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齐秀兰
我叫齐秀兰,是九五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修炼前我身体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贫血、妇科病等,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冒不爱好,每年的医疗费不到半年就用完了。加之丈夫身体也有病(长期在家休养),在这种生活压力和身体不健康的情况下,造成对生活失去信心,甚至有厌世的念头。
修炼法轮功真好
当时是想通过炼功把病去掉,没想到一看书就被大法的法理给吸引了,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病、有魔难、有痛苦有等等的不幸。炼功不但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都变了,世界观都改变了,从没有过的轻松和快乐。单位的同事常说再也看不到我带死不活的样子了,现在多好,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是啊,不但我好了,丈夫看了书后也受益了,身体渐渐恢复了,每天帮我买菜做饭,减轻了我不少家务事,一个不幸的家庭又重新有了欢乐和幸福。
迫害开始了
九九年突如其来的迫害开始了,铺天盖地,报纸电视所有的媒体都在播放,当时的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会突然不让炼了哪?为什么?为什么?就这样我决定去上访,把真实的情况反映给中央领导,他们一定是不了解情况,听了不实的汇报,才做出如此的决定。于是我于九月八日刚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科学院就开会要求单位如何监视好自己的职工,主任宋兆华开完会回来看我不在,意识到我去北京了,就安排单位司机坐沃尔沃到哈尔滨,再坐飞机直接去北京火车站截住我,同时又把我的照片发到农垦住北京办事处,让他们截住我。
可是我还是到了北京,溶入了法轮功学员进京护法的行列。农垦公安局科长韩某又安排警察在北京住了四十多天找我,也没有找到我。我到北京后听说信访办那里有警察在把守,谁去就绑架,这可怎么办哪?到了北京还没有反映情况就被绑架回来这也不行啊,我决定先住下找机会一定要把情况反应完在回去,可是当时的北京是一片恐怖,到处都是警察,还没有走上信访办就被绑架回来了,院里派单位去人劫我,到了佳木斯火车站,院六一零主任将玉胜和总局公安局经警察一起把我劫持到宝泉岭看守所。在关押期间韩科长和朴警察去提审时,一再威胁我说要劳教我,说如何如何的多么严重等。在看守所炼功就威胁和恐吓不让炼。看守所的条件也非常的差。家里有病的丈夫和上学的儿子相依的艰难生活,承受精神和心里的巨大压力。二十多天后,我才得到自由。
回来后单位领导宋兆华怕受牵连,不让我回单位上班。本来我丈夫就有病不能上班,我又失去了工作,儿子还要上学,真是雪上加霜。
回来后我想也想不通,政府怎么会做出如此的决定哪,这么好的功法,我还是要再去一次北京,必须把情况反应上去。于是在二零零一年二月我又去了北京,没想到被同去的同修不明真相的家人给告发了,我们还没到北京就被绑架回来,佳东分局的陈永德专门负责抓“法轮功”,把我们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看守所恶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的迫害,参与迫害的主要是姓霍的警察,还有姓金的、狱医等,参与的人很多,恶警用竹匹子抽,罚站飞机,还对绝食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灌食生玉米面浆,里放很多盐的,更甚的是,一次恶警把灌食的管插到法轮功学员的胃里,再拔出来用脚在地上蹭几下再插进去,这样反复几次的做。我被关押在看守所,不只是身体还有心里和精神的迫害,家人也同时在承受这心里和精神的巨大的压力,这也是对家人的一种间接迫害!当时儿子在上小学,还要照顾有病的父亲,每天吃方便面和饼干度日。恶警将我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后,勒索三百元钱后才放我回家。
回家后,警察经常会因为一些所谓的理由就来我家骚扰,搞的鸡犬不宁,丈夫的身体没法得到休养,一天天的加重了。
过年期间被绑架
二零零一年,我们去我母亲家过年,初六回来,晚上佳东分局刑警大队就来我家,说要去分局问我点事,我说你就在这问吧,他们说要去分局问,丈夫不放心要陪我一同去,他们说不一会就送我回来了。结果去了后就没让我回来,以过年前有人撒传单是我给的为由,而把我又关押到看守所,在关押的两个多月期间,由于丈夫身体不好,还要带着有病的身体和儿子常去公安局要人,还要照顾上学的儿子,丈夫和儿子为了我一次次的去公安局找,可他们总以各种理由推托不放我,最后被勒索三千元钱,才让我回家。
丈夫整天生活在担惊受怕的日子里,着急上火,突患心脏病住院了,医生说很严重,要静心休养,否则会造成心肌梗死。我在医院照顾丈夫,可儿子上学又没人管了,没办法又把年迈的公公接来给儿子做饭。丈夫刚刚出院。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南卫派出所教导员闵某、佳南派出所所长张学明、副所长庄某及科学院六一零主任蒋玉胜等五、六人就来我家敲门,我不想再被迫害,就不开门,他们就不停的敲,声音非常大,不想影响邻居休息,没办法就给他们开了门,他们从阳台到门口站了一排,“开始审问式的”问我外面的传单是不是我撒的,我说我丈夫有病住院才回来我还没出去哪,我都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事,他们说今天是六四,外面又撒了很多的传单还有什么什么的,我说我在家,有事你们就说是我干的,我不在家外面撒的传单还少了吗?那你们又找谁哪?你们这样无理的一次次的来我家骚扰我,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而且我丈夫有病刚回来,你们就来太过份了吧,他们没理由了,就又问我还炼不炼了,说炼就带我走,我就是不配合,还不断的在发正念,在师父的帮助下,最后他们才无趣的走了。可是他们给我和家人造成的伤害及压力太大了。
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四月份,当地六一零、警察开始了地毯式的大搜捕,很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四月三十日下午三点多,我听楼道里有儿子的说话声音,仔细的一听是和警察说话,因儿子从不往家领同学回来怕影响爸爸休息,第一反应就是冲我来的,本能的就把门在里面反锁上了,他们早有预谋的在小卖店的主人穆岭夫妻配合下,等着儿子放学就劫住儿子带他们回家找我,可是儿子也知道他们一次次的迫害我,所以儿子也不配合他们,主要是南卫派出所的张副所长等六七人吧,他们就打了儿子,还恐吓儿子说:要不听他们的就带走儿子,可是儿子不管他们怎么说就是不配合他们,而且还在抵制,并说:你们要带走我,要老师同意,因为我也没犯错误,我还是三好学生,为什么要带我走哪?他们又说:找你妈问点事,儿子说:我妈也没犯错你们找我妈干啥,你们警察不是抓坏人的吗?他们无理,儿子又不配合,他们就气急败坏的找了一个开锁专家,拿了半袋子工具、钥匙开了近三个多小时也没打开门锁,我就一直在发正念,门锁被弄的直响,当时的情况很危险,丈夫怕我再被绑架,就说不行你从窗户跳下去吧,随手就把床单拽下来让我下,我一看楼下有很多人哪,他们会在窗下放人看着吧,不能跳啊,怎么办?我就定下一念决不能让他们抓去,这时丈夫搂着我说你真的走不了了,消防车也来了,我看了一下说没事。我心里有师在,不怕!决不会让他们抓去的,我把衣服穿好,简单的整理了一下东西,我随时准备走脱。
这时天渐渐黑了。到吃饭时间警察就买东西吃。儿子的同学一直在外面陪着儿子,大家饿了,也买了东西给我儿子送去,可是警察不让送,邻居都看不过去,指责警察说:“你们都知道饿了买东西吃,孩子能不饿吗?都几点了?”也买了面包和水给儿子。
很多下班的人都看到这一幕了,其中有些正义的人指责警察说:“你们干什么呀,小齐怎么了,不就炼个法轮功吗!至于你们这样吗?就是杀人犯你们也不能这样对待呀!一次次的抓人家!”科学院六一零主任也给找来了,六一零主任说:“搞得太大了吧?影响也太大了吧?”科学院的书记也从市里找来了,很快全科学院很多人都知道了。警察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已三个多小时了,还是没打开门锁,就撤走了,但把我儿子绑架派出所了。儿子同学的父亲怕儿子有事就跟去了。
我在师父呵护下安全走脱,从此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丈夫和儿子又在承受压力和担心中艰难的度日。邪党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的精神和心里的伤害是永远也弥补不了的。
丈夫在红色恐怖中离世
在我流离失所期间,儿子正好考高中,家长都去陪儿子考试,(好心老师知道我家的情况就提前带儿子去认路)可是我儿子只能自己去考试了,可是儿子真是争气,在这样的情况下,顺利的考上了佳木斯第一重点高中一中!家里人、同修们都非常高兴,家里人为了我能照顾丈夫和儿子能安稳的上学,就支持我去学校附近租房子,以免警察再来骚扰,丈夫的病因为这几年的压力和骚扰变得越加严重,家里几乎不能长时间离开人,需要有人陪护着。可是就这样恶警还是不放过我,跟踪儿子上学找到了我家。
有一天早晨儿子上学刚走,他们早就在门外等着呢,我要出去买东西给母亲过生日,一开门他们七、八个人就把我按住,并翻我的兜子,我就喊丈夫,他们一听家里有人,就急忙拽住我往楼下拖,鞋也掉了,把我推到警车里夹在车中间,到了南卫派出所就给我铐在老虎椅上了,然后问这问那的,我都说不知道,市公安局陈永德就拿水瓶子打我的头。在派出所扣了我二天一夜没睡觉也没吃什么东西,当时听信他们说我家的情况他们都知道如何如何的,我就七三八四的说一些,可是他们并没有放我回家,还是把我送进看守所,而且不但没有早点让我回家而是又把我送进了劳教所。
恶警把我带走后,丈夫听我喊他就起来了,可是门开不开,警察把门在外面顶住,多邪恶啊!丈夫经多方努力才把门打开,费了很多周折才打听到我在南卫派出所,为了让我早日回家,找了市公安局陈永德,南卫派出所,结果都不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被勒索三千元钱,才回到家中。更邪恶的是陈永德还说:要不拿钱就不是劳教了而是判刑了!!真是邪恶至极了!!丈夫的身体因一次次的承受压力和骚扰过程中越来越不好,这一次他实在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在我被抓后的一个多月被迫离开了人世,这就是中共又一次间接的、迫害死一位无辜的好人啊!天理不容!必须要偿还这一件件的血债!!
人间地狱劳教所
现在的劳教所已经成了关押信仰人的地方了,除了“法轮功”还有几个信佛教的,真正犯罪的人已经很少了。劳教所对“法轮功”的迫害先是隔离转化,几个邪悟的有庞丽华等人,还有警察轮番的和你谈,攻击“师父、大法”,用那些歪理邪说让你放弃“大法”,不转化就开始一点点的施加压力,不断的说一些难听的话,刘亚东是做转化的骨干,我两天没表态她还动手打了我,为了先搞垮你的精神意志,长时间不让你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一直是把你夹在邪悟的人中间,每天要干活还有定额的,不完成就加期,吃的是有黑面、有霉了面的馒头,喝的是没有油只有几叶菜的汤,甚至,还有菜汤里掉进老鼠的时候。有人说:那就是人间地狱,真是一点也没错。
我在被非法劳教一年多后,方才知道丈夫在我被抓一个多月时,实在承受不住这一次次的压力和打击,心脏病突发而被迫离开人世。我不但没能看上丈夫最后一眼,连儿子在外面一人孤独的生活我也全然不知,这是邪党造成的一桩桩的血债啊!
我在劳教所被折磨的皮包骨,头晕走不了路,活也干不动,还需要别人的搀扶着走路,可是就这样洪伟(大队长)还经常骂我,逼迫我干活,不干就威胁我给加期。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严重的浮肿,心脏压的上不来气,心脏跳的非常弱,医生建议我去看病,可是恶警洪伟就是不让我去看。我出狱后已经过了最佳治疗期了,到现在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在我的非法劳教快到期时,劳教所企图逼法轮功学员填写保证书,为了都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开始了一次有计划的迫害,动用了全劳教所警察,包括男警,逼法轮功学员每人必须填写,一个个过,谁不写就打耳光、电棍电。我当时身体非常虚弱,孙会敏就叫二个普教架着我,她强把着我的手写下的。非法劳教到期后,洪伟又给我非法加期五天。
邪党这么多年对我的迫害,不仅使我家破人亡,还给我年迈的父母、公公、兄弟姐妹造成伤害和痛苦,这场迫害牵动着多少个家庭?必须停止这场迫害。还法轮功师父的清白,还法轮功学员的自由!
我叫刘凤荣,家住佳木斯,四丰山园艺社区。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二日开始修炼,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十四个年头。
没炼功之前,我的身体很不好。从小到大,体质很差,大病、小病不断。具体表现为,心慌、气短,还有气管炎、胃病和妇科病。除此之外,还有附体打扰,经常睡不着觉,整天吃药维持。这样逐渐下去,活得很累,对生活越来越失去信心。九八年,我的一个过去的同事跟我说:你练法轮功吧,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心情也会好的。在他的引导下,我有幸走进法轮功,得到了我生生世世等待了许久的大法。炼功后,我那心情的愉悦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那些病也确实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心情舒畅、身体健康,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九九年“四二五”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开始对我们的学法小组进行所谓的摸底调查,干扰我们学法和集体炼功。我们对他们讲:师父教我们一心向善,待人真诚、忍让;做事先他后我,处处为别人着想。看到我们身心受益,待人处事的事实,他们说,好,就在家炼吧,不要出去,“上面”不让炼了。
九九年“七二零”,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集团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当时的情形真是天塌一样的恐怖。一天,我去市政府说明情况,广场上好多法轮功学员静静地站在那里。后来,来了一些警察和警车,持枪的武警把整个广场围住,把我们抓到大客车上,拉到了市体育场。当我被带到体育场后,那里已经聚了一千多人,大家整齐地坐在场地上。那天天气很热,有些带水和面包的同修和年龄较大的学员分着吃喝。到下午的时候,市里的各个单位、社区和家属进来拉人。广播开始播放邪党中央给法轮功“定了性”的消息,很多学员被警察抓走了,我和一些同修被驱散了。
从那天起,单位、派出所的人经常到我家里骚扰,并警告和威胁我不许进京上访。我想,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没有错,电视上说的是假的,他们诬陷我的师父,诬蔑法轮功。一批又一批的学员进京上访,前仆后继。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和另一位同修坐上午九点的火车去北京上访。我们没别的想法,一心想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一路顺利,到了北京。下车后发现到处都是警察,武警们查得很严。由于没有办法去信访办,我们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和同修们拉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挂在纪念碑的铁栏杆上,向全世界表达我们的心声。
武警冲过来把我们抓起来,送进了前门派出所。在那里他们问我们是哪里来的,见我们不说,把我们关进了地下室的铁笼子里。这里已经关了二百多学员,看到那架势我也有点害怕。
下午,我们地区的单位领导也追到了北京,找到了我们,把我们带走,当天坐火车赶回了佳木斯。到站后,四丰乡派出所的鮑志佳、马军等警察将我们俩个用手铐铐在一起。到医院检查身体后,把我们押送到佳木斯看守所。在那里我被非法关押了二十三天。
这期间我们给有关部门写信反映情况被拒,于是全号的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到第四天,他们同意我们反映情况。后来,我家人通过关系,被迫交了一千五百元钱,还找人说服我写保证。被我拒绝后,单位逼我丈夫在他们写的保证上签字,并交了九百元伙食费后,丈夫把我接回了家。
从那以后,派出所的片警、单位的经理经常到我家骚扰。特别是到了所谓的“敏感日”,单位经理怕我进京上访连累他丢了官,伙同佳市向阳分局,在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二日,由我单位的保卫干事康宏带领一帮警察,闯进我家,抢走了我的大法书籍和私人物品,并把我绑架到向阳分局,在那里逼我写保证未果。第二天我被送到看守所。十一天后,我被非法劳教两年。我记得那天下着雨,我们被戴上脚镣,两个人铐在一起,被推拥上了警车。当时的场面真的很悲壮,苍天都在为大法弟子落泪。
我们被分别关在二楼。所有新被劫持进去的法轮功学员和另外的两三个转化的人关在一起。每天这些“转化者”看着我们,让我们听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广播和电视。见我们不屈服,就对我们进行搜身、辱骂、铐铐等迫害和侮辱。逼迫我们做十九个小时的苦工,几个月不让我们洗澡。在此期间,使得我们的精神和肉体承受了极大的了折磨和伤害,那滋味真是度日如年呐!
二零零三年大约十一月份,时间我记不清了,他们开始了强行转化。转化的人逼迫我们写“五书”,恶警们扬言:“上面”说给了死亡指标。对我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他们让我们搬进了三楼进行严管,叫我们站军姿,不许说话,不许动。由劳教人员看着,我们只要稍稍一动,就是一顿毒打。由于有些小凳上有铁铆钉,有些人的臀部都坐烂了。
记得突然有一天,他们把我们集合到会议室开会,屋里屋外都是管教,还有很多拿着电棍的男管教。当时的气氛非常恐怖,管教把不转化的同修一个个拉到二楼,上一种叫做大指铐的酷刑。由于楼下时不时地传出同修的惨叫声,他们就把广播的声音放得大大的以便不被外边听到。与此同时,每天逼我们去奴役劳动,每天都看到同修们被拉走,我也没有幸免。由于怕心,我违心地写了“五书”。当时,我很痛苦,精神几乎崩溃。我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我被解教。单位领导把我接回家。我的家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十七岁的女儿休学在家,丈夫也老了许多。一家人就这样团聚了。
佳木斯劳教所参与迫害的人员:何强、李秀锦、刘亚东、洪伟、姓张的管教、高杰、礼永波、孙丽敏、王秀荣、张小丹、张燕等。还有一些名字记不清了。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份,四丰乡派出所片警陈时友、鮑志佳闯进我家,逼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了,我说:我有权不回答你,炼不炼是我的权利,我没有犯法,并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非但不听,还叫进来外面等待的几个警察,把我连拉带拽地拖到派出所。之后,他们逼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被我拒绝。我反驳到:我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我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他们后来理屈词穷,最终把我放回。
这就是这些年我受到的迫害,有很多经历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在这里郑重奉告:人们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李洪志师父教导我们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理念做人做事,对他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