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婴儿之死的深层原因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二零一三年三月初，吉林省长春市一辆汽车在车主离开时被盗走，车内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仅两个月的婴儿小皓博被盗车贼掐死后埋在雪里，婴儿母亲惊闻噩耗精神崩溃，入院急救。当晚，数千名长春市民自发聚集文化广场、小婴儿家门前，献上鲜花、蜡烛悼念被害婴儿小皓博，民众在网络对凶手丧尽天良、令人发指的恶行表示强烈谴责，强烈呼吁严惩凶手。人们也为如此扭曲的人性和社会道德的沦丧而慨叹。

吉林省宣传部关于报道长春盗车杀婴案命令包括四条：第一条控制报导数量，报纸不把孩子的事情放在头版，内版不超过半版；第二用通稿和新华社评论，宣传什么公安怎么破案的所谓“正能量”；第三条不指责公安办案不力，不渲染悲情；第四条，三月六日之后不再报导这件事情。

三月六日，在北京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树国，在接受中新网专访时谈及“三零四”案件。他强调，“这只是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有些人的犯罪心理不好掌握，他抱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与公民道德底线无关。”

与此同时，一个似乎偶然的事件引起了许多关注，据美国《纽约邮报》报道，一个月前，美国纽约发生了几乎同样的事情，一名小偷迅速上车将车开走，当时，汽车后座坐着这对情侣刚满八个月的女儿。但是和长春被害婴儿不同，偷车嫌犯发现车内有婴儿，报警后弃车离开，据警察推测，这名有西班牙口音的嫌犯应该是在偷车后发现后座有个婴儿，也许出于不忍心，就主动报警，弃车逃跑了。

那么，长春婴儿之死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吗？

中共宣传的无神论造成中国社会道德败坏

中国古代人道德标准很高，信天信神、善恶标准的普世价值自在人心，坏人做坏事还是有个尺度、良心问题，连盗贼也有盗贼遵守的道德标准。所以说“盗亦有道”。

当今的美国盗贼没有杀人，也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还在，所以干不出长春盗车贼这种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事情来。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无神论，中共利用谎言和暴力窃取政权后，开动国家机器，制造党文化，对信仰佛道神的传统文化不断进行打击，其中也包括了对来自于信仰体系，神规范人的道德标准的破坏和败坏。被中共洗脑后的中国人，很多成为了无神论者，根本没有对神的基本信仰和敬畏，或者通俗地说，他们压根就不信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压根就不相信人有灵魂，压根就不相信会有最终的道德审判。

于是，他们走上了依靠暴力或者欺骗来解决问题尤其是个人的利益问题的道路，也就是中共给人制订的生活方式和中共希望看到的人的堕落。

共产主义的精神领袖马克思宣称每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完全是其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的产物。他相信统治阶级的利益将成为社会的占优势的道德体系。在当代的中国，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建立了基于无神论和党文化的“道德”体系。这个没有信仰的社会也成为没有道德的社会，中共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道德解释，实质上就是无道德，无道德约束。

中共的无神论，作为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理论，成为了有害于人类，有害于社会的一种不道德的文化。

中共的绝对平均主义造成了道德的堕落

中共为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而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私有财产成为“共产”，搞“大锅饭”等分配制度，在经济层面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道德层面，绝对平均主义的影响却一直存在。

“绝对平均主义”在中国的道德层面尤为盛行，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谁出头就打击谁，从而引起了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心及妒忌心。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一样，然而它却摧毁了人的基本道德、基本的约束人的行为规范的准则，因为它否认了“善恶有报”的天理。

平均有两种方式，向上拉齐和向下拉齐，而在无神论社会，精神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向下拉齐。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进入一个人们越来越难以坚守自我、良知、人性的时代。几乎每一件在道德上、法律上按常理来说是错的事情，一些人总能找出为之辩护的理由，强迫自己相信，以及希望别人理解，自己这样干是没有办法，甚至本身就是对的。这就是搞向下拉齐的一个突出表现，不去面对道德上的下滑，向好的看齐，努力变好而让道德回升，而是把大众的道德水平向下拉齐，给坏人坏事找出路。

比如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树国就把一个不应该杀害婴儿的基本道德问题说成只是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与公民道德底线无关。把人们的道德水平又往下拉一次，就是说，以后杀婴儿的人不是因为没有道德，而是单纯的一种犯罪行为而已。那么就造成了人们开始认为杀婴儿不是道德败坏的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

这也其实是中共造成中国社会越来越道德下滑的一个秘密，因为中共每进行一次辩解，就把中国社会道德的标准往下拉一次，不断逼近底线，直到颠覆。

自古正邪不两立，中共和道德之中，只能选其一。中共在破坏道德的同时，却也为自己的最后解体种下了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