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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3年4月15日发表）
河北省教师王占青遭迫害经历
我叫王占青，是河北三河市一名法轮功学员，今年三十八岁。我在上中学时就对各种气功感兴趣，很相信修炼的事情，也练过多种气功，梦想自己也能练出特异功能。一九九六年我考上了廊坊师专，同年的十月份在学校我就得法了，一下子就明白了从前很多不明白的事情，知道了这就是我要找的。
在师专的两年，经过洪法，又有很多同学得法，大家在一起学法，炼功，交流，每天都很精進，一九九六年寒假，我把这个功法介绍给母亲，母亲也得法了，母亲一身的病通过修炼都没有了，人由从前的愁眉苦脸到现在每天都乐呵呵的，无病一身轻。
一九九八年我毕业后在河北三河市第三中学教书，在教书育人方面，我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工作、对学生认真负责。由于我教美术，并带初三美术特长班，有家长经常暗地送钱给我，让我多照顾一下自己的孩子，我都拒绝。我说我会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我不能收这钱。当时三中有三名同修老师，我们三个也都是廊坊师专毕业分配到三中的，我们经常在一起学法、炼功、出去洪法，带动周边各村很多人得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集团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七月二十日早上，我和母亲等几位同修去北京国家信访办上访，之后被抓到北京丰台体育场关了一天，到了晚上来了很多武警，把我们拖到大客车上，被拉到河北保定郊外的一个车站附近的空场里，那里已有被从北京拉来的成百上千的大法弟子，我们在那里被警察围着一夜，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多被拉到廊坊，再由三河本地接回。我被教育局副局长孙连森接回单位看着。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趁看我的老师不在，自己一个人就又去了北京，这一次我直接去了中南海府右街，在那碰到一个林业大学的老师，带着小女儿也来上访，我俩一起到中南海门口和警卫说要见领导，还没说完，就从对面胡同跳出来十来个警察，把我俩连打带踹，倒地后又被拖到警车上，之后被带到一个车站，那里有不少公交车是专门拉大法弟子的。我被劫持到一辆已满载同修的车上，晚上又被拉到河北保定的那个空场，第二天我和燕郊的三个年轻的女同修一起被三河公安局拉回来，有一个还是中学生。由于我们坚持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关押在三河看守所。十一天后，我被学校接回。
一九九九年九月，由于我坚持修炼，不放弃信仰，教育局把我从市第三中学调到了偏远的埝头乡第十三中学。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邪党认为的敏感日，于是教育局要求学校看好我，由两名老师轮流二十四小时值班，限制我不得擅自离开宿舍。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前，三河六一零和教育局又来学校，怕我去北京，我于是被校长停止教课，限制自由，不能随便离开宿舍。很多我教的学生来宿舍找我，问原因，有部份学生直接去找校长，都被校长骂出来了。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正值暑期教师培训，我在原职教中心正在培训美术，被教育局副局长纪云峰用车带回埝头中学限制自由，安排两名老师轮流值班，怕我去北京。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我逃脱监控，去北京证实法，在燕郊被劫持，之后被非法关押在三河看守所半个月。半个月后被学校接回，被限制在教学楼三楼的一间房内，由值班老师轮流看着，过年也不让回家，之后被送到新集镇政府的一个空房里集中关押，里面有好几名同修，后来我们绝食抗议非法关押，没几天就都被带回去了，我又被带回学校限制自由。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教育系统在三河市第五小学办“转化班”，我被劫持到第五小学被强制“转化”，邪恶利用所谓军训、学习等方式在身体和精神上折磨迫害大法弟子，当时有个叫赵青松的教育局工作人员经常打同修，我和尚超都被其打过。后来同修们整体绝食抵制迫害，“转化班”没多久就解散了。 二零零一年四月份，我在学校一直被限制自由，而且那个校长贾建民很坏，为了防止我走脱，我被关在二楼，派专人每天看着我，把我的鞋拿走，换成拖鞋，每天锁着门，小便就在屋里，为了不被继续迫害，我还是成功走脱了，离开了学校，开始了流离失所。
二零零一年六月初，我在同修刘杰家被杨庄镇派出所魏江等人绑架。杨庄派出所恶警魏江带人在夜里跳墙进入同修刘杰家，当时刘杰俩夫妇被恶人迫害得流离失所，家中只有两个孩子。我那天因天晚了就没有回住地，那晚正好被恶人撞上，恶警想给我戴手铐，我坚决抵制迫害，当时恶人就是铐不上，并且用好几根电棍电我。后来他们七、八个恶人把我按倒后，才给铐上。
当时他们把刘杰家翻得乱七八糟，并且拉走了刘杰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一台速印机一台电动油印机，至今未还。他们把我带回派出所，到派出所副所长刘江海等人用电棍、皮带等毒打我。电棍专找敏感的部位电，让我说出刘杰夫妇在哪，并且让我认罪伏法，我不听他们那一套。后来他们打累了才住手，并把我铐在铁笼子里。第二天下午，我被劫持到三河市看守所关押，在那里我绝食抵制迫害，八天后被学校接回（详情见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明慧文章《正念闯关除恶记》）。
单位把我接回去后继续非法关押。我继续绝食抗议，贾建民邪恶至极，作为一名校长竟然象恶警一样，把我捆起来找来大夫输液。然后找了一个有防盗门、窗户有铁护栏的废弃会计室非法关押我，派人二十四小时轮流监控，除去厕所外不准出这个屋，并且为了迫害我专门准备了一根二十万伏高压电棍。每天只给五角钱的冷面吃，饿不死、跑不了就行（贾建民规定的），而且每晚都要搜查我的屋子，防止好心人送工具等。有一天晚上一个同事用手电照后窗户查了半天，我说：你不用那么胆小，这地方焊这么结实，谁出得去呀？他却说：“啊！你可别这么说，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神，别人不行，你可不一定。”
在被学校监禁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发正念，铲除邪恶，背经文和《洪吟》，每天都找机会走脱。
在二零零一年六月底，机会终于来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再次成功逃离学校的劫持迫害，流离失所。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在三河城建新村租房内被北城派出所恶警绑架，抄走速印机、打印机、电脑等物品价值几万元。之后我被绑架到三河“转化班”迫害，没几天又被劫持到唐山劳教所强制洗脑。一周后又被转到三河“转化班”迫害。 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四年，每逢邪恶认为的敏感日，教育局和三河六一零就来学校骚扰我，由于我年轻，懂电脑和网络，每一次邪恶的被曝光，恶人就会锁定我和另外几个年轻同修。
二零零四年五月份，教育局副局长李平带三河市六一零及警察到学校来绑架我，当时我正在三楼的微机室给学生上课，他们利用同事把我从课堂上骗到楼下，十多个恶徒一拥而上，为了阻止我喊大法口号，不法人员强行捂住我的嘴，连拖带拽把我绑架到车上，非法把我劫持到廊坊市乐园宾馆洗脑班迫害。并抄走了我家里的电脑主机一台，刻录机三台，移动硬盘两块和多本大法书。
二零零四年十月份，三河市恶警欲对我和其他两名大法弟子非法判刑，为了摆脱迫害和骚扰，我被迫无奈离开学校，离开父母妻儿到北京打工。
二零零八年七月份，由于邪党奥运临近，三河国保和六一零为了找到我，跟踪了我一个多月，在我上班的小区，从物业监控了解到我上班的地方，之后我被三河恶警和海淀区中关村双榆树派出所恶警联合绑架，把我工作的地方翻的乱七八糟，并从公司的传真机边上找到几页国外同修传来的九评简介，如获至宝一样。还把我工作的公司电脑都拉走了。我被劫持到了双榆树派出所，双榆树派出所所长王某强行翻走了我包中的几百元钱，非法没收了我的MP4，强行给我按手纹和拍照。恶警逼我说出我住哪，打了我好几个耳光，背铐我一夜。为了把我送进看守所要去医院做体检，还强迫我用信用卡取钱做体检费。
我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清河看守所，为了抵制迫害，我绝食抗议，几天后看守所恶人强行给我灌食，我拒绝灌食，不配合邪恶，没有灌进去。第二天我被拉到海淀区的苏家坨拘留所，在那里我继续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两天后我被苏家坨拘留所警察拉到了离海淀清河看守所不远的九百九十九急救中心继续对我迫害。我的脚上被砸上了沉重的脚镣，四肢被铐在床上成大字形，插上导尿管，对我强行灌食、输液和抽血，我多次拔掉插进胃里的管子，拒绝配合邪恶的灌食，不让抽血，以致我的上衣都是血。在那个魔窟我被迫害了二十多天。恶警后来以那几张传真为由，说我收藏法轮功宣传品，被非法劳教两年，送到北京大兴团河的劳教人员调遣处（现已解散），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了近半年。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又被劫持到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迫害。
二零一零年六月，贾志学等国保、六一零多人以回访名义到我家骚扰、威胁。
黑龙江省双城市原跃进乡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
黑龙江省双城市跃进乡位于双城市西北，于二零零一年并入团结乡，大大小小村屯有十七个，人口两万人左右。这里是普通的东北乡村，百姓主要以种田为生。一九九五年末，法轮大法洪传到了该地区，有缘人纷纷走入大法修炼，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幸福。
在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该地区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迫害。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该乡有至少十人在迫害期间离世；被非法判刑一人；被非法劳教九人，被非法关押的人次太多了，很难统计；被勒索金钱包括强制收回土地变卖金额最少在七万三千元以上。下面分别将迫害的一些基本事实综述如下：
一、受严重干扰而离世
在十几年的迫害期间，法轮功学员的修炼环境遭到全面破坏，人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恐吓、抄家、罚款等，直接导致许多法轮功学员不能正常学法炼功，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在各种压力下，身心受到严重干扰而离世，现举几例：
洪常海，男，育新村人，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大法，之前所患疾病全都没有了。真是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在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在各方面的干扰破坏下，于二零一零年去世，终年五十多岁。
邹凤芹，女，跃进村人，一九九六开始修炼，也是身心受益无穷。后在迫害中于二零零五去世，终年五十九岁。
韩芝，女，家住跃进村，一九九六年初开始修炼，于二零零八年去世，终年六十岁。
石凤兰，女，家住跃进村，一九九六年修炼大法，之前身患严重的肺结核，修炼后已痊愈，在九九年七二零后，受到干扰，于二零零一年去世，终年五十五岁。
二、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
邹国晏，男，今年六十岁，家住春光村，一位十分正直勤勉的农民，一九九六年正月开始修炼，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面对邪共的疯狂迫害，他同千百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依法进京上访，却遭到无数的残酷迫害。曾三次进京、四次到天安门为大法讨回公道，告诉世人真相，遭到多次非法关押，毒打。曾经被双城看守所恶警铐铁椅子十几天，身心受到极大损害。当时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在他这十几年来的被迫害期间，他的儿子只好在他的哥哥家生活，不到十岁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承受母亡父不在的痛苦。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六日，他再次被绑架，先在双城看守所被关押了十个月，于二零零二年三月，被邪共非法判刑九年，先在哈尔滨监狱，后转大庆监狱。在这些人间地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事情过去了许久，至今他也不愿回忆那时的地狱岁月。刚进哈尔滨监狱的时候，由于他坚持自己的信仰就遭蹲小号的刑罚达十天之久，双手、双脚被重型刑具连在一起，再铐在地环上，只能保持一个姿势，坐的臀部都烂了，不能走路。在这十天里，一顿喝一小盆稀糊糊，不许上厕所，有尿就尿在裤子里，那时正是三月份，小号里十分阴冷，还有犯人看守、毒打，至今身上仍有伤痕多处。
在这九年黑暗的岁月中，他究竟都遭到了哪些刑罚，身心遭到怎样的摧残，可想而知，这也是没有亲身经历者难以想象的。在此我们看到的只是一行行文字或数字，而在其中真正去承受却是极其痛苦的，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还存在如此的恶行，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每个人不应在如此的事实面前尽快选择善良而唾弃邪恶吗？邹国晏这样一位朴实的农民，他有什么政治目的，又威胁到了谁的利益？他犯了哪家王法的哪一条？善恶在此不是一目了然吗？
九年的黑暗岁月，邹国晏的身体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随时都可能失去生命。而他的遭遇在中国大陆的十几年中，却是每时每刻还在发生着，持续着，所有稍有良知的人都应伸出你的正义之手，共同制止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
三、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
汪秀艳，女，五十多岁，家住宏生村，一九九六年二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多种疾病缠身，修炼后，身体健康，心胸开阔。九九年七二零之后，为了向世人讲清被迫害的真相，依法进京上访，回来后，被本乡邪共书记李新民和本乡派出所所长裴丛泰绑架到派出所折磨，正值经期，不给卫生巾，致使经血湿透棉裤，时间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中旬，不久被强行送入哈尔滨万家劳教所。
万家劳教所这个黑窝集中了很多无人性的恶徒，对法轮功学员极其凶残，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想象。她坚持自己的信仰，抵制邪恶的迫害，绝食抗议，被他们野蛮灌食，双臂扳往背后，薅着头发向后拽，使脸向上仰，用筷子、铁勺子撬嘴、捏鼻子，往嘴灌玉米糊，呛得人喘不过来气，邪恶院长宋少华，把塑料管子从她的鼻子插进胃里来回拉，把管子拽出来时，鲜血溅的墙上、身上都是。她左鼻孔狭窄，插管更痛苦，恶警吴宝瑕把塑料管子硬插进去，使她整个脑袋疼痛非常，就这样，她被如此灌食二十八天。
这些无人性的恶徒，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毒打已成常事、采取各种酷刑折磨，包括上大挂、电棍电，电焦的肉皮发出呛人的糊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拽着头发脑袋撞墙、折磨的大小便失禁，还把沾尿的拖布塞进她们的嘴里。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三日，她再次被绑架到万家劳教所，再次遭到邪恶的迫害，细节就不说了。
马玉敏，女，四十四岁，家住跃进村，九六年开始修炼大法，修炼前身患肾炎、风湿病等多种疾病，修炼后不药而愈。九九年七二零之后，本村村干部孙继文、郭兴奎、赵亚清带领本乡派出所所长裴丛泰到她家搜大法书籍、进行恐吓。
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她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东城区看守所，被邪恶人员施以电刑，在她的腿上扎了三十多根银针、然后接上电源，她痛苦异常，发出惨叫。十多天后，又被送到天津、被灌食。
当年底，她再次进京上访，被胁持到北京石景山看守所，强行洗冷水澡、一盆又一盆，把她冻的全身发抖，晚上睡在一个冷屋子里，没有铺盖，全身缩成一团，导致走路困难。
她被非法劳教、关押在万家劳教所。有一次，恶警把她拖到三大队，铐在铁椅子上，所长史英白，科长刘伦和另一恶警，不由分说，穿着大皮鞋，对她狠踹，踢得她前胸剧痛，差点没气才罢休。才把她从铁椅子上放下来、又毒打一顿，之后又铐在铁椅子上，用三角带，把双臂背过去，绑在一起，紧紧勒了几道，三角带都卡进肉里了，不一会，双臂就麻木了。因环境潮湿，她全身长满疥疮，奇痒无比，一个李姓队长又打开窗户，放进蚊子咬她。
四、遭毒打、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
许秋林，男，六十岁，家住跃进村，是一位正直勤俭的农民，因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三日，被绑架到派出所，当时的所长是许东升和裴丛泰，对他进行非法审讯，当天晚间，扒光他的衣服，按在地上、用塑料管子、从脖子打到脚心、还往身上浇水、整个后背成紫色。在此之前打他耳光无数，使脸都变形了，一直打到深夜，大约折磨他有五个小时之久。然后把他铐在床头一夜，第二天早上把他押送双城610、下午送进看守所，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三个月，之后又被非法劳教一年。
许春林，男，五十五岁，跃进村农民，修炼后身心受益无穷。二零零零年六月依法进京上访、被北京铁路警察非法关押。被双城驻京的恶徒王胜利抢走一百八十元钱，后本乡邪共书记赵德宽和村民董国强接回到本地，被送进双城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一个月、身心伤损严重。而且欲勒索他近两千元的所谓去北京往返的费用。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四日，乡长王子江，村书记赵德宽和所长裴从泰又绑架他，想把他劳教，主要目的是想卖他的承包土地，用这钱顶替去北京的费用。之后他被关押派出所和双城看守所两月有余，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在压力下只有领着一双未成年的儿女背井离乡，去山东打工，他从看守所回家后，也只好远赴山东，一去就是十一年，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十几年了，在中国大陆，这场迫害一直在持续着，造成了无数人致死致残；造成了无数家庭破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古时一人冤死、六月飞雪、大旱三年，而今中国大陆天灾人祸连连、异象纷呈、无不昭示着善恶必报天理的降临。
亲历天津市板桥女子劳教所折磨
文/天津法轮功学员
天津市臭名昭著的板桥女子劳教所地处大港区，是迫害法轮功女学员的魔窟，恶警恶徒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我被非法劳教的第一天，就让所谓的“面壁思过”，从上午十点多一直站到晚上七点多，腿都站木了，不能走路，随后再进行所谓“提审”。与我一起劳教的三位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了同样的“礼遇”。
第二天，劳教所强迫我们进行奴工劳动——择豆子。每天都得择一百多斤豆子，择不完或择不干净不得收工，直到择干净为止。当然标准是他们说了算，不服气就加任务，还不准别人帮忙，谁帮谁就挨骂挨罚。活干完了也不让你闲着，强迫看诬蔑大法的电视片洗脑。在这里每天都能看到被劳教人员被骂被折磨。
有一个叫孙英的小姑娘被恶警用胶丝绳拴住两个拇指，反背铐在栏杆上，整整挂了一天，还不准吃喝，真的是没有半点儿人性；还有一个叫周雪珍的法轮功学员绝食反迫害，最后身体非常虚弱，就强迫她打吊针，经受三年迫害回家后，不几天就去世了。有的被强迫灌食，不张嘴就捏住鼻子，七八个人按着往嘴里插管子，然后把发霉的、苍蝇叮了半天儿的玉米面粥灌进去。
一位名叫王春玲的法轮功学员被恶警逼迫写所谓的思想汇报，她就写大法如何叫人做好人，如何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如何奇特等，交上去后，把恶警气得要死，让她重写，就这样写了交、交了再重写，整整折腾了一夜，白天还不让睡觉。有一次全大队二、三百人开大会，恶警与恶人在台上发言，诬蔑师父与大法，台下一位法轮功学员就背《转法轮》中的‘论语’，随即被几个恶警拽出去，关进一个密闭的小屋里，残酷的毒打与电击。她出来跟我们讲当时的遭遇，我们都落泪了。
在劳教所里，除了择豆子外，还做服装——小孩的防寒服和大人的衣服、裤子等。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没命的干，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不断的奴役与精神折磨，有的人都累病了，还得带病干活。这些亮丽的服装被卖到世界各地，劳教所从中捞了一大笔油水，却没给这些被劳教人员们一分的血汗钱，而劳教所里的日用品都是高价卖给她们。
只在中共邪党社会里才有的劳教所，在表面文明外衣的包装下，干尽了泯灭天良的缺德事，丧失了基本人性与良知，越是堂而皇之的外表越能衬出内在的龌龊与阴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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