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胡宝纯十次被关押迫害 家破人亡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一月八日】我叫胡宝纯，一九五七年生人。家住辽宁省葫芦岛市杨家杖子经济开发区。曾先后在开发区橡胶厂、铸造厂、建筑公司工作，二零零二年以后失业，是电焊工。

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被江泽民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家不能归；身体和精神受到重大伤害。同时，我所有亲属也遭受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我曾经被中共非法劳教四次，被绑架到洗脑班三次，被抄家六次，被抢劫、勒索一万三千多元钱，多次被非法拘留、关押。我妻子刘丽云惨遭毒打致死；岳父刘彦富被非法劳教三年，妻妹也被非法劳教三年（关在马三家劳教所）。

我和妻子于一九九六年年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之前我患有肺结核、关节炎、颈椎病等，经常吃药，修炼之后各种病很快都奇迹般的去了根，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至今多年再也没吃过一粒药。法轮大法神奇的健身效果，迅速引来了大量的人群修炼，从一九九二年大法传出到一九九九年，媒体报道修炼者达到一亿人。法轮大法除了具有神奇的祛病健身的效果外，我们最大的变化是思想道德的升华：修炼之后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放淡名、利之心。修炼前经常把单位的东西拿回家，修炼后又都送了回去；修炼之后，以前的毛病、恶习都改了，象换了一个人一样，变化得出乎周围人的意料：身体健康，乐观向上，家庭和睦，邻里相处得体，得到周围人的称赞。法轮大法彻底把我变成了一个好人，把我们家变成了一个幸福、和美的家庭，我真切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好。

没想到，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了江泽民的残酷迫害。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被江泽民迫害的支离破碎的家庭有千千万万。以下是我遭受迫害的事实。

一、第一次上访遭毒打、关押

法轮大法被中共肆意地栽赃陷害。为给大法讨个公道，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九日，我和妻子，还有另外一个同修彭凤梅（杨家杖子的退休教师，二零零二年在葫芦岛市拘留所被迫害致奄奄一息、之后含冤去世），依法去北京信访局为法轮大法上访，要求还我师父一个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我们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无辜功友。

使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合法行使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却在信访局被非法扣押，之后被转到葫芦岛驻京办事处，在那里遭到了一个姓张的大队长的野蛮殴打，他一听说我是为法轮功上访，就象失去了理智一样的对我施暴。他给我戴上了手铐、拽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狠抽我的耳光，拳脚齐上，这样折磨了我两三个小时。他知道我和别的法轮功学员住在一起，边打边问我在哪里住。为了避免牵连别人，我没有告诉他，他就气急败坏地更狠毒地殴打我。我被打得头晕眼花、脸部热辣辣的疼，头上撞的全是大包。他打累了，就把我铐在了床上。第二天，被杨家杖子经济开发区派出所的警察就把我绑架到了葫芦岛市拘留所。

酷刑演示：毒打

我被关在拘留所一个月。期间，因为炼功遭到了姓史和姓安的二个警察的殴打。他们用狼牙棒打我的后脑、后背，踢我的肚子、用拳头打我的眼睛。我当时就被打得脑袋嗡嗡地响，后背肿得高出一块、脱衣服都脱不下来、不能仰卧，肚子剧痛，眼睛被打得漆黑一片、看不到东西。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人打得那么严重，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是为了做好人而挨打、而打我的人头上竟然顶着国徽，这是生活在自由国度的人无法想象的。

一个月后，杨家杖子矿务局（经济开发区前身）公安处把我接到公安处，又非法关押了我三天，勒索了一千元钱（所谓“押金”，后被我要回），非法扣押了我的身份证、户口本，在一段时间内给我造成了很大不便。

他们干这些坏事时，都是“理直气壮”的，就是因为有江泽民的密令，有江××给他们撑腰，而且这样的坏事干得越多，他们就会得到江氏一伙更多的赏赐，对于迫害好人，他们也就更有动力、更加肆无忌惮了。

二、第二次进京为大法讨还清白，被勒索钱财并再遭毒打

回家后第二天，我和妻子以及另外两个功友再次进京为大法讨还清白。二十多天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丰台区被抓，再次被连山区分局警察绑架回葫芦岛市看守所，并且抢走了我身上的一千二百五十元钱。我又一次失去了人身自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在看守所被逼迫背诵监规，因为背得稍慢了点，警察李亚杰用塑料鞋底抽打了我二十几个耳光，他还不解气，就又和警察魏国忠把我的裤子强行扒下，用硬塑料管狠抽我的臀部，他俩轮番上阵，（打了三十下左右），把我的臀部打成了青紫色，肿得不能坐下。

三、在家无故被绑架、被非法劫持十多天，并被勒索钱财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日，杨杖子派出所不法警察谎称他们领导找我谈话，把我和另外三个功友骗到了杨杖子派出所。将我们非法关押了十三天，所谓的理由是北京在开“两会”，他们害怕我们上访。十多天后，连山区政保科警察刘兴成等把我从派出所强行带到政保科，用手铐铐了我半天多，然后非法向我家人索要了三千元钱，才放了我。

四、被非法抄家、劳教一年半，在教养院受尽折磨。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杨家杖子公安分局杨振勇，开发区政保科刘建国、冯军、派出所马广元、街道关宝玉等人闯入我家，强抢我师父的照片，我和妻子、小姨子（也是大法弟子）拼命保护，也没能阻止他们的犯罪行为。他们将我绑架到派出所。然后刘建国带人第二次抄家，抢走三本《转法轮》和一枚法轮章。在派出所他们逼问我炼不炼法轮功，我回答“炼”，就被非法拘留于葫芦岛拘留所一个月。

到七月十三日，他们非法将我劳动教养一年，关在葫芦岛市教养院。

劳教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在正常法律体系之外的非法惩罚系统，是践踏法治的“法外之法”，它不受监督制约，是中共为所欲为的“自留地”。被关押在劳教所中的大法弟子所经历的迫害程度反而比监狱要残酷。人只要进了劳教所，就会被象动物一样对待，不用说人权和自由，连做人的尊严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劳教所的这些情况我早有耳闻，但到了劳教所，我才发现，那里的野蛮和邪恶还是超乎了我的想象和所作的精神准备。

刚到劳教所恶警就对我进行了强行搜身。他们从我身上发现了一篇经文，恶警张福胜拳脚相加地折磨了我半天、不知道打了多少耳光，打得我脸火辣辣地疼、头也疼，又罚跪近一天。

那时，葫芦岛教养院关了几十名大法弟子。我和所有大法弟子被强迫每天十多个小时地坐在水泥地上不许动；晚上睡在板铺上，拥挤不堪；吃的是窝窝头、高粱米饭。

七月二十五日葫芦岛教养院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每天逼迫大法弟子背监规、走步、跑步、去菜地干活。

十月份，从沈阳马三家教养院来了十多个邪悟者。她们逐个围攻每个大法弟子，试图用它们的胡说八道“转化”我们，让我们放弃修炼。对于几天后没有“转化”的，教养院的警察就撕下伪装、赤膊上阵了。他们用鞋底、电棍，拳脚相加的对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大法弟子，手段非常卑鄙，甚至用电棍电击大法弟子的小便处，很多人被打至头肿得认不出来。他们打起人来人性全无、不计后果，在我到教养院之前，他们曾经把大法弟子姚彦会打致昏死过去十六个小时。

十一月九日晚六点，刘国华（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大队长）把我叫到四楼办公室，强迫我读诽谤法轮大法的书，遭到我的拒绝之后，就把我的双手反铐在后背，恶警刘国华、张国柱、范永杰、刘海厚轮番用电棍电我，其间两个电棍充电二、三次，电棍充电的间歇，刘国华脱下我的鞋，用鞋底一口气打了我三十多个耳光。一直折磨我到半夜十二点。

电棍，这种普通犯人一听都害怕、一下儿都受不了的刑具，是江氏爪牙折磨大法弟子时用的最多的刑具。为了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信仰，在江×ד打死算白打，打死算自杀”的邪令下，一些恶警在变态心理的驱使下，把折磨大法弟子、看大法弟子受刑时的痛苦当成乐趣，有时竟用六、七根电棍对付一个大法弟子，象烙饼一样反复电。上万伏的电棍碰到人身上，碰一下就是一个水泡或黑点，在电流的作用下，人身上的肌肉会被电得一蹦一蹦的，四肢会不自觉地抽动，即使在电棍停下之后，肌肉仍然会蹦很长时间，施行电刑的房间以至整个走廊都会充满皮肤烧焦的气味。那种撕心裂肺的难受，是没受过电刑的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被电过之后的地方会红肿、黑紫、组织破裂，然后结痂。恶徒们变换花样地使用各种刑具，专电人的脚心、腋下等敏感部位，有的恶徒竟用电棍电男性大法弟子的生殖器（葫芦岛教养院经常用这种手段）。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一次，一个大法弟子被电得全身都是水泡，葫芦岛教养院的恶徒们就用鞋底把水泡一一拍破，然后再电。

那次，我被电得脸、脖子、背部都肿了、变成了黑紫色，之后很长时间一直爆皮；被打过的地方不碰都疼，很长时间才恢复。

半夜十二点之后，他们停了手，不让我睡觉，找来邪悟者围攻我，从半夜到天亮，再到天黑。六个小时的电刑、殴打折磨，再加上一天一夜不让睡觉，我被折磨得精疲力竭。

三月初的一天，教养院要求我们穿囚衣。遭到一些大法弟子的拒绝之后，他们就把大法弟子一个个地拽出去打，打到大法弟子于英楠的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喊“不许打人”，和几位大法弟子冲到走廊，大喊“不许打人”，制止他们行凶。他们就对我动手了。在副院长姚闯的带领下，十多个恶警把我按在地上，强行给我戴上手铐，扒下我的裤子，管教科长王胜利拿我的皮带抽我，恶警佟利勇用电棍电我，干事郭爱民、宋忠天、谢博、曹雪等十几个人全用皮鞋不分头脸地踢我全身所有能踢到的地方，管教科副科长张福胜还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水泥地上狠撞。因为我的双手被铐在背后，我没法用手护着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所以我身上没有一块能幸免。我被踢得头晕眼花、耳鸣、全身疼痛，没处躲没处藏。我被踩在十几双皮鞋的下面大喊“不许打人”、“你们不讲法律和仁义道德”，喊声回荡在整个走廊。他们一听又怕又狠，用臭袜子堵住我的嘴，又勒住我的脖子，打我打得更凶了，张福胜还边打边恶狠狠地叫嚣“就不讲法律，就不讲仁义道德，你能怎么样？”这类无法无天的话是江氏爪牙在对大法弟子施暴时经常叫嚣的。副院长姚闯在临走时还照着我的头狠狠踹了一脚，对其他人说：“给他整材料，先判他！”他们打人累得坐着喘粗气，然后把裤子给我套上就把我扔进了小号关了十九天。

“小号”是大陆教养院的江氏爪牙迫害大法弟子的又一残酷工具。每当有大法弟子非常坚定、拒不配合他们的无理要求时，他们就会把大法弟子扔进小号。其目的，一是把坚定的大法弟子与其他人隔开，以免这些坚定弟子带动其他人，二是在小号中对坚定大法弟子用酷刑，他们觉得没人看到，他们就可以肆意妄为、对大法弟子下毒手了。有时来人参观或来记者采访，他们也会把坚定的大法弟子藏在小号，以免参观者和采访者听到真话。

一般的小号都是很矮小的屋子，但有时小号不够了，他们也会腾出闲屋子做小号。小号中暗无天日。

这次他们把我打得四、五天不能翻身；肋骨被踢坏三处；左耳膜出血，半年听不到任何声音；胸部、小腹部疼痛二、三个月（教养院打完我没负任何责任，也没给我看医生，我自己也不知道胸腔、腹腔究竟伤成了什么样）；右肩胛疼痛难忍，肩胛骨支出一寸高，肩周损伤、肌肉萎缩，半年多抬不起来，一年之后才稍见好转；被打之后半年多头经常阵痛。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是非法劳教一年期满的日子，但教养院毫无理由地继续非法关押我，硬是给我非法加期半年。

在二零零一年九月以前，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只要没按他们的标准“转化”，到期都不放，他们找各种理由给大法弟子加期，找不到理由的也加期。他们“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标准非常荒唐：能打人、骂人、抽烟、喝酒的才算“转化”彻底了，这就是江××花费巨大人力、财力，无理要达到的目的。

五、无故再遭非法劳教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加的半年期又到了，我才被释放回家。回到家，但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凄凉的场景，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我妻子在一次和法轮功学员见面时被恶人绑架，然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关在沈阳的辽宁省女子监狱；我六十八岁的母亲受不了打击，再加上担心上火，一下患上了脑血栓、高血压、半身不遂等多种疾病，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神智也不太清楚了。她靠着她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和我年仅十八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虽然他们遭受的这些痛苦都是江××的迫害造成的，但我仍觉得对他们很歉疚，所以回家后，我极力补偿，每天照顾我母亲和儿子。我本以为我可以一直这样在家尽孝、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但江××再次剥夺了我这个权利。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三日我正呆在家里，突然来了杨家杖子开发区派出所的肖宁、马达、梁××等四个警察，要带我去派出所，说是他们领导要找我谈话，我说我不去，上次就是以谈话为名关了我十三天，我不再上你们的当了。他们野蛮地把我拽上警车，我奋力挣脱他们，回到了屋里。我母亲被他们吓坏了，我安慰了她几句，就马上又被他们拽上了警车，他们把我绑架到了杨家杖子派出所，把我铐在那里十八个小时之后把我送到了设在兴城的洗脑班。

洗脑班（或所谓“转化班”）是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弟子的又一杀手锏。

“洗脑”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词，葫芦岛市一个洗脑班的负责人就曾公开嘲笑这个词：“洗脑？我就不信已经进到了脑子中的东西还能洗掉、抠出来。纯粹是自欺欺人。”

的确，所谓“洗脑班”的初衷是在剥夺人身自由、体罚、不许睡觉、酷刑的折磨下、在定劳教、判刑的威胁下，以及诽谤法轮功各种说辞的灌输下迫使学员心甘情愿地放弃修炼法轮功。但事实上，他们这种所谓“洗脑”几乎从未得逞，绝大多数所谓“转化”的学员都是违心的；少数学法不深、在他们的压力和攻势下被迷惑了的学员也会在重获人身自由之后，在理智清醒的状态下重新认清孰是孰非、孰好孰坏，而重新走进法轮功修炼者的行列。

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大法弟子有的是在教养院中不放弃修炼的，有的是因和平上访或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而被非法抓捕的，更多的则是恶人动用暴力无故从家中被绑架去的。每当江××加重迫害法轮功的邪令一下，爪牙们就会去法轮功学员家中动用暴力、无故绑架一大批人到洗脑班。

洗脑班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巨大，一般十人的洗脑班如果办半个月需要耗资十万元以上，由来自单位、公安局的四十多人“陪同”（耗资数额和陪同人数与被绑架者的人数以及办班时间成正比增长），江××拨专款建立的“洗脑基地”遍布全国各地各市县以至乡镇（有的也是利用已有的场所）。

在各种折磨和压力下仍拒绝放弃信仰的大法弟子就会被江氏爪牙“凑材料”送入教养院和监狱继续折磨。这种根本不符合任何法律的所谓“程序”就是江××的意思，所以执行者在干这些毫无道理的坏事、而被问及遵循的是什么法律时，都会理直气壮地告诉被迫害者：这就是江家的法律，有意见找江××去。事实上，他们干这样逼人妻离子散的损事时不仅仅不用担心被追究，反而会因此而得到江××的奖励。迫害法轮功以来，各地公安局、派出所抓捕、定劳教、判刑的法轮功人数越多，他们就会得到越多的奖金和升迁的机会；而良知尚存、迫害不力的则会受到各种处罚。一些踩着法轮功学员的血爬上去的警察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要是不整你们法轮功，我怎么能有今天？

有时江××针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邪令也不是赤裸裸地，比如他会给各地公安下达抓人和劳教的指标，达不到就会如何如何（二零零三年五月中旬到八月初江××要求辽宁省公安系统“大干一百天”，期间拘留、劳教人数少的公安局长就会被免职、处罚）。一分析就会明白，这种命令就是针对法轮功的，因为真正犯法的人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拿他们“凑数”是不可能的，而法轮功就不同了，只要是炼法轮功的，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随时任意抓捕。慑于江××的淫威、为保乌纱帽，公安局长们能找到的唯一所谓“出路”就是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而这，就是江××下达这类命令的真正目的。

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我一直绝食抗议他们的无理行为。在洗脑班绝食第二天，葫芦岛市政法委书记周凤明问我“法轮功好不好”，我回答说“好”，就凭这一个字，他们定了我劳教三年。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弟子从不讲法律，为所欲为。

我再次被送到了葫芦岛教养院。为抗议对我的非法迫害，我一直绝食，到第十二天的时候，我已经非常虚弱了，休克了好几次，教养院害怕了，把我送回了家。

六、几遭骚扰后被迫流离失所

又受了这次打击，我母亲病得更严重了，话也说不好了，人也不认识了，接近于老年痴呆的状态。回家后我边打工边照顾家人，试图过一过正常的日子。

可不到一个月，杨家杖子派出所多名警察又去了我家，当时正赶上我在外面打工、没在家，才幸免于难。我知道，他们不会这么轻易罢手、让我过上安稳日子的。我不得不又离开了家。在江××爪牙无休止的骚扰、逼迫下，从那以后，我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家中剩下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儿子。

七、妻子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

我的妻子刘丽云

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外面流浪的我得到了辗转捎来的消息：我妻子于二十三日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了。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如五雷轰顶，我十几天前（七月十日左右）还去监狱看过她，那时她还那么精神，一点病的迹象都没有，人怎么说死就死了？虽然我也知道，江氏的监狱对于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段是惨无人道的，但怎么也不至于十几天就把一个健健康康的人弄死吧？他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她是怎么承受那一切的？

警察告诉我岳父说我妻子“死于高血压，心脏病”，那是不可能的，我妻子身体绝对健康。听我岳父说，让他看尸体的时候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不让开灯，只让看脸，他只看到我妻子头部肿得很厉害，警察根本不让看身体。但尽管是匆匆的一眼，他也看明白了，人就是被活活打死的。（我妻子刘丽云被迫害致死的详情见明慧网的《辽宁省葫芦岛市大法弟子刘丽云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一文）

八、再遭绑架，第三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日，我与功友去绥中，在公汽上，我们拿出大法弟子制作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给周围的人，帮他们了解这场迫害的真相。不料被前座一政法委便衣用手机发送短信息告密。公汽行至沙后所镇时，被一警车拦截，冲上来四、五个自称绥中县公安局的人，粗暴地把我俩拖上了警车。到绥中县看守所后，我俩坚决不配合他们的任何命令和指使，拒绝照相、摁手印、不在假笔录上签字，遭到了他们的毒打。

绥中看守所大队长王学平恶狠狠地说：“你们别自找苦吃了，老江说了，整法轮功‘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法轮功的人都被整死好几百了，还不都是白死？死了你们家连尸首都看不着。”

第二天，我被送到了杨家杖子派出所，我在那里被铐了二十多个小时，然后第三次被送到了葫芦岛教养院。

进了教养院我就开始绝食抗议。没几天，警察让犯人打我、并给我灌食，其间三天三夜不许我合眼，找了犯人看着我（两个小时换一次班），只要我一闭眼，看着我的犯人就会挨打。

教养院明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完全为别人好的好人，他们还用这种卑鄙的方式逼迫大法弟子就范：只要大法弟子不听他们的，他们就会惩罚其他犯人，从而挑起犯人们对大法弟子的仇恨。

打我的时候，十来个犯人扒下我的衣服，寒冬腊月把我扔在水泥地上，一顿拳打脚踢，犯人朱常洪用象棋棋子打我的脑门、把他的臭脚塞进我的嘴里、用擀面杖砸我的脚趾，还有人手拽着高处的栏杆象荡秋千一样荡过来用双脚踹我的后背，打够了为止。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灌食本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救援，江的爪牙给法轮功学员灌食却不是为了救他们，而是为了折磨他们、给他们制造更大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以逼迫他们就范，实为一种酷刑。说它是酷刑，一点也不过份，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

一是灌的东西的质量。

质：真正的人道主义灌食一般都灌易于吸收的水或其他可以充饥的流质食物，而江的爪牙给法轮功学员灌的则是另外的东西：比较人道一点的是苞米糊、生鸡蛋，很多则是辣椒水、芥末油、高浓度粗盐水、药物，以至屎尿。葫芦岛教养院就曾经给一个叫陈德文的大法弟子（葫芦岛市绥中县葛家乡人）和另外三名大法弟子一次性灌了一袋盐（五百克），直接导致陈德文死亡。

量：他们为了给大法弟子造成痛苦，通常会用很大的量折磨大法弟子。比如葫芦岛教养院，一般都是从早七点到晚十二点，两小时灌一次，每次八百克。那么大的量，人根本受不了。更阴毒的，甚至不让学员解手。

另外一点是灌食的方式。都是用很暴力的手段，一种是直接掰开嘴往里面倒，一种是下鼻饲。前一种常常会把受迫害者的下巴挂钩掰掉，造成下颌脱臼（我自己就多次被他们故意弄得下颌脱臼）。后一种更残忍：狱医（有时是没经过训练的犯人）会将粗硬的橡胶管或者塑料管强行通过被灌食者的鼻子或者口腔插入他们的喉咙，经常插破气管或者肺脏，甚至胃。鲜血从被撕破的组织里涌出，带着唾液及被灌进的东西，弄得满身都是。被灌的人经常会呕吐甚至窒息。

灌食时，他们把我按坐在床上，吊铐起我的双手，然后王川、朱常洪、李建东、焦××、胡长林等十来个犯人七手八脚地拽着我的头发、按着我的双腿（边按边用床板砍）、撬我的牙、掰我的下巴（挂钩被掰掉下好几次）、用笤帚枝往我耳朵里扎，强行把一小盆乱七八糟的东西灌进我嘴里。之后怕我吐出去，就用毛巾堵住我的嘴、捏住我的鼻子，不让我出气，逼我咽下去。我被憋得脸通红、心脏剧烈跳动，全身难受，几乎窒息。

这样几次后，我告诉他们：就是憋死我也不再咽了。恶警季承国恶狠狠地说：“我还治不了你？一会给你下管儿。”我被他们铐上双手、强行送到了医院，在医院被下上了鼻饲。回到教养院之后，二十四小时地被铐在床上，不让上厕所，大小便由别人给接。每天从鼻饲给我灌，这样我被灌了十多天。

十多天后，到了过大年，犯人们恳求我让他们过个好年（只要我绝食他们就得看着我，不得消停），我为了不让他们受连累，就停止了绝食。之后，因为我坚持信仰，不“转化”，他们开始体罚我，让我每天十四个小时坐马扎。

四十几天之后，我再次绝食抗议，又遭到了他们的野蛮灌食，下巴挂钩又被掰掉下了三、四次。没几天，他们就又给我下了鼻饲。从早七点到晚十二点，两小时灌一次，每次八百克。还给我灌一种不知名的药和酒。因为量太大，我每次都吐，他们才稍稍减量至每次五百克。

十几天后，我非常虚弱得已经脱相了，心脏每分钟跳一百多下，他们害怕我死了他们担责任，把我放回了家。

九、第四次被绑架、劳教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前的一天，杨家杖子分局的杨振勇无端污蔑我，说我在东三省开法会，非法通缉我。在绥中的一个中介所被人构陷，被绥中国保大队的李长华、刘中和绑架到绥中看守所。第二天，杨家杖子派出所又把我绑架到葫芦岛市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到第十天，刘俊科（狱警）唆使白中立（死刑犯）和其他犯人折磨我、毒打我。他们把我头按在地板上撞，狠捏睾丸，许崇杰（支队长）在我站不起来时，强行逼我站着，打我几个耳光。狱医陈某在给我打针时也打了我几个嘴巴。中午，他们把我绑在铁椅子上强行灌食。灌食时，警察指使白中立捏我睾丸。他们把我嘴撬开用铁钳子插在嘴里乱搅和，弄伤口腔，非常痛苦。在折磨我一个月后，他们又把我绑架葫芦岛市劳教所。在劳教所我又遭到野蛮灌食，疼痛难忍。一百多天后，我被折磨的不象样子，心脏出现异常，警察非常害怕，只好放了我，二零零四年七月我回到家中。

十、两次被非法关押洗脑班，一次拘留所

二零零五年三月，我去广州办事，回来时在秦皇岛汽车站被当地国安警察绑架到某宾馆，非法关押我两个月。后来又被葫芦岛市警察绑架到辽宁省抚顺市罗台山洗脑班（一种强制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部门），每天都遭到威逼、恐吓。大约两个月后才回到家。

二零零七年十月的一天，我正在工作时，葫芦岛市六一零（一种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人员岳某和杨家杖子派出所警察蒋维新、王晓刚以及龙港区警察绑架，又一次把我绑架到罗台山洗脑班迫害一个月。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六日奥运会期间，我在连山区锦郊乡影壁山北大营特种部队打工，在给一个当兵的讲真相时被他构陷，锦郊乡派出所两警察把我绑架到兴城市拘留所，由于我胃内有异物，拘留所拒收，他们又把我绑架到锦郊乡派出所关押六天。后来又把我绑架到兴城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

十一。我的控诉

江××对法轮功的政策是：“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这是比希特勒还要恶毒的群体灭绝政策，堂堂宪法和法律被一脚践踏在地；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的基本权利统统被剥夺；杀人如同儿戏。这是继文革后中华民族又一场浩劫！

这场迫害开始之后，我和妻子就再没有机会工作了，生活来源也断了，现在我儿子就靠我“买断”的一万二千元钱和我妻子微薄的安葬费读书了（辽宁省营口大学艺术系），这点钱要让他读完大学是远远不够的。而我，则一直靠着同修们的接济生活，更不要说养活老母了。我母亲一直由其他亲人照看，给家人添了不少麻烦，我也每时每刻地为此感到内疚，但我没有任何办法。我所有的亲人都为这场迫害承受了许多许多，几次被绑架他们都为我提心吊胆，尤其是我妻子被迫害致死，给所有的亲属都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只因他们都是一些没有正式单位的人，否则，因为我和妻子坚持修炼法轮功，他们也会被江××株连九族的恶毒手段迫害得家不象家、人不象人，没有活路。

对一个人来说，身体上的痛苦也许还能承受，然而精神上的痛苦是很难承受的，心上的伤甚至一辈子也不会愈合。我儿子听到他妈妈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时，天昏地暗地哭了好几天，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的妈妈就是要做一个好人，这么简单、善良的愿望怎么就犯了法了？要做好人竟需要以生命为代价？！在今天的中国，拥有善良、正义的父母竟意味着要做一个孤儿（失去了母亲，又见不到父亲，他与孤儿已经无异了）！

我妻子的死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二十年的夫妻，她死了我连尸体都没看到，甚至骨灰都不敢回家看一眼（当地派出所一直在找我），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

我的岳父，一个孤苦伶仃、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我妻子被迫害致死之后，被一帮没有人性的警察骗到了外乡（女子监狱所在沈阳），被强迫着签字同意火化被活活打死的女儿，尸体只让他看一眼。我无法想象七十多岁的老人看到被活活打死的女儿遗体时会是什么样的心碎，他是怎么挺过来的，以后的日子，他又是怎样承受失去女儿的痛苦。

我母亲因为受不了我多次被绑架的打击，而变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痴呆老太太，当听到我儿子向我描述在我被非法劳教时，他奶奶怎样拖着一副不听使唤的身子趴在地上掏炉灰的时候我就心如刀绞。那份痛楚，无法用语言言表。

我本是一个孝子、一个慈父，然而只是为了做一个遵循“真善忍”原则的好人，竟被江××逼得无法在年迈病重的老母床前尽孝道、无法尽一个父亲的责任。这是我永远的遗憾和痛苦。

我和我一家人所遭受的苦难只是中国大陆千百万家庭的缩影。成千上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过着有上顿没下顿、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成千上万的老人看不到自己的儿女、成千上万的孩子不能在父母身边，还要整天为自己最亲的亲人的人身安全提心吊胆；成千上万的家庭被江氏集团迫害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这一切都是江泽民造成的。

我的师父教导我：“大法弟子宽大的胸怀能够忍受一切”（《二零零一年加拿大法会讲法》）。

我可以不记恨不法人员给我和我的家人造成的这一切痛苦，但是中共在中国这样大面积的迫害善良人，是天理不容的，也是对人间正义的践踏，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都不会容忍它这样继续行恶。

我呼吁全世界的人都来关注、制止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请不要再因政治、权势、名利的左右而与“真善忍”为敌的元凶江泽民同流合污，让自己先天的正义和善良主宰自己，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