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淑琴,今年六十五岁,家住佳木斯市西站社区。我曾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每天早上起来后,两手肿得握不上拳,我还患有胃溃疡,经常胃痛,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也有病。特别是在冬天,身体上这些疾病折磨得我生不如死。
我丈夫酗酒,挣了钱不往家拿,使家里生活困苦。我经常骂他,甚至还动手打他。生活上的不如意,加之病痛的折磨,有的时候还真想一死了之。可孩子还小,为了孩子,我硬撑着活了下来。
一九九七年初,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快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在法轮大法的恩泽之下,我从苦难之中解脱出来。我的个性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不再骂人,也不再和丈夫计较了,家庭从此和睦。
没完没了的骚扰和恐吓
可是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我家的正常生活不断遭受骚扰。在江罗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下,中共在各地的打手就用最恶毒的手段迫害只为做好人的善良民众。从此,每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开始遭受不同程度的干扰与迫害。
一九九九年秋的一天,我正在女儿开的饭店里干活,居委会主任邓婕又来找我(在此之前她已经对我进行了很多次骚扰),她让我去友谊路派出所,说:片警董珠找我。我跟她去了,第二天,她又来找我,让我放下手里的活去派出所。邓婕被共产邪党蒙骗、利用干了很多坏事。得了癌症,现在已死亡。
片警董珠去我家饭店,谎称给民工拍照,就在他摆弄相机的时候,偷偷地给我拍照。我是合法、守法公民,他这种做法是犯了侵犯人权的罪。
一天上午,董珠伙同四、五个警察,到饭店后大声喊叫,并东翻西翻,我儿子看到他们的野蛮行径,就大声地呵斥他们,让他们出去,他们自知无理才停止了流氓行径。可他们却毫无根据地非法把我劫持到派出所。
长虹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到饭店乱翻,看到桌子上有一本法轮功的书,就偷偷地拿走了。儿子陪我去派出所要书,他们不给,我儿子和他们吵起来了,他们想要动手时,我赶紧把儿子领回来。我批评儿子不应该和他们干仗,儿子委屈地哭着说:“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法轮大法,为了那本书啊!”
零一年中国传统新年小年的那天,片警董珠窜到我的屋里随便乱翻,又到我丈夫的房间翻他的书,我丈夫质问他:“你翻啥呀,那是我的书,不允许你翻。今天是小年你知不知道,大过年的要干啥呀?!”董珠说:“今天过年呢,我不知道。”悻悻地走了。这些年就这样,我家成了他们的家一样,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想怎么翻就怎么翻。
一天晚上七点多,董珠伙同四、五个人到我家敲门,我知道他们又来骚扰了,没有给他们开门。他们又去敲邻居的门,问我家有没有人,邻居说不知道。过年前夕,董珠伙同友谊路派出所的所长、指导员等几个恶人又到我家来,说:“快过年了,看看炼法轮功的。”他们向我索要大法书籍,被我拒绝。
一天,不法之徒要抓捕在二二四医院工作的法轮功学员王季平,友谊路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以此为借口,到我家骚扰,他们敲门,我不给开。
一次,建设派出所的赵忠强(片警)和两个协警以市场上有小广播播放“法轮大法好”一事,到我家敲门喊话。二零零二年,佳木斯大搜捕,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董珠到我家敲门。问我丈夫我上哪去了?丈夫说我去外地给亲戚看孩子去了。董珠说我要是在家就得抓走。
为了迫害我们,董珠到我家把我们的户口本拿走了,竟然还把我家的户口给弄丢了(几年后才补办了),影响我们的正常的家庭生活。
因为我家经常被他们骚扰,过不上安宁日子,我就想去北京找个地方说说这些事,看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可刚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被那里的警察非法抓起来。我单位去人把我领回来。我单位的厂长张志斌唆使会计王有敏让我写不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被我拒绝。
永红分局有个姓郭的队长,大家都叫他“郭黑子”。他让我写不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我不写。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他说:“这可是你说的,我给你写上了。”我说:“你写吧。”他大声叫喊吓唬我:“送你进那里(指看守所)去,你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也没用了。”有个姓李的女警察,中等个稍高一点,骂我和我女儿。气得我女儿直哭,说:“妈妈呀,为了你,不然我就跟她干!”永红公安分局的石队长勒索了我家一千五百元钱,我才回到家。
在看守所、劳教所饱受精神、肉体双重折磨
零三年三月,明慧网上登了一篇给警察的劝善信,写得非常好。我就在居民区散发这封信。恶警董绍龙知道后就想抓我。他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几分钟就来了一台警车,一帮警察都带着头盔,端着长枪来捉我这个瘦弱的老太太。我告诉他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讲的董绍龙两手发抖,身子也抖。我奇怪地问:“你们这么一帮子年轻人抓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太,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呢?”董绍龙说:“我就恨炼法轮功的人,就想抓炼法轮功的人。抓了你们我就可用升官,我想当官,做梦都想当官、发财!”他就想踩着法轮功学员的肩膀往上爬,这下机会可来了。
当天晚上,我被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看守所的环境极为恶劣,晚上睡侧着躺都躺不下,挤得我喘不上来气来。上厕所、刷牙经常被看管的刑事犯骂。我的儿子见到朋友就哭,说我妈被警察抓去了。社会上的人都知道,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方法,是非常残忍邪恶的。
家里人怕我在看守所里遭罪,老伴就找人,共花了八千多元,我才回到家。
零六年下半年,我老伴有病住院。刚出院的一天,我们午睡刚醒,就来了五,六个警察,(后来知道是前进公安分局和奋斗派出所)。他们说有人举报你家有学法小组。他们不由分说就开始翻东西,我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录音机等装了好几兜子,二百多元钱也被抢走,至今没还。可当时家里只有我和我老伴俩人,哪里来的法轮功小组?我坐在床上不动,不让他们拿我的书,四个警察抬着我下楼,我一直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被绑架到奋斗派出所。奋斗派出所的张小刚、董绍龙等人,以我家里有五十本《九评共产党》为借口,非法劳教我一年。我家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九评》,即使是有也不犯法!
在劳教所里狱警和刑事犯狼狈为奸,不让法轮功学员炼功、学法,还经常辱骂法轮功学员。早上,不让上厕所方便,说怕出早操来不及。一天早上,刑事犯刘晶不让我大便,我拍一下她肩头,她告诉队长刘亚东,刘亚东诬陷我打人。刘亚东为了进一步迫害我,把我从八中队调到七中队(劳动队)。
在劳教所吃得太差,长年没有一滴油,只有几片菜叶,连泥带土的盐水汤和黑面馒头,加之我的年龄大,眼睛看不清,干不了活,又调回原来的八中队。刘亚东面子过不去,她的手下恶警孙卉替刘亚东大骂我一通。
在我被迫害十一个月的时候,儿子花了一千二百元买通劳教所的有关人员,我才回到了家。
佳木斯劳教所是人间地狱。由于不放弃信仰“真善忍”,我的精神上饱受了巨大的摧残,蒋佳南副队长,周佳慧副队长经常骂我。我感到分分秒秒都在无尽的痛苦中煎熬。
在此奉劝那些仍助纣为虐的恶警,不要再替中共邪党卖命,赶快悬崖勒马,挽回自己造成的损失,否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们的恶行将遭到清算时,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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