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配合 证实大法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日】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父亲是老大，五个弟兄都结婚了，还没有分家，父亲是个大孝子，有着很好的传统道德修养，他当过县劳动局长、民政局长，从政协部门退休，口碑很好，母亲念佛。我们大家庭的良好风范在这一带很有名声，在父母亲的熏陶下，我也很重视自身的修养和做人的规范。

喜得大法　捍卫大法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我听说有人家里放师父讲法录像，马上就去看，就这样我喜得大法，当天请回了宝书《转法轮》。别人教我炼功，我一下子就能双盘十几分钟，五套功法还没有学会，我的身体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我有好几种病：胃病、十二指肠痛、神经衰弱、腿痛、胳膊痛、走路没劲、睡不好觉等等。学功时我没有想到治病，可是病却不治而愈。

我的母亲、姐姐、妹妹、妹夫、妹夫的父母、大伯哥哥等很多亲友因此而走入了大法。在母亲的牵引帮助下，村里马上建立了炼功点。每逢节假日我都外出洪法，每逢周末附近十多个村子里的二十多位辅导员都到我家来学法，每晚附近的同修来这里学法、炼功。我家成了附近一带大法弟子的活动中心。

正当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生活中充满了朝气、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心情感到无比喜悦之时，一九九九年，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功。4.25的清晨，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参加了大法弟子史无前例的为捍卫宇宙大法万人上访的壮举。 江泽民对大法弟子的成功上访不甘心，没多久在中国发起公开迫害法轮功的运动。7.20前夕，领导事先得到风声，开会决定让我到外地工作，不让回来。七月二十三日，我返回单位，警察让我看诬蔑师父的录像，并问我还炼不炼？我说 “炼！”警察二话没说就把我带走，关押到县拘留所。拘留所里关押了很多大法弟子，我们天天学法、背法、切磋。

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和同修开始制作讲真相条幅，大的挂在树上，小的贴在墙上，用手写真相贴在公共场所。二零零零年春天，我们部份同修恢复了集体学法，通过学法我们悟到应该走出去证实法，尤其当我们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心自明》我们悟到应该放下执著、放下人心、放下生死的时候了。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五日，我和同修去了北京，那里到处是便衣警察，尤其是车站路口，我们还没有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他们绑架了，我们不报姓名、不报地址，只告诉他们我们是大法弟子，是为捍卫宇宙大法来的。警察打我，揪我的头发，把我的脸都打肿了，我一点也不觉得疼，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他们把我们关在北京延庆派出所七天七夜進行折磨，一个警察踹了我一脚，而他自己却摔倒在便池边上。面对我们正义的目光，他们害怕的掉过头去，说：“别这样看着我们。”七天后他们知道了我们的地址，通知了当地警察去把我们劫持回来。我们被关押在当地看守所，这次警察不打我了，而对另外两个同修一个铐手铐，一个戴脚镣，我们向看守所的警察讲真相，为了不让同修挨警察的毒打，我在门口炼功，用我的身体挡住警察的去路。

二零零零年末，我被单位扣罚两级工资，我的工资本来就低，降两级工资对我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我想到师父说：是你的不丢。二零零二年单位搞改革，我是被确定精简编制的七个干部、工人之一，几个月后，我是唯一被重新聘任上岗的，补发的工资比扣罚的还多。

全家证实法　众生明真相

昔日我家是大法弟子活动的中心，迫害后同修们都不敢来了。为了开辟良好的环境，让同修有条件走出来，互相交流，助师正法，我决定成立资料点。当时经费很困难，我每月从我四百元工资中拿出两百元作为资料费。后来同修给我送来了一个复印机。过了一段时间，在家人的支持下，我买了一台新的复印机，开始大量复印真相资料。在丈夫、儿子的帮助下，我将这些资料传递给昔日在我家学法的部份辅导员、同修以及世人。资料点的经费是我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来的，后来家里经济条件好一些了，我抽出的钱也就多一些了，用这些钱我还买了电脑、打印机。随着正法進程的推進，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资料点经费的来源也扩大了，我的经费的压力也小多了。

二零零零年，我被关押期间，大儿子还不到二十岁，他就到公安局去要人。几年前派出所的人到我家来，我儿子用高大魁梧的身体挡在门口，说：“你们有证件吗？拿出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来！”然后又说：“以后不许你们到我家来！”那些人走后再也不来了。

我想出去租房子做资料，与家人商量，大儿子说：“就在家做，出去干嘛！”每当周五我们全家就忙起来，我这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在儿子的帮助下也学会了电脑，有时儿子下载，丈夫也在旁边帮忙，光盘、传单、小册子、不干胶、周刊、九评，样样都可做，全家人分工合作，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做完后留有值班人员等候同修来取，其他人都配合我去讲真相、发资料。几年前丈夫在一个走回来的同修帮助下，彻底走回到大法中来。有时丈夫帮我提着兜子，有时小儿子的手往我肩膀上一搭，我们就出门救人去了。

儿子要结婚了，媳妇第一次见面，我们向她讲真相，并告诉她我们全家都信仰法轮功，政府这样迫害，你要慎重考虑。大媳妇与儿子交往一个多月就结婚了，四个月后，居委会来人了解我的情况，大媳妇说：“我觉得法轮功挺好”。现在我的孙女也上学了，学校要让她戴红领巾，她对我说：“我心里求师父帮助不要这个东西，结果学校没有让我去入队宣誓，红领巾发下来很快就丢了。”孙女有时贪玩了，儿子和媳妇就会说：“去找奶奶学大法吧。”

今年八月，小儿子的同事为孩子上学租房，要用我家的户口本办暂住证，派出所的警察说“他妈是炼法轮功的”，没办成。小儿子接到同事电话后说：“你别走，等我。”他马上赶到派出所，与警察理论：“炼法轮功的怎么了，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什么坏事都不干，单位上上下下都知道我妈是好人。你们凭什么不给办？你们就知道欺负好人，社会上那么多坏人，那么多贪官腐败分子你们不抓，就知道抓法轮功，你们当警察的还能干点好事吗？”警察问我儿子在哪上班。我儿子说：“我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光明磊落，我在某某单位上班。”我儿子一身正气，没有怕心。

奥运前我刚退休，领导派三个同事来看着我，明真相的同事说：“看人家干嘛？人家挺忙。我还想当个好人呢。你们能去北京，人家怎么就不能去。”

十八大之前，单位局长在上面的压力下，前来看我，半路上碰见他，我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向他讲真相，他听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说：“对，我们炼法轮功的什么都了解。”事后他向丈夫单位的局长谈起此事，那位局长早听过丈夫给他讲的真相，明白后说：“你的胆子也太小了，你就兜着点吧，大不了不让咱干。”后来我单位领导再也不干扰我了。

正法的路走了十三年了，时间并不算太长，但感觉却是漫长的，在这段时间里，考验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的亲人在这严酷的考验中，一个个都走过来了，为救度众生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