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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戒毒劳教所对女教师赵娟的迫害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后，赵娟女士屡遭迫害，九次被绑架、四次被非法劳教，于二零一二年十月被秘密劫持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期间遭受关禁闭、坐小凳、不让睡觉、脱光衣服安检等迫害，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生命垂危时放回。严重的摧残导致赵娟回到家很长时间，身体依然没有完全恢复，记忆力的严重减退，反应迟钝。不止是她这样，一起被迫害的其他法轮功学员也如此。
赵娟女士还曾经无数次被骚扰，被单位调离原教师岗位（在教委下设的电教教学仪器管理中心做与自己所学无关的辅助工作），原本和她感情非常好的丈夫在压力下被迫离婚离她而去。
一、做客遭绑架、劳教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被迫流离失所到佳木斯的赵娟，在朋友家做客时被佳木斯市安全局、市公安局、建设派出所绑架到佳木斯市看守所。同时被绑架的有刘丽杰、项晓波、王英霞、任淑贤、张淑英、崔秀云共七人。为抵制这种无理行径，赵娟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不法警察们竟荒唐的把佳木斯地区的一个60岁叫陈秀玲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安在了四十多岁的赵娟身上，还暗中叫看守所的女警和同监室的犯人套赵娟的真实身份。
在看守所，每天两顿饭，吃的是梆梆硬的窝窝头，和没有几个菜叶的白菜汤，下午饭吃得比较早，没等晚上睡觉就早早饿了，几乎是半绝食状态。赵娟牙痛，半边脸都肿起来了，窝头碰到牙就钻心的痛，无法咀嚼，胃病也犯了。监室的其他犯人都是自己花钱买东西吃，才能吃饱。赵娟对所长说：伙食是有标准的，不应该吃这个。所长心虚，决定凡是有法轮功学员的监室给一盒盒饭，就这样三个法轮功学员吃一盒盒饭，其他犯人还是依旧。
为抵制非法关押，赵娟和任淑贤绝食抗议，赵娟心脏出现异常，包间女警李彩芳觉得影响了她的业绩，气急败坏，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她认为是任淑贤带头绝食，借不配合照相，对任淑贤又踢又打，绝食的第一天就强行给任淑贤灌食、给赵娟打针。
在佳木斯地区和赵娟同一时间被绑架的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七十几岁的老人和几岁的孩子，有的当时就被迫害进医院抢救。一个月后，有七人被送往哈尔滨戒毒劳教所迫害，其中包括被随意安了名字的赵娟。绑架到劳教所后要体检。当时赵娟出现心脏不适、抽搐躺在地上，后给她抬到心电室，做了心电，说没有事，草草了事，也没有做进一步检查，最后导致赵娟因突发心脏病出现生命危险。任淑贤和张淑英因不配合，干脆没有体检都强行留下。
赵娟等被非法劳教后，国内外正义人士的强烈呼吁和律师、家属继续营救。劳教所不但不醒悟，还对法轮功学员们进行了精神和肉体双重迫害，其中赵娟被迫害的严重心脏病，医院通知需要马上手术才不得不将她“所外就医”；项小波一个多月就被迫害精神失常；任淑贤和张淑英也被迫害的到哈尔滨第二医院住过院，王英霞和崔秀云多次到二院就诊，刘立杰也出现心脏不适。高压迫害还导致她们有的出现幻觉、精神恍惚；有的暂时性失忆，多人出现记忆力减退等。
二、强制单独隔离坐板三个半月
一进劳教所，恶警就把赵娟她们七个人每人一个房间分别全封闭隔离。屋里只有床、便桶、桌子和小板凳，一个“包夹”，门窗关得紧紧的，不许趴门，不能靠近窗户，除了洗漱不让出屋，出去洗漱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去，不让见面。如果哪个屋发生什么情况或要严管，洗漱也不能出屋了。
每天面对的是空荡荡、没有生机的四壁和专门负责监视打小汇报的“包夹”。早晨5点起床开始坐小板凳，一直到晚上10点，中午不让休息，累了只能在地上溜达，不能上床。长期的坐小板凳，赵娟的屁股坐坏了，只能一半坐在凳上，一边悬空，两边来回换着坐，为了少坐小凳，只能在地上走，脚上磨起了脚鸡眼，痛的走不了，坐又坐不下。一天下来累的腰酸背痛、筋疲力尽，特别到了晚上，恨不能早点睡觉，但要一分一秒的熬，不到10点不让睡。因为没有表，有时也不知坐到几点。有一次警察于坤在走廊和别的警察偷偷地说，昨晚让她们坐到11点多。对于不配合的，有的甚至强迫坐到12点。天天如此，疲倦的身体已经承受到了极限。
因为赵娟没报名，恶警为了立功，一定要赵娟说，再加上不问好，不穿号服，每天警察轮番进来“谈话”。恶警王海英和路博雅说，今天再不配合就坐到晚上12点，把行李拿走，睡光板，这是大队定的，把赵娟的衣服也扔到了地上。
同时也经常听到从走廊传来别的屋法轮功学员被呵斥的声音。项小波就是在隔壁那屋被迫害致疯的。警察吕培红、王海英、路博雅、刘丽、史静雪、钟景川、李彤、张玉姝等，赶上谁的班都到那屋吼，给项小波划了四块地砖，坐在里面不能出格。给她打针的时候都要坐小凳。有一天早晨4点多就叫项小波起床，项小波不配合，警察李彤就把看监控的男警察叫进去，两人将项小波从一班拖到了四班。进劳教所大约一个多月后，项小波就精神不正常了。崔秀云也在那屋被迫害过。
这样的环境，赵娟感觉就象生活在地狱一般，说不上自己的屋门什么时候会被撞开，是否会遭到酷刑（这里曾有很多同修受过酷刑、甚至迫害致死）神经绷的紧紧的。记忆力开始减退，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高压下，有一天出现了幻觉，是精神分裂的症状。她努力控制自己的主意识，但无济于事，因为压力太大了。怎么办呢，想到很多同修被迫害得精神失常，满大街跑，即使回到家也很难恢复，而且会给不明真相的人，造成误解，赵娟选择了只要不逼我放弃信仰，就没再往前顶。但是她内心的痛苦是无以言表的，因为只有不配合警察的任何管理和要求才不会让众生造业，但自己没做到。就这样，在消极承受中坐了三个半月的小板凳。
后来才知道，为了声援她们七人，四楼两个法轮功学员张晓满和陈文婷拒绝干活而被上刑。
三、哈尔滨戒毒劳教所邪恶的封闭管理
迫害十多年来，哈尔滨戒毒劳教所参与迫害了两千来名法轮功学员，积累了很多邪恶的洗脑和暴力“转化”手段。在知道劳教所要解体的今天，为掩盖十多年来的罪恶、给自己涂脂抹粉，迫害手段和方式更加隐蔽和精致化，推出一套对外称“人性化管理”模式（即封闭监控），几乎将赵娟女士逼疯。
（一）鼓励犯罪 加重对法轮功学员迫害
劳教所毫无法律依据，自行制定一套“管理”细则：根据你是否“转化”和配合管理的程度决定对你如何“管理”：分全封闭--半封闭--开放--半开放--全开放，几级“管理”，里面有很多细则，包括很多项。每月打分，决定加、减期。进入半封闭后，一分不扣才能一月减一天，所以对犯人来说，减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为了鼓励、刺激犯人参与迫害，让她们当“包夹”监控迫害法轮功学员，就可以轻易的得到减期。
这套所谓“管理细则”，表面是诱惑人为了利益服从管理，实际上是要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因为她们明知道法轮功学员不配合她们的流氓管理，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延期迫害。
（二）羞辱人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安检脱光、坐小板凳
采用了半军事化“管理”，把人当成罪犯一样，要俯首称臣。不管多大年龄，在走廊里走路要走直线，拐弯要走直角；见到警察要起立立正问好；出屋要喊报告（报告警官：劳教学员某某某有事向您报告）；监室卫生要“干净”到地面不能有一根头发丝；安检时不管监控是否有男警察，都要脱光，连短裤都得脱下，然后下蹲，甚至连卫生巾也要检查。
平时没有活不做奴工的时候，一律强制“规规矩矩”坐小板凳：一是要羞辱你，让你时刻知道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劳教人员；也是一种体罚，明知道坐小凳很痛苦，就是不让你坐床。可是你要配合做奴工的时候，就可以让你自由点，不用坐小凳了。很多不配合干活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强制长期坐小凳，这种体罚俨然成了威胁就范的手段。
警察的半军事化上岗，也是造成一种管制和被管制的氛围。
（三）邪党文化弥漫的空间
这里的警察很多都是大学生，有些是研究心理学的。你不知她们说的哪一句话是真的，和你谈话不是随便唠什么，都是有目的的，了解你的想法、研究你的弱点，然后软硬兼施，采用攻心术击垮你。离间、制造矛盾：在同寝室的学员之间制造间隔，说谁谁说你什么什么了，厚颜无耻到不怕被戳穿；拉拢人心：当着一个人的面有意夸奖或贬低另一个。有时为了让你听话，施以小恩小惠。对绝食和配合干活的，给点警察的剩饭或给你买根冰棍等；她们把这点智商用在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身上，尤其继承了邪党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使这些警察的言谈举止和工作处处充斥着党文化。
四、抵制封闭管理 被迫害生命垂危
2013年1月25日，劳教所怕再继续隔离下去会有更多的人出事被曝光，于是把赵娟等七个人的单独隔离解除了，上了大排（和其他学员合在了一起，每个屋多了几个人）。但依然是被封闭，每天还是坐小凳，面对这种无休止的体罚，如果继续配合下去，没等回到家身体就得垮掉。于是赵娟又开始反迫害，和同监室的法轮功学员任淑贤一起，拒绝坐小凳，不问好，不配合管理。可想而知，每天要面对警察怎样的无休止纠缠和施压。
这期间，家人为了早日让赵娟脱离魔窟，为她聘请了律师。但劳教所公然阻挠律师介入，以要省委“六一零”批条为借口刁难律师，还声称“黑龙江就有黑龙江的规定，就是不能见”等等。家属也去交涉，法制科的梁雪梅首先给家属一顿盘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然后，说你得按照我们的程序，省劳教委得有书面同意请律师的文书。家人说，那你把你要求的程序写下来，然后我和律师交涉，梁写了两行字，然后突然把这张纸撕毁了，说：我不能给你们留任何字句，你们该说是我给出的请律师的程序了。
后来在国际大赦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组织的关注下，两大国际组织不断发出正义呼声，同时亲自和戒毒所所长及黑龙江省各级官员沟通。海外媒体也都对此事给予充分的曝光，戒毒所自知所言所行违法、见不得人，一开始的嚣张气焰逐渐有所收敛。
经过近五个月的不断上告和努力争取，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律师终于得以见到赵娟，隔着大玻璃窗在接见室和律师用电话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通话。赵娟和律师指出这种方式不符合律师会见规定，要求一个单独房间，面对面亲自和当事人沟通。管理科科长郭彤旭说：要见，我们就这样，要么你们就别见。接见时，赵娟身边有三个女警察，律师身边有两三个警察，赵娟的通话不断被身后的警察打断，只能说自己的案子，不能谈及劳教所。
二零一三年七月，律师再次要求接见赵娟，劳教所以律师手续“不符合”刁难，副所长武振东命两名警察强行将律师撵出劳教所。
在巨大的承受中，赵娟开始出现高血压和心脏病，抽搐，心绞痛，胸闷，晚上心难受常常坐着、趴在行李上不能睡觉。有一天早晨2点多，赵娟突然犯心脏病，抽搐。叫来医生仲伟才，他强迫很难行走的赵娟下楼检查，也没检查出来怎么回事，要给赵娟打安定。赵娟拒绝这种胡乱的诊断和下药。带班队长孙宝莲一边怂恿医生仲伟才让赵娟签字，不打针后果自负，一边和法轮功学员任淑贤说赵娟是装的。
劳教所每天都是定点方便。长期的迫害使赵娟和任淑贤落下上厕所比较频的毛病，为了减少去厕所的次数，尽量不喝水和汤，但这样也要比别人提前上厕所。单独去需要和警察个别说，因为她俩不配合管理，所以从内心警察是不愿意提供方便的。
有一天，赵娟和任淑贤正坐在一张床上背法，教导员刘茗开开门，说不让她俩坐一张床，她俩觉得没犯法，不承认是劳教学员，所以没配合，刘茗冲着任淑贤吼了起来，任淑贤说，我不怕你。刘茗一气之下走了。不久，五月初，四中队的警察开了会，把赵娟和任淑贤分开了，把任淑贤弄到了阴冷的阴面屋，一个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和两个犯人在一起；把赵娟调到离任淑贤较远的走廊最尽头的另一个屋，有三个人：一个是最愿意打小汇报的犯人，一个有精神病，还有一个是“转化”的。此后要单独方便，不能在屋里按对讲，要到走廊对着中门喊（中门是警察值岗的地方），问警察好才行，否则不给方便，自己解决。赵娟不想配合只能在门口等，有警察过来和她说一声，有的好心的警察看不下去眼，就让去了，但很多警察怎么和她们讲，你们这样做是侵权、违法的，对你们不好，但听不进去。
有一天上午，赵娟在门口等，看到警察王莹正给别人开厕所方便，就和她说要上厕所，王不让去，说你得去中门说一下，到中门，正赶上是赵晓宇值班（刘茗带班），她说，你问好了吗？赵娟说，我不问，我没犯法。赵晓宇说，那就不能给你方便。赵娟一看说不通，就自己去厕所取了桶，就听刘茗在后面吼：给你惯的是不是？还有一次，赵娟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先后有两个警察，邢宇和王景妍过来，都没有给方便，赵娟憋的已经开始心慌，就径直去了中门，走到那，就心脏病突发抽搐倒在地上……
但四个月的争取仍然没有解决上厕所的问题。长期的憋尿、紧张、顾虑和恐惧，导致赵娟开始便不出来尿。无奈，在随时都会突发心脏病的情况下赵娟开始绝食抗议：要求把便桶放在屋（宁可有味，这样警察方便，自己也方便）。同时要求炼功，尽快恢复身体。在坚定的信念下，有的警察摆放了位置，协调医生同意把便桶放在了屋里。炼功的环境也开始逐渐改善。有一天，赵娟正打坐，进来一个警察，赵娟就和她讲：她肚子胀得不行，半个小时也便不下来尿，打坐十分钟就便下来了，警察的眼睛一亮，好奇的说，是吗？真好使啊。
任淑贤和赵娟分开期间也一直在反迫害，揭露劳教所的违法行径要求解除封闭。一个多月后，赵娟和任淑贤又回到了一起。
在劳教所一年，赵娟一直处于与世隔绝和与劳教所里的同修隔绝的封闭状态。总共出去放风也就四、五次；没有表，不知时间；看不到报纸和电视新闻；接见只有10分钟，不能说和劳教所有关的事，否则警察就要出面厉声制止；收不到家书。赵娟的家人、同事都非常关心她，经常往劳教所寄信，但一封也没有收到，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警察统一口径说：我们也收不到信。可能是邮递线出了问题。有谁会相信，偌大个单位，难道不收发报纸吗？连警察说话都有“纪律”，不能透露一点外面的形势（比如有什么新闻等等）。被封闭在屋里，不让随便出屋。更不能去别的屋；不能和同寝之外的人说话；连吃饭都必须在屋里，能下楼也不让你下楼。后来人走的越来越少，没人给带饭了，队长孙宝莲硬逼着心脏不好的赵娟和任淑贤下楼开饭，她俩说，不是不想下去，平时想出屋还不让，这也是一个出去活动、透气的机会，巴不得能去呢。但身体情况确实不行，到楼下累、喘的也吃不了饭。孙威胁说，如果她俩不下楼就把她俩分开。不能吃，自己拿饭盒往回打，也得去。结果赵娟第一次到了饭厅就犯了心脏病，被弄到了医院。以后每每开饭赵娟和任淑贤都和别人拉的很远，一步一步地挪，常常心脏说不行就不行了，趴在饭厅的桌子上看着别人吃，再拖着无力的身子爬楼。开饭的时候要求报数，赵娟和任淑贤不配合，结果，又被刘茗封闭在了屋里。
随着劳教制度的全面解体，九月份所有的学员必须全部释放完。戒毒所也陆续放人，但四大队的警察对赵娟她们这些不配合“管理”的封锁消息，欺骗她们说不写“五书”的到期放，怎么讲真相也不行。为了不让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继续造业，赵娟、任淑贤、张淑英和王英霞等四名法轮功学员8月19日开始绝食。第六天，赵娟心脏出现异常，将她抬到哈尔滨第二医院抢救，结果心律达到每分187次，医生说她是严重的心脏病，需要马上手术，费用要几万元。为了减少抢救费用，劳教所不顾赵娟随时会有危险，将她拉回劳教所。
赵娟身体越来越弱，神智已经不太清醒，任何活动和激动都能导致生命危险。但劳教所草菅人命，四大队队长丁杰和警察王莹逼着神智不清的赵娟写保外就医申请，里面还得有保证的话。第二天赵娟清醒过来，给队长写了一封信，申明昨天神智不清被逼写的东西作废。说明不走保外就医，要求无条件释放。因为自己没有违法，保外还在承认罪名，只有无条件释放才是对她们好。谁都珍惜生命，谁也不想绝食，但为了警察们不再造业，选择自己承受来唤醒她们的良知。
看到生命垂危的赵娟，很多警察都说：赵娟，我们没迫害你吧。实际上劳教所不仅一直在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且把这种迫害延伸到当地。他们暗中勾结当地610企图把赵娟释放后直接送到洗脑班，因赵娟身体实在是有危险，才不得不放弃迫害的图谋。让当地来了一台120将她接回。
绝食的第十二天，8月30日，赵娟被警察用担架从三楼抬到一楼。看到脸蜡黄、喘着粗气、打着氧气的赵娟，120跟车的医生也不敢拉，叮嘱家人赵娟的病太重了，一路颠簸会有危险，你们要考虑好。家人愤怒了，拒不接人，要求劳教所给治病，劳教所心虚，唯恐家人不接，队长丁杰把家人找到一边伪善的说，如果不接走，到医院治好还得送回劳教所。
最后，好不容易见到了赵娟的家人，为了早点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方，冒着危险、忍气吞声将人接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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