放的季节。同行的德国人有说有笑，而我的心情倍显沉重，依然没有从三个小时前的经历中摆脱出来，记忆还锁定在柏林的东南角——Berlin-Schoeneweide柏林逊纳外德纳粹强制劳动集中营纪念馆，这是我十多次来柏林最为特殊的一次，感受也是最特别的。

永不忘记

柏林的闻名不仅因为它是德国的首都，更因为这里沉积了许多的历史故事，她犹如一个久经沧桑的老者，张开她热情的双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流连忘返。

载有五十名德国人加上我这个唯一中国人的旅行巴士穿梭在市区中，从柏林墙到空中桥梁纪念馆，从帝国大厦的穹形圆顶到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每一站都有一段正义和邪恶较量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或许因为年龄渐长，对人生的感悟逐渐增多的缘故，我对历史的兴趣也渐渐浓厚，俗话说：“以史为鉴 可知兴衰。”和柏林联系最紧密的一段历史就是发生在八十年前，持续十二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一个历史遗迹和来到这里的人们都在见证着二战后的经典誓言“永不忘记”。

噩梦惊醒

Berlin-Schoeneweide柏林“逊纳外德”纳粹强制劳动集中营纪念馆十三号营房

离开柏林前我们来到位于柏林东南角Bezirk Treptow-Koepenick城区的Berlin-Schoeneweide柏林“逊纳外德”纳粹强制劳动集中营纪念馆。走入集中营，又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里没有电影中的虚构，一切都是真实的当年集中营的再现。

集中营占地三点三公顷（三个足球场大），是当时帝国装备部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带头制定的集中营计划GBI -营区75/76（一个准备关押二千一百六十名犯人的计划）的一部份，是柏林周围三千个集中营的一个。为了配合纳粹建立未来德意志帝国的需求，纳粹在欧洲范围建立了最大的强制劳动系统。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有二十多国家共一千一百～一千二百万人被强迫为德意志帝国无偿劳动。

战后，随着以充满了杀戮和血腥的帝国之梦的陨落，涉及强制劳动系统的人员遭到了严厉的惩罚。纽伦堡审判中，即便阿尔伯特·斯佩尔一直后悔对自己的罪行清醒的太晚，但仍被定为一级战犯，因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被判刑二十年。阿尔伯特·斯佩尔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的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在战俘营和集中营等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逼迫大量的战俘和犹太人等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从事非人的重体力劳动。

集中营区由十三个简易石头营房组成，关押了四百多个犯人，多数是意大利的战俘，还有一些是平民犯人，没有工作能力的被挑选出来并杀掉，剩下的人被强迫从事和军事工业相关的劳动。一九四五年有二百名来自波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女犯人被送到这里，为Petrix电池工厂、帝国铁路维修、Pierburg精密钢材拉丝厂和钢材批发公司工作。

柏林逊纳外德纳粹强制劳动集中营纪念馆十三号营房里留下强制劳动者的笔迹

第十三号营房是GBI -营区75/76计划中最早被建造的营房，建立于一九四三年，是犯人的生活区，有十个简单的房间，营房的二分之一是防空地下室。黑暗的营房的墙壁是裸露的砖块，我用眼睛触摸着每一个房间，宿舍、洗漱间、厕所。斑驳的墙面，空荡荡的屋子扑面而来的全是疲倦、绝望、压抑和无奈。历史虽然过去了七十年，但是感受依然那么清晰。

“我们不能去任何地方，两排带钩子的铁丝网把我们围起来，非常高。” “冬天经常缺少煤炭，十二小时工作，只有周日休息，但是这天也一样被限制自由。” “自由时间，我们在宿舍洗漱、缝补衣裳和写信。”“六个人住的房间住了十六个人，最后住到了二十二人。每个人床头有个小柜子，草垫子还有令人作呕的毯子。” “我们除了可以工作，没有任何用处，我很年轻，我感到非常想家，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反感。”

我脚步停下来，用手慢慢抚摸着每一块冰冷的砖块，一串串刻字映入我的眼帘，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还有一些竖着的线条，那是在计算自己失去自由的日子吗？这些似乎用煤块写出来的黑色的符号一下触动了我，我的心在颤抖，泪水忽然模糊了我的双眼，记忆的闸门就像开了闸的洪水溢了出来，往日的一幕幕又呈现在眼前，挥之不去，记忆犹新，酸甜苦辣涌上心头，百感交集，这一切和我曾经的经历是多么的相似啊！

我曾经的噩梦

时空突然进入到本世纪初，二零零一年，那里不是德国，而是中国，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自由、法律失衡、劳教所里暴力泛滥、人权极度缺失的国度。那里每一个情节都不是小说，不是电影故事，而是真实的存在。

二零零一年大连的夏天酷暑难耐、热浪滔天，我被电棍酷刑五个小时后，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大连市劳教所的严管班，由于我们都拒绝放弃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我们的伙食也是最差的，窝头加菜汤扔给今天的狗都不屑一顾，却是我们的一日三餐。这个屋子即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又是睡觉和工作的地方，有的时候还是我们大便的地方。被关在严管班的法轮功学员上厕所是有固定时间的，要赶上厕所里没有其他班级的人才可以，我们班的人也要一个一个的去，而且要在看管人员的全程监控下完成。

每天早餐后就是一天十五个小时的工作，我们每个人身边一天的工作量是两个大箱子，共八十公斤的二极管。每天要重复上万遍一样的动作就是，左手从箱子里抓一把二极管撒在桌子上的胶皮，右手拿着一个硬胶皮在桌子上搓，直到把弯曲的二极管搓直，放到身体右面的箱子里。二极管就如计算时间的沙漏，从左面的箱子，经过我的加工，再撒到右面的箱子里，直到它满满的为止。除了准时吃饭和六小时的睡眠是为了我们可以继续工作，我们都在工作，我们一分钱都得不到。这么说也不完全是，因为如果不能及时完成任务或者拒绝劳动，我们还会得到一样东西，那就是牢头的责骂和警察的酷刑折磨，那种酷刑折磨是歇斯底里的。举个例子，一次一个叫王军的警察用电棍电法轮功学员，他按动电棍按钮的拇指都按出了水泡，可想而知，那有多么的恐怖。这里的打手都是从各个大队挑出来的出手很重的人组成的，一巴掌可以把站立的人打倒的那种。刚进劳教所的人都要在五大队接受规章制度的学习，一次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男队恶警队长乔威去那里召集打手，一个犯人去应试，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打人狠不狠？”这个犯人由于不符合标准被刷了下来。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有一天，我正干活呢，突然被叫到办公室。在去的路上我还有点高兴，因为我家人说过几天要来看我。我刚站到办公室的桌子旁，两个犯人突然从后面将我按倒在地，迅速的给我铐上背铐，另外的犯人已经将我的行李——肮脏的被褥装到塑料袋里，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我迅速被拉到劳教所大楼的门前，操场上已经布满了警察，黑压压一片。二十名法轮功学员和我一样，背铐站立，两边两个犯人每个人一手紧紧的按着我的肩膀，一手抓着我的手腕。足有上百人，这是干什么呀？这么大阵势？是要开什么审判大会吗？直到我坐上大客车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是要被拉往异地劳教所，去哪里？谁也不知道。

中共酷刑示意图：背铐

我们这二十名法轮功学员属于坚决不放弃信仰的，被从小号、严管、专管、新收、各大队带出，我们平均年龄三十多岁，其中有大学生、银行职员、政府干部、工程师、商人、大学教师、医生等。大客车行驶的时候，车窗都是用帘子挡的死死的，我们不知道经过了哪些城市，只能从汽车的颠簸中感觉到应该是来到了一个远离城市的小城镇。客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戴着背铐下车，被命令在一个小道两旁，分两行蹲下来。这时我环顾四周，发现我们在一个破旧四层楼前的一个操场前，院内的荒草到处都是，有一人多高。远处乌鸦的叫声让人背心一阵阵发冷，浑身的毛孔直立。后来才知道这里是辽宁省最北边的城市铁岭市昌图县的关山子劳教所。开始关山子劳教所不收我们，大连劳教所就以两台彩电，每人配以四百元钱，还有米、面为代价，把我们这些人卖给了关山子劳教所。

关山子劳教所是省级劳教所，这里收留了省内各劳教所的所谓的“反改造”人员，如不服从管理的，逃跑的都集中在这里。当各地市级劳教所的所有酷刑都无法使这个人屈服的时候，这样的人就将被送往辽宁省昌图县关山子劳教所。其它劳教所的警察说：“谁不老实就把你送到关山子”，普通劳教人员当时就会吓得面如土灰，瘫倒求饶，因为关山子劳教所被认为鬼门关和纳粹集中营的代名词。

八进宫的犯人也没见过的阵势

在来到关山子劳教所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清晨四点，睡梦中的我突然被刺耳的警车鸣笛声吵醒，听声音是好几辆警车，声音震耳欲聋，监视我们的犯人趴在窗户前自言自语“哇，关山子打了八锅罪（八进宫）也没见过这阵势。”我一听感觉不妙，一定是恶警又要对付我们法轮功学员了。

这时管理科长和几个犯人在我们监室的门口大声喊：“谁要是动一下，就铐他。”我一听这也太不讲理了，一下就坐起来。这时两个犯人飞身上床，当时我们睡的是通铺，我被他们头朝下按到床上，双手反铐，打上背铐。我被拉到操场的时候，已经有十多个法轮功学员，我们都几乎一丝不挂，只穿了一个内裤。关山子几乎出动了所有的警察，劳教犯人也是突然接到的命令。

我们被塞入警车，警察一路嚎叫，空气非常紧张，如临大敌。我们被分别劫持到马重砖厂（二大队外役点），来到铁岭三台子石场（五大队外役点）和温庄子砖厂（六大队外役点）。每到一处，看到的都是低矮的简易房，房上警察，房下警察，戒备森严。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三台子石场，我穿着短裤被强迫铲石子，不一会手就出了四个大泡。收工后进入阴暗的牢房，门口有两道门，上面的铁丝网密密麻麻，手指都伸不进去，仅有的两扇窗户也是这样的。站了半天，瞳孔才适应了这里的黑暗，十米长的过道两侧分别是上下两层的通铺，铺头伸出的木杆上七零八落的挂着沾满灰尘的包裹，地上到处是污水、果皮和废纸，污浊的空气加上成群的苍蝇让人感觉这里简直是一个垃圾场。

“开饭了”，随着一声吆喝，我被带到过道尽头右侧的一个小箱子旁边，我忽然闻到一股浓浓的臊气，原来右侧一米的地方就是厕所，由于要防逃，厕所是全封闭的，地上全是脏水。就在这时，就听有人喊：“放炮了！”话音未落，一声炮响震耳欲聋，接着我头上的房板也轰的一下，原来是远处放炮迸出的石头从五十米以外飞到我们头顶上方的房顶，一块泥巴在震动中垂直的落到我装满菜汤的饭钵中。

善心结善缘

柏林逊纳外德纳粹强制劳动集中营纪念馆十三号营房内部地下防空生活区

石场地处荒山野岭，偶尔会有鹰在天空中翱翔。这里的物质极其匮乏，入厕的软手纸只有牢头才有，在石场，他大便完毕，手纸就被其他人捡走，晒干了再用。我被强迫戴手铐一百天，每天和一个犯人拴在一起，二十四小时，上厕所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拒绝所有的劳动，戴手铐对我是惩罚，但对和我铐在一起的犯人来说却是一个美差，因为谁和我在一起戴一天手铐就会减一天刑期。

秋天来了，落叶萧瑟，秋老虎简直要把大地点燃了，似火的骄阳下，汗流浃背的犯人一天十个小时超负荷的劳动着。石场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大石头，有的足有一人高，用最原始的方法，铁榔头一下一下的凿开。那时家人给我送来了衣服，我就把之前犯人给我的衬衫、衬衣、衬裤洗得干干净净，晚上准备送给一个犯人。

这个犯人是一个病人，右腿的肉烂的都看到白色的骨头了，整个小腿上深深的一个大坑。劳教所为了节省每次医生二十五元的出诊费，叫其他犯人用刀片将烂掉的肉削下去。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清洗，犯人伤口散发出的气味恶臭恶臭的，其他的犯人都很厌恶他，不允许他住在自己附近，最后在厕所旁边的床头支出的两根二十厘米长的木头上面，铺了一块木板，把这犯人放在了上面。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病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我把一卷手纸和衣服包在一起，卷成一个桶，夹在腋下，在上厕所的时候，用戴手铐的手把包迅速的放在了犯人的头下，小声的说：“给你一个枕头。”从厕所出来，带队的（犯人的头）就走到我身边，问我：“怎么？说的算了？”很明显，我的这个善良的举动虽然做的很隐蔽，但还是被牢头很快的发现了。

冬天来了，世界在冰雪中一片银白，我戴着手铐坐在石头上，石厂越挖越深，从地底下渗出来的水迅速的结成了冰，在这天寒地冻中，还有一幕更会让你觉得寒冷。对面走来一个犯人，头上斜缠着一块黑黑的毛巾，象是电影里面的冷面杀手，他走到结冰的水旁边，用手把冰敲破，然后他打开毛巾，从眼眶里面把眼珠拿出来（眼珠是假的），在冰冷的水中把眼珠上的粉尘涮了又涮，最后把戴着冰水混合物的眼珠一下放回眼眶里面。我的浑身随之一震：“用刺骨的水洗过的眼睛该有多冷啊！”

法轮功师父告诉他的弟子：“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精進要旨》〈境界〉）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我也在尽我所能的实践这些修炼的道理。一次一名犯人从上铺跳下来时，上臂被铁丝刮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口子，白色的肉翻了出来。那时候我家人给我送来了一些纱布和紫药水。我马上把他叫过来，拿出棉球蘸上紫药水细细的涂在伤口上，然后用纱布包好。尽管手铐很碍事，灯光很昏暗，但是我相信，那一刻这名犯人的心是温暖的。

这样的事情还很多，比如给其他犯人一双鞋，给外逃回来酷刑折磨后的犯人一口水，把吃剩的方便面汤给临铺的老人，为了给一个眼睛被石头崩成玻璃眼的犯人两个苹果，让他给我做一次简单的按摩。帮助一名因为长期劳动罗锅几乎九十度的老人寻找别人抽剩的烟屁股，因为我知道能吸上一口烟那是他在黑暗牢狱中最幸福的一件事情。虽然每次做这样的事情都会遭到牢头的责骂，但是我还是无怨无悔的做着，因为像所有法轮功学员一样，实践真、善、忍已经成为他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份。在没有人性的狱中，法轮功学员像黑夜中的烛光，在猜疑中播种信任，在谬误中传播真理，在绝望中播种希望。

我们每天劳作的地方是一个大深坑，对面高处有警察和要出狱的犯人拿着镐把巡逻，一次一个犯人看周围警察不在，向下面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所有犯人几乎都能听到，当我仰头发现是他喊的时候，我们相视而笑。

非法关押还在继续

柏林逊纳外德纳粹强制劳动集中营纪念馆正门

在关山子劳教所，我还被关过两次小号，共约五十多天。后来我被劫持到辽宁省葫芦岛劳教所，在那里我绝食二十四天后获得自由。

在过去的十四年里，我十二个朋友在迫害中含冤离世，我幸运的活下来了，并且来到了自由世界，我犹如一名当年从柏林墙没倒之前，冲破桎梏，提前跑出来的人一样，提前吸收了自由的空气。但是令我难过的是，如今仍有数万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被酷刑折磨，被关在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

我高中的物理老师，赵娟女士，她非常和善，通过修炼法轮功，十多年的胃病还有严重神经衰弱都好了。但她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八次被绑架、三次被非法劳教，无数次被骚扰后，被迫离开工作了二十年的教师岗位，现在赵娟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总部在英国伦敦的大赦国际对她以及和她一起被抓的法轮功学员推出了三次紧急行动，要求中共政府停止对她的关押和酷刑折磨。

还有一位和我两次关押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原大连起重集团工程技术信息部工程师吕开利先生，被非法关押已经十一年了，辗转了辽宁省的三个劳教所和三个监狱，经历了二十三种酷刑。在马三家劳教所，吕开利被强迫奴役，扒苞米，栽水稻。因长期营养不良、肉体折磨、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吕开利的脚开始肿胀，不能走路。就是这样，恶警也不放过，叫人用筐将他抬着去扒苞米。现在吕开利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的锦州监狱医院，已经瘫痪快三年了。下肢根本不能动，腰椎、骶骨、踝骨等多部位骨折，马尾神经损伤，移动身体只能用双拳支撑挪动，两只手手指关节处皮肤都磨成了厚厚的茧子，大小便失禁。

我还有一名大学校友，在深圳工作的计算机工程师李红洲先生，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三年六月被劫持到广东韶关北江监狱。他被绑架的时候孩子即将诞生，孩子出生的时候爸爸不在，出生了两年了，一直没见过爸爸。这个所谓的“案子”因证据不足曾被退检三次，而深圳福田公安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办公室）继续编造所谓的“证据”构陷，第四次把案卷送回检察院，法院三次非法开庭。律师都说，这早已超出法律程序，一般不能超过两次退检，否则必须放人。

迫害走入末路

我很佩服德国人，有胆量和宽容心去直面那段历史，让所有人，包括外国人来关注那段历史，从那段历史中学习，所有人都期望历史不要重演。战后，截至二零一零年，德国用了九十二年时间还清了《凡尔赛和约》三千八百九十亿美元（相当于10 万吨黄金）一战的赔款，同时德国还对战争受害国和受害者家属，包括被强制劳动者，提供了高达四百多亿美元的赔偿。如今世界还在布下天罗地网，追查纳粹罪犯。美联社今年查证现年九十四岁、乌克兰裔的卡考克（Michael Karkoc），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隐身了六十多年，他在二战期间曾任纳粹组织、乌克兰自卫军的最高指挥官。《华盛顿邮报》二零一三年六月报导，在二战期间，担任斯洛伐克城市克思雀（Kosice，该市曾经隶属于匈牙利）现年九十八岁的纳粹秘密警察局长的乔塔里（Laszlo Csatary）在匈牙利被起诉，被控虐杀集中营中的犹太人。

中共的劳教制度始于五十年代末期对“右派分子”的迫害，不经法律程序就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在国际上早就臭名远扬，更被联合国列为应该立即取缔的邪恶专制制度。在过去十四年里，这个罪恶的制度一直被中共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向民众讲真相，就被中共警察劫持入劳教所。各地劳教所警察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对他们进行野蛮的酷刑折磨，并利用高强度奴役非法牟利。

如今，中共对善良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越来越难以为继。部份劳教所已在悄悄地放人了，最近北京新安劳教所和北京女子劳教所开始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辽宁省朝阳市西大营子劳教所、湖北沙洋劳教所所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也被全部释放回家。

中共虽然释放了部份法轮功学员，也声称要取消劳教制度，但这不表明中共要停止作恶。除了非法劳教外，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非法组织一直操纵各地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近来非法判刑更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同时，中共“六一零”还在各地非法私设洗脑班黑监狱，打着“法制教育”的幌子，劫持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

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民众所愿，随之起诉罪犯，呼吁赔偿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谁来为这场迫害负责？可悲的是，现在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我真为你和你的家人担忧！你们的未来怎么办？你真的想和犯下了滔天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共捆绑在一起吗？了解过去，看看现在，看看海外，再看看国内，清醒的你就会知道怎么办！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众议院正式推出“二百八十一号决议案”，这是美国国会首次以“阻止中共活摘器官”为主题的决议案。七月十二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选择善还是恶，选择真诚还是虚假，选择宽容还是斗争，不仅仅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也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未来。现在，在大纪元退党网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达到一亿四千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点滴之水，汇而成河，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政府发出正义声音，都会使邪恶更惊恐；每个正义的声音，会使有良知的人受到鼓舞，从而汇集成更大的力量，使迫害早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