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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杨学贵自述遭受八年冤狱迫害经历
我叫杨学贵，今年四十八岁，甘肃省兰州市人，原在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上班。一九九五年十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肝病，将我带入了死亡的边缘。就在这时，经朋友介绍，我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短短一个多个月，病症就神奇的消失了；两个月后，我完全恢复了健康，我和我的家庭得到了重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疯狂迫害。作为一名修炼大法的亲身受益者，为了对大法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元旦和二零零零年七月先后两次进京上访，但都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冤判八年重刑，先后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金昌市看守所、兰州市皋兰县看守所、兰州市西果园看守所、甘肃省监狱医院（对外称康泰医院）、兰州监狱、临夏监狱、龚家湾洗脑班。直到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才回到家中。
进京上访遭拘留
二零零零年元旦，我与兰州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行十多人到北京上访。早晨十点，我们刚刚拉开“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立刻遭到广场巡逻的公安和便衣警察的围殴和绑架。警察将我们劫持到天安门分局，抢走我们随身带的大法书籍，然后将我们关进了安装了铁栅栏的房间里。几个年轻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连老人孩子也不放过。
下午三点多，由兰州驻京办“六一零”（凌驾于法律之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机构）将我们劫持到兰州驻京办。三天后，单位来人协同兰州市七里河公安分局警察把我们劫持回兰州。在七里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席明杰等警察强行勒索了我们七名法轮功学员的八百多元现金，然后将我们直接关押到七里河晏家坪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七月，我和几个同修第二次进京维护大法。走上天安门广场后，我们拉开了准备好的横幅，广场的警察和便衣立即象发疯般的冲向我们，又打又抢。我们又被绑架到天安门分局。下午四点多，我们被劫持到北京西城区看守所。
七天后，我们被兰州市驻京办“六一零”劫持到兰州驻京办非法关押，后由市二院保卫科长马福林、总务科长李毅将我劫持回兰州。第二天下午，由马福林、李毅将我交到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后转押到兰州市桃树坪拘留所十五天。
绑架、刑讯逼供、非法关押
二零零一年九月四日，在甘肃省金昌市河西堡镇我租住的房子里，被金昌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到金昌市看守所。四天后，我被戴上手铐脚镣，由甘肃省公安厅的四名警察劫持到省公安厅，交给兰州市国保大队警察魏东。再由魏东等一伙警察将我直接劫持到皋兰县看守所秘密关押。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涯。
到皋兰县看守所的第二天晚上，魏东等三人，将我从看守所带到了皋兰县宾馆三楼的其中一间客房里，再铐上脚镣后，三人开始赌博。第二天下午，三个人睡醒后，开始对我刑讯逼供，逼问我兰州等各地的大法真相资料的来源……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魏东一伙又将我从看守所带到了皋兰县宾馆三楼的那间客房里。过了一会儿，来了两个自称是白银市国保大队的警察，逼问我是否与白银市法轮功学员有来往。看我不配合，就将原先铐着的右手从肩膀头上拉到背后，使两只手成上下反背铐在一起，进行刑讯逼供。
在皋兰县看守所被秘密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后，我开始绝食反迫害，要求无罪释放。绝食到第三天下午六点多，警察魏东和市二院保卫科长马福林、总务科长李毅和司机杨祯义，用市二院小车将我从皋兰县看守所劫持回市二院，秘密关押在一栋闲置的，将要拆除的旧楼二层内临时特设的房间里，用手铐、脚镣将我铐在床头，由一警察和市二院保卫科雇来的保安二十四小时看管。一周后，在魏东等一伙警察与医院党委、纪委、保卫科密谋后，于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将我绑架到兰州市西果园看守所，关进了四队四号的严管室迫害。
在臭名昭著的西果园看守所，牢头狱霸们在恶警的指使下，疯狂的迫害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除了被监视一举一动外，还要强迫做苦役，稍有怠慢便是拳脚相加。如果完不成所谓的生产任务，等到晚上点完名进到号室以后，轻则遭到训斥和辱骂，并将白天没干完的活继续干完才能睡觉。重则就会遭到牢头狱霸们花样繁多、手段残忍的各种酷刑折磨。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和张晓东、蒋春斌商量后，决定以绝食的方式抗议邪恶对我们长期的非法关押和迫害。绝食到第三天下午，卫生所警察杨临泉领着卫生所的一帮犯人来到四队。主管警察张连生命令犯人把我从二号室里拉出来，按在院子中间放着的坐垫上，然后集合四队所有的关押人员围成一个圈，观看给我强行灌食的整个过程。杨临泉指挥卫生所犯人取来一个塑料饭盒，往里倒了50克的奶粉，然后又让拿出整袋食盐，撕封后倒入了约300克，后用热水搅拌溶化。张连生命令犯人将我按倒，卫生所犯人开始强行野蛮灌食，胃管在鼻孔里往复多次来回穿插，一旦插入气管就要故意停留几分钟，憋到我气喘不上来，痛苦到脸色发青时才肯罢休。将超浓度盐奶粉灌入身体，胃本能的作呕使毒奶粉从嘴里往外涌，憋堵的根本无法呼吸。管子刚一抽出，灌进胃里的液体，一下子就全部从嘴和鼻子里喷了出来。
闪电式庭审、“公判”丑剧
二零零二年六月六日上午十点，中共邪党七里河区法院审判长付宏观，代理审判员刘克斌、张恩家，书记员罗亚丽及七里河区检察院检察员屠珠明、于福林来到监狱医院，在医院住院部过道中间十平米的警察值班室内，对我进行所谓的“公开”庭审。整个开庭时间没超过二十五分钟，完全是走形式，走过场。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早上七点半，七里河区两个法警来到监狱医院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将我劫持到兰州市七里河长征剧院，进行所谓的“公判”。
到了长征剧院，我被架到后台的化妆室。那里已有七名法轮功学员，双手都被反铐，坐在凳子上。大概九点，我们每个人由两个警察架着进到会场。整个剧场里坐满了邪党政府部门下达指标硬性派来的观众。当邪党不法人员开始宣读所谓的判决时，我们八人几乎同时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无罪……！！！”
大法弟子响彻洪宇的正义呐喊，吓呆了邪恶，惊呆了世人。慌乱中，中共不法人员赶紧指使站在我们身后的警察掐脖子。观众看到这荒唐、滑稽的场面，台下一片哗然，人们开始交头接耳，继而议论纷纷：法轮功真了不起！还是法轮功有胆量！看来法轮功真是被冤枉的……
回到监狱医院我才知道，被非法重判八年。
监狱里的罪恶
在监狱医院关押期间，我拒绝打针吃药。管理科长徐某某就以安检为名，抢走了我的宝书《转法轮》。当我到病区走廊出口的大铁栅栏门前高喊：“还我大法书！还我大法书！”徐某某就指使犯人监督岗，用手铐将我铐在了病床上一多个星期。在监狱医院住院期间，家人先后给西果园看守所交住院费累计达一万六千多元。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市二院纪检主任陈荣和保卫科长马福林来到监狱医院，说是代表市二院给我送来了两份红头文件让我签字，一份是医院单方将我除名，除名借口是：因我修炼法轮功和被邪党判刑。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下午两点半，监狱医院刚一上班，犯人监督岗就哄骗我到值班室接见。刚进值班室，迎面冲过来一个警察，说要带我到一楼体检。我说不去，话音未落，室内四、五个警察（其中就有四队主管警察张连生）一拥而上，将我扭摔倒地压住，砸上背铐就往一楼抬。强行抽血、拍片后，再砸上背铐，塞进车里就往隔壁的兰州监狱方向驶去。一路上我一直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车停在兰州监狱门口，警察办完手续后，随车上来了兰州监狱狱政科长张全明，冲我恶狠狠叫嚣：“进去后有你好受的……！”
车驶进监狱刚到禁闭室门口，一下就冲过来了几个早已得到指令的犯人，一拥而上，拉开车门，七手八脚将我从车里往外拽的同时，拳头、巴掌就向我脸上、头上重重地袭来。强行拽下车后向前拖的过程中，暴拳飞脚雨点般的就倾泻而来，直到我被打的在地上不能动弹时才罢手。然后将我全身衣服扒的赤身裸体，把早已准备好的囚服往我身上套，并拿过来镣铐开始砸镣。院子里除了这几个打我的犯人外，还有一群狱警一直站在旁边观看着。
（1）戴“土铐”
手铐和脚镣都是兰州监狱里自制的刑具，又大又厚又笨重，犯人们管这叫“土铐”。手铐是用厚0.6－0.8公分，宽6公分左右的扁铁制成，双手腕前后叠加成抱胸状被套住之后，将两铁环接口铆死，双手固定成一个整体。脚镣是用直径3.2公分的螺纹钢做四个环，两个一组上下重叠，两环上下焊成一体，铐住脚腕后用铆钉将铁环两头铆死。两只脚铐之间的链环，是用直径1公分的钢筋制成，又粗又重。手铐脚镣砸上后，再用一根长约10公分的铁丝，将手铐和脚镣串在一起拧死，监狱里叫“全刑”。这种刑具戴时间长会导致人终生伤残，甚至被索了性命。
我被几个犯人按住，强行戴上“土铐”后被拖进一间约3平方米的禁闭室放风场。西北十一月的天气，寒气逼人。下午五点多变天了，寒风中夹杂着雪花开始飞舞，预示着严冬的到来。穿着布鞋和线衣线裤铐在风场水泥地上，我的身体不住的颤抖，冰冷的镣铐更象一张嗜血的大口，一刻不停地贪婪吮吸着我身上的热量。晚上七点左右，雪花往脸上和脖子里钻，风场中央就剩屁股坐着的地方还是干的了。
九点半，看管禁闭室的犯人打开铁栅栏门，叫和我关在一起监视我的刑事犯，从外面抱进来一堆破烂棉絮，分别铺在禁闭室象屋脊一样的石床和过道里。铺完后，又令犯人将我从风场拖进禁闭室的过道，由于过道空间实在狭小无法进去，只好将破棉絮从过道里抽出来，往大便的蹲坑上一铺，就让我卧躺在大便蹲坑的破棉絮上，然后又往身上盖了一个破棉絮睡觉。早已冻僵了的我蜷缩成一团，身体不停的抖，半夜被脚趾头疼醒，知道是脚趾头已被冻伤了。就这样一连九天八夜。
（2）穿“铁马甲” 转监
二零零四年四月四日晚上八点，兰州监狱的一伙警察，在监狱医院犯人监督岗的配合下，冲进病房将我扑倒在床上，双手反背铐上手铐，由四个警察强行将我抬上一辆面包车后，直接开进了兰州监狱，停在禁闭室门口。一名警察指挥犯人打开手铐，将事先准备好的铁马甲给我穿上。铁马甲是用宽4公分、厚0.6公分的扁铁做成的，类似人骨架形状的刑具，有合页可以从背后打开，四个锁孔，用于调节松紧度和锁子锁住铁马甲，最下边腰胯一圈的扁铁上分别焊有两只手铐，用于铐住固定双手，人一旦被穿上铁马甲，根本无法起身和活动。
我被铁马甲套住在地上坐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门外传来汽车声，指挥犯人给我穿“铁马甲”的警察走了进来，叫犯人把我架上车。两个狱警将我夹坐在最后一排车座上，汽车就驶出了兰州监狱。去哪里？干什么？不知道，整个过程显的异常诡秘和恐怖，就象在看守所里见到的，犯人被押赴刑场处决时的情景一模一样。
几个小时后，车驶进了离兰州一百多公里的甘肃省临夏监狱。车上警察对临夏监狱教育科长段小和谎称：“杨学贵要自杀，把他的手铐脚镣戴着，别卸。”我被从车上架进了禁闭室，段小和看到我身上的“铁马甲”，觉得挺好，很感兴趣，就立刻找来犯人看式样、量尺寸打造一副。临夏监狱安排了十四个犯人分成三个班，每班四人，前后左右坐着把我围在禁闭室地中间。剩下两个犯人，一个做饭，一个负责配合警察管理。第二天一大早，就将打造的“铁马甲”给我穿上了。
二零零五年元旦过后，警察为了阻止我炼功，指使犯人又给我穿上“铁马甲”。穿上铁马甲后，犯人们将我放倒躺着，人根本无法坐起来，包夹犯人围着看守我。
（3）野蛮的灌食
我开始绝食抗议临夏监狱对我的迫害。绝食的第四天下午四点多，禁闭室院子里忽然进来一帮警察，其中有狱政科长李培录、教育科长段小和、卫生所长，还有两个临夏县医院的护士。段小和指挥犯人把穿着“铁马甲”的我从禁闭室抬出，按倒在院子中间，强行鼻饲灌食。我坚决不配合，折磨了二十多分钟，两个鼻孔被来回换着插，胃管不是从左鼻孔进去右鼻孔出来，就是从嘴里出来或插进气管里。由于胃管不停的在鼻腔和嗓子里来回戳，插的我不断的呕吐，痰、鼻涕、眼泪擦完了一卷卫生纸……灌完后，护士并没有拔出胃管，而是把胃管管头用胶布粘在了我的额头上。为下次灌食方便。
由于穿着“铁马甲”，无法拔掉插在胃里的管子。到了晚上，嗓子肿痛，胃里翻江倒海，我开始呕吐，胃液吐完了吐胆汁，整整一夜。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已精疲力竭，身体非常虚弱，脸色十分难看。我要求他们给我拔掉胃管。监狱就以此要挟我，先答应吃饭，他们才肯拔出胃管，卸下“铁马甲”。
（4）泡沫包装的禁闭室
其实，真正更大的迫害阴谋才刚刚开始，监狱将两间禁闭室打通变成一间，五平米大小，四周墙壁和水泥地都用泡沫物填充后，再用帆布包裹起来。禁闭室的两个对角和院子里都装有监控器。与此同时，还特定制作了一张死人床。找来一个和我个头差不多的犯人，按照胳膊两道、上身两道、下身三道，在床板上加装了绑人的皮带，专门用来迫害我和其他大法弟子。
十天左右，这间特制的禁闭室就做好了，经过监狱检查验收后，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左右，禁闭室院子里来了很多警察，自然少不了狱政科长李培录、教育科长段小和及负责看管我的警察祁百炼。李培录让围着我坐着的犯人，把我从禁闭室里架到院子中来，打开手铐和脚镣，让另外几个犯人，把我的被褥抱进特制禁闭室内铺好，然后将我架进这间临夏监狱特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精心设置的，而且是只关过我一个人的特殊禁闭室。我被架坐到铺在地上的被褥上，环视了一下这间专门为我精心设置的狱中之狱：两个气窗又高又小，两盏低压灯泡发着昏暗的幽光，阴森恐怖的环境，神秘得意气氛令人窒息。当两个架我进到禁闭室的犯人刚被叫出，这扇特制的大铁门就“哐啷”一声，被重重地关上了。
放风视情况和天气而定，由教育科副科长陈某某、狱政科副科长或负责看管我的警察祁百炼决定。放风时，先让包夹犯人将我从禁闭室放出，团团围坐在院子中间后，警察以闲谈交流的方式摸底攻心。
（5）第二次捆绑灌食
为了抵制这种迫害，五月十三日，我开始绝食。绝食到第四天下午四点左右，教育科长段小和、副科长陈某某、监狱卫生所长，带着县医院的大夫、护士来到禁闭室，让犯人把我从禁闭室里架出来，放到院子中间事先按照我身高尺寸订做好的死人床上捆住，由犯人按住头开始灌食。因为被临夏监狱用鼻饲迫害过一次，知道胃管留在嗓子里的痛苦滋味，所以坚决不配合，不让胃管插进身体里。四十多分钟过去了，护士看到胃管实在难以插进去，就说：累了休息一会儿再插吧！听到此话精神稍一放松，胃管就被猛然一下给插进胃里去了。注入了500cc牛奶后，就让犯人把死人床上绑着的我抬进了禁闭室，放在地中间，由包夹犯人看着。
晚上七点左右，我趁犯人不注意，抽出了被皮带捆绑着的手，拔掉了粘在额头上的管头并抽出了胃管。包夹犯人发现后吓坏了，赶紧报告给了值班警察和教育科长段小和。段小和将所有包夹犯人叫到办公室开始训斥痛骂。看到这种情况后，我让犯人叫来段小和说：“是我趁他们不注意时自己拔出的胃管，与犯人没有关系，你不要再责骂他们了。”带着怒气沉默了很久的所谓“教育”科长说：“你让我怎么给监狱交待呢？”
（6）写公开信
六月初，我在这间禁闭室里已经被关了快两个月了，为了制止监狱这种对我无理的邪恶迫害，我要来了纸和笔，在包夹犯人的监督下，向监狱写公开信，告诉他们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是因为妒嫉而迫害法轮功。善恶必报是天理，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子孙后代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要听信谎言而诽谤佛法、迫害法徒。历史上对基督徒、佛教徒迫害而遭恶报的实例还少吗？人为什么就不能从正面吸取教训！非要等到报应落在自己头上而无助呢？！公开信交上去了，可我仍然被关在这间特制的禁闭室里遭受着迫害。
（7）第三次捆绑灌食
七月二十日，历史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为了继续抗议对我长期关禁闭迫害，我开始了第三次绝食。绝食到了第四天下午，同样由李培录、段小和、卫生所长陈某某、祁百炼等一帮警察和县医院的一个大夫、两个护士，来到了禁闭室的院子里。将我从禁闭室里抬出来，捆绑在死人床上开始灌食。由于有前两次被迫害的经历，这次更不会配合邪恶，管子插了四十多分钟还是没有插进去。这时大夫对警察说：“医院有事要开会，我们得回去，明天再来插胃管。”说完大夫就让犯人把绑着我的死人床立起来，捏住我的鼻子，迫使我张口呼吸，然后就用针管吸上牛奶，站在很远的地方往我嘴里喷了些牛奶，就算完事回去了。
第二天下午三点不到，昨天到场的所有警察和县医院的两个护士就来了，把死人床上的我抬出禁闭室，放在院子中间，开始鼻饲插管子了，两个鼻孔来回插，插的我不断地呕吐。五十分钟时，两个鼻孔就开始流血了，很多警察都不忍心再看，悄悄的从院子里溜了出去。只有狱政科长李培录站在旁边对两个护士说，今天就是把鼻子插烂也要把管子插进去！说完后也躲到办公室从监控器中看去了。插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已无力反抗了，鼻腔和嗓子都被胃管插的疼木了，听到护士说插进去了。灌注了500cc牛奶后，死人床上的我就又被抬进了禁闭室。
骄阳似火的三伏天炎热无比，被改造包装过了的禁闭室内，温度更是高达40℃以上，坐在死人床边包夹我的犯人们都光着膀子，汗流浃背的，时不时的要到院子里水龙头上冲凉，用湿毛巾在擦汗。我穿着线衣线裤被捆绑在死人床上，胸口、手心、脚心燥热无比，由于第一次被捆绑在死人床上时，手从皮带里抽出来拔掉了胃管，所以这一次所有捆绑的皮带都勒的很紧，只有头还能左右转动一下。
（8）剥夺家人探视
迫害期间，监狱还停止了我家人每月一次的探视。家人在得不到我是死是活的音讯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了向相关部门上访，反映临夏监狱长期将我关禁闭，违法剥夺家属的探视权等。由于家人坚持不懈的奔波努力，在好心人的同情帮助下，被绑在死人床上二十一天，绝食抗议了二十五天的我，终于允许和家人见了面。
当包夹犯人，打开绑在我身上的所有皮带，将我从死人床上抬下来时，我变成了一根冰棍，直挺挺地躺着不能动，仍是被绑着的姿势。犯人们开始给我活动僵硬、麻木、无力的身体。活动了好一会儿后，警察就让犯人架着我往接见室去，这是我在临夏监狱第一次到接见室和家人见面。让我提前在椅子上坐好后，才允许家人进来接见，目的是怕家人看出我被迫害的不能走动的样子。四个犯人将我团团围住，两个犯人从后面按住两个肩头，一个犯人手里拿着话筒让我和家人通话。家人看到这种情况后，就叫犯人把话筒给我，让我自己拿着话筒说话。犯人扭过脸去看了一眼警察，警察点头同意后，就把话筒交给我。我的两个手臂在腿上垂直放着，自己根本无法抬起来。为了不使家人难过，我让包夹犯人从接见台下将我的胳膊抬起扶上来，从肘部支撑住我，吃力的拿着话筒，勉强支撑到接见完毕。
（9）第四次捆绑灌食
二零零五年九月四日，是被临夏监狱关禁闭迫害了五个月的日子。为了抗议邪恶对我的长期迫害，我开始了第四次绝食。四天后，仍由李培录、段小和、卫生所长、祁百炼等一伙警察，带着县医院的两个护士进到禁闭室院子里，如同上两次一样，我又被捆绑到死人床上，开始灌食。一个多小时的鼻饲，任由胃管在鼻腔、口腔、气管里穿梭，最后在我力不从心时，胃管被插进胃里去了。500cc牛奶灌完后，把管头往我额头上一粘。
第三天下午，犯人大夫灌食时，牛奶却很难灌进去了，往出抽胃液也只能抽出一点，胃管不通了，犯人大夫随便象征性地灌了一点就回去了。第四天上午，卫生所长来到禁闭室，警察怀疑可能是犯人给我偷吃了什么东西，才使胃管被堵塞的，就用一根细铁丝往胃管里捅，捅进留在鼻子里的胃管中时异常难受，感觉不是往鼻子里捅，而是在往心上戳，最后实在无法再往里捅了，才将铁丝抽出来转身离开了。下午四点多，犯人大夫来灌食，给包夹的犯人说，所长说了能灌多少算多少。
绝食到第十八、九天的一个早上，李培录领着一帮警察进到禁闭室内，问我还绝不绝食了，我说不想绝了。李要我答应以后不再绝食，就可以把我从死人床上放下来，我说今年不想绝食了，以后我不知道，李培录听完后什么话也没说走了。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卫生所长进到禁闭室，站在死人床边开始给我拔胃管，当管子抽到多一半时，感到有什么东西被从喉咙提到了鼻腔，顿时头象要炸开了，揪心的痛苦和难受，可能是阻力太大，卫生所长的手稍稍停顿了片刻，然后猛的一拽才将胃管拽出来，同时鲜血也从鼻孔里喷涌而出。卫生所所长提着拔出的胃管，拿到水龙头上去冲洗查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胃管堵塞，等把管壁上的粘液物冲洗干净后，看到插进胃里的胃管在胃的蠕动下，管头自己在胃里打了一个结，所以才使牛奶灌不进去的。
（10）放诬蔑大法的录音
十月下旬的一天早上，禁闭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进来几个犯人将我的被、褥、枕头全都抱了出去，放到院子的台阶上，然后在门口摆了一张炕桌，桌子上放了一台大录音机。不用想就知道邪恶要干什么。果不其然，当一切都准备好后，犯人们将我拖到地中间围着我坐下，放起了侮蔑诽谤大法的录音，音量特别大，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播放到中午十一点半，再从下午二点播放到五点半，晚上七点半播放到十点。十一点半以后，才把铺盖卷拿进来让我休息。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铺盖卷就被抱出了禁闭室，等到八点警察一上班，犯人们又将我拉到地中间围着坐下。这次警察给了犯人们一个便携式手提高音喇叭，让犯人们直接对着我的耳朵轮流念诬蔑大法的诽谤文章。第三天，我试图撕抢邪书和用头撞击对着我耳朵的高音喇叭。由于喇叭几乎是贴着我的耳朵在念，所以我一摆头，高音喇叭的另一头就碰到了犯人的嘴唇和牙齿。拿高音喇叭念的犯人以后就离我远一些了。这种迫害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
（11）完全脱像、再次入监狱医院
五个月来，由于邪恶的迫害，我被摧残的整个人完全脱像，身体状况非常差，双腿肌肉萎缩，自己根本无法站立和行走。家人一直在外面奔走呼救，揭露临夏监狱的暴行。迫于压力，临夏监狱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将我送到监狱医院住院。
当临夏监狱包夹用轮椅将我推过警察值班室时，正碰到管理科长徐某某站在值班室的窗前，徐就问：“这个人是哪里送来的？叫什么名字？”值班警察看了我一眼，说：“是临夏监狱送来的，叫杨学贵。”徐一听到是我，扭过头来看着我说：“杨学贵还没死？”
（12）拳脚雨点般似的袭击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警察走过来对我说：“我们是兰州监狱的，现在要把你带回兰州监狱。”我说：“我不是犯人，哪个监狱也不属于我，我不去，我要回家。”话音没落，以兰州监狱十一监区副教导员蒋玉岩为首的一伙按着肩膀，车就往兰州监狱里开。到了十一监区，警察一喊，从楼里跑出来一帮犯人，将我抓住抬起来就往楼里走，进到二号室，六、七个犯人将我压倒在地，拿出推子就开始给我剃光头。头刚一剃完，就将我全身衣服扒光，把事先准备好的囚服强行往我身上套……我将侮辱迫害修炼人的囚服脱下扔掉。十二个犯人一哄而上，再次将我按倒套上囚服，并威胁我不准再将囚服脱掉。
当我再次将囚服从身上扯下扔掉后，十一监区副教导员蒋玉岩给包夹犯人们使了个眼色，然后，所有的警察都跟着蒋出去了。还没等门关上，得到了暗示的犯人们就拳脚雨点般似的向我袭来，打的我在床上来回翻滚。直到我被打的趴在床上不能动时，犯人们才停住手，气喘吁吁的相互点火抽烟。五点左右，警察叫犯人们把我往禁闭室里抬，说副教导蒋玉岩在门口等着呢。犯人们就七手八脚的扯拽起我的胳膊、腿和脚，往禁闭室抬。进到禁闭室后，我被关进了一间地上放着一张床板的禁闭室。蒋把十二个犯人分成三组，四个人十二个小时换一次班，必须是前后左右围着我坐着不能睡觉。
（13）捆绑灌食后铐死人床一月
又是一个炎热酷烈的三伏天，在另一所监狱的禁闭室内，还是面对这种邪恶的迫害。我不得不再次绝食抗议。绝食到第四天上午十点左右时，禁闭室的犯人叫包夹我的犯人，把老虎椅子抬进禁闭室的走廊里来。当犯人大夫一来，值班警察就叫犯人将我架上了老虎椅子，身体和双手被老虎椅子上的挡板和卡子死死的给夹住和固定死，然后叫两个犯人抓住我的头开始插胃管鼻饲，一次两次……每天至少要插上十几次，在插的过程中胃管不是从嘴里出，就是从左鼻孔进右鼻孔出，或插入气管，这些现象是每天都会出现和发生的。
灌完食后，警察让犯人把我从老虎椅子上放下来，抬进去铐在死人床上。兰州监狱的死人床是将一张床板，在上下边缘处各20cm，左右两侧各10cm处钻四个洞，然后将手铐和脚镣，分别固定在床板两边的四个洞里，人一旦被绑铐上去固定住以后，两只胳膊和手与头成山字形状，根本无法伸展和活动。臀部位置下的床板也被掏掉一块，形成一个30cm左右的大圆洞，屁股刚好被卡在里面，圆洞边缘的棱角象锯齿一样顶在胯腰。双腿成大字形，两只脚分别被铐在床下端两侧的两个脚铐里，时间一长全身上下扯筋撕肉、剜心透骨的难受和痛苦，生不如死。
七月二十日，特制禁闭囚室包装出来了，邪恶们利用我被绑在老虎椅上灌食的机会，先叫犯人们把死人床抬进囚室内安放好，然后两名犯人架着我来到这间特制的禁闭室，铐在死人床上，要所谓的“强行转化”迫害。这间特制囚室约十五平米大小，四周墙壁一米五高处都是用海绵和泡沫板粘贴后，再用人造革包裹，墙角有摄像头。四个犯人，一边两个围着我坐在四周，两个小时用装满水的饮料瓶强行灌水一次。每天只有灌食的时候，才从床上抬下来，灌完后，又继续铐在死人床上。
一个月后，我全身发黄，这是医学上说的黄疸型肝炎症状，我又被送进了监狱医院住院。住院期间，有两个犯人包夹监视。每天要打点滴，我若反抗，犯人就会用绳子绑住我的双手，直到液体吊完。整整一个月，又把我转到兰州监狱特制的禁闭室。
几天后，禁闭室的警察向监狱反映：说我脸上的死灰都下来了（即快要死了），都怕担责任。就让十一监区警察把我接回，同时把那张死人床也抬进十一监区二号监室。晚上睡觉时，把我的一只手和一只脚铐在死人床上，每天插胃管灌食，直到二零零七年元月二十日，我才开始吃饭。
二零零九年过完年，我又被转到十监区。到了十监区，监室在三楼二号室，一直没下过楼。
（14）出狱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零点，也就是我的所谓“刑满释放日”。犯人监督岗打开二号监室门，让我穿衣服出。走到大厅，我看见有许多警察在暗处躲着。我走到大厅的过道门时，突然大厅黑处站着的警察扑了过来，一拥而上，把我摁倒在地，铐上了背铐，拖到办公室。首先用胶带把我的嘴封上，两个警察架着我下楼往监狱大门口走。
由于长期迫害，我的双腿根本就走不动。四个警察就直接把我抬到监狱大门口，交给了早已等在那里的城关区“六一零”和靖远路派出所的人，给我换了副手铐铐上，直接把我拉到臭名昭著的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整个迫害过程由兰州监狱邪教科科长赵军亲自操纵指挥。
龚家湾洗脑班的迫害
到了洗脑班，由保安把我架到洗脑班邪党书记祁瑞军的办公室。祁瑞军拿出剪刀剪掉了我嘴上的胶带，让保安把我架到洗脑班里面的一张床上休息。我起身要回家，保安挡着不让我走，一直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洗脑班警察杨某某一身酒气的过来，把我按到床上，用我的皮带和绳子把我绑到床上，开始左右开弓扇耳光，并气急败坏的将一杯热水泼在我脸上。他折磨我半个多小时后才离去。快天亮时，杨某某才把皮带和绳子解开。
结束八年冤狱，我却直接被非法劫持到龚家湾洗脑班，父亲由于忧伤过度，不幸去世。在母亲一再要求下，我在遭受了八年多的非人折磨后，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终于脱离魔窟，回到家中。面对父亲的遗体，我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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