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美国的医生、医学院校、医院和制药公司开发的技能和知识,使生命的器官得以移植,包括心脏、肾、肝、肺和眼角膜。这些技能和知识传播到世界各地。
这些技能可被滥用或被用于销售穷人的器官或偏袒富人的运动中。因此,国际社会制定了严格的协议,以确保器官捐赠遵循严格的程序和道德准则,这些在二零零八年伊斯坦布尔宣言中被提及。一个基本原则是:捐助者必须同意。另一个是,被判死刑的囚犯不能成为捐助者。医学期刊扩展了这些原则,医学期刊不会发表那些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做移植研究的文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就开始针对在中国活体摘取犯人的器官的做法举行听证会,不幸的是,有争议的做法并没有消失。上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两个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作为联席主席之一,我听到,尽管极少数中国人自愿捐献器官,但中国每年的器官移植数量仅次于美国。有六百个移植中心,已成为“移植旅游的目的地。”每个心脏或肝脏移植手术可以得到超过十万美元的收入。
我们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中国医生和医院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大规模的人体器官移植的景象?普通的词汇如“困惑”,“骇人听闻”,或“令人震惊”都不足以来形容。
上文,我提到的是普通的移植。但有一个更严重的现象,即中共军方医生参与从囚犯、劳教所被拘留者、特别是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在二零零五年承认,几乎所有的器官都来自被处决的犯人,但执行死刑的数量在中国是“国家机密”。在中国,没有可靠的统计,不公布等待移植的名单,在捐赠“同意书”的授权上不透明。来自中国的医生或卫生官员在国际会议上多次讨论了中国的移植系统,这些数字有出入。而外界最恰当的估计表明,移植的数量明显超过了执行死刑犯的数量。那么,额外的器官源自何处?
听证会上的证人之一,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采访了目前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医务人员。他了解到在执行死刑后,军医在医疗车里立即摘取器官。他了解到,受害者来自中国的监狱或劳教所。当然,他们是无法逃离并来作证,因为会被迅速火化销毁物证。
一些从劳教所释放出来的法轮功学员说,劳教所的医生给他们做频繁的身体检查,特别注意他们的血型和他们的肾、肝、肺、心和眼睛的健康。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虐待、受到心理和身体上的折磨,只因不放弃“真、善、忍”。他们在被拘留时因担心牵连亲属和其他法轮功修炼者,而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因不愿透露姓名,使他们的身体器官很容易被用作器官移植。
最可怕的证词来自中国医生。他们告诉葛特曼先生,一些用于移植的器官是从当时仍活着的受害者身上摘取的。
这些恐怖的行径需要证据,而直接证据非常少。但是这种罪行存在的可能性就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承受力,挑战一切语言的极限,甚至连“野蛮残暴”这样的辞汇都显得苍白无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罄竹难书。
我们都希望这些零碎的报告和旁证加起来达不到那种野蛮的程度,然而,可悲的是,即使中国其他的政策也不能给人信心。在中国,11岁幼女被绑架并强迫卖淫成为性奴隶,而中共却把抗议不当刑罚的母亲送入劳教所。在中国,作为常规的政策,许多妇女被迫堕胎,甚至是在怀孕晚期。其他人不得不忍受被强迫绝育。在中国,共产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希望得到其他对证据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停歇。
中国国家和共产党所控制的媒体说中国人知道他们获益于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老百姓的心,向往自由和信仰,他们渴望呼吸到清新空气,希望自己能看到更好的未来。当中国已经成为“器官移植旅游”目的地,当年老的中共官员从监狱和劳教所获得器官,而这些器官来自宗教人士和政治异议人士。所以,当中共谈到“心”的时候,那指的决不是爱、付出和忠诚,而指的是挖一颗人心可以卖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