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想出国
其实，这些方面的法理大家都清楚。在迫害前也是这样，大法弟子只能去改变不好的环境，而不是选择环境；邪恶迫害后也一样，十多年来大法弟子配合正法不是已改变了大陆的邪恶形势吗？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又有了选择环境的心呢？还是一个怕心。当然这些年邪恶确实给大法弟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时间又持续这么长，由于人的观念，承受力不同，对法认识深浅不同，人这一面会有很多想法，甚至有些失望，受不了等等。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不能糊涂的，证实法不能找捷径、寻方便，导致执著。大法弟子是干什么的，成就什么的，我们应该清楚。万古前，立下誓约要怎样助师正法，转生到什么地方证实法，救度众生，那一定是自己选择的。生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中国，又生存在邪党统治时期，又得了法，又在这个邪党迫害中证实法，救度众生，这一切，能是偶然的吗？师父在《二零一二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也谈到：“中国大陆学员在这种恐怖压力的魔难中修炼、讲真相，那是你在历史中定的，是自己那时要这么做的，而且有许多机缘促成还必须得这么做的。”
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受了伤害，时间又这么长，便有些受不了啦，于是就动起人心想解脱一下，找个好点的环境证实法了。其实，我们仔细想想，这些年我们所受的伤害，失去的不都是人的东西吗？我们多少人心不是在这魔难中去掉的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挑选一个环境保护剩余的人心呢？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千辛万苦，再多的付出，不就是成就我们要的吗？从修炼的基点看，坏环境不是好事吗？要选择一个好的环境那不是人心吗？而我们在修炼中不正是要尽量抑制各种人心，尽量不让人心、执着发挥作用，尽量把路走正吗？
邪党给正法设障碍那是一定的，可为什么当初传法选在中国，选在邪党统治时期呢？当然这个问题很大，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国人的得救会使这个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很多众生得救。”（《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师父在《也棒喝》中讲：“迫害发生了，那我就利用其为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否定迫害，从中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在“可怕”的环境中不正好能去掉怕心吗？修出来不更扎实、更有威德吗？
而我们明知道成就的是佛道神，却还害怕难，逃避难。当然我们不承认迫害，那就应该在这个环境中，正念强一些更好的反迫害，而不是逃避迫害！既然信师信法，做正法弟子，要成就未来的果位，为什么不能在一个更需要人，更方便救众生的环境中做的更好呢？为什么不能始终如初的精進不懈，正念正行呢？
已在国外的大法弟子很大精力都在用各种形式向中国大陆民众讲真相，而身临其境，身在其中的大陆弟子却要逃出这个环境（说逃不好听），远远的用不便利的办法救这里的众生，这明显有悖法理。就象一个人，他本来可以面对面的更方便的给人把事情说清，他却要跑到很远的地方用打电话的办法给人说清；对一个掉在水里的人他伸手就可把人拉出来，他却要到很远的地方找根绳子再扔过来。作为一个常人他可以这样先保护自己，而作为修炼人就不合适，特别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更不合适。救人的人应该哪里最需要就在哪里，哪里救人方便就在哪里。因为我们是按新宇宙的特性修的，是要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的，这种先自我保护的意识是旧宇宙生命要的，是要淘汰的。正法弟子那就更不能执著放大这种人心。
人在魔难中总是渴望解脱，身陷囹圄中（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是个大监狱）总是向往自由。特别是现在的人，关键的时候往往先想办法解脱自己，有多少人能先顾及周围的生命？也许这是旧宇宙这一层生命的私和缺陷，而大法弟子就必须在正法修炼中修正这种缺陷，放弃自我，首先为众生着想。
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生存在哪儿，就应该对那一方的众生负责，不要人为的想改变什么。安下心来，尽量努力的做好三件事才是正念。是自己的人心限制着自己，也不要以为换个好的环境就能充份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是改变生命本质的修炼，不是做人间的事业。对于身处的环境，遭遇的魔难，只有面对它，改变它，（哪怕你努力了还没有改变，也不要失望。只管继续努力，佛看人心的）而不是逃避。环境不是决定三件事做的如何的根本因素，更不是修的好与不好的条件。都是人心作怪。
前些年有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出国，也许那是需要他们到国外“现身说法”，现身揭露邪恶的迫害，目地是为了唤醒国际上的正义人士反迫害，更好的救度众生。本文中讲的主要是对心不太纯正，又想做三件事，怕心又重，总想“逃难”的同修而言。
大法在这里开传，我们生存在这里得了法，是神都不能有的幸运，这场迫害给了我们建立威德的机会，却还要想着离开这里，这不是傻吗？真的您离开了这里，找到了您认为的所谓宽松环境，到正法结束那一天，说不定会成为您的一个遗憾。
同修啊！珍惜这环境，珍惜这时间吧。
层次所限，认识不一定对，请同修慈悲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