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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妇被反复非法劳教、判刑遭遇
我因多年病魔缠身、多方医治无济于事。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修炼法轮功后，多年的各种疾病不知不觉消失了、一身轻松。而且，我通过读法轮功的书，知道了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修炼真善忍是生命存在的根本。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政治流氓集团无端迫害法轮功。为了真理，我于二零零零年六月底去北京上访。却被绑架。在驻京办里，他们搜走我身上的五百元现金（交给了八颗政府），就把我送到八颗派出所拘留两天，要我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书”，我不写，就把我带到长寿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后，又带回八颗派出所，关了三天才释放。回家不到十天，八颗政府把我骗到长寿党校临时开设的“学习班”，强行洗脑半个月，并把孩子、爷爷拉来作筹码，在恐吓、威逼欺骗高压下，强迫我编造谎言，我承受不住压力、违心的写了所谓放弃修炼的保证书。
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写保证书完全违背真善忍。良心的谴责，身心的煎熬，让我痛不欲生。于是，同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又去北京上访，又被绑架。在回重庆的火车上一直把我铐在床上。凤城镇官员车小琴同八颗镇妇联孙小梅两人，把我拉到厕所强行搜身，收走了七百元现金，说给政府。到达八颗派出所，用手铐把我铐在长木椅上。政府书记周剑（音），对我一阵疯狂的拳打脚踢又辱骂。下午把我关进看守所。
土铐、刑床，在看守所遭酷刑
修炼真善忍做好人何罪之有？我们法轮功学员多次绝食抗议，都多次遭野蛮灌食和酷刑。有一次，从二零零一年四月三十日起，我们又一次绝食绝水抗议，约一个星期后，看守所增调武警把我们女学员戴上脚镣手铐，有的把手反在背后铐上按在地上灌食。有的铐“骑马”状（手和脚交叉后再铐）后压在地上灌食。李莉、高云霞、周碧均、吴素辉、刘雪莲、余秀容等人灌后戴起刑具，拖到戒毒所继续灌，直到无法忍受，自动吃饭为止。
我被铐在刑床上（共三次）第一次是二零零一年元月底，第三次是二零零二年元月份；四肢固定四个点铐在刑床上。一群人压住我四肢及头部强行灌后，又把我关到禁闭室里，一直铐到床上。灌食的时候多数人的食管被插管插出血。高云霞、冯平、殷淑琴当时六十几岁，李莉等人也曾被铐过刑床。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二日早上六点多钟，我在禁闭室递饭的窗口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所长张杰等几个警察带几个刑事犯提来刑具，把我迅猛推压在床板上。随即张杰用脚膝盖跪压在我背腰上。不停的用拳头猛击我背心。下边两人拉住我脚铐上大脚镣。同时上边一刑事犯用被盖裹住我头后，又坐在我头上不停的骂。上了脚镣后又将手与脚交叉起（骑马状），再用最小号的土铐夹铐在双手腕上，后再用麝香虎皮膏封住我的嘴，这样铐起既不能站立又不能躺，只有歪坐起。那个小土铐由一根直铁条和两个半圆形的铁条组成，铁条如筷子细端粗，两个半圆型合起来只能装下一只手腕。三根铁条是活动的，一端是固定的，另一端各有一个螺丝钉的孔。将我双手腕夹在半圆型里，在另一端穿上螺丝钉，套上螺丝帽后，用两个小扳手将螺丝帽拧紧。当时铁条多半陷进肉里，当时照看我的两个刑拘犯吓得直哆嗦。
 酷刑演示：戴手铐、脚镣 |
直到晚上七点多钟，双手红肿发紫带黑色，照看我的人担心会出事，看到狱警查房就喊。狱警就把小土铐换成大土铐，可是被小土铐陷凹进成两条坑一直凹起，稍不留意，大土铐一下滑进坑里，一阵钻心的剧痛，又铐了三天，不能站卧，只能歪坐一会儿。照看我的周会义愤的说；“要不是亲眼看到，哪个会相信共产党整人竟如此残暴。”那几天的气温在三十摄氏度以上，两天倒一次马桶，粪便臭的她们吃不下饭，还几次呕吐。我双手腕凹起的两条坑，两三天后又渐渐凸起呈长长的亮泡，又渐渐变色，变成硬厚的皮壳。约半个月后，皮壳又渐脱后，留下的伤痕呈浅酱油色，四年多才完全消失，铐后手背一个多月都是麻木的。殷淑琴也被铐在刑床上几天，仍不服，狱警将她双手拉在头上方铐起，铐一天，剧痛难言喻，且无法排便，尿顺腿横流一身。直到五月二十一日，才把她们从戒毒所拉回看守所，我们又被关到大监舍。在看守所，把我关禁闭室四次（其中关特号禁闭室两次）。
有一天晚上，我和殷淑琴一起背《洪吟》诗，被李狱警听见开门进舍抓住我俩的头发，使劲往“床”边角铁上猛撞，我俩都被抓脱很多头发。五月三十日，我们又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看守所指导员陈经明和周林进监舍，叫刑犯把我拖进特号禁闭室后，陈经明用拳头猛扎我背、头，背部扎几块血紫绿色，把我铐坐在“文明椅”上后，用擦地的脏布塞我嘴。“文明椅”又称“娇娇椅”，有点象小孩坐的“轿椅”，但只是个框架，坐的部位是一个圆框框（用于拉屎尿），圆框下面放个便盆，坐之前将裤子脱半截，据说在我之前，从未对女性动过此刑具。手和脚四个点铐着，两脚是固定死的大夹铐，上螺丝帽拧紧，脚一点也动不了，手稍微能动，一间特号禁闭室安装两个“文明椅”，背后，各靠近墙一边一个，固定死的。
将我铐定后，又将冯平拉来铐在另一个“文明椅”上，男子这样铐一天半都喊招架不住，腰酸背痛，臀也痛。三十几度的气温，满屋屎尿气味臭得发呕，看着一个个的蚊虫叮在脚上，身上，无法驱散，吸饱了血的蚊虫爬在墙上，密密麻麻一片。两脚红肿很大，大夹铐陷进脚颈肉里，铐我们两天半。
 酷刑演示：铐在刑椅上 |
二零零二年元月一日，又把我和冯平拉到特号禁闭室坐“文明椅”，一坐又是三天。寒冷刺骨，我们只穿了一件毛衣，两件单衣和裤。又冷又饿，手脚红肿得象馒头。放回监舍后一天多，下肢、脚都是冰凉麻木的，小腿及脚没啥知觉。
二零零二年元月中旬，我们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又一次绝食抗议，绝食一周后，又把我和冯平铐在刑床上灌食，所有的刑具都用完了，几天连睡觉都是戴着刑具。我们仍不屈服，所长张杰下令，把我和冯平的手拉到头上方反铐着，整个身体拉直又铐了两天半，剧痛的无法言表，尿顺着身躯横流。发泄的灌，胃装满了汤从嘴里倒流出来，鼻框、喉咙被胶管插出血。解铐后头两天手及臂一点不能动弹，碰着痛得要命，双手红肿血紫发绿。
非法判刑四年
就为信仰真善忍，去北京讨公道，我被判刑四年，丈夫承受不住种种压力，于二零零二年二月四日逼迫与我离婚了。二月五日，所长张杰和另一狱警把我押送到重庆女子监狱（永川）路途中所长张杰向我道歉说工作所迫，叫我谅解。在监狱里，强迫我背监规、打报告、承认自己是罪犯，强迫我编造犯罪事实认罪认错，写三书等等。不打报告不许上厕所，站、卧、坐、行都是要按她们的要求，派人随时监视着。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满期释放后，八颗镇六一零、派出所多次上门骚扰我，甚至半夜上门骚扰。
二零零五年，劳教所灌食损伤身体的药物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早上六点多钟。八颗镇六一零头子陈小红带领邹建明、派出所李志荣等一群人闯进我家到处乱翻，抢走几本书，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陶志远等人就捏造事实，编造“证据”来定我两年劳教，于十月十九日把我拉到重庆茅家山女教所。在路途中，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被警察拳打脚踢，上嘴唇被打破流血，后来嘴唇、脸肿十几天，右边脸肿得高过鼻尖。到劳教所，胡乱的剪掉头发，扒光衣服，套上囚服就拖进后楼三小间（黑屋）里，几个打手（吸毒犯）宣布劳教所的“规矩”。
十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晚上十二点过后，拉我到过道上在地上睡两夜，几天后又搬到前楼三小间，那小间宽约一点五米、长两米多，是楼梯间过道改装的，小间四周是黑色胶皮封的，上方有拳头寬，约一尺长的窗透光，约十五瓦的白炽灯泡，室内阴暗，冬天潮湿，夏天闷热。吃喝拉撒都在小间内，晚上将垫絮展开半叠铺地上睡觉。马桶就在脚边，我睡觉时，包夹坐在我头边（一边一个），翘起二郎腿坐着，一只脚在我头上方，一只脚在我嘴边。二十四小时包夹轮班监控，睡觉时只能平卧或面向包夹侧卧、睡觉规定姿式。我睡熟了睡姿不符她们的意，多次被打醒且谩骂，强迫我天天写思想汇报，不写不让睡觉，还要求按包夹的想法写。强迫背监规。
刚入所几天，及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晚饭后，大队长胡晓燕拿来药叫我吃，我不吃，立即喊几个包夹来，将我压在地上，一人坐在我肚子上，双手卡压我颈子，其余压住我的头，手、肩、腿、脚，有的卡喉，有的捏鼻子、捏嘴，用牙刷把子叼我的嘴，撬牙，把牙齿叼出血，牙刷撬断一把，又换一把牙刷叼，把喉管都叼出血。过后，喉管痛很久，牙齿松动，痛一个多月。灌药后不久，就开始喘粗气，心慌，气短，胸闷，头晕，逐渐的头开始摇摆，越来越强，踹粗气越踹越大并发出怪叫声，有点节奏性的前后摆一阵、左右摆一阵，越摆越强烈，包夹围观取笑，比吃了摇头丸还摆得好看，中途，几个队长（狱警）几次进来看着取笑，后来拿相机照了几张相，边照边说：“我们把相片拿出去展览，炼法轮功原来是这样子”。后来摆动得无法坐凳，怪叫声越来越大，包夹害怕了就捂住我嘴，胡晓燕等几个狱警来恐吓、咒骂一阵就走了，持续几个小时见我症状未减，就把我背到所部医务室，一路上，刘承玲在我身乱揪乱拽，医生翻看我的眼睛后说：“没危险”，胡晓燕借机怒骂一通，把我背回小间后，摔在地上，不知道深夜几点，症状才渐渐消失了。
前些年恶警惯用的脚镣，手铐、吊铐等铁器刑具，种种酷刑用尽了，见对法轮功学员的威胁作用不大，并且给人直观的酷刑感觉，被不断曝光后，不知从何时起，劳教所就放弃了铁器刑具的使用，却采用了一种无形的比铁器刑具更残酷的刑法——军蹲，也是劳教所后来惯用的一种体罚方式。按劳教所的邪规，刚入所的要进行一至三个月的整训，（军姿、正坐、军蹲三结合，走操队），一般都是整训一个月左右，最长也不过三个月。可对法轮功没转化的学员是无期限的整训。
 酷刑演示：军蹲，劳教所后来惯用的一种体罚方式 |
一军姿：两脚后跟并拢，脚趾尖分开成八字站立，两手伸直绷紧，手掌紧贴裤缝，全身肌肉绷紧挺直端坐，不许动，包夹随时用手揪臀部肌肉，不动说明肌肉绷紧合格，随时用膝盖跪你膝盖后窝，站不稳或倒了，就说不合格，延长时间整训，或其他体罚。二正坐：就是坐在一个不足一尺高（大多只有六、七寸高）的小凳上，两脚及膝盖并拢，两手平放在膝盖上，腰直、挺胸抬头，两眼平视前方，不许动。正坐是三个姿势中最轻的，可时间长了，也同样腰酸背痛腿疼。三军姿：一只脚的脚掌着地，另一只脚向后斜跨半步（约一脚掌长）后，脚趾尖着地，脚后跟提起，脚掌与脚趾尖几乎成九十度的直角，臀部约坐在脚后跟上，挺胸抬头，两手平放在腿上，这样，整个人体重量几乎都压在这只脚尖上，规定时间左右脚交换姿势，没练过的人一般几分钟都受不了。队长对劳教人员谈话（或训话）时，若队长是坐着说话，劳教人员就得军蹲在队长前面约一米处，直到队长说完了叫起来才能起身，这种卑奴的人格侮辱、侵害，在劳教所是司空见惯的事。
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就无限延长军蹲时间取消军姿、正坐。长期长时间的军蹲不仅仅是一种最厉害、最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而是摧残（摧毁）人的意志、毅力的最阴毒的一种折磨。
近几年在重庆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大多数是中、老年人，还有些七十多岁了，也同样军蹲，蹲不住就跪起。对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比其他刑犯不知要残酷多少倍。开初是三种姿势交替（从早上六点多钟到晚上十二点或更晚）后取消正坐，延长军蹲，最后军姿也取消，只有军蹲，甚至几小时不许换脚，蹲不住倒地上，就疯狂的拳脚交加，更甚者几天几夜不许睡觉，一直军蹲，同时不堪入耳的整天整天的辱骂。绝大多数法轮功学员都是承受不了这种酷刑而违心地写下“保证书”之类的。劳教所迫害法轮功有两条最邪恶的歪理，一条是“转化”（放弃信仰），另一条是不放弃信仰就要无休止地承受这种“整训”。
恶警专挑恶习深的吸毒犯当打手来专业监控、迫害法轮功。恶警给他们一个专业职称叫“包夹”，不分昼夜的监视法轮功学员的衣食住行和眼神。
我第一次（二零零五年十月）进劳教所的头几天，让我坐了几次凳子，见我不驯从，就取消“正坐”。过后八个多月一直没让我坐凳子（过年过节例外），强迫我打报告、背监规、写思想汇报，强迫我军姿、军蹲等，否则不许上厕所，整训几天看我们没有转化的念头，就取消军姿。根本不让坐，连吃饭都强迫蹲起吃等，若绝食抗议，马上灌食。每天只有蹲，甚至半天、一天蹲起不许换脚。倒在地上就遭到包夹狂风暴雨的拳打脚踢，每天早上五点半钟起床洗漱完就开始，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几天过后就延长时间至深夜两点三点甚至四点钟才准睡。睡觉时全身肋骨都痛，有时象散架的痛，翻身都困难。这种症状持续了八个多月，用度日如年都难以形容每一分一秒身心痛苦的煎熬。有一次大队长谭清月来视察小间时，对包夹说，严格整训，但要注意安全。谭走后，包夹刘承玲（重庆北碚人）解释说：“老大下话了只要不出命案怎么做都行。”我实在承受不住她们没完没了的身心摧残就不蹲，打我也不蹲，忍无可忍就吼：“打人犯法”。有一次恶警陈小琴见状就甩一个黄色的不干胶给包夹说：“她再乱吼就用这封她的嘴”。有一天，拳打脚踢了一上午，吃过午饭，又把门一关，四个包夹一起拳脚踢下身，踢大、小腿，脚，用力使劲踩我的脚背，脚趾，直到她们累得汗流满面、气喘吁吁才罢休。两个回监舍睡觉另两个坐下来喘粗气，喘一阵后就打瞌睡去了。我的两腿、两脚处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十个脚趾，九个被踩死血，半年多指甲壳蜕出完几天我都站不起来。刘承玲多次叫嚣：“不投降就打残废”，包夹曾多次两手扒住我的肩膀，两脚后跟踩在我脚趾尖上，旋转她的脚。俗话说，十指连心，那滋味无法形容。
包夹把大法师父的名字写在纸上，地上，把我拉来推去的踩并侮辱。有几次扒开我的衣服，在我身上、衣上写骂大法、骂师父的脏话。我抓住她们的笔使劲和她们扭，曾扭断过两支笔。有一次包夹扒光我上衣，恶警陈小琴看见时，包夹倒说我不穿衣服，陈小琴趁机叫几个包夹，将我从三楼小间强拖到底楼。并不断的大叫：拖出去给她们参观，法轮功不穿衣服。
有一次我绝食抗议她们无休止的折磨，恶警赵媛媛立即叫来几个包夹强行把我按倒在地上灌，又撬断一把牙刷。还拉我到坝子跑圈圈，每次都是跑一个小时以上，不到半个月，一双新胶鞋底子磨了一个大洞。刚进劳教所的两三个月，几乎天天遭包夹大打小打，每一个细小的举动都得给包夹打报告，经允许才行。如擦一下汗，捏一下鼻涕、抚顺一下额前的头发，吐口水，饭后揩一下嘴等等，每一细小的举动都得打报告，忘了报告就要挨打、挨骂和体罚，否则不许上厕所。多次抓起头发往墙上、地上撞。钟明菊用鞋底击打我头顶，刘承玲用板凳扎，用拳头击打额头、胸部、抓住我头发往下拉后用手肘猛击我背心。每天二十多小时的摧残，极度疲惫不堪，甚至蹭起或集合时刚站起就打瞌睡，刘承玲就弹我眼睛，多次被弹得胀痛直落泪很久都睁不开，谭力怡（合川人）经常用手指掸我眼球，痛胀得要命，体罚还有长时间的俯卧撑，卧起不让起来，长时间蹲马步，金鸡独立（一只脚着地，两手平身）。有的罚用盆子盛满水，放在头上顶起，双手护着盆子不许动。苟小霞（重庆江北区人）经常拈起我的肉皮拧转，冬腊月天，他们经常往我头上泼凉水，多次牵起衣领往贴住背心倒凉水，强行脱掉我的鞋袜，经常不许我洗脸脚。
十月份入所洗了一次澡后，十一月、十二月份都没有洗过一次澡头，不许换衣，连内衣裤都不许换洗。到二零零六年元旦，才让我用小塑料桶打一半桶冷水，洗头洗澡洗衣一起做，规定十五分钟内完成，不到时间就硬要我穿衣，结果只洗了头，身上刚擦好肥皂就强行让我穿衣。包夹骂着，把脏衣服塞在洗澡水里拉我回小间。直到过大年二月份才洗了澡、头。过后都是一个多月洗一次，就是到六、七月份大热天也是二十几天才换洗一次。强行我看邪党影视，强行看诽谤大法的书、光碟等。派两个帮教来强行洗脑。我无法忍受那种对大法真理，对人格的侮辱的所谓教育学习转化。几天后我坚决抗议，拒绝转化教育。每天二十小时左右的体罚，时不时的毒打、辱骂。软硬兼施。这样持续三、四个月，都无法转化。他们还不甘心，说不让我思想有空。陈小琴强迫要我蹲起抄书。把我关在小间，约五个月的摧残。在茅家山九个多月时间相继调换过十六七个包夹。
大概是二零零六年六月换了个包夹瞿小颖观察我两三天，见我不多言语，就跟另一个包夹说，这个给她加点压力，哪有转化不了的？一上午不许我换脚的蹲起，倒了就乱踢乱掐，抓起头发往地上撞。值班队长绰号小老虎的姓韩，把我从地上揪起来抽耳光，过一会大队长苏畅来了问，我指出包夹打人，苏大吼：“哪个打你的到医院去检查，查不出伤痕你还得负责。”每天长时间蹲、体罚，睡觉周身都痛。早上起床时脚着地时脚心钻心的痛，后来从脚掌直到臀部像患坐骨神经痛一样，一走路脚跟及腿扯起痛。
在小间每天约二十小时的军蹲，脚背与指尖淤血呈血、紫绿色一直未消，转到大监舍，因十八个人住一间，他们下班回舍就很拥挤，就让我站起，这样蹲的时间减少了，脚趾间淤血块就慢慢褪变为几条红线条，直到我回家后很久才彻底消失。
在我楼上四小间的六十多岁的汪玲也经常挨打骂。在我楼下二小间的六十多岁陈婷芬也遭残酷折磨、军蹲四个多月，双脚肿大很长时间，走路都一跷一跷的很久。有一次陈小琴在红旗台下面翘起二郎腿坐在藤椅上，要陈婷芬蹲起听她训斥，陈婷芬不蹲，几个包夹强把她按跪下，仍不从，就把她拖到办公室去关门暴打一阵，强行拉她去学习，她忍受不了歪理邪教的教育，就不去学习了，可陈小琴、赵媛媛等不甘心，对她加强暴力。刘承玲、苟小霞等几个包夹持续三、四天暴力，整天整天打骂，拳脚相加，抓起头发撞墙，我在她楼上都能听清，恶警、陈小琴、赵媛媛还“趁热打铁”的呵斥，大骂陈婷芬不遵守监规，实质是暗示包夹“加油”，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嚎啕大哭声，让我听得心惊肉麻，心如刀绞，那几天只有吃饭的时间听不到她的哭声。几天后，她又被迫去“接受教育”。不管法轮功学员的惨叫声有多大，底楼上班的劳教人员是听不到的，也不知道。因为每天都把音响开到最大音放歌。有点良心发现的钟明菊临走前对我说工作所迫，望我多包涵。
劳教所无休止的对我残酷迫害了九个多月，都无法改变我对真善忍的信仰，无奈将我保外就医。于二零零六年八月九日将我释放。可我回家后，八颗政府六一零、派出所经常监控我，多次上门盘查。
二零零九年，再次遭非法劳教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多钟，我从菜地里摘菜回家，还没到家门口，几个蹲坑的便衣男子围过来，其中有恶警张乐、司法员代尚银等抓住我的双手，前拖后推，我奋力反抗，衣服都扯开了，连我背心上都糊些泥土，把我硬抬上车，拉到重庆市渝北区望乡台度假村三楼关起学习（洗脑）。我坚决不从，一天上午我夺门而出就跑，可跑出花园不远，他们（在那里的警察全是穿便衣）追上又将我抬回三楼。下午我到窗户边拉紧窗护栏，向外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放我出去，共产党把度假村变成监狱”等，看守我的两人拉不开我，就使劲捂我嘴，一会儿上来一群男女十个人将我推在床上。我再三声明必须放我回家。他们怕我这样会带动其他法轮功学员，就答应放我，第二天（好象是十月六号）中午，长寿八颗政府司法员代善银，韩祖廉，武装部长操展跃等五男一女来了，说是接我回家，结果把我直接拉到长寿宴家精神病院，几个人把我抬进住院部关起来了。期间，八颗政府官员到我娘家去，要我弟媳（当时我弟不在家）签字作证，说证明我从前就有精神病，弟媳很震惊“从没听说姐有过精神病”，坚决不签字。关了二十七天于十一月二日下午，八颗政法委书记（六一零头子）李金云，韩祖廉等三人才送我回家。
二零零九年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钟左右，我在八颗农贸市场发真相资料，被八颗派出所恶警张乐（音）等人绑架，将我双手反向背后，背向拖，在公路上拖几百米远，拖到派出所铐在墙上。张乐和易姓警察给我一阵拳脚并辱骂，又抄了我家（一无所获），下午拉我到看守所，张乐得意的说“谁给我钱，我就给谁干，若你每月给我五千块钱，我就给你干”。在看守所关二十九天，周梁泉，刘东红两警察给我造材料，又非法判我两年劳教，于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日把我拉到重庆江北石马河女教所（原茅家山女教所拆迁的），路途中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刘东红和另一女孩用擦车的脏毛巾捂住我的嘴，中午拉到女教所四大队，进大铁门后，我们不停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恶警大队长胡小燕对我头顶猛击一拳，不停的骂，包夹把我拉到墙边用不干胶封住我嘴，绕头缠了几圈（过后这封口胶一直放在我住的小间里，多次封我的嘴），过后把我拖到工具房，胡小燕指着敲鼓的大木棒说，“你再吼，我用那大的个棒棒打死你”。强行扒光衣服搜身，套上囚服，剪发，把我的牙膏，洗发水，卫生巾全收走了。穿的棉衣两件用水泡两三天后才给我，恶包夹陈誌、胡灏对我说“我们都是劳教学员，来都来了，听话，现在都是文明管理，不象从前那样打人了。”叫我军姿站好，我吸取上次的教训，坚决不从，她们就踩住我的脚尖，踢脚，并说，到这里来了，有的是办法叫你听话。胡小燕命令把三楼小间快让出来，一会儿拖我到三楼小间，她们一路上踢，在我身上乱揪，乱掐，乱抓后，陈誌去向赵媛媛表功“你看到的噻，我们还是做得可以噻”。
在小间，包夹骨干丁霞，王延军叫我站军姿，我不听，点名时赵媛媛给丁霞（北碚人）使个眼色，丁霞下令要我站好，我们不理，丁霞破口大骂，抓住头发往墙上，地上撞，“学徒”石梅（南岸人）也会当帮手，两人暴打一阵，我呼口号，用封口胶封住我的嘴，不允许我上厕所。下一班的包夹王延军（梁平人）也如此。把我摔地上，往地上泼水，贴身衣裤都浸湿了，风吹起冷得打抖，几条湿裤穿起晾干的。
四大队的包夹，都要进行专业培训，还要进行“包夹知识”笔试。平时抽查口试，不及格者处罚分或整训，生产不是很忙的话，包夹基本上是全脱产的专职打手，还称兄道弟的言传身教，口口声声师傅师姐的，原来她们的师傅是专业传授经典的整人技巧，喝哄吓的招术。
每遇检查，全部暂时取消“军蹲”，若是上级检查，那么军蹲改为站，若是外宾参观，就全部正坐。小间的东西全部收藏到库房去，把门锁好，把法轮功学员拉到大舍去，或站或坐，等检查。外宾一走，又复原状。我在大监舍里，因凳子太矮小（约六、七寸高），坐不了多久，就难受，痛，腰撑不住（无法伸直），包夹石梅说我不合格，并一再要我答应军姿，军蹲才允许我坐一会，否则连吃饭都不许我坐。参观的人走了，把我拉回小间，石梅再次声明，我不答应，当时就把凳子拿走了，并吩咐其他包夹，吃饭时都不许我坐，连地板也不行许坐，每天站十七、八个小时，全身都肿，双手肿得象馒头，手指肿得捏合不拢，小腹都肿胀，小腿红肿得跟大腿粗，轻碰（压）脚背，小腿都胀痛，蹲起吃饭时胀痛得支撑不住，后来换了包夹，看完早上起来手肿一点没消，脚肿亮了，担心我脚肿爆料（化脓破皮，先有几例），她怕承担医药费，因我没帐，就请示队长，才允许我吃饭时坐一会。
在小间呆两个半月时间，几次来例假时，没有卫生巾，卫生纸很少，王延军、丁霞说，不蹲就不允许给我找卫生巾、纸，私下说，谁给她的话，就状告到队长。刚入所时好心人送的一个卫生巾、纸也事先拿走了，我只得把睡裤撕碎（撕垫絮）当卫生巾用，换了监管队长，调我到大监舍后，才解决此窘态。
邪恶无法改变我信仰，将我保外就医，于二零一零年二月三日中午将我释放。八颗镇六一零头子李金荣和司法员韩祖廉、但智容等三男一女，直接拉我到长寿宴家精神病医院住院部二楼关押，医生主任谭剑说“再继续炼功就别想出去了。而且不许任何人来探视我”，我悄悄写状纸状告李金荣，写时被谭剑撞见，六月二十四日将我所有的纸、笔、写的材料等全部抄走，我去要，倒把我捆在长木椅上，并吩咐所有护士，如再发现我写什么，就把张型芬（维权上访者，至今已关六年了）的全部收走，并在黑板上一直标起“黄正兰，张型芬谢绝探视”，连家属的电话都不允许接。强迫我天天吃药，不吃的话，立即捆起灌。我多次要求通知我女儿、亲属接我出去，都不许，只许政府来接。关了十一个多月，于二零一一年元月五日上午，八颗政府才将我接出医院。
办公 宅 手机
李金荣 40794882 40462042 13098766689
陈小洪（原六一零头子、现镇副书记） 40795799 40400859 13609405967
（书记）杨礼全 40795588 40400859 13908347019
（党政办）孙小梅 40794905 40403714 13883579548
（安监）邹建明 40794840 40798225 15923980787
但智容 40794224 64080540 13635493225
（原六一零）程义 40794882 40429368 13896075821
操展跃 40794902 40259198 13527319298
代善银 40794148 40245788 13320279093
韩祖廉 40794148 64081038 13983021470
派出所 陶志远 13036307769 马卫东 13883278430
樊强 13983278430 李志荣 13002396566
徐振友（户籍）13996059638
梓潼村 书记 熊金明 15922518678
妇女主任 13996497195
广播员 陈良才 13509476039
信访办 王正祥 40794148 40799316 13883747168
原村书记 但淑明 40794849 40255134 1388367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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