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广真相电影过程中的修炼体会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今年的DC法会上，新唐人的同修为我们播放了《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这部深度讲真相的纪录片。同时，新唐人的同修也在协调全球的同修共同参与推广《自由中国》。这是一部非常有震撼力的电影，并且按照西方人的思维逻辑拍摄，很适合针对西方社会讲真相。在今年费城的“言论自由电影节”上，非营利机构“美国洞见”的创始人Margaret Chew在电影节上发言说：“我希望这部电影改变这个世界。”一个未修炼的人都说出这样的话，我想这绝不是一部简简单单的真相电影。仅仅五十三分钟就能让一个人深刻的了解真相，这部电影对于救度众生的作用显而易见是强有力的。

新唐人希望能够有社会经验和给政要讲真相经验比较丰富的同修参与推广，而对于来美国只有四年，又刚刚从学校毕业踏入美国社会的我来说，这样的推广工作还是难度很大的。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协调这个项目，可是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自己的机会，也是一个可以走向成熟的机会。于是我和当地的协调人讲了我的想法，她很支持我。我想，那就好好努力吧。

在修炼中，我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事情想的太简单。光有一个理想化的美好愿望还不够，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用金刚不动的正念来面对，变成了我在协调的过程中一直要不断克服的问题。

我给新唐人这个项目的总协调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表达了想要担当当地《自由中国》推广的协调人的愿望。满以为会很快收到答复，可是一连几天都没有任何回应，就连后来培训的信息都没有收到，还是当地的负责人后来告诉了我。我开始有些犹豫了，是不是人家觉得我的经验太少，觉得我还不够要求呀？要不还是算了吧！但是当地的协调人还是鼓励我不要放弃。我想，是啊，对自己的这种怀疑还是一种对自我的执着。其实我们的能力都是师父给的，太执著自己的能力，或是执著别人怎么看我，甚至是不够自信，都是执著自我的表现。这些都是我修炼上需要克服的。

参加了第一次网上培训后，新唐人的同修把做非公开预映的流程非常详细的讲了一遍。我大概知道怎么做了。我又找了当地几个感兴趣的同修参与，这样我们的推广小组就算成立了。这时已经快到八月中旬了，而新唐人要求各地在八月份举办两次预映，因此我们需要马上行动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找场地，不能档次太低，同时又得考虑到预算的问题。这也是我从来没做过的，幸好还有另外一名同修的帮忙。我们找过图书馆，找过酒店的会议室，找过电影院，但因为各方面原因都不是太理想。最后我们找到了一家社区中心，我们决定在那里举办第一次《自由中国》的预映。解决了场地的问题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请到合适的观众。我给原来学校里讲过真相或是看过神韵的教授发了邀请邮件，也给在找场地过程中认识的一些人发了邀请，同时也请当地其他的同修去邀请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

等待别人回复的过程是又一个修心的过程。我每天都要查好几次邮件看有没有人注册要来看电影。在这个过程中，不安、焦虑、急躁都时不时的会冒出来。这让我想到了神韵卖票时的经历。当我在外面很辛苦的做了一天的推广工作以后，就会很希望票能一下子卖出去很多。而那种对卖票情况的忐忑不安的心理，则是对自己付出的执著，仿佛在期待发出去的每一张传单都会带進来一张票一样。我在等待注册的过程中也是同样的心理，觉得发一份邀请就会来一个人。但是直到最后几天，也才只有几个人注册。尽管我告诉自己不要消极，要保持正念。可是对成功的在意让我一直处在压力之中。在预映的当天，很多注册了的人都没有来。只有少数人来了。一切在紧张之中很快的过去了。我有些失望和沮丧。但是周围的同修还是鼓励我，毕竟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预映，好与不好，我们都积累了一些经验。

新唐人要求我们针对的观众是政要或是商界人士，而我几乎没有和这些人打交道的经验。应该请谁呢？我想到了一个城市的市长，以前在申请褒奖的时候和她打过几次交道。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能够跟她约一个时间把电影介绍给她。她不在办公室，我结结巴巴的留了一个言，感觉很差劲。我觉得她可能不会答复我。可是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她给我回电话了，同意和我见面。

我感觉到，每当我在修炼上冲破一些障碍，超越自己多做了一些努力时，往往事情就会有一些改观。比如今年五月份大法洪传二十周年时，给上述的这位市长寄过一份申请褒奖的材料，过了很久都没有收到回复，我本来感觉她可能不会给了。可是又觉得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我太容易被常人的态度或外在的环境影响了。在我克服自己觉得不擅长打电话或者英语不够好的心理障碍后，有点抱着豁出去的态度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同样是留言。第二天我收到了城市秘书给我打的电话，市长要给我们褒奖了。

这一次，和市长见面后，她同意来看《自由中国》这部电影。预映的当天，几乎其他的人都来了，市长迟迟还没有出现。我知道她之前还有一个活动。我又开始想，她会不会忘了，会不会不来呀。可是同时，我又在不断的告诫自己不要产生这些负面的想法，保持正念。这时一位客人问我，还有别的人来吗。我刚要回答，就见市长出现在门口。于是我对那位客人说，我们就在等她。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市长看的很投入。

在我们定下这次预映以后，我想要邀请一位州议员。我给他的办公室打过几次电话，可是每次都没有人接。于是我又上网试图搜索出更多的他的联系方式。意外的是，他在一个论坛上留下了他的手机，并说任何人都可以给他打电话。我感觉这个号码就是特意告诉我的，于是我决定打他的手机联系他。其实我现在给这些政要打电话时还是会很紧张，有时会心跳加速。这时我会发正念，调整一下自己。

带着剩余的一些紧张，我给他的手机打了个电话，想要邀请他去我们的预映。他说那天晚上没空，我说我们可以选一个你有空的时间单独放给你看。他同意了。最后他说，那你来我家给我放吧。就这样，我又去他家给他放了《自由中国》。在电影放完的几秒钟之后，他没有说话。我想他被震撼了。他说电影里这些我都知道。他也表示以后如果有机会，他会为这件事说话。虽然他的反应并没有我所期待的那样大力支持，可是我想我不能太执著于想要从他那里得到怎样的支持。至少对他这个生命来说，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联系不同的人和组织邀请他们去《自由中国》的预映，可是一直也都不是很顺利，仿佛到处都碰钉子。这段时间能够参与的其他同修也不是很多，有时我会感到非常的孤立无助。很多人，即使听到活摘器官这样骇人听闻的恶行，也表现的似乎无动于衷。那种被孤立的感觉让我一下子觉得支持不住了，眼泪一直往下掉。

我努力的克制自己不要哭。在我稍微冷静下来一点以后，我想学法吧，只有法才能给我力量。我随意的翻开一本书，是《各地讲法六》。尽管以前已经看过很多遍，可是当时却感觉以前师父都说过的法理自己怎么都想不到呢。

师父说：“作为每个大法弟子来讲，一切事用法来衡量，就会走的更正，这样看的见看不见的学员都不容易出现问题，因为有法在，就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不管其它生命是什么状态也好，千变万化的各种复杂的表现都无法干扰大法弟子。”[1]

这句话我读了好几遍。当时就好象感受到了师父面对着我语重心长的在给我讲法，我感受到了来自师父慈悲的鼓励。我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在意别人的态度，还是在意世间的局势，期盼从常人中得到所谓的支持。我们做预映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从常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也不能依赖常人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如果世人都站出来反对，也许这个迷就破了，也没有给大法弟子修炼的环境了。这些担心、焦虑、紧张、压力，说到底还是对结果的执著。

“悟在先见在后，修心去业，本性一出方可见也。”[2]再深挖下去，这些对结果的执著还是信师信法不足的体现。同时，我还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协调工作分配的过程中，潜意识中我在试图将压力分出去，想让每个参与的人都来承受一部份压力。所以当别人不能参与的时候，我会觉得烦恼，也是因为不想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当我找到这个执著时，当时就感觉压力少了很多。

上周五我们开始在附近一个城市的市政厅里举办“真善忍美展”。周末的时候，因为市政厅举办了一个活动，所以有很多人前来参观。很多人都被美展所感动，都表达了对迫害的谴责和对法轮功学员的关心和同情。这也让我意识到，不是世人不关心，也不是世人不再有善念，而是我们自己的心限定了我们看到的东西。在美展上，我遇到一对夫妇，我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我的得法经历，他们很感动。

在本周二，在美国总统辩论的这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市政厅又举办了一次《自由中国》的预映。来的一对夫妇很感动，表示要在他们的教会推广。我看着他们觉得面熟，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直到最后，我才反应过来他们就是上个周末遇见的那对夫妇。我想这也许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吧。当我们真的放下自我，不带任何有求之心的时候，事情的结果往往会出人意料。

“你们发现了有执著心，有常人心，怎样把它去掉，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你们发现了有问题，能够去掉它，那么你做出来的事情才是最好的，最神圣的。”[3]

以上就是我在《自由中国》推广项目的协调过程中的一些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二零一二年美中法会发言稿）

[1]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六》〈二零零四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
[2]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为何不得见〉
[3]李洪志师父经文：《新西兰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