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弘自诉在德阳监狱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日我从成都市郫县看守所被送到德阳监狱入监队（当时归属八监区，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入监队又单独成立为二监区）。随后的十二月三日，因为我不唱改造歌，纪律组长王波就把我叫到另一个舍房，叫我蹲下。我不蹲，他就把我拉到门框下打我，并叫比我先入监的犯人周立伟、吴彬来打我，周立伟一脚把我踹出几米远。因为我不唱改造歌、不背监规。

随后几天，入监队大组长刘军和纪律组长王波借口我身上有干疮子（实际在看守所已经好了），强迫我洗冷水澡，并用水龙头对着我冲，我不配合，王波就打我的头；我在十二月五日给湛本畅警官反映情况，他说要调查一下。而后在十二月七日下午照相时，我没有按照王波的要求打报告词，入监队大组长刘军就把我往洗漱区带，王波叫上吴彬跟在后面。他们把我带到洗漱区墙角，先是刘军带头抽了我一耳光，然后王波、吴彬对我拳打脚踢。途中，值门岗的警察周指导来看过一次。刘军他们看到有警察来，提前停了手。刘军对周指导耳语了几句，周指导没问我怎么回事，他对我说：“何必吃这个苦嘛！”，就走了。走后，他们又继续对我拳打脚踢，我多次痛的蹲在地上。后来，照相那边一再催促，他们才让我过去。我还是打自己的报告词，警察也没提出异议。当天下午，我把挨打的情况告诉魏梓荣警官，他也说要调查一下。当天晚上，我胸腔里突然疼痛，蹲下去差点站不起来，刘军赶快找卫生员张孝聪给我看了一下，张说没有事，给我开了些活血化瘀的药吃。但我胸腔里还是痛，深呼吸、咳嗽、脱衣服都会扯着痛，睡觉时翻身也痛，后来，他们说怀疑有肺结核，警察把我送到狱内医院检查、照片，折腾了几天，最后说不是肺结核，其实他们是想推脱责任。这样，我胸腔里痛了将近三十天。在参加大运动量训练后，又开始吐血痰，吐了二十多天。

在入监队，我还受到一种称为“二三三”的处罚，实际上是“一一一”，也就是说每顿饭给你吃一两饭。早餐只给你吃半个馒头、一瓢稀饭，中午和晚上都只给吃一两饭和一点菜。本来在入监队要参加队列训练和跑步，体力消耗比较大，刚从看守所送过来的人饭量普遍看涨。他们只让我吃一点，还让我参加队列训练。我跑不动，王波就叫两个大个子犯人架着我的胳膊跑，就是这样我也跑不动，就只有让他们拖在地上，后来，魏梓荣警官看到后，不准王波他们拖我。允许我慢跑，但还是要参加训练。

从十二月三日中午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刘军都只给我吃很少的饭，为了加重迫害，在大家训练完休息时，刘军还让我继续站军姿，并安排夹控把我守着，这样我每天都处于一种饥饿状态，而且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几天功夫，就把人折磨瘦几圈。由于营养供应不上，参加训练，长时间站军姿，又是冬天，我的手冻肿的象个馒头，有个手指头都冻成紫黑色了，全身也瘦成一块骨架了。有犯人偷偷的说，监狱这样做简直是惨无人道。

刘军说入监队有好几个警察在管，你的事大家都知道，他们都允许。打你算什么，如果你早来半年，把你打的更惨。他告诉我，卢心平、严小平、邓小明等法轮功学员在入监队都挨过打。刘军还吹嘘他和吴跃山关系好，还没上学读书就认识了，他也是凭这个关系才从其它监狱调动过来的。当时在入监队，还有其他犯人挨打，我向魏梓荣等警察反映这个事情。魏梓荣警官说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要调查。后来一段时间入监队要稍好一些。后来刘军被调到八监区生产分队，在那边刑满了。

之后，我找机会向检察院写信反映入监队受迫害情况，但没有回音。后来，王波因为偷囚服被调离入监队。

后来，我下队还是分在八监区。八监区实行严密的多重夹控制度。所谓多重夹控，监区会安排二名夹控人员（美其名曰“信息员”）与法轮功学员在一个互监组。为了防止法轮功学员与夹控人员搞好关系，监区还会安排多名犯人作为暗控人员，监视夹控人员是否尽职，是否与法轮功学员划清界限。夹控人员也不知道谁是暗控人员，所以他们不敢与法轮功学员交往过密。生活中有不如意他们的地方，他们就对法轮功学员呵斥谩骂，有时候甚至是无中生有的罪状。这些夹控还说：“我们对你们好了，别人就要去告我们，我们就要受批评，以为我们被法轮功学员感化了。就希望你们到警察那儿去告我们态度凶狠，那样的话，警察对我们就满意了。”

不管是作为夹控或者暗控，都有考核加分。夹控每个月都有，表现的好的话，年终还有表扬。暗控加分不公开，只有几个警察和少数犯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监狱对所有的犯人都采用互监组制度，相互监督。但是其他的互监组都比较宽松。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则非常严格。法轮功学员吃饭、洗漱、上厕所等，随时都有人跟在你身边。法轮功学员之间严禁说话，连递个眼色、笑一下、眨个眼睛，他们都不允许。就是跟一般的犯人讲话，他们也严格监控，不允许谈论法轮功等话题，除非你转化了。如果法轮功学员找机会与其他犯人说了悄悄话，他们看见了就会背着你去找那个人问悄悄话的内容。夹控人员的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详细了解法轮功学员的各种信息，并向转化组或者专职管教报告。比如参加劳动状况、生活习惯、个人喜好、脾气性格、谈论话题等等，都是他们的汇报内容。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份，监区安排我留监学习。学习组所谓的“帮教员”孟昭福、郭伟都动手打我，他们在楼梯间扒我的裤子。有一次，孟昭福还干扰我睡觉，我刚一睡着，他就把我弄醒，说我打呼噜，如此反复多次。他还在监室内踹我裆部，用电视遥控器打我。后来，孟昭福调走了。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初的一天上午，郭伟叫我去上厕所，他把我拉到楼梯拐角处，拳打脚踢了我一个多小时，直到监区内打铃点名才停止。后来，我的胸腔内又痛了二十多天。点名后，八监区六一零管教谭小明来看学习情况，我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说知道了，他找郭伟嘀咕了一阵。但之后郭伟依然动手打人。郭伟叫嚣，要让你活的生不如死。另外，前积委会主任殷万波和当时积委会主任叶许君也在监内不出工。谭管教找他们谈话后，他们也在楼梯拐角等没有监控探头的地方打我，说必须转化。

尤其，殷万波出手狠毒，一两拳、两三拳就把人打晕在地上，他还威胁我说：不认罪伏法，就把你打成内伤，内出血，外表看不出来，让你出去活不了多久，不死也是个废人。不转化，他就叫人来群暴我。殷万波当时已经快刑满了，说不怕我去告警察。殷万波说，警官叫他们这些人来做这个事就是想借刀杀人，警察不好做的事情，就叫他们来做。他说，他本来不想动手，但谭管教待他不错，他就动手了。

谭管教此前曾经向殷万波请教怎样转化我，他还夸奖殷万波办事能力强，办法多，叶许君要向殷万波学习。谭管教还当着我的面给这些“帮教员”说：“黄荆条下出孝子。”“这个黑社会对国家还是作出了贡献的。在外面，有些拆迁的事不好办，就找社会上的人帮忙。”他的意思就是殷万波，叶许君，郭伟这些黑社会成员在监狱里还是帮了他的忙。

我曾经给八监区教官田勇讲起打人这事，他故作惊讶的说：有这样的事情吗？然后就问一下那些“帮教员”，有没有这个事？不准打人啊。一句话就过去了。其实，这些所谓的“帮教员”今天打这个法轮功学员，明天打那个法轮功学员。根本就没有受到过什么实质性的处罚。田勇经常和这些所谓的“帮教员”有说有笑的，经常抽这些犯人的烟。象肖朋、郭伟这些“帮教员”都是田勇亲自挑选出来做转化工作的。

二零一一年九月中旬一天上午，留监犯人黄勇（患有精神病）受唆使跑到阅览室来打我，致使我背部痛了二十多天。当天，郭伟还准备找性病患者的溃烂液在我身上做实验，说是要试一试法轮功学员身上有没有高能量物质。他准备了白色药瓶，又去找杨金平借来薄膜手套，说去找段召俊采集液体，实际上他自己就患有性病。当天下午，他把药瓶带上，和曾令友一起在阅览室把我按住长椅子上，扒开我的裤子，把铅笔夹在我臀部中间，说马上就做实验。我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恰巧此时监内拉铃，我们全都到楼下集合做中秋节前安全检查。我当时找凌监区长要求谈话。过了一会儿田勇来问我是什么事，我就讲了黄勇打人、郭伟想做实验等事情。田勇说：这些事你不早说呢？然后把郭伟训了一顿。

受训后郭伟变本加厉，多次把我拉到楼梯拐角殴打。还说我和警察联手来整他，问我为什么要去找那些恶警。他说他出去后还要和警察扳手劲，他要报复社会，他叫我出去研究炸药，出去后他来找我去炸电影院。

郭伟对我的迫害还包括：用书打我的脸，用手来掐我的嘴巴。在阅览室叫我蹲下后用脚踩我的头。在阅览室他和曾令友一起在墙角打我。不准我解大便，解小便。罚站军姿，谩骂侮辱等等。

二零一零年，在郭伟，殷万波，叶许君的暴力下，我正念不足，产生了怕心。在暴力面前妥协了，郭伟就把我拉到田勇那里去汇报。他们认为没有达到要求，继续强制洗脑，我看了那些邪恶书籍和录像，脑袋开始钻牛角尖，产生了邪悟。按照郭伟列出的提纲写了“三书”，其中还要表达法轮功学员是自愿转化的，还要表达出对监狱警察的感谢，达不到要求就重写。写了“三书”，他们就诱导我写歌颂监狱的黑板报稿件，上台诽谤法轮功，我不愿意。他们就安排我去车间参加生产劳动。换下一个法轮功学员留在监区洗脑转化。但我仍然受到严密监控，并且每周强制写思想汇报，其中要承认自己犯了罪，继续对法轮功表态。不合他们的意就要求重写。后来，我思想有过清醒，写过声明，就又被弄回监区学习，由于自己正念不足，还是没有坚持过来。给大法抹了黑。

在德阳监狱八监区，刘国全（调九监区）、彭悦恒、陈昌元、邓承开、骆常勇等法轮功学员都受到各种折磨。由于消息封闭，具体情况只有当事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