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法克斯媒体旗下的墨尔本《时代报》(The Age)和《悉尼晨锋报》(Sunday Morning Herald)二零一三年十月五日,刊登了署名记者赛亚(Mandy Sayer)的文章,文章说全澳大约有一千六百名病人在等待捐赠者名单上,但自愿捐赠者的数量远远不够。在二零一零年,每一百万人口中只有13.8人 捐献,这主要与澳洲的国情有关。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各个社区有不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比如穆斯林人绝对不捐赠器官也不接受捐赠。澳大利亚土著人也是如此,还包括一些地区的犹太人。为了鼓励澳洲人自愿捐献,今年七月,澳洲前总理吉拉德曾推出一项为期两年的计划,肾脏或部份肝脏的活体捐赠者有资格获得六周的带薪休假,使他们在手术后的復原过程中没有太大的财政压力。
“肾脏移植等待名单之所以如此长”,墨尔本圣文森特医院 (St.Vincent's Hospital)的肾病专家戴维‧古德曼(Dr David Goodman)博士说,“是因为肾病患者通过透析治疗可以保持无限期地活下去,而被诊断为心脏、肝脏或胰腺衰竭的患者没有任何形式的生命支持,很多人等不到捐赠者就已经死亡了。”
澳洲肾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四年,当患者苦苦等待器官不得的时候,在中国可以很快找到匹配器官的说法在病人的圈子里流传着。
费尔法克斯媒体记者在采访中询问古德曼医生有关器官移植旅行的事,是否有过肾透析患者突然消失,两个星期后他们再次出现,躯干上多了一道疤痕?“很多次,”古德曼医生说,“大约五年前,他们整个群体一起去了中国,回来后带着移植好的新肾脏。据说,捐献者为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而且血液和组织类型早已经匹配了。”
“我强烈反对器官移植旅行,”古德曼医生调整了一下他的无框眼镜说,“这对捐献者是一种侮辱,而且这些国家没有后续护理。病人在手术后只得到五天的用药,所以他们飞回澳洲时,都是直接搭乘一辆出租车从机场奔赴急诊室。”
澳洲移植协会维省主席格林(Kevin Green)也是一名肾脏病患者,他通过肾透析等待了八年之后,于二零零九年接受了一位死者捐赠的肾脏。当记者问到他在这段时间是否受到器官旅行的诱惑时,他的眼睛睁大了,点点头说,“经过五年左右的透析,我真的受够了,几乎经不住诱惑要去中国了。”
那什么改变了想法呢?他说,“首先费用是两万五千元一次付清,这只是富人们的选择。其次,如果你的身体出现排斥反应,你再也不能回到澳洲的器官等待名单上。”
澳洲的病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成为中共秘密杀人网“按订单杀人”的客户。中共每年处死的死囚在两千到三千人,而中共公布的数据显示,二零零五年中国有两万个器官移植手术;二零零八年中国肾移植累计八万六千八百例,肝移植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三例,远远超过死刑犯的数量。
澳洲《新闻周刊》(News Weekly)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登载了作者鲍勃(Jeffry Babb)的评论文章,标题为《中国可怕的器官盗窃: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文章中指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那个‘屠宰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它。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被强制摘取器官’。”
“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发生了这些呢?首先,我们有可靠的报告说它是怎么回事。第二,中国所提供的移植服务,只有在‘应订单来杀戮’才能做到这样的供应。”
《国有器官》一书的作者之一,悉尼大学医学和运动体育科学教授玛丽亚‧辛格(Maria Singh)说:“出于任何情况,器官移植病人都不应接受这样的器官来源,因为这是违反人的基本道德良知的,是反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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