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教师李智一家13年来遭中共迫害事实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七日】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李智原本有一对慈祥的父母、正直、事业有成的丈夫和可爱的儿子，拥有和谐快乐的家。自从法轮大法开始洪传，李智和父母，还有哥嫂，先后走入大法修炼，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然而，九九年七月后，中共的迫害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和遭遇。本文是李智自述她自己和全家遭受中共迫害的血泪史。

我叫李智，四十九岁，一九九四年从天津调入成都新都四中，曾是新都四中数学教师，家住四川成都市抚琴西路欣园小区。我在天津长大，每到冬天喜欢滑冰，平时喜欢打乒乓、旅游，小时候擅长短跑，得了很多奖，参加过多次化学、数学竞赛，曾获参赛地区化学竞赛第四名。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走入法轮功修炼，那时我三十五岁。修炼后不久，我发生了很多变化：心态平和了，脾气变好了，凡事能为别人着想，渐渐的能遇到矛盾时不埋怨别人，而向内找。别人说我也更漂亮了。

李智一家三口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我先后遭中共六次绑架，经历了非法劳教一年零五十三天，三次非法拘留，二次非法关押于成都市金牛洗脑班，前后共计遭受非法关押四百八十天。此外，我被成都市公安局营口派出所非法留滞八次，强迫参加洗脑班一个多月。两次被非法抄家，被迫辞去公职。派出所、居委会、公安局、综治办等先后二十次到我家“突查”、电话骚扰、跟踪、监控不计其数。虽然如此，法轮佛法“真善忍”的美好，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底，永不磨灭，对善良本性的渴望，使她毅然坚定地修炼大法。

十三年来，由于中共造谣宣传、网络封锁，许多人误解我们法轮大法修炼人。他们问我，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和我是什么缘份，我的生命都是为你而来。世人是神的子民，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在危难来前，我们放下安逸的生活，不怕屈辱，许多人舍下金钱荣耀，告诉世人真相，其实就是为了多一个生命留下，多一个家庭幸福。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能留下来的人们会见证大法弟子的大善之举，同时看清中共迫害正信的邪恶。

一、被迫辞职

九九年十月十三日，我去一位同修家里座谈修炼心得，到他家的还有其他同修，刚坐下，不一会儿就来了六、七个警察把我们绑架到望平街派出所，说我们“非法聚会”。路过楼下时，正遇到有几十个人在打麻将，我指着他们对警察说：他们不也算在聚会吗？怎么不抓他们？警察说：上面有规定法轮功三人在一起就叫“非法聚会”。

当晚我被戴着手铐，送到新都城西派出所。半夜，新都县文教局局长、办公室主任和我们学校校长来了，校长走过来，低沉而又恼怒的说：“你必须做出选择，如果你坚持炼，我们学校就会被牵连，所有人的奖金、晋级名额就会被全部取消。”我说：“我要炼，但我不连累你们，我辞职。”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辞职的。

那次我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骗开座谈会　关进洗脑班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刚送了孩子上学，在家做家务，营门口派出所警察翁志超打来电话，说让我明天到派出所开个“座谈会”，我信以为真，等到了派出所，就被扣押下来，强迫参加洗脑班的“转化”。洗脑班设在营门口派出所的二楼，我们每天早上去，晚上才让回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每天强迫反复听诬陷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宣传录音。营门口乡政府侯主任（家住欣园小区二栋）威胁说：“如果不配合，警察警车，你家里见。”我提出每天中午回去接送孩子、给孩子做饭，结果受到了更大的恐吓和威胁。派出所人员还说我：“炼法轮功炼得孩子也不管，家也不要了。”警察把我从家骗到派出所洗脑、监禁，不许我回家照顾孩子和家人，回过头来，却说我不管孩子不要家，真是强盗逻辑。

洗脑班在我们地区办了一个月后，见我们都不“转化”，就升级，变为金牛区洗脑班，人员扩大到三十多人，强迫每人交三百元，每人每天中午吃一顿三元钱的盒饭，后来陆续有些人几天就被非法拘留或劳教了，都不退钱。

洗脑班里男女老少，上至八十二岁的老妪，下至二十一岁的在校大学生，每天被强迫反复听诬陷栽赃法轮功的宣传录音。与派出所一路之隔的对面是一所小学校，为了不让受毒害，第五天中午时，我起身将发着噪音的录音机的声音降小了一格，结果下午就不许我回家了，连夜把我送进成都九茹村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罪名是我扰乱社会治安。他们大放噪音，我只是将声音关小一点而已，到底是谁在扰乱社会治安呢？

三、哥、嫂被非法判刑、我被劳教

我哥哥嫂嫂也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在天津工作，在单位里都是任劳任怨的好人，有口皆碑。因为坚持说真话，到北京上访申诉：“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教人重德向善做好人，法轮功是好的，政府迫害是错的。”就被开除工作，哥哥被非法判刑五年，嫂嫂三年，我也因同样原因被非法劳教一年。

迫害后的李智哥哥（出狱两年后）

哥哥在天津第一监狱非法关押期间，经常被长期关小间、禁闭，被殴打、折磨得头发几乎全部脱光，颈椎、腰椎严重变形，疼痛咳嗽长达三年半时间。哥哥曾多次被狱警用几十斤的脚镣将他的双脚铐上，然后由犯人扯着上楼再拖着下楼，这样来回不停地上下四层楼，两脚磨得血肉模糊，时间久了伤口腐臭，监狱还故意不给换药，很远都能闻到味道。嫂嫂被强迫“转化”后，在巨大的压力下，由于恐惧，她一回来，就与还在狱中被非法关押的哥哥离了婚。曾经那样恩爱的一对夫妻，就这样劳燕分飞。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哥哥被非法判刑五年期满，因未“转化”，天津六一零就伙同监狱借口哥哥没改造好，把哥哥从监狱转到双口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当时，哥哥的右手前臂已骨折，在没有给接骨的情况下，他就带着骨伤被送到双口劳教所继续迫害。

冤狱五年期满当天，我七十七岁多的老父亲从成都千里迢迢专程赶到天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一直守在监狱门口，监狱却一直欺骗他，一会儿说放人，一会儿说正在研究，等到老父亲一离开大门，他们就将我哥哥转到了天津市看守所，继而送进双口劳教所。老父亲只好失望而难过的回到成都。

那几年为营救我哥，我父母及家人先后数次往返成都天津之间（父亲还带着半身不遂的母亲去过一次天津）。父母亲唯一的一套住房也卖掉了，所得几万元钱全部用于往返天津、成都还不够。

四、随意绑架非法抄家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三日晚，约十一点，营门口派出所翁志超及金牛区综治办主任闯入我家，综治办主任对我说：“从明天起，你进、出你们小区一律签字登记。”我严正的说道：“你随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违反《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我不配合。”主任见理屈，就带着人下楼去了，一会儿又将我骗下楼，然后绑架到了派出所。在路上翁志超对我说：“你态度不好，把我们主任惹生气了，所以今晚滞留你。”我说：“你们执法标准是以你们主任生气高兴定的？！”他诡秘地一笑。

第二天中午，四川省六一零、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公安分局、营门口派出所等二十多人闯入我家强行抄家，他们肆无忌惮的在我家串来串去，到处乱抢乱翻，吓得我八岁多的儿子一直跟在姥姥身后，拽着姥姥的衣服不敢抬头，一个公安却故意侮辱说：“这小孩有问题。”孩子被他们吓成这样，作为母亲，心痛如刀割，他们不仅没有半点愧疚和同情，反而当着孩子的面毫无人性的侮辱孩子，我的心在落泪……

他们抢走了我的法轮功书籍和我家一台价值六千元的复印机（至今未还），但没有搜到他们想象的资料，我丈夫回家时，正遇上警察陆续离去，就问了一个象是头目的人：“你们有搜查证吗？”回答：“没有，但这属于突检。”我丈夫气愤地说：“你干脆直说对待法轮功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人立刻瞪着眼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

当天晚上，又把我非法扣押在派出所，关在一间不足四平米的低矮脏臭的小屋里，冷，又被蚊子咬。第三天下午五点，把我送到莲花村看守所非法刑拘。

五、在莲花村看守所遭酷刑

莲花村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了许多大法弟子，到那儿的第三天，就给我戴上了刑具：两脚戴上约三十斤重的脚镣，脚镣中间有三个拳头大的铁砣。同时将右手从左腿穿过去，再将两手（抱着腿）再铐在一起（即：同时戴上手铐、脚镣，而两胳膊和两腿又连环套），叫“龙抱柱”。

酷刑演示：脚镣

这样戴上刑具后，站立时腰和腿成九十度，一直弯着，上厕所无法解裤子，睡觉腿脚不能伸直，脚镣的铁链有手指头粗，生着锈，两腿间的距离只有一尺长，手铐是老式的“板铐”，两手之间只有一寸多点距离，睡觉时只能极痛苦的蜷缩下去，不一会儿，一侧的手脚就被勒得红肿，又得换到另一侧，所以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而起来、躺下只能靠腹肌用力，就象做仰卧起坐，所以一晚上就这样不停的做“仰卧起坐”，无法入睡。不到二十四小时，我的两脚后脚颈处就被磨破了，生着锈的脚链又直接摩擦着破了皮处的肉，不久白白的脚筋磨得露了出来，每挪一步路都疼得钻心。

三天后，营门口派出所警察张霖（音）到看守所找我签字（抄家、抢东西没任何手续，现在来做假），看到我，他吓了一跳，说：“你又不是死刑犯？”他一边本能的取钥匙，试图打开手铐，但因是老式的板铐，他打不开。

我所经受的这些酷刑，很多法轮功学员都经历过，比如：成都市金琴路小学优秀教师刘晖被多次非法关押，并被多次这样戴上刑具，最长一次达二十八天，不让洗澡，无法换衣服，连来月经期间都被这样残酷折磨。

六、父亲被扣发离休工资

我父亲是一位很严谨的科技研究工作者，出版过两本书。他在修炼前，患有肝硬化，体质弱，常受感冒、肠炎之苦；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肝硬化奇迹般的好了，体质明显增强，特别是修炼大法使他开智开慧，修炼后，七十多岁的他，还先后又获得三个“石油勘探录井研究实用新型专利”。修炼后的十多年来，他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医药费（这可以从他的单位大港石油管理局录井公司查到）。可是自迫害法轮功后，录井公司及石油管理局多次逼迫他写放弃炼法轮功的“保证”，父亲拒绝，公司就限制他外出，有一段时间，强迫他每天到公司报到，在办公室从早上坐到下午下班，那时正当北方酷暑，他已七十多岁。

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哥、嫂也在被非法关押中，父亲又被单位扣发了离休工资。

七、迫害中母亲突发脑血栓病危

母亲修炼前患有多种病痛，修炼后换了个人似的，无病一身轻，父亲被扣发工资后，就带着母亲到上海某公司打工（做技术顾问），以维持生计，但录井公司发现父母修炼后，勒令那家公司解聘我父亲，而且父母单位还各派保卫科人员一人，到上海将父母押送回天津。下火车时，母亲已近崩溃。

那时我儿子才几岁，丈夫做工程，经常出差，母亲一直惦记着小外孙，就想到成都照顾外孙，但录井公司却不允许父亲离开天津。

一边惦记外孙，一边牵挂老伴，一边是儿子儿媳非法关押几年无音讯，一边又是女儿被非法劳教；一天，母亲到父亲单位去找领导，提出允许父亲离开天津去成都，却遭到拒绝和几人围攻，巨大的压力与冤屈使母亲已无法承受，回来后不久，母亲突发脑血栓，昏迷八天，醒来已不能说话，且半身不遂。

我从劳教所回来后，她渐渐好了些，但每到刮风下雨时，常见母亲呆呆地看着窗外，望眼欲穿……

迫害前的李智母亲

一九九九年迫害后的李智母亲

八、劳教所里“牢中牢”

我就这样一次次被抓，一次次被骚扰，反复的迫害使我无法再正常生活。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毅然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去北京的途中，我被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日，我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四川资中楠木寺劳教所迫害。劳教所里对大法弟子采用强制手段“转化”，所有未“转化”者坐的都是“牢中牢”。一到劳教所我和一起去的没有“转化”的学员就一直被关禁闭达四个月零四天。

我们每天从早晨六点零起床开始，贴着墙挺直站立，脚尖顶墙两腿站直，两眼离墙不到十厘米，不准闭眼，不准说话，除了吃饭，稍有站不直，就遭包夹辱骂和拳脚相加。其余时间全站着，直站到晚上十一点或十二点关灯后，才允许摸黑上床。每个不“转化”者都由两至三个人二十四小时盯着、跟着、监视着，这些人叫“包夹”，多是些吸毒犯、抢劫、卖淫之类人员。

九、劳教所奖励参与迫害的吸毒犯

劳教所警察每“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能得到一笔奖金，每个“包夹”每“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可以得到奖分减教，这样的“奖励”使得劳教所里的警察和吸毒等人员，迫害起法轮功学员来心狠手毒、“名正言顺”，也使那些吸毒人员因为迫害法轮功而减教快，二年的劳教有些坐不到一年。用她们的话说：（容易的）就像打个蘸水一样，出去后不久，又复吸，再犯，经常碰到些回去不久又来的。我心里难过，这种“包夹”让吸毒犯们把吸毒坐牢都当成一种荣耀了，利用减教诱惑吸毒贩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人员。

十、劳教所常拍假新闻

后来我们被强迫每天坐军姿，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得腰板挺直的坐在院子里，风吹日晒。一遇有节日，“敏感日”就会有电视台、媒体或什么人来采访，每到这种情况，劳教所至少提前一周，开始准备作假，一遍一遍的打扫卫生，刷洗地面，擦门窗，不停的折腾被关押人员。等到（电视台等）来的当天，所有未“转化”者全部被锁在楼上房间里不许露面，连上厕所都不让，因为怕我们在镜头前不配合造假。

然后让吸毒犯们穿戴一致，端坐在院中，一改平日横眉冷对的表情，开始高声歌唱或各种表演，不久在外面的观众就会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劳教所里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里一派歌舞升平。中共“造假”就是这样出来的。善良的观众永远也不会想到关于法轮功的新闻竟是这样“拍”出来的。

十一、劳教所的淫威　仅举一例

有一次，我们集体拒绝侮辱我们大法弟子的体罚，劳教所就把护卫队的男警察们叫来七、八个，手持电棍，拎着一串串手铐与那些吸毒犯一起将我们任意推搡、拉扯、辱骂、踢打，因为是夏天，有的学员的衣服被撕扯开，私处暴露在外，那些男警察们却发出阵阵哄笑……我的右腿被邪恶的队长张某用刚电过旁边法轮功学员的电棍（电到电棍没电）拼命抽打我右腿多下，几乎一个夏天右下腿都是青紫色的。当时，四个彪形吸毒犯人员（陈红等）还把我按在地上，有拧胳膊的，有掐颈部穴位的，在我的背上踩，照着我身上乱打乱踹，裤子被扯得裂开，掐穴位几乎让我窒息。

十二、国安公安抢走我家现金十四万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中午，成都金牛公安局国保大队、白果林派出所、西安路街道办七八个人员，先将开车回小区的我的丈夫（未修炼法轮功）劫持，抽下他的腰带，扣押他身上约八千块钱，胁迫他走在前面，逼他用钥匙打开家门，国保尾随其后，然后一拥而入，将正在家中的我绑架。

他们当着丈夫的面将我双手反铐，男警察双手抓住我的头，把我头使劲地抵向墙壁，看见妻子被他们这样侮辱折磨，丈夫感到非常屈辱和痛苦。然后他们将我丈夫绑架到白果林派出所，当家中只剩下我一人时，他们开始任意抄家，抢走我儿子一万多元的台式电脑，价值一千七百元的手机和儿子的学习机等。最后又发现放在家里的十四万现金（工地急用款）。我严厉地阻止，可两国保人员还是强行地将十四万现金抢走。同时那天他们还抢了我父母七千四百元钱（他们住在我家楼下）。我回来后的一个多月，我家人到派出所只要回了七千元钱。

非法抄家的时间从中午持续到下午七点左右，近六个小时。十四万元现金抢到派出所后，在丈夫的强烈抗争下才要了回来。

那次，我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半月，瘦了十多斤，直至被迫害到出现心脏病症状，才被放回家。在我回来的路上，片区警察严玮葳（音）惊讶的说：“哎呀，你的头发白了好多！”

十三、我再次遭受绑架　派出所恐吓　母亲离世

二零零九年十月，我和三个好朋友开车去黄龙溪的路上，因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成都双流永安派出所绑架，后被成都白果林派出所人员送到金牛洗脑班非法关押。

期间我母亲由家人推着轮椅到白果林派出所要人，听到派出所威胁，且不怀好意的追问：“哥哥现在在哪里？”母亲听后十分担心，又听说要非法重判我，造成精神极度恐惧，加上说不出话来，有一天母亲突然号啕大哭，等到十多天后的晚上，我从洗脑班回到家，来到她身边，看到她已经憔悴变形。而她看到消瘦了十多斤，头发又白了许多的我，既高兴又心痛，手指着、比划着让我吃饺子。当时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很短。第二天早上，母亲醒来，开始迷糊，第四天就离世了。母亲就这样走了，而我心里永远铭刻那个美丽善良、贤惠勤劳的母亲。

十四、儿子受歧视　背井离乡

十三年来，家中两次被非法抄家，每次都抢走孩子的物品。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我被绑架，儿子晚上放学回家，他爸爸没敢马上告诉他，只说妈妈出门了，需过些天才回来。几天后，爸爸才告诉他，妈妈又被绑架的事儿。儿子却说：其实那天我一回来就知道了，看到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

儿子上初中、高中时，学校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找儿子谈话，由于学校受中共造谣抹黑宣传欺骗，对法轮功有误解，学校施压，孩子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为了逃离魔掌，我们只好将他送出国留学。

二零一一年五月，我儿子出国留学前，我丈夫到白果林派出所开孩子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白果林派出所不给开，说原因是孩子的母亲修炼法轮功。我丈夫两次据理力争才开成。

十五、未修炼的丈夫两次遭强制洗脑

二零一一年五月和二零一二年八月，丈夫（未修炼法轮功）却被成都市公安局强迫关进洗脑班洗脑，期间被限制自由，不允许和家人通电话，不告诉家人他的去向，失踪几天音讯全无。他回来后，不敢大声说话，情绪低落，夜里做恶梦呼叫……

二零零七年，我被绑架期间，家人听说原成都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黄敏，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迫害致死，和我先后被绑架的学员钟芳琼也遭到酷刑刑讯，这些使得丈夫对于我的被绑架感到极度担心、恐惧和压抑。

我回家后，有一天晚上，家人找不到我，以为我又被绑架，丈夫情急之中，双手抓烂了自己的脸。

一个堂堂的五尺男儿，八十年代的川大毕业生，事业有成，一表人才，却难以承受这无名的迫害和压力，更何况那些孩子们以及更普通的百姓人家呢？这些年来，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的家人所承受的，是普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结语：

儿子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回老家看望公公婆婆，在车上儿子背起了于谦的诗，突然他眨着眼睛说：“我知道了，妈妈就是‘留得清白在人间’。”丈夫眼睛惊得一亮，我的眼睛也湿润了，谢谢我可爱的儿子，谢谢我的家人，我用我的身体力行教懂了我儿子做人：唯有做到“真善忍”，才是最高尚最高贵的。

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生命只有敬仰佛法的份，诽谤佛法的生命是必遭天谴的，神佛的慈悲让神的使者告诉世人得救的真相，你可千万珍惜﹗大法弟子为救度众生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