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我从没放下手中的电话
十年打电话 三退过四万
二零零二年三月，大法弟子刘成军等，在长春搞了电视插播，向人们揭示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及大法洪传世界真相，罗干亲自坐镇长春，抓了大法弟子五千人。在美国的我，再也坐不住了，我不能坐视国内的同修受迫害而不闻不问，于是我决定向国内打电话。开始我写了一个稿件，照着稿子念，离开稿子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连续打了一周后，我就放下稿件，用自己的话去讲了。
从那以后，十年来，除了每年有几天离开本地，外出开法会外，再也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电话了。由于美国西部时间与国内的时间差，我只能每天夜晚打电话。夜深人静，哪怕很小的声音讲话，也会传出去很远，为了封闭一些，不致吵到别人，我每天躲在卧房中的洗手间里打电话，有时声音讲的大了，吵醒了先生，他会生气的敲门警告，有时吵醒了楼上的邻居，他就会在他的洗手间里，一遍一遍的冲水表示抗议，我只能乞求师父：让他们睡沉一些吧！我手中救人的电话是不能停的。从零二年三月到零四年十一月，我都是打真相电话，告诉天南地北的中国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等，迫害大法犯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被告上多国法庭。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讲四二五上访真相等，并回答世人的各种问题。
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大纪元发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我每天迫不及待的在网上看着公告，一评，二评，三评，看了四评以后我就坐不住了，我想：这么好的文章，能让人认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要马上传到中国去，我不能只打电话，还要发传真。于是安上了传真机，白天发传真，晚上打电话，我的第一次传真：《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发给了中央电视台的许多部门。晚上照样打电话，有一次电话打到《求实》杂志编辑部，我对他们说：
“现在国外大纪元网上，发表了《九评共产党》，你听说过没？”他说：“没有。”我说：“我可以把《九评》的每一个标题告诉你。”他说：“好，我记录下来。”我一边说，他也一边念一边记：“一评——二评——三评……”念到《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他都照念不误，念到《九评之九：评共产党的流氓本性》时，他不吭气了，只是默默的记。记完后，我告诉他，赶快到国外大纪元网上看全文，太精彩了。
电话打到各级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家里，告诉他们大纪元公告内容，《九评共产党》的内容，告诉他们希望之声的波段，让他们收听《九评共产党》的广播。
当我每天沉浸在发传真，打电话，传《九评》的欢乐之中时，零五年四月在全球电话组的会议中，我听到台湾弟子打电话劝退党的信息，后来又听到加拿大弟子介绍打电话劝三退的经验，很受启发，从此也开始打三退电话了。
我记得第一个被我劝退的是一位大学生，他不是党团员，入过少先队，当他听到我讲八九年六四，共产党在天安门杀学生时，很气愤，以化名退出了少先队。
有一段时间，我专门向全国各省的乡镇政府打电话，告诉他们：共产党无官不贪，无恶不作，天要灭共产党，退党保平安。由于他们在最底层，离农村很近，知道农民疾苦，三退的比较多。有的说：“给我们发枪吧！我可以一呼百应。”这时我就告诉他：“不需要动刀枪，天要灭共产党，你只要叫人退了邪党团队，在天灭共产党的大劫难中就可以保平安。”
有一天电话打到一个女大学生宿舍，我讲了共产党是杀人党，流氓党，所有讲的话都是假话，中国人都生活在谎言之中。比如说抗日战争，完全是国民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抗战，牺牲了三百多万战士，两百多位将军，取得了胜利。而共产党躲在延安干什么？在南泥湾种鸦片卖钱，毒害中国人民，张思德也不是烧炭死的，是烧鸦片死的。她们听了很震惊。最后三个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为名退了党。
有一天电话打到北京一位干部子弟家，他听完我讲三退的信息后说：“凡是反对共产党的我都拥护-——除了刑事犯罪外。”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恨共产党呢？他说：“我们的父辈是省部级干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关進了监狱，我们都被扫地出门，那么小的孩子无家可归，没有饭吃，到处流浪，心灵的创伤无法愈合，所以从小就恨透了共产党。虽然父辈后来平反了，他们又有了工作，有了权力，他们心里能平衡，可是我们永远仇恨共产党。”当我讲到法轮功真相时，他说：“我这里有一本《转法轮》，不信我读给你听。”然后就给我念起《论语》。他在电话那边读，我在电话这边背，读完一段后他说：“如果有大法弟子需要庇护，我会毫不犹豫的保护他。”我说：就凭你这句话，你将来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他高兴的退了党。他还讲：“象我这样的人太多了。你们并不孤立。”
有一位省委副书记，第一次听完我讲的真相电话后就挂掉了。第二天我又打过去时，他说：我是书记怎么退啊！我说：北京中央党校有二十五位党员集体退党，大部份是司局级干部，解放军的军官也在退，他们说：我们要当国防军，不当党卫军。保卫中国不是保卫共产党。退了照样当他们的军官。我可以用“长福”的名字帮你退党，将来你会有长久的幸福。他说“好！”我又问你是哪一级书记？县级？市级？省级？他说是省级副书记。我说：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后来又讲了法轮大法真相。
从零五年五月到零九年七月，共四年的时间，我通过电话三退了一万名。从零九年七月到二零一二年二月，不到三年的时间退了三万。主要是正法形势的变化，国内外学员讲真相的普及，深入。全民的觉醒，有许多人多次听过真相所以一讲就退了。
心性在打电话讲真相中升华
师父说：“我们人在修炼过程当中，作为一个炼功的人要舍弃的心太多了，显示心、妒嫉心、争斗心、欢喜心，很多很多的各种执著心都得把它去掉。”（《转法轮》）
而我几十年来在常人中争争斗斗，各种执著心很多，一打电话各种常人心都出来了。首先是怕心，怕别人不听，挂电话。怕别人提的问题答不上来。结果越怕，挂电话的越多，后来横下一条心：我就是讲真相，救度你，你要听下去。反倒好了。
有一次我乘车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第一通打到北京的六一零办公室，是电话留言，我就读了一篇稿件，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立即停止迫害等等。第二通电话打到公安部部长办公室，女秘书接的电话，我请她转告公安部长：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迫害佛法有罪！等等。她问我是哪里的，我告诉她，是从美国打过来的。打完电话后，我欢喜的不得了，觉的真了不起，能打到这些机要部门震慑邪恶。一高兴，我搭错了车，公车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当时就明白了：欢喜心使我搭错了车，要修去它！
我在中共邪党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争斗心，辩论中要压倒对方的心很强。讲真相时，当别人不认同我的看法时，我会滔滔不绝讲个不停，自认为讲的有理有据，完全压倒了对方，可对方却挂断了电话，再打过去也不接了。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我想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的道理讲的很透彻，为什么对方不听呢？我想到了师父讲，善心和道理可以改变人，而强制永远不行。我虽然讲了道理，但是带着争斗心，要压倒对方的心，而不是慈悲救度的善心，于是逐渐改变了说话的语气和方式。
比如，一个河南人对我说：“我们的生活很好啊！政府为了鼓励农业生产，不收农业税，反倒给我们补贴，哪有这样好的政府啊！”以前一听到这种论调，我就会很生气，冷冷的说：那是因为农村太苦了，年轻人几乎全部流入城市打工，没人种地了，才采取这种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就像喂猪的糠里加了几个胡萝卜，你就感恩戴德了！
现在我会说：你看看你们的河南，过去多么辉煌，有开封，洛阳这样的故都，当官的文有包公，武有岳飞，演绎出多少动人的故事、篇章。可现在的河南，为了脱贫致富，搞起了血浆经济，鼓励农民卖血。结果血液感染，艾滋病泛滥，许多地方成了艾滋县，艾滋村，许多父母双亡，留下了艾滋孤儿。还有许多城镇，当官的为了钱，允许开办污染严重的化工厂，造纸厂，过去山青水秀的地方，现在成了癌症村，癌症县，共产党残害人民，犯下了天大的罪业，所以要脱离邪党，保平安。这样讲话的方式和语气，才能为人接受。
打电话有时很顺利，许多人听，许多人退，这时不能起欢喜心。有时很不顺，一拨二十个号码，不是无人接听，就是一听就挂。有一次拨了四十个号码，只退了一个少先队。急躁，抱怨心都出来了，这时静下心来发正念，想一想救人的责任，我突然感到，好像是在地震后的废墟中救人。要铲除多少石头，瓦砾，搬掉多少水泥柱子，预制板，才能抢救出一个人来。再打下去，退的人又接二连三的了。
在打电话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骂人，有的讥讽，有的调戏，开始的心情会受影响，后来，完全不把常人讲的放在心上，照样心平气和的讲下一个电话。
师父说：“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认识自己的不足从而去掉不足的过程，只是许多最根本的执著认识的越早越好。认识到了本身就是提高。能够去掉它，或者克服它、消弱它，最后完全去掉，这个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提高，也是生命的根本转变。”（ 《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十年来，我就是在打电话劝三退的过程中提高着，改变着。
放下生死，闯过病业关
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年人，各种“疾病”症状时而会出现。有一段时间，心脏好象出了毛病，爬一个小坡，甚至走平路，都会感觉到喉咙火辣辣的发紧，好像刚刚跑过长跑似的，喘不过气来。心脏很难受，象要休克似的。后来发展到在家里一走动，也会这样。如果我承认它是病，那就真的是大病了。但是我在法理上，非常清楚：我是一个修炼人，一个正法时期，正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一个正在主动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的人，不会有病。尽管我知道我父亲死于心脏病，一个哥哥也死于心脏病，另外两个哥哥都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但是我知道我不会，一切都是假相。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出去炼功，讲真相，晚上打电话一切照常。一两个月后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完全恢复正常。
二零一零年冬天，我们地区办“神韵”，我是发正念小组的。每天要坐巴士去集体发正念。发正念，加上来回坐车要六，七个小时，回来后还要学法，晚上打电话，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有一天起床后感觉头晕目眩，站不稳。我立刻就地坐下发正念，彻底否定干扰。发完正念起来后，我上外面走了一圈，没问题。就照样搭巴士去集体发正念。可是那天晚上起来打电话时，情况更严重了，一起床就站不稳，耳朵嗡嗡难受，好象平衡器官发生了问题，腿脚不听使唤，我扶着床沿走到电话机旁，坐在地毯上盘着腿打电话。我想：打电话劝三退是救人，旧势力是不敢干扰的。当我打了二十通电话后突然耳朵清朗了，没有嗡嗡的感觉了。头脑也更清醒了。我继续打电话，直到天亮。就这样又一个病业关闯过去了。
十年打电话，靠的是正念，而正念来源于法
十年向国内打电话，我深深的感到，最重要的是正念，而正念来源于法。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文中，师父说：“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
我九七年九月得法，那时大陆的老学员已经比较成熟了。他们告诉我：“一定要多学法。”当时我看了许多法会交流文章，也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六十岁才得法，在六十年的常人生活中，特别是在共产邪党散布的无神论毒害下，自己有许多不好的思想，观念。思想业力很重，要想归正自己，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必须认真学法。
所以一开始得法，我就把学法放在第一位，由每天看一讲到一周读完一遍《转法轮》，再到一周读两遍，还要听一遍讲法录音。有时读法思想不集中，我一遍又一遍的把思想拉回来。一段法，读两遍，三遍，直到真正读進去，才看下边的。除《转法轮》外，师父的各地讲法，我都一本一本轮着读，越读越爱读。
二零零五年，明慧网上介绍了许多同修背法的经验。我也下决心背法了。第一遍背了九个月，第二遍背了五个月，然后背了第三遍，第四遍。在背法的过程中不断的清除各种不好的思想，观念和业力。
正因为有了法的力量，在许多人耐不住寂寞而放下手中的电话，参与其他项目时，我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电话，一天也不落的（除了开法会，离开本地）打到了今天。
师父说：“大法弟子要在宇宙中救度众生，要在最后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救度众生，大家想想有多难？你们要看到了、要真的看到了，那太可怕了。但是哪，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的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的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什么是大法弟子》）
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那背后可怕的因素都是师父在解决。我只不过是在人的这一面不断的坚持打，坚持说而已。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打电话时，语气非常平和，没有了争辩，没有了气愤，激动，有的只是慈悲，这种变化是何时出现的，我也不知道。我想到了师父说：“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精進要旨》〈学法〉）
十年来，我就是在不断的学法中，讲真相中，不知不觉的提高上来的。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我还要更加精進实修，跟师父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