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山被非法劳教期间,因为不放弃信仰、不“转化”,我被剥夺睡眠的权利,不让大小便,在走廊里罚站,冻着。那时我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又不让睡觉。困了他们就又推又踢的,反正不让睡。我感觉自己要崩溃了,心脏感觉很虚弱,加上惦记母亲的病情,承受到了极限。在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情况下,在极大的压力下被他们强迫“转化”了。“转化”后被强制劳动、军训,那时身体已经被迫害的非常虚弱。一年后家人花钱托人把我弄出来。
出来后由于自己被逼“转化”心里造成的巨大痛苦,加之母亲的去世,我万念俱灰,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因为担心再修炼还会被迫害,也觉得没脸再修了,就破罐破摔,并开始做传销、喝酒、醉生梦死,这就是邪党的目的,邪党就是往下拉人、害人。大法师父教我修真善忍做好人,邪党却逼迫我做坏人、做不好的事,背叛师门,想毁掉我。
就在我又要掉进无底深渊的时候,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曾数次在梦中点醒我:我梦见自己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并不断的向下滑、向下滑;一次我梦见自己就要掉进无底的深渊的时候,是师父的大手将我接住、托起,我坐在师父的手心里失声痛哭,直到哭醒。
下面是我这十几年来,在大法修炼中感受到无比幸福,和在中共邪党迫害中遭受的万般痛苦的经历。通过我的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希望世人能够清醒的看到大法是多么的美好!中共是多么的残暴邪恶!
一、同化“真善忍”身心巨变
由于受邪党无神论的毒害,我被下滑的道德水准带动着随波逐流,追逐名利情,追求物质享受。我的本性被红尘埋没,完全迷失在常人的红尘中。九四年初,当别人把宝书《法轮功》送给我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看,那时我刚三十多岁,对气功一点不感兴趣,觉得气功就是祛病健身的东西与我没多大关系。我身体虽然小病不断,但大病没有,又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守着医院吃药就医非常方便。
到了九七年年初,喜好气功的父亲从河南来到廊坊,到同修家中去理发时把《转法轮》捧回了家。当我在床头上看到这本宝书时正好翻到“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一页。当“真善忍”三个字映入眼帘时,真的就象电插头通了电一样,那种兴奋、激动、震撼的感觉无以言表。当时心里就一念:“这就是我生命中一直在寻找的,这就是我要的。”我当时就对父亲说:“爸,我先看吧,这本书太好了,真善忍太好了。”
我拿起书一气呵成半天一宿就看完了。看完后更激动不已,觉得这是一本天书,是指导人修炼的书。可以不用出家在常人中修炼,从做好人做起,不脱离世俗就能修成佛道神,太好了,我也要修炼!我催父亲赶紧领我找同修,找炼功点。因为我从书中看到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所以还有动作要炼,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不但要看书学法还要炼功,就这样我从此走上大法修炼之路。
得法后那种兴奋、幸福的感觉伴随我很长时间。返本归真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和宿愿。那时每天除了上班就是早上、晚上去炼功点学法炼功,我对常人中的事情不再那么感兴趣,不再那么迷。随着学法炼功,我完全沐浴在佛恩浩荡的法光中,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神经衰弱、盆腔炎、痛经、肠胃炎等亚健康状态不翼而飞,我真正体悟到了师父说的“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蜡黄的脸变得红润而有光泽,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过去拿不动的东西一提就起来,真神了!
使我受益最深的是道德水准的升华、心灵的净化。我过去受邪党文化影响,妒嫉心、争强好胜的心很强,疑心很重,心胸狭窄、任性、固执,修炼后心胸豁然开朗,性格变得豁达乐观,不再争强好胜,不再斤斤计较,不再看重名利,不再活得那么累,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有种真正的超凡脱俗的感觉。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我在人生当中许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生命的起源、人类的真正历史、生命存在的意义和目的等等等等。那时大法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修炼,“返本归真”。
二、惨遭迫害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动用军警、特务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许多辅导站站长、辅导员被抓、被抄家,全国上下充满恐怖气氛,我亲眼看见许多警察到辅导员家去抄家、抓人。看到大法被迫害、师父遭诬陷、同修被抓,我再也坐不住了,约了同修进京上访,北京到处都是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查,戒备森严。许多同修还没到上访处就被抓,有的在上访处被抓,我与同修就在天安门附近转了一天,上访无门,晚上只好回家。
九九年十月,我与同修四人再次进京请愿想为大法讨公道。还没到天安门,什么也没做就被警察抓捕。送回廊坊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其间因怕同修被打(同修向警察要自己的书《转法轮》,被七、八个警察带走要暴打她),我情急之下用头把看守所的铁门撞开,大声的制止他们并为大法和师父喊冤,并向他们讲真相。当时七、八个警察按不住我。他们被震撼了,答应我可以学法炼功。但当时我被警察打了一记耳光。
之后,他们把我背铐在室内,不许大小便,不许吃饭。由于铐的太紧,我的两只手肿的象紫茄子一样,若不是号里的犯人和同修呼吁让他们松铐,我的手就废了。在这其间我曾多次被带到市公安局提审。目的就是劝我放弃修炼就放我回家。每次他们都用手铐铐我,还把我塞在后备箱中,这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对人权的侵犯。当我的亲朋好友见到这一幕时都吓坏了。但过后都气愤的说:“太过份了,犯了什么罪,把人这么铐上,是杀人了还是放火还是偷盗了?不就是炼功、上访吗!”
那时公安为了让我放弃信仰,动用了我的亲朋好友来劝我放弃。他们见我不妥协就骗我:只要不再上访就放我回家。结果我上当受骗,家没回成却又被送进洗脑班,非法关押两个月,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最后在压力下所谓的“转化”了。
二零零零年七月,我因两次参加集体炼功被警察包围抓到公安局后又让单位保卫处接回,并被停发工资。这期间我曾多次给相关部门写信讲真相。到二零零零年十月份,石油系统大裁员,并动员无靠山、无背景、无学历的人员买断工龄。我那时因看到有许多同修被开除工职,我已被停发工资,只好被迫买断。如果不是迫害,我是不会买断的,那时单位不同意我买断,我那时在单位是骨干,有学历有经验,踏实、肯干又年富力强,只是因为炼功问题,所以那一届领导、院长还有科主任并没有参与迫害。但是管道局不明真相的领导,特别是管道局“六一零”积极的参与迫害,助纣为虐,给廊坊市“六一零”提供资金和场所(月城宾馆),为邪恶输血,迫害善良群体。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我因在天安门金水桥上打出自己写的“法轮大法好”条幅再次被抓,那时已上访无门,连在家炼功都有人举报,因为有鼓励举报政策,举报一人奖二千元。我只能上天安门对着苍天呼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我为了不连累家人,本不想再报姓名,但又被北京警察欺骗,他们说:“现在上边在开会研究,征集你们的意见,要给法轮功平反,你不报真名实姓我们怎么反映实际情况,把你想说的都写出来签上名就放你走。”结果又被骗送回廊坊看守所非法关押。我以绝食的方式抗议迫害,二十天后被放回家,回家后才听丈夫说公安局让他交了五千元押金,连白条都没给,为了让我出来丈夫只能交钱。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我因在廊坊开发区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粘贴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廊坊开发区派出所绑架,他们也是把我背铐在门上,没收我身上的二百多元钱和新给儿子买的赛车(说是我做案工具要没收)。并逼问我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资料来源。我除了报了姓名和住址,其它的什么也不说,气的派出所所长暴跳如雷。最后我走脱。
走脱后,用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打车到了永清。到了永清付完车费我只剩下够打电话的钱,我想给同修打电话帮我送些钱,却被在旁边一退休的公检法老头跟踪,他说是为我好,要我到他家暂住,帮我想办法。他一直跟着我,为了甩掉他我跑进庄稼地,在大野地、庄稼地里、坟地里跑了一夜。从永清跑到霸州,这时我已分文全无,天又冷,折腾一天一夜,我又困又饿,我就用农民编的草垫裹身上打了一会儿盹。天一蒙蒙亮我就又开始走,这期间我要过饭,露宿过街头,打过工,在亲朋好友家住过一阵。后来听说母亲身患癌症需要做手术,我就回河南照顾母亲。
三、三位老人悲愤离世
一年后也就是二零零二年九月,我正在家照顾身患癌症的母亲时,廊坊市公安局来了三名警察:王彦波、杨文斌,还有一个司机,以欺骗的方式当着我母亲的面将我带走,绑架送回廊坊看守所。第二天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没告知我的家人就直接把我送到唐山劳教所劳教。我的母亲知道这一消息后病情加重,本来术后在我的精心护理下她恢复的很好,但我被绑架后特别是当着她的面,对她打击很大,因担心我的安危,病情急转直下,在这种情况下,家人无可奈何只好花钱托人走后门把我弄了出来。出来后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在为女儿担忧中悲愤离世了。
公公生前非常疼爱我、惦记我。但是他对中共邪党的淫威很是惧怕,敢怒不敢言。其实他在迫害前也炼功,迫害后吓得就再也不敢炼了。得法前他一身的病:冠心病、高血压、脉动管炎、肾衰,经常住院打针吃药也不见好。炼功后再没吃过一片药,没住过院,所有的指标都恢复正常。满面红光,整天乐呵呵。迫害发生后,面对中共的红色恐怖,他吓得交书写悔过书,也不敢炼了,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原来的病又上来了,又开始住院打针输液。在我一次次的被迫害中,老人每天提心吊胆,为我担忧,就在听到我又被抓并劳教的消息后,已病重住院的他,使病情急剧变化,第二天便愤然离世。
还有我的婆婆因为我的被迫害,觉得抬不起头来,虽然她很疼我,知道我是个非常好的人,但在中共的淫威下和强大的舆论造谣宣传下,思想压力很大,郁郁寡欢,使身体每况愈下,于二零零六年七月在抑郁中离世。
在这十四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不知有多少像我这样的法轮功学员的亲人,在万分恐惧和悲愤中提早失去生命,这中共邪党不就是在害人吗!
二零零二年我从开发区派出所走脱后,公安跟踪监控我丈夫,给他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困扰,公安还多次去学校威胁骚扰我儿子。刚上初中的儿子被吓的“哇哇”直哭,都不愿去上学了,患了轻度自闭症,不愿和任何人接触。二十五岁了也不愿找对象。我的亲朋好友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公安人员还曾住到我的亲朋好友家骚扰,对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