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迫害救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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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我们一家四口人,我和两个女儿一九九五年喜得大法。虽然丈夫不修炼,他特别的支持我们修炼。

我和两个女儿没得法之前身体都不好,经常有病,亲属送我们三个人一个外号叫“药罐子”,人走到哪药带到哪。尤其是我,病的特别严重,自己不能翻身,手不能拿筷子,吃饭都得丈夫喂,我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头疼,颈椎疼,心脏病,心跳的都要蹦出来了,用手按着胸口,整个头都不会动,瘦的皮包骨,每天痛苦度日。我学大法十二天,这些病就全好了。自从学大法,我和两个女儿从没打过一针,没吃过一片药,身体非常好。亲属都说法轮大法真好。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政治流氓集团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我几次被抚顺吴家堡劳教院迫害的只剩一口气,身上没有一块好的地方,真是站着進去、躺着出来的。通过学法、炼功后才恢复了健康。

带两个幼女進京上访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我和两个女儿还有同修我们一起進京上访,半路上被劫持回当地,零点才把我们放回家。

九九年十一月八日,我给丈夫留了一封信,然后就领着两个女儿進京上访,那时候大女儿十岁,小女儿六岁,我们带了一年四季的衣服,一个大旅行包和一个大袋子装得满满的,在家乡买了十元钱的煎饼、两瓶矿泉水和两个面包。我们求师父说:请师父保护我们一路畅通无阻的到达北京。就这样我肩扛大尼龙袋,手拎大旅行包,小女儿拽着我的衣服,大女儿拽着小女儿的手,我们一路到了北京。

当时我们在沈阳车站蹲了一宿票房子,从下午四点就到车站了,两个女儿的小手冻得通红,冻脚我们就在地上蹦。由于我家困难,我只带了三百元钱走的,困了我就把小女儿抱在怀里,大女儿坐在我身边,盖着大衣。下半夜三点半,我们乘上通往北京的火车。我姨听说我们要進京不让去,说天太冷,多遭罪呀。我的小女儿说“吃苦为乐”。

到了北京,我就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旅店住下了,我就和一起住店的人讲真相,说我为什么要带两个女儿進京上访。她听了很感动,她说我上火车警察问我是炼法轮功的?让我给他骂了。第二天六点我们和一起住店的那个人(常人)一起去了天安门。白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背法、背《洪吟》、背经文。一看有警察问一大堆坐着的人,我们就过去,他也不问我们。我们就大声背法,他们也不问。饿了吃点煎饼,警察到哪我们跟到哪,警察也不理我们,这一天都这样。还有两个外国人非得给我的两个女儿照相,也照了。

到晚上九点了,天黑了,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了。我扛着大尼龙袋子,一手拎着大旅行包,小女儿拽着我的衣服,大女儿拽着小女儿的手。我们一直走出广场,天漆黑一片,啥也看不清,我们走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两个女儿说:“妈,我们走不动了。”我说那就多休息一会儿再走。我是想找个有凳子的地方,好让孩子睡觉,最后找到了一个公园有凳子,我对她俩说这回不走了,我就把大衣拿出来,给孩子带好棉帽子和手套,我把小女儿抱在怀里,大女儿靠在我身上。刚要睡,这时就下起了大雨,还刮着大风。我心里想别下了,再下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转念又一想 ,不对,你下刀我们也不怕,你下吧。刚说完一会儿,雨就不下了,还出星星了。天很冷,又过了一会儿,孩子说:妈,我们冷。我对她俩说要不我给你小舅打电话,让他来接咱们,上他家又有吃又有住的,还不冷多好,你们去不?两个孩子都说:“要去你去,我们不去,咱们不是進京助师正法来了吗?”

我听了两个孩子的话很感动,我哭了,我说这才配做师父的弟子。冷了,我就领着两个孩子在地上蹦。后来就过来一个巡逻的警察问干什么的,我说是串门的,他拿手电一照看一个大旅行包,一个大尼龙袋子和两个孩子,他就走了。

我们在公园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我们全身冻得直打哆嗦,上牙打下牙。我领她俩進饭店买了一碗面条,她俩吃了,又喝了点开水(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就走了。走了很远,两个孩子说:“妈,我们还饿。”我又上小卖店买了一个方便面用开水泡上给孩子吃了。吃完我们又上天安门广场了。我们三个人在天安门广场还是大声背法。

到了下午四点钟了,有个警察拿了一大摞天安门各个地方的彩照给我家孩子,孩子说啥也不要,后来我说拿着吧,孩子接过照片说谢谢叔叔。他说不用谢小朋友。又过了一会儿我说,咱们面对吧,两个孩子说行。我们走到警察跟前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修真、善、忍做好人,这时警察说是真的吗?我们说:“我们修真、善、忍,不说假话。”他们就说上车,连推带拽,刚才还笑容满面,一下就变成另一个人,问我们是哪的不说,他们就打我,打嘴巴子,使劲掰我的手,一边打一边掰特别的疼,我咬牙挺着。后来他抓起我的小女儿对我说“不说我就打死她”,孩子也没害怕,也没吱声,后来他说:我不打孩子,还打你。

车里共有四个警察,一会儿打我嘴巴子,一会儿掰我的手,一直打到北京的一个派出所,把我们关在大铁笼子里,还有一些大法弟子。我们在一起背法,过了半个多小时,又把我们拉到驻京办事处去,有个女警察特别邪恶,把我和两个女儿全身从里到外搜个遍才搜出三元钱,骂我是穷鬼。第二天,他们用车送我们回来。

在火车上我的小女儿发烧,小脸烧的通红,喘出的气都烫人,小女儿说,“妈妈我难受。”女恶警骂我小女儿说难受什么难受,小女儿倚在大女儿身上含着眼泪看着我,我对小女儿说,大法弟子要坚强,不能流泪。小女儿就仰着脖子,眼泪就在眼圈里转,终于把眼泪咽回去了。女警还讹我们的钱,买车票只花了六百元钱,女警跟接我们的警察要八百元。接我们回本地的警察和女恶警骂起来了,说没有八百元的车票,要八百元家属不能给,后来女警硬要去八百元。回到本地警察也要了八百元,不给不放孩子回家,把我关進看守所。家里怕在看守所遭罪就给写的保证,放回来了,被勒索了四千元钱。回来我就对家里人说不应该写保证,更不应该给钱。

给政法委书记讲真相,堂堂正正的走出黑窝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七日,我和两个女儿还有两个同修到公园公开炼功,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后送到抚顺吴家堡劳教院,在那里我们大家背法,有的还炼功,我也炼功,我们绝食反迫害。恶警们就打我们,不许背法,不许炼功。在那呆了三天,又被绑架到女子自强学校洗脑迫害,在那里我们也背法,也炼功,恶警恶人们也是打,不让我们背法,不让炼功。我也给她们讲真相。在教养院那段时间,我也讲真相,有的听有的不听,还打我,我继续绝食,背法、炼功,打我骂我,我也背法,我也炼功,我也绝食。他们怎么打,我也炼,后来他们就不管我了,才给我转到这的。

在女子自强学校,我每天都背法,炼功(晚上也坐着背法),恶警恶人们打我骂我,后来让我站着,我就抱轮,让我坐着我就炼静功,他们一看不行,就把我绑到铁床的架子上动不了了。我哭着对他们讲述了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学法轮功么?我没学法轮功的时候有很多种病:心脏病、颈椎病,头疼的不能睁眼睛,心跳的都要蹦出来了,上不来气,整个头都不会动,整个身体都不会动,吃饭需要丈夫喂,每天只能吃几口饭,翻身都得丈夫给翻,到后来只能喝点水,吃不進去饭了,经常眼前什么都看不见,过一会儿又好了,真是生不如死,我知道我的生命到尽头了,那时,我家晚上不熄灯就怕我死了。可我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女儿七岁,小女儿三岁,丈夫对我又很好,我不想死呀,我们俩口子每天以泪洗面,吃药、打针也不好使。一天经亲属介绍法轮功祛病的奇效。我开始看《转法轮》,看过这本书后,我身体哪也不疼了,我一下坐起来了,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呢,用手掐一掐自己的手臂,很疼,后来我就用牙咬,因为用牙咬比手掐的劲儿大,一咬特别疼,我知道是真的。刘姨给我一张师父的照片,并说这就是咱们的师父,放在我家柜子上,我开始哭着说师父谢谢您,谢谢您,师父啊!您救了我一家,我就开始上厨房做饭,由于丈夫做完饭把勺子、铲子、刷子都放在锅台上,我一刷锅把这些都弄锅里去了叮当响,丈夫以为我家遭小偷了,就大声喊谁呀,我说是我呀,我好了。丈夫一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在做梦吧,他咬咬自己的手说这是真的,你真好了。我俩全都哭了。他说:这法轮功太好了,不只救了你,也救了咱们一家呀。第二天,我们家的早饭吃了两个半小时,一边吃一边哭,那是感动的哭。你们说我能不炼吗?她们静静的听着都哭了。

早晨我被绑在铁架子上,然后她们干活去了。中午回来了,狱警告诉她们说;“只×××(指我)可以绝食、背法、炼功、不干活,别人不行。”她们回来把我放开。

第二天政法委书记和另一个职员来找我谈话,说国家不让炼,就不能炼,我说他们说鸡蛋是树上结的,你就说是树上结的还带着把呢?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还要炼呢?你们就应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炼法轮功,接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为什么要進京上访,为什么绝食,为什么背法、炼功等,讲了好长时间。

最后政法委书记说:“现在我无条件的放你出去,让你堂堂正正的从这大铁门里走出去。”我堂堂正正的回家了。

面对电棍电击、暴打等酷刑折磨,坚持说“炼”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我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在看经文,让女刑事犯看见了,就给告诉一个很邪恶的狱警,他特别能打骂。艾刚问经文哪来的,同修不说就得被打,说了拿经文的同修就得受牵连,我急忙说是我给的,艾某问谁给你的,我就不说,他就打我,用电棍,用脚踹,扇大耳光,打得两眼直冒金星,拿电棍打我头,骂,给我踢倒,踩我的头、脸、手、腿,还揪着头发往墙上撞,从下午两点打到晚上九点才停手,打开铁门让我回号里,然后一脚把我踹趴地上。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全身都湿透,整个身体没有好地方,脸也肿,手也肿了,也出血了,嘴也肿也出血了,头也肿了,用电棍电的直蹦,一手按着我腿一手用电棍。

十二月十五日,把我绑架到抚顺洗脑班,逼我们写保证书,我们谁也不听他们的,我们在那里绝食,又给我们送到看守所,我们继续绝食,给我们灌食,后来又把我们送到抚顺吴家堡教养院。我继续绝食反迫害,恶人狱警曾秋艳、李义、吴伟是大队长,还有一些不知姓名的,还有一些邪悟的人也帮着他们打我、骂我,那里就是人间的地狱。他们给我灌食,还往里放迫害我身体的药,不许我睡觉,逼着我“开飞机”(是一种酷刑),他们酷刑折磨我,双脚并紧站着,头朝下脸贴着腿,双手后举,手拿下来就往死里打你,再就是双脚并紧蹲着,双手往后背使劲举着,一动就往死里打,揪着头发往墙上撞,扇耳光,打得两眼直冒金星,打脑袋,用电棍电,电得直蹦,致使我满脸是血,嘴也是血,满脑袋是大包,用硬塑料管往头上使劲儿打,用皮鞋往头上踢,用人按着动不了,往头上踹,往脖子里倒凉水,用铁盆往脸上、嘴上使劲儿砍。吴伟一个大嘴巴子把我打倒,我再爬起来再打倒,我再爬起来,还把我头朝下(“倒控”酷刑)折磨我,肿的两个眼睛看不见东西,满脸呈紫黑色,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都是伤。

从一点打到四点下班了,我已经不能动弹了。还有一个新宾的邪悟者外号叫小黑塔,特别能打人,她用拳头专捶我胸口,捶的我喘不上来气,还揪着我的头发使劲儿往地上磕,还用脚使劲儿踹我的嘴和脸、头,一边打一边大笑真过瘾,叫你不“转化”。拽着我的衣服从地上拖着一直拖到寝室。同修把我从地上抬到床上,同修围着我哭,我象死人一样只有一口气,邪恶看我要死了,这天晚上没打我。第二天,他们按着给我挂滴流,我不挂他们就打我,四个人按着我。我心里时时背师父的法,无论什么时候我就是背法。好一点他们又逼我写保证书、悔过书,写不学、不炼了,我什么也不写,他们问我还炼不?我说全人类的人都不炼了我也炼。又过了几天,我和好几名同修一起被打,有一个新宾的孙姓学员被打,从晚上七点打到半夜十一点,把她两个眼睛打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对吴伟说是装的,后来他们拿来一个红毛衣在孙眼前拿着问孙,你看我拿的是啥?孙说我啥也看不见,眼前漆黑,他们这才停手不打了。还有一个是南杂木的,叫唐铁荣,五十一岁,被打到下半夜一点多钟一看人不行了,这才停手。第二天八点来钟他们说快送回家去吧,在回家的半路上就死了。家属来了五个人找教养院,他们说没打,唐满身是伤。第二天中午,他们看我也不行了,就把我送回家。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被当地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送到抚顺吴家堡教养院,劳教所警察曾秋艳、李义、大队长、吴伟等他们一看我又去了,就说你怎么又来了呢,就说某某某这回你可别想再闯出去了。这回你不“转化”就别想活着出去,让你站着進来躺着出去。我心里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李义又说:“江泽民有令打死算自杀,不问原因直接火化,你的命还不如一个小鸡值钱。”接着就问你还炼不?我说炼,他们说打,叫你还炼。就用抽的烟烧我的鼻孔、脸,还有人中,烧的起大泡,用饭店喝汤用的那么大的大瓷碗,放進满满六匙精盐,然后倒上开水,满满一大碗搅和一上午才化成浓盐水,捏着我的鼻子一气灌下,并说今天我们就灌死你,我心里说:“师父,他们灌不死我,我是神,灌的是白开水,不是浓盐水。”我一点也不觉得渴,他们还用抽的烟放在我的鼻孔上呛我,按着我动不了,用作活的二号针,扎我十个手指头(指甲),扎我的人中,两个耳朵都扎的冒血,把我疼的昏死过去。他们就喊我,掐我的人中,把我的人中都掐烂乎了,也没醒过来。

我躺在地上很长时间也没醒过来,同修把我抬到床上,都围着我哭。有的怕狱警看见跑厕所去哭,怕我死了。曾秋艳骂到:哭什么哭,还没死呢,真不要脸,看谁再哭。几个小时以后我才醒过来。

第二天他们又开始折磨我,扇大耳光,又将我按倒,踢我的头和脸,打得两眼直冒金星,天旋地转,往我嘴里倒凉水,我不张嘴,把水倒在脖子里,然后发疯似的用铁盆往我脸上、嘴上一阵子砍,又揪着我头发狠命的往墙上撞,这时满脸满墙都是血,吴伟又一个耳光把我打倒,我再爬起来,再打倒我再爬起来,因为我一直在绝食,这样被打了很长时间,这时有人喊吴大队有人找你,他才停手。我心里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倒下,每次我都强咬着牙站起来。这时候我的脸已经肿的变形了,两眼睛肿得看不见东西,嘴肿得张不开了。手和脚肿的象个大馒头,穿不上鞋,头象裂开似的疼,用手指一按一个大坑。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他们把我拖到寝室,同修把我抬到床上,同修围着我哭。第二天吴伟又来了。问她们我“转化”没,她们说没转化。吴伟说全教养院我最佩服的就是你,被打成这样了还炼。还有一个姓舒的女狱警说:“某某某,你象一个参天的大树永远都打不倒,再大的狂风你只是把树梢轻轻的一摇。”

还有一次开大会唱歌,同修鼓励我你象泰山一样永不倒。恶警曾秋艳一听,骂那个同修。他们用没有水的油笔,在我前胸、后背,还有两个胳膊上写骂师父骂大法的话,用笔使劲儿往肉里划,都出血了。她们按着我,我动不了。她们打我的时候我就背短经文,不打的时候我就背长经文,我就时时处处都背法。从修炼开始,有经文我就开始背,就是因为法学得多,还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我才闯过一关又一关。

一次他们打我,曾秋艳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并说:“这是刚充完的电棍,我看你转化不转化。”我心生一念电棍对我不起作用,不好使。就这一念,在我身上电哪都不响,也没反应,曾说这就奇怪了,刚充完电怎么就没电呢。恶警李义说:“某某某你别想活着出去,江泽民有令,打死算自杀,不问原因直接火化。你的命还不如个小鸡值钱呢。”他们白天折磨我,晚上呀折磨不让我睡觉,折磨到下半夜一点,有时两点,有时到天亮。

恶警把我打成小脑萎缩,快要死了,瘫痪了,才把我放回家。回家之后丈夫不能上班,天天在家照顾我,给我翻身,给我喂饭等等都得丈夫照顾我。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带听。渐渐的我能坐着了,丈夫买个高压暖瓶,给我买上饼干、奶粉,开水放在我跟前,腿不能动手能动了。两个孩子上学,丈夫还得挣钱呢。我自己能看《转法轮》了。再到后来,我能扶墙走路了,再后来能做饭了。我一片药也没吃,一针也没打就恢复到这种状态了。邻居都说这法轮功真神奇,你看某某某都被打瘫痪了,一针没打,一片药也没吃就好了,这法轮功太好了。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我又能做三件事了。

师父护我堂堂正正走出魔窟

二零零二年八月,同修在我家拿资料后来出事了,就说资料在我家拿的。恶警到我家绑架我还抢走了一些资料。我到派出所就双盘立掌发正念,他们问啥我也不吱声。他们就拍着桌子大声骂我,再不说动大刑,说不说?一边审我丈夫一边审我。丈夫说我啥也不知道,我们一人一个屋。我就不断的立掌发正念。一会儿所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还发,我心里想只要我没到家,正念就不停止。他睡了一个多小时,突然手机响了。他醒了,还自言自语的说我怎么睡着了呢。后来他让我丈夫把我弄回家好好看着。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我平安的回家了。

还有一次端午节到了,我和母亲去挂大法的条幅,“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那天晚上雨下的特别大,我的两条腿自己走不了路,我拽着母亲的胳膊出去挂条幅。天下着大雨,我们刚挂完一个正准备上别的地方去,就被蹲坑的恶警绑架了。恶警说好胳膊好腿都不出来,你俩出来。到派出所,恶警们问我们东西谁给的,我们不说他就打我们,我和母亲一人一个屋问话,用电棍电我们,还往我嘴里倒白酒,电棍电的我直蹦,还电我乳房,打嘴巴子,连踢带踹再打加电棍电,电我的头、脸、嘴、肚子、身体、脖子,满嘴是血,打的我们两眼直冒金星,天旋地转。我们站不住,扶着墙。母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她满脸都肿了,满嘴是血,母亲扶着墙也站不住了,全身直哆嗦,恶警用打火机烧大法的条幅,怎么也烧不着,还说真奇怪怎么就点不着呢。母亲说你烧大法条幅会遭报应的。他们说我们不怕遭报应。我们全身是伤,恶警打了我们很长时间,头和脸肿的面目皆非了,满嘴是血。天亮了又把我和母亲送到看守所,看守所不收我们,说我们都有病又全身是伤,老太太又七十岁了,恶警说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硬把我们送進看守所去了。我们在看守所里绝食、背法、发正念,靠着墙炼功(站不住)。狱警跟号里的人说(指我和母亲)她俩都得判刑,我们心里说你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我们很快就会出去。我们每天背法、炼功、发正念、切磋,母亲第四天,我第五天堂堂正正闯出看守所,我当时打的张不开嘴,只能用管吸奶粉。

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被放回家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我去给同修送点东西,并贴真相被街道恶人举报,绑架到派出所。我当时就发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是神,谁也不配迫害我,谁都得尊敬我,对我乐呵呵的,我马上就会回家去救人。我静静的发正念,他们问我啥也不说,只是发正念。后来我说,你们抓我是违法的,你们执法犯法。你们必须马上放我回家。我们在修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凭什么抓我。

一会儿公安局来几个人对我也乐呵呵的,一会儿国保大队的人来几个,政法委来几个他们都乐呵呵的对我,问我啥我也不说。他们威胁说,不说一会儿送走。过了一会儿,他们拽我上车,我就开始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经过一个市场(他们要到西街接一个女警察),从去到回来都经过这个市场,我举着两个拳头坐车里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市场道路两边的人都往车里看,说又抓法轮功了,我一直喊很远很远。警察说没有人了,别喊了。我一直喊到没有劲了才停。

后来他们说到看守所了,下车我一听到看守所了,我又开始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一直喊到所长办公室,所长说别喊了,咱们该办事了。我就开始给所长讲真相,讲了一段时间,后来喊我去检查身体,我不配合邪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他们四个人按也按不住,我一边喊一边挣扎。大夫说:“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哪个炼法轮功的都配合。他们都说你配合就让你回家,不配合就不让你回家。”我心里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的算,我马上就会回家。

检查了一个多小时,我喊了一个多小时,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恶警说今天就这么样吧,明天再到矿务局医院去检查脑袋,今天先放你这。所长说:不行,她不属于我这的人。他们就打电话找中队长求情同意把我暂时放看守所一宿,第二天八点准时把人领走,恶警走了,我又开始给所长讲真相。所长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没干啥坏事。又讲了一会儿,所长说咱们休息吧。他问我你还炼功吗?我说炼呢,他说:行,你躲着点儿监控器炼。他把我领到号门口告诉号里的人,来了一个法轮功,你们要好好照顾她,她们说知道了。

所长走后她们给我铺好几床被子很厚,又给我三床被盖着说天太冷。我就给她们讲真相劝三退,有的退了,有的没退。然后我又炼功、背法、发正念,后来也不知道几点了,我困了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又给她们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昨天晚上有睡了没听到真相的。到了早上八点多钟号里的人问我,你今天能回家吗?我说一定能。

我在看守所里也向内找,是什么心使我遭到迫害了。我对师父说:师父一定要帮弟子正念闯出去,我得救人去。我就背师父的讲法,到了中午十一点多又来接我上矿务局医院去检查。

我从号里出来,就开始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直喊到医院,中午正是医院人多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戴着手铐,两边一边一个架着我。我一直喊,他们都低着头,不敢抬头,说丢死人了,别喊了。我一直喊,所有的人都看我们。等轮到我检查了,我也不配合他们,还是喊和他们挣扎,他们怎么也按不住我。他们说你听话,检查完就放你回家,要不就不放你回家。他们打电话让我妈和我姐接,让她们劝我,因为家属都在派出所要人呢。后来大夫说这怎么检查,这样你们抓她干啥?他们求大夫快给检查,后来大夫急眼了,不给检查放人。后来他们想把我送到看守所,看守所不收,就放我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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