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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大法做好人 甘肃赵长菊遭中共九年迫害
喜得大法 做好人 疾病全无
從小我患有多种疾病，吃葯也不见好转。在十几岁时，我就患上了关节炎，开始只是腿痛，逐渐的手、胳膊、腰、肩、腿、脚等多处都痛，越来越严重，胳膊、腿开始麻木了，还经常抽筋，手不能见水了，只要手一触及到水就痛。最后发展成为类风湿性周身性关节炎。
由于萎缩性胃炎，多年来不能吃生的、硬的、凉的、刺激性的食物。多年来中药西药吃了不少，也没有什么效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还有，妇科病、头疼、失眠、贫血、低血压等等很多病。
我的丈夫曾经说我：“你从头发梢到脚趾甲没有不痛的地方。”真的是这样。我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
九七年十月十六日，我从远方亲戚那里得到一本《转法轮》，我如饥似渴的看书，越看越爱看，感到大法太好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得到了一本《大圆满法》，就看着《大圆满法》，自学动作。刚把动作学会，我以前得的疾病就已经好了，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多年来，吃了无数的药，没有把病治好，反而身体越来越差。修炼才一个多月，全身的病都好了，真是个奇迹。
从我看书的那天起，我就在尽量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做，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把大法的法理讲给家人听，丈夫和孩子的身心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也受益了。
在工作上，我更加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的工作在全单位是最忙的，不但在八小时内很忙，晚上还经常加班。在九九年的一年中大多数时候晚上要加班，不论多忙多累，从没向领导提过任何要求。我的工作常常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也受到客户的好评，但我却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九九年进京说句公道话 遭迫害
九九年七·二零以后，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在各种媒体上造谣诬蔑法轮功，诽谤师父与大法。我心里很难受，我想这么好的大法，却被中共邪党恶毒的诽谤。我作为一个受益者，就应该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为大法去说句公道话，把真相讲出来。当我听说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时，我决定也去北京上访。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六日，我和法轮功学员去了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警察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就告诉他们：“我们是炼法轮功的，是来上访的，是来向政府反映情况，说明法轮功真相的。”警察不由分说就把我们推上了警车，劫持到前门派出所，那里关着很多和我一样来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我们把上访信交给了警察，后转押驻京办事处。一月二十八日由我单位的人和当地警察把我俩接回来，并把我们非法关进了看守所，并抄了我们的家，抢走了大法书和炼功磁带。在送往看守所之前，公安局的警察赵大义、李谧说；让我俩把身上带的钱、手表暂由他们给保管，我们出来就归还给我们。我俩轻信了他们的话，就把钱、手表给了他们。我的现金是八百多元，法轮功学员的现金是二百多元。
警察李谧、陈延华去接我俩时，陈延华还带着她的女儿去玩，他们三人来去的各项费用，公安局通知我的单位，从我的工资中扣。单位就从我的工资中大约扣了三千多元。
在看守所里，我们学法炼功，给看守所的警察和关在那里的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不应该被关在这里，这里是关坏人的地方。我俩绝食抗议这种迫害。在绝食到第六天的早上，看守所又把我转到武威市看守所。在武威市看守所里，犯人牢头李某不但抢了我的东西，还折磨我。我走到哪里把真相讲到哪里，告诉那里的人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功法，非常好，并讲了我和其他修炼者的身心变化，以及如何做人和善恶有报的道理，还把我带的《洪吟》等给她们看，她们明白了真相。有一个杀人犯（她已经判了死刑，正在上诉），她听了后说：如果早知道法轮功，她也会学的，她也不会去杀人干恶事的，她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为，后悔今世不能得法了。我说你现在听到了，也是你的福份。
我被非法关押了四十九天。三月十六日放我的那天，丈夫去接我，公安局的赵虎向我的丈夫索要了几百元钱。我出来后到公安局去要存放在那里的钱时，赵虎只给我五百元，其余的三百多元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出来后到单位去上班，领导让我先在家里待着。期间单位领导受邪恶的影响，几次找我谈话，逼我不要炼功了。我说：“法轮功非常好。电视上的都是造谣。法轮功既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功法，又是一种崇高的信仰。是教人做好人的功法。信仰‘真、善、忍’，就会使人变得真诚、宽容与善良。我要坚持修到底”。一次领导威胁说：“如果你还继续炼功的话，要开除公职，还要没收你的楼房等等。”我坚定的说：“在工作、楼房与修炼之间，如果你们非要让我选择的话，我选择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单位通知我上班，我去上班，领导让我待业。在待业期间（待业就是每天在人秘股闲待着，不给安排工作），我主动找事干，打扫卫生、收发工作、还把客房的床单、被套、沙发套等，及整个三楼的办公室的沙发套等全洗了。而且那些日子里请假的开会的人特别多，我主动给请假或开会的人顶班。在任何时候，我都在严格要求着自己。而在待业的三个月时间里公司却只给我发基本生活费。
零零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三十三天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有人敲门，我刚开门，赵虎带领着六、七个警察闯了进来，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就在我家里到处乱翻，并把我绑架。同时把来我家的两个亲戚（常人）也非法抓去了，到公安局非法审问后放回，这样使我的亲戚也受到了惊吓和伤害。我被非法提审后，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三十三天，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才放回。
在看守所里，我背法炼功，那些高墙上面的武警也用手在比划着学我炼功的动作。有一次看守所所长也进到女号室，看到我正在打坐炼功，就在院子里静静的看了几分钟，而后说，不要打扰人家炼功，就出去了。
再一次进京上访
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三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又去北京为师父和大法鸣冤。到北京后，住旅店是很困难的。我们在半夜的时候，才找了地方（不是旅店）住下，两个人挤在一个沙发上，躺了一会儿，还没有盖的，冻得无法入睡。第二天，就流落街头，下午五点多，才住在旅店，可是七点多（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就被北京的警察绑架，他们用警棍在我的脚踝骨上打了几十下，还不停的辱骂师父、大法和我。
晚上十二点多，我被非法关在拘留所（不知名），非法审我的警察连打带骂折磨我，打的我眼冒金星。十二月三十一日，一整天没有给我们一口水、一口吃的，到零一年一月一日的中午，我们自己掏钱，他们才给我们买了点吃的。零一年一月一日晚，又把我非法关押到北京海淀看守所。
在海淀看守所里，十几平米的牢房塞进了二十多人，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么大个地方，每天被逼迫坐在没有铺垫的铺板上码坐，从早到晚坐十一小时以上，屁股都烂了，很痛。在那个房间里非法关了九个大法弟子，刑事犯们不让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互相说话。我们就绝食反迫害，绝食到第三天时，警察和犯人才允许我们互相之间说话。
在海淀看守所里关了二十多天。他们在非法提审我的时候，不停的在辱骂师尊、大法和我，还用2厘米左右厚的书猛打额头。二十三日古浪县警察把我接回当地，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我去北京后，古浪县公安局用恐吓、威胁的办法，逼我的丈夫去北京接我，他们所有的费用都让我的丈夫支付，第一次去北京，没有把我接上，只接回我县的其他法轮功学员，我丈夫花去了五千多元。过了几天，又逼我的丈夫去北京接我，丈夫又花去了五千多元。
那时在古浪县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了十三个大法弟子，（有六个女法轮功学员，七个男法轮功学员）我们每天高声背法，炼功。一天，公安局警察赵虎等人把我们十三个人召集在一起，他们念诽谤大法的报纸，我们就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不听他们的胡言乱语。
后来，我与四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一年。四月十六日，把我们五人送往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其中一位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所拒收后，他们又把她拉回来，关在了看守所，又关了九个多月才放了。其他八人继续关在看守所里，六人被关了六个月，两个人被关了九个月才放。非常可笑的是，还让这八个人签了“监视居住”的单证。监视居住应该是不在监管场所的范围内，而他们八个人本来就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被警察和武警看管着，还需要监视居住吗？这不是执法犯法吗？
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里遭洗脑、奴工迫害
在劳教所里，法轮功学员不但要做奴工，还要受到警察指使的吸毒犯们的殴打、体罚虐待。在四月底的一天，劳教所强逼我们法轮功学员看“自焚”谎言碟片，并让我们把“认识”写出来。三中队一组里非法关押着九个大法弟子，我们九人就都写上法轮大法好，碟片上的自焚事件是政府给法轮功栽的赃。
第二天中午，程小红（临洮人，三十多岁）殴打我们，其中一拳打在我的眼眶骨上，当时那个地方就起了个鸡蛋大的疙瘩，眼睛都睁不开了，几个月后才好。
那里我们每天干的活都很苦，量又大，如果完不成任务，收工后还要用“倒挂”等方式虐待我们。警察指使吸毒犯强逼“转化”我们。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程小红罚我站了一晚上，三十一日下午，又让我们干很脏很重的活，晚上又罚站，在夜深时，程小红、高春梅等几个人把我的双手扭到背后，用绳子把双手绑住，然后再吊在门上，整个身体悬空，吊一会儿，突然间把绳子松开，几分钟后，又将我吊起，又松开绳子，反复多次，并殴打我。
直到零二年一月十五日才把我从劳教所放出来。在劳教所里几乎天天被这些人殴打、辱骂。有些人甚至连厕所都不让去。
在看守所被迫害身体恶化 后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二年五月，我与几个法轮功学员坐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在裴家营加油站加油时，一个法轮功学员下车在加油站的院内贴了讲真相的不干胶，被加油站的人举报了（把车号记下了），几天后，我们就被古浪县公安局绑架了。我、王会中、冯金莲、侯菊花与她的两个儿子管永静、管永庆。冯金莲、侯菊花被非法关押在武威市看守所，其余四人被非法关押在古浪县看守所，并非法抄了我们的家。
张积才非法提审我时，他极其凶恶的骂我，并在我的面前走来走去，我面带微笑看着他，他骂了一阵子后，突然问我：“你望着我干啥？”我用善抑制了他的恶，他不那么邪恶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我们中四人被非法逮捕了，九月五日，我和管永庆被放了，张积财让我俩在签字时，日期写成九月四日。看守所向我索要了六百元钱。九月二十七日，张积财与冯维海到我家，把我骗到公安局，又把我非法关进了看守所。管永庆在零三年二月又被绑架。
二零零三年四月，我们被非法庭审。在法庭上，我读了自己写的辩护词。我在辩护上写道：《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在《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信仰法轮功，这是我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有。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是教人如何做一个好人的功法，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讲了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大法的洪传情况，自焚真相及其他谎言等等。并把辩护交给了法庭。过后法院的副院长对我说：你写的太好了。
四月底，我被迫害的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同时肚子也胀得很厉害，就象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五月十三日看守所的警察带我去医院检查，查出有胆结石、腹水、肺上也有问题。五月十五日，让我去住院，住院后，我抗议，不接受任何治疗，警察让医生强行给我抽腹中的水，医生说：本人不配合的话，我们也不敢抽。在我住院的期间，非法判决下来了，王会中被非法判八年、管永静被非法判五年、侯菊花被非法判五年半、冯金莲被非法判四年半、我被非法判四年、管永庆被非法判一年半缓刑。
住了五天院后，又把我关进了看守所。我到看守所后，就开始绝食，并写上诉。五月二十三日，我被保外。同时公安局、政法委、社区派人监视我，还到我家中骚扰。七月初，上诉驳回维持原判。七月九日，看守所所长杜国峰和冯香兰来我家骗我说：现在你的判决下来了，你去看守所办一个正式的保外手续，他们说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和女儿就去了看守所。可是去后他们就不让我回家了。
七月十日，他们就把我、王会中、管永静往兰州监狱里送。在体检时，查出我有胸腔积液，监狱拒绝接受。十一日把我拉回古浪又关进了看守所。那时，我的身体状况是很差的，咳嗽的很严重，再一次关进了看守所后，咳嗽的更严重了。整个晚上都咳嗽个不停，根本就不能入睡，一躺下就咳嗽的气都上不来，晚上就一直坐着。几天时间人瘦得皮包骨头了。八月初在家人的要求下看守所向上级呈报了给我保外的手续，八月二十日上级批下来了，可是古浪县公安局却迟迟不放人。九月二十七日看守所的警察陈立科对我说，让我的家人交二千五百元的保证金，公安局的局长董大儒从兰州回来就放你。我的家人就交了二千五百元，钱交了看守所并没有放人。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还不放人，看守所就把钱退给我，可是看守所只给我的家人退给了二千元钱，五百元被看守所没有理由的扣掉了。
零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放我回家。在我办手续时才知道，看守所已经又让我的女儿交了二千元，这个钱看守所再没有给我退。
再被非法判刑五年半 恶警“送礼”将我关进甘肃省女子监狱
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一伙人闯进我家，有公安局的张积财等几人、政法委的王立平、还有社区的几人，共有十多人。抢走了我家的电脑、打印机、装订机、切纸刀、三个MP3、师父的法像、护身符等物品，并绑架了我。非法提审后，关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背法、炼功、发正念，给那里的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已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全世界的人都欢迎法轮功，只有中国在迫害法轮功。中国政府在各种媒体上有关法轮功的报道都是造谣、诬陷、贼赃陷害。天安门自焚、4.25上访、傅怡彬“京城血案”等等是怎么回事。还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破坏法轮大法、迫害了大法弟子的人都会遭到报应的。邪党干下的坏事太多了，在历次运动中迫害死中国同胞八千多万，现在又迫害修炼法轮功的人，迫害信仰神的人，天要灭邪党。只有三退（党、团、队）才能保平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福报的。他们听明白了。有的人三退了。有一个人她患有静脉曲张，腿很痛。我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几天后，她说腿不痛了，而且她时间不长就出去了。
我被非法提审，被非法判刑五年半。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四日，看守所把我往甘肃省女子监狱里送，但不是通过正常的手续送，而是通过送礼走后门的方式。在送我的车上，坐有董大儒、杜国峰与他的妻子张某。他们让张某去送礼走后门（给康复医院的一个高个子五十多岁男人送礼）。他们把我拉到康复医院院内，并没有让我下车去体检，杜国峰与他的妻子张某提着礼物去门诊部送礼，一会儿他们就拿着体检表（章子都盖齐全了）出来了，就拿着一个完全是虚假的体检表，把我往监狱里送。当时我对他们说：“你们迫害法轮功学员，你们干坏事，还把你们的家人也扯进来干坏事，你们弄虚作假，真是太卑鄙了。”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里受到的残酷迫害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里，有一个科室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在那里的一切都散发着邪恶的气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都会随时会成为法轮功学员的苦难。警察指使着包夹人在干着最邪恶的事，每天强逼法轮功学员看那些谎言碟片、书，内容都是栽赃、诬陷、诬蔑、诽谤法轮功的，然后强逼写“思想汇报”，内容要按邪恶的警察与包夹人的要求去写，如果不按她们的要求去写，她们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极其阴险毒辣卑鄙的手段：如殴打、电警棍电、体罚、羞辱、虐待方式来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还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等诸多手段，强逼法轮功学员转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包夹人的严密监视，我们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看一眼都会招来包夹人的打骂。
我每天看到的是恶警指使包夹人（刑事犯）百般的刁难、虐待、体罚、殴打、折磨我们法轮功人员。听到的声音都是打骂声、威胁、恐吓、训斥声以及污言秽语。我们法轮功学员受着非人的折磨，每天都在极其艰难、极其痛苦中度过。
很多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滔天罪孽，其真正的主谋就是那些教唆指使她们的恶警。而那些作恶的刑事犯人只是被恶警们利用的工具、打手。在一个惩治改造犯人的机关，那些犯人敢如此猖獗、肆无忌惮的作恶，没有警官的纵容与主使是不可能的。她们也常说：“其实我们也不愿这样对待你们，政府叫干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与你们无冤无仇，可我们要多挣分早回家，警察还等着拿奖金。”
我在写“思想汇报”的时候，就是按事实写，不按她们的要求写，根据所看的内容去揭露揭穿邪恶的谎言，讲真相，指出国家在各种媒体上所有对法轮功的报道都是不实的，都是谎言，都是造假，都是栽赃陷害。写出自己修炼了法轮功后亲身受益的体会，还列举出许许多多的修炼者身心受益的实例来证实大法，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使炼功者不但道德提升了，而且还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法轮功是非常好的功法。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由于我不按她们的要求去写，就遭到了恶警与包夹人的残酷迫害。但恶警与包夹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迫害我、强逼我，我都是在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写，每天都要重复多次的去写，有时十几次、二十几次的重复去写，无论写多少遍认识还是那样的。有时候她们说，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只要在纸上应付一下就行了。我说：“那不行，我修的是‘真善忍’，就必须要说真话，必须表里如一。做人得讲良心，我决不做昧良心的事，因为大法给予我的太多太多了，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激之情。有一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因而我也决不做忘恩负义的人。大法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即使我失去生命，也绝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你们残酷的迫害我，能摧残我的身心，甚至也有可能把我迫害致死，但你们永远也改变不了我的信仰。改变不了我坚修大法的决心。任何强制的办法都不可能改变我信师信法的心。”
下面是我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一一年五月二十日这段时间里，所经历过的大概情况。
不让睡觉：整夜不让睡觉的时间累计超过一百多天，有多次一、二、三、四天，甚至还有更长的时间不让睡觉，零八年三月四日到十三日晚上十点，二百三十二个小时里，我的眼睛只闭了十三个小时。有三年的时间里都是晚上加班到很晚才能睡觉。
不让按时上厕所：有三年的时间里，每天只能上二、三次厕所。
不让按时洗衣服：很长时间才能洗一次衣服，在一零年的一年中只洗了三次衣服，包括内裤也是。
吃喝拉撒睡等，这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那些恶人把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给剥夺了。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几日，我已经把“思想汇报”完成了，杨庆汝（兰州人）问我：法轮大法好不好？我说好。就因为这，晚上不让我睡觉，她还多次打骂强逼我按她的要求去写。因为她在警官面前说下了大话，两个月内要把我转化。
我从零七年五月就被迫害的开始咳嗽了，古浪看守所害怕送我去监狱被监狱拒收，就采取了送礼走后门的方式把我送进了监狱。我到监狱后，也一直在咳嗽，就告诉那里的警察，我没有经过体检。十月二十二日，警官带我去外院检查，查出是肺结核，就让我住进卫生所里治疗，就在我住院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包夹人每天都要强逼我按她们的要求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办，杨庆汝、常春（内蒙古人，三十四岁）、方志娟（庆阳人，三十七岁）每天殴打辱骂我，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也不让我喝开水。她们百般的刁难折磨我，卫生所的人都看不过去了，说她们在外面做了恶事，遭到了惩罚进了监狱，在监狱里还这么邪恶的害人，太过分了。她们由于受到卫生所里的人的反感，她们的邪恶气焰稍微有所收敛。常春还说等出院后，她再好好折磨我，到那时，几天的时间就要把我折磨的让我爬着走，非要把我转化不可。我出院后，常、方每天都在殴打辱骂虐待我。
二零零八年二月的一天，常春把我叫到厕所里殴打我，我的鼻子都被打青了。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日下午七点多，在二号室里，常春在我的胸部狠毒的打，当时我疼的坐在了地上，都喘不过气了，她还骂我在假装，同时常春和方志娟还用唾沫唾我，我的满脸都是唾沫。三月六日晚，我整夜没有睡觉，从十二点过后二点开始，常春就殴打辱骂我，一直打到早上六点，在我的脸上打了无数个耳光。采用了各种方法折磨我，她说有的是办法来折磨我。硬逼着让我写天安门自焚人员是法轮功人员，逼着我说假话。
常春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二零零八年六月间，每天都用卑鄙恶毒的手段殴打辱骂折磨我。不让上厕所，不让洗衣服。方志娟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二零零八年三月间，经常打骂我。
咸德英（兰州人，四十六岁）在二零零八年三月至零九年四月间，每天都用极其卑鄙恶毒的手段迫害我，不让上厕所，不让洗衣服。在此后的时间里，也多次辱骂欺负过我，多次把脏水往我的身上泼。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加班到十二点，咸德英在我的褥子上泼上水，我无法睡觉，就坐到了天亮，起床后，我把褥子抽出来，打算晒一下，咸德英辱骂，她还把我的褥子、被子、毡全都扔到了楼道里。当时我给值班警官罗雅琼说了，她说她不管。警察不管，咸德英就更肆无忌惮的作恶了，最后被褥毡被扔在了厕所里，全都湿湿的了。同时，另一个人庞威（兰州人，四十七岁）和咸德英等人在我的床板上泼水，拖把在床上拖，庞威在第二天说，她们在床板上泼了七、八盆水。十点多咸德英又逼我把湿湿的被褥毡铺在床上，我就在湿床上睡觉，以后也没有再晒过被褥，而且那年的暖气送的很晚，十一月二十几后才供暖气的。就在那天晚上咸德英还让值夜班的马桂芳在我的头上敲，不让我睡，而马桂芳用拳头在我的头上打，早上马自己说打了我三十多下，连续打了三晚上。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只在早上七点上了一次厕所，下午七点多了咸德英还不让我上厕所，不但不让我上厕所，而且她还打我，还有佟华给咸德英帮忙，她俩把我按倒在地上，咸德英又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往起提，我的头发被她拔下来很多，并在我的头上使劲打了几十下，我的头都被打木了，眼冒金星。也是十二月的一天，我已经九个多小时没上厕所了，下午四点多，我正在上厕所时，咸德英抓住我的头发要把我从厕所坑子上往下拉，我用手抓住厕所墙，她没有把我拉下来，她又把一盆水从我的裤腰处灌入了裤子里，我的裤子都湿透了，她又把我按倒在厕所地上，用脚使劲的踢了七、八下，又逼着我去写思想汇报。
二零零九年一月的一天，咸德英在我的右肋处狠狠地踢了一脚，（肋骨伤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当时我疼的喘不过气了。而在场的咸德英、庞威等人还骂我在假装。晚上睡觉时右侧不能睡，也翻不了身。第二天我们劳动，从楼下往楼上搬毛巾箱子时，我疼的提不动箱子，咸德英、孟海红（五十一岁，张掖人）等人连骂带打，逼着我提着箱子要走快。十多天后还是疼的很厉害，警官带我去医务所，大夫看后说，一根肋骨头突起，问我怎么了，警官不让我说实情，我说是打伤的。七、八个月后才不疼了。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全省各地市县政法委的人去监狱时，武威市政法委的两人，他们见了我和武威市的两个法轮功学员，当时在场的还有朱监狱长、肖晶警官。我把在监狱里所遭受的迫害告诉了他们，把邪恶的罪恶丑行进行了曝光，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从那以后恶警及包夹人稍微收敛了一下邪恶的嚣张气焰。可是过了三、四个月后，她们又肆无忌惮的照旧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了。
二零零八年八月的一天，我向恶警朱鸿说了常春、咸德英迫害了我的事，朱鸿说我在说谎，她不相信常春、咸德英虐待折磨我的事。她明知道包夹人是如何迫害我们法轮功学员的，而且包夹人的所为也是在她们警官的授意支持纵容下，才那样干的，她还如此说。
在二零零九年的五、六月间，咸德英强逼着闫萍法轮功学员转化，闫萍有两次连续六昼夜没有睡觉，而且白天晚上还站着，闫萍没有睡觉的时候也很多，咸还用各种卑鄙手段折磨迫害闫萍。
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至十一月这段时间，黄亚琴（四十五岁，天水北道人）每天都辱骂我，不让喝开水，不让及时上厕所，一天只让上二、三次厕所，八月的一天，黄亚琴在我的鼻子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当时鼻血流了很多，我去向值班队长肖晶说了事情的经过，肖晶说黄亚琴在打我时谁看见了，她的意思是黄亚琴没有打我，是我在说谎。因为那里的警官与包夹人经常会说这样的话，每当她们打我，我在质问她们时，她们都会无赖的说：谁看见了我在打你？我一听肖晶的话，当时就把擦了鼻血的一把废纸从裤口袋里掏出来（黄亚琴让我把擦了鼻血的纸扔掉，我扔时留了一些），我说你看多数扔了，这只是一少部份，肖晶还说了什么我现在忘了。在十月十六日早上，黄亚琴不让我洗脸，我就想用毛巾把脸擦了一下，黄亚琴就打我，把我按倒在地上，她又骑到我的身上，用手在我的脸上头上不停的打。我给值班队长丁海燕说黄打我，丁去调了一下监控后说你也在打她，因为你的手也动，我说我的手在挡黄亚琴的手。她明明看到我的手在挡黄亚琴的手，而她却说我也在打黄亚琴。就这件事恶警孙立伟还罚我蹲了一天，还让我写检查，我无辜被打还要让我写检查，警察就是这样干的。在八月到十一月这四个月里，黄亚琴不让我吃饱，她让打饭的人给我只打半勺饭菜，我每顿都吃不饱。
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一一年五月这段时间，延风（兰州人，三十六岁）每天都用极其阴毒卑鄙的手段折磨迫害我。不让上厕所，不让洗衣服，不让喝口水。
二零一零年三月至十月，在这八个月的时间中，延风每天都在殴打我，还专打我的头，有时一天打几下、十几下、几十下，还有打上百下的时候都有。那里有一个人说：“你的头就像个皮球一样每天被延拍着。”我说：“如果是个皮球的话，无数个皮球都被打破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延风让我在写“思想汇报”时，不准写“炼”字，只能写“练”，我说修炼的炼就是火字傍，我不能乱写。那天晚上，延不让我睡觉，还强迫我蹲了一晚上，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连续八个小时不让我动，不让换姿势，早上我都站不起来了，腰很疼，从那以后腰一直很疼。二零一零年六月的一天，延风把我硬拽到厕所里打我，当时毕万莉（天水人，五十一岁）、杨晶（兰州人，三十多岁）、袁雪英（民勤人，三十九岁）也参与了，她们殴打我，把我的头按入盛满水的桶子里，整个头都被按入水中了。有许多次延风硬逼着我按她的要求去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做，就会有延风与十几个人一起殴打辱骂我。一次延风用厚厚的书在我的头上使劲的打，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每当延风打我的头时，不但头很疼，眼睛都感到憋出来了，眼睛也很疼。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
恶警孙立伟用电警棍电了我四次，打我好几次。电了闫萍好几次。在那里有二十多人殴打虐待迫害过我。不仅如此，毒贩贾小兰经常极其恶毒的辱骂殴打、迫害大法弟子。
从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几日开始，恶警孙立伟罚我每天晚上收号室后蹲半小时。延风就让我每天最少蹲半小时，有多次都超过了一小时。收号室后其他人都睡觉了，我一个人就蹲在地上，什么时候延风同意了，我才能上床睡觉。蹲了三个月的时间。由于我的头长期被恶人殴打，已经严重的受到了伤害，头很疼，被罚蹲后，过了二、三天后，我就明显的感到头疼在加剧，腰腿也疼的很厉害。而且还不能用力了，就连拧毛巾用那么一丁点儿力，都加重头疼，只要用一点儿力，头疼的就更厉害了。而且腿脚手也开始麻木了，也不灵活了。
我怕家人为我担心，我遭受的迫害一直不敢给家人说。在二零一一年四月，我感到已经承受到了极点了，也感到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在四月五日早上起床时，就想这次女儿接见时，一定要把所遭受的迫害告诉家人，如果我不告诉家人的话，万一我被迫害死了，邪恶们可能还会造出谣言来，邪恶不会承认我是被她们迫害死的。四月六日女儿接见时，我就把这些年遭受的迫害告诉了她。还对女儿说，如果我出了事，就是被迫害死的，你们要把我遭受的迫害告诉其他人，等等。把邪恶们的罪恶曝光。从那以后，恶警孙立伟才对延风说，再不要打我了，邪恶的气焰才收敛了一些。
由于长期受到残酷的迫害，我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眼、耳等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精神都有些不正常了，经常出现精神恍惚的症状，反应迟钝，视力、听力严重下降，神经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严重的伤害，我的腿脚手都不灵便了，身体失去平衡了，走路脚底下都不稳了，到现在这些症状还非常明显。在恶人没有人性的残酷迫害下，我失去了记忆，过去的许多事都记不起来了，还有大小便失禁的症状。身体一直在浮肿，上次肺结核治疗好了，停药已经两年了，可现在又犯了。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检查后就让我住进了医务所。在医务所里，虽然不看谎言碟片，不写“思想汇报”了，可是每天又让我抄十页书，那个量也是很大的，一整天不停的抄才能完成，而且还没有桌子，我只能放在腿上写，这样导致我的胳膊、腰都很疼，眼睛也很疼。本来眼睛就已经受了严重的伤害，就更加剧了眼睛的疼痛和视力的下降。住了九个月院，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让我出院了，出院后，在那个邪恶的科室里不到一个月，又让我住进了医务所，这次住院是因为怕我在那里会影响她们“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这样我一直住在医务所到出监狱。常春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已经调到了医务所，在我住院期间，常还多次辱骂欺负我。
在二零一一年七月，我要求自己出钱去外院做CT检查，警官不敢让我去做CT，她们害怕查出是因为被打伤的才导致出现的那些症状。
九年遭迫害 家人承受巨大苦难
在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发动的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的家没有安生过一天。在这些年中，我多次遭到邪恶的迫害，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我的家人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心里创伤，内心和精神上时时都在承受着焦虑、惊恐，在痛苦中煎熬着。而且还有公安、政法委、社区等人无数次的到我家里骚扰，严重的干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我修炼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也把法中的道理讲给家人听，丈夫在处理事务时也在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着自己，两个孩子也知道大法好，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这些年中却被中共邪党迫害的家不象个家了，一家人大人孩子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把我与家人所遭受的经历写出来，是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脱离中共的邪党组织，奉劝所有被邪党蒙蔽、毒害、利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和世人，不要再为中共邪党卖命了，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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