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珍老人揭露佳木斯劳教所的罪恶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明慧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徐洪珍是佳木斯老年法轮功学员。自从修炼法轮大法，百病全消，身心健康。法轮功遭迫害，她对中共毫无理性的疯狂行为无法理解，曾进京上访，并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为此，屡遭当地中共公安与警察的迫害。下面是徐洪珍老人自述在被非法关押与劳教期间遭受的残酷迫害事实。

修大法得健康

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身体多病，受尽了病痛的折磨。那时我是国家干部，又是单位领导班子的成员，因身体状况不好，有时不能正常工作，给单位同事和家人带来许多麻烦。

一九九五年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大法不仅去了我的病，而且还教我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从此我身心健康，精神愉快。那时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来形容我当时快乐的心情。所以我决心坚修大法。

说真话，遭非法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号开始，中共恶党开始公开诬陷、攻击法轮功，开动全部一言堂的垄断媒体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全都是造谣、构陷。自那时起数千万的法轮功学员受到各种迫害，被抄家、绑架、罚款、开除公职及学籍甚至被判刑等等。

我认为做人得有良心。是我没见过面的师父给我治好了我身上的各种久治不愈的疾病，使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使我们广大修炼者身体健康，道德回升，同时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逐步改善，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是好的，是正的！所以不论恶党怎么攻击，我没有被吓倒，我还要站出来为法轮功和师父说句公道话。就这样，我继续前去我每天炼功的地方炼功。大概是第四天早晨，我正在炼的时候，听到有脚步声、说话声，当这些人走到我跟前时，冲我大声说：“你真胆大，我们巡遍佳木斯市所有炼功点，就你特殊，你知道吗？……”。就这样，我被前进区、奋斗派出所恶警劫持。

我告诉他们是法轮功去掉了我身上的十几种病，而且大法教会我做一个按真、善、忍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好人。但七月二十六日，他们仍旧把我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

我心中很是不解，做好人怎么有罪呢？！警察为什么专抓好人？到了看守所卖淫嫖娼的、小偷、抢劫犯、杀人犯这些社会渣滓反倒都有权力来管我这个好人——法轮功修炼者？一个十一平方米的板炕睡二十七、八个人，晚上大家想了个办法，胖瘦搭配，个大个小搭配，两个一组一颠一倒一个挤一个安排躺下。只要谁起来去厕所，解手的这个人的位子就被别人占上了，这人就再也别想躺下了，没有空位置了。一个监号一个厕所，三十来人用，特别早晨一个接一个的用，监舍没有窗户，不透风，尤其夏天温度很高，人人都挤的冒汗，此时的室内空气如何可想而知。

我们被罚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坐就是四个钟头。吃的是鸡饲料包米皮垟子做出的发糕，不是不熟，就是酸的，或是碱大而呈红色的。经常吃出老鼠屎来，整的我胃都冒酸水。三十来人都在这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洗衣服、洗澡，湿骚味、臭味、汗味俱全。根本就没有被褥，躺在光板床上，蟑螂、蚊子叮咬，老鼠爬来爬去的打架，就这样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因当时进京证实法被抓回来的人很多，装不下了，年龄大的人就被放回家。奋斗派出所的所长姓才，我被关押是片警王越仁经手的。

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九日，我去北京证实法，经打听辗转来到信访办。一位三轮车司机告诉我说：“这里不是信访，是抓访，你看来的人不分青红皂白都被警察抓走，没有民主。大妈您回去吧！它定你是什么“犯罪”，你要找它告状，都是有来无回的。”当时我被黑龙江省一位姓解的接待，他说：“大娘，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好，谁也见不到江、朱，告诉你们的人别来了。”就在这时佳木斯驻京办事处来人把我们劫持走了，然后由农垦总局公安局陆德林，韩树奇接我星夜兼程送回红兴隆看守所。那时正是年三十，即除夕之夜。

因为这个看守所的人我都认识，经我讲真相，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告诉他们炼法轮功没有违法、没犯罪，中共邪党和江泽民抓好人是违法的。检察院检察长、工会主席都去看我，送了很多好吃的，七天后就让我家人把我接走了。

多次被非法抄家

九九年迫害以来，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我家被非法抄家多次：奋斗派出所的片警王越仁等非法抄我家四次；片警董绍龙非法抄我家两次；佳西派出所所长王永刚非法抄我家一次，等等，他们抢走我的师父法像，私人物品mp3、mp5、放像机、讲法录音带、讲法录像带、孩子学英语用的一千八百元钱的索尼小录音机，炼功点挂的成套的宣传画，及大屿山师父的大照片，各种不同时期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电脑、耗材以及现金五千三百元。每次都是把家中值钱一点的东西洗劫一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个人财产，都是我和家人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买的。要是小偷偷东西还可报警，有警察来管，可警察开门抢劫谁也不管、也不敢管，想拿啥就拿啥，连我家的六条白毛巾都被这群恶徒抢走了，还抢走了家中的钥匙。我不得不花几十元钱换锁。我家邻居说：“这哪里是警察，简直就是土匪，看把人家的白毛巾都搭在脖子上拐走了。”我家的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两万七千多元。

无辜女儿被非法劳教，九旬老母悲愤离世

我的老母亲八十六岁，得法修炼后病都好了，白发变黑。我的女儿是我的母亲带大的，他们俩人感情很深。当我女儿被非法劳教时，母亲黑天白夜的盼她的外孙女回来，天天计算着时间。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被非法劳教的女儿终于回家了，她的姥姥还没高兴上几个小时，第二天清早，居委会廖南新、办事处吕姓恶人等共三人以给我女儿“安排工作”为名，把女儿骗去进行“转化”，而且保卫科的卢佳军、丁连喜不断来我家骚扰。八十九岁的老母亲给劳教所的王会计讲真相，告诉她法轮大法如何好，让她多年伤残的腿都好了，多年不能吃的东西现在也能吃了。王会计说我母亲九十岁的人了真健康，头脑这么清晰。

廖南新天天带人来“转化”我女儿，我母亲问我：这迫害啥时候才结束啊？这日子怎么过呀？着急、上火、害怕，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即使如此，廖南新还天天来我家骚扰，我说我老妈都这样了，你们还这么干，不是要老人的命吗！他们看我妈真的起不来了才离开。没几天我老妈含冤去世了。临走前还惦记着大法被迫害的事，问我：对法轮功的迫害啥时候能结束？我说现在就要结束了。她说，要真结束了那个姓廖的一伙就不来咱家了，咱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又对我女儿说：我要走了，就惦记着你，怕你被坏人构陷。不多时母亲就离世了。

这场迫害使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二零零零年五月底，因为参加法会，前进区六一零主任王连民、佳木斯市公安局六一零头子陈万友、奋斗派出所片警王越仁等邪恶之徒将我送进看守所，非法关押四十七天。

看守所里吃不到菜，院内的草都吃光了。我女儿被第二次非法劳教，这时家中丢下一个十六岁女儿，即我的外孙女。迫害以来，六个大年，孩子都是孤零零一个人过的，没有任何亲人在身边。派出所片警、居委会、保卫科、街道办事处恶人还经常来家骚扰，孩子要上学，精神压力太大，家务繁重，又要对付高考。

三年非法劳教，遭体罚、洗脑、吊铐等酷刑折磨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早晨，孩子去上学，刚开门，七、八个蹲坑的警察一拥而入，三、四个人按住我，另外三、四个人按住我的女儿，二辆警车停在院内。我家住三楼，二楼邻居小张义正辞严地问：“你们不抓坏人，专抓好人，一家孤儿寡母惹着谁了？！”

他们是把我从被窝中抓走的。上午十一点多钟小外孙女找到看守所，把我的鞋给我送来，我光着脚在水泥地上站了四个多小时。东北的天气那时还在零下十度！恶警给我扣上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的帽子，拘留票子上说关押我十五天，结果没到十五天就把我送劳动教养三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在佳木斯劳教所，他们把两张八十公分宽的床拼在一起，让三个人睡。每人只是五十公分宽的位置，瘦人都得打立肩睡。睡醒觉两腿象棍子一样，不能打过弯来，都僵直了。夜里稍不注意会掉到地下。

吃的菜汤就是蒸窝头用过的蒸锅水加点盐。常吃出老鼠屎来，连过年三十晚上那顿冻白菜馅饺子里都有老鼠屎。冻白菜馅饺子用的是猪油、羊油、牛油混拌。根本没有豆油，这些动物油放的时间很久了，都变质了。

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逼坐小板凳，每人只许坐在一块儿五十公分的地板砖内，从早六点坐到半夜十一点，长达十七小时都是一个姿势，腿只要稍微一出地板线，坐班的刑事犯发现后就告诉男警察，恶警就不由分说的用电棍抽打，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青紫伤痕。坐小板凳最长时间是一百四十多天。这种刑罚太残酷了，下了小凳根本就不会正常走路了。小凳子是电机厂的线圈，带四个螺丝杆凸出凳面，每个人的臀部都被这种小凳扎破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坐着。一米六以上的大个子的，胖体型的，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滋味，这种刑罚超过打骂的痛苦。劳教所用这种办法对待法轮功学员，等于是慢性杀人。

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不准洗漱、不准刷牙、不允许换衣服，不允许上厕所，憋屎憋尿。每天上厕所，干警张口就吼，歇斯底里似的、发了疯似的叫骂催促。大便解一半就起来，怕后面的同修没时间解大便。每天都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肛门总象堵块粪便式的。过年只休息一天，初二下午就进行高强度奴役劳动，没年没节，天天都是打骂声。把两张桌子摞在一起，放诽谤大法的光碟，不抬头看不行，每个人坐在小线圈上，头仰的高高的，稍有不适就打就踢，坐班的刑事犯经常诬陷法轮功学员。干不完活拿回宿舍补上。连我这六十多岁的老人也不放过。

十六大召开的那天，邪恶的劳教所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加重迫害，从劳教所警备队调来四个彪形大汉，满脸杀气，在劳教所的会场挂标语，其中有污蔑大法是“×教”的字样。当时我就想，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我就做好了准备，进屋就坐在还没挂的标语旁边，心中一个念头：豁出去了，把那标语撕了。他们正准备挂，我蹭蹭冲过去，把这“×教”两个字抓在手里撕个粉碎。这时四个打手象饿狼一样向我猛扑过来，从会场中将我拖到走廊里大打出手，拳脚相加，这些男恶警用大皮鞋头照我头脑使劲踹我，边踹边骂很难听的话，说我你胆肥了，真是目中无人，得让我尝尝他们的厉害等等，也不管楼梯的台阶，象拽东西一样把我拽到二楼靠卫生间北侧的空房间里，将我吊背铐吊在铁床沿上的横梁上。一吊就是七天七夜。

酷刑演示：吊铐

现在说来七天七夜很轻松，当时那种痛苦分分秒秒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真是撕心裂肺呀！这还不算，他们还不许我睡觉，在被铐着的这些天，吃、喝、拉、撒也不给解铐，完全由坐班的普犯陈丽和一名老同修朱秀芝帮我。连续几天不睡觉，困得我常常打盹，不但恶警打我还指使普犯打我，普犯陈丽因不忍心对我那么残酷，有时我打盹也就视而不见了，这些恶徒利用监控监视，为此陈丽曾多次被打。偶尔帮我调一调凳子或活动一下身体，被发现也会挨打，还得加期。其他普犯也是骂不绝口，说我没事找事，给她们带来麻烦。我知道她们理解不了。尽管是法轮功学员朱秀芝帮我倒尿，但那年朱秀芝已是六十七岁的人了，所以我还是尽量少吃少喝，减少他们的麻烦。男恶警徐春峰两次写诬蔑师父的方块标语，贴在铐我的床沿边的墙上刺激我。

七天后我被放下来。刘亚东不让我大便，憋不住只好拉在脸盆里。这些恶徒踹坏了我的右胸骨、大梁骨。使我七个月不敢直腰，不敢呼吸，想必还踹坏了内脏的哪个部位，因为我会不定时的突然出现非常猛烈的抽动。大梁骨被踹造成的损伤，造成我时常猛烈抽动，要不是手铐铐在铁床上，人会被这种突然的猛烈抖动撞到墙上去。越是这样我的手铐就一次次的被扣紧，双手肿的象紫茄子一般，铐子勒的血液不流通，双手指变形，右脚大脚趾变形，一年多手指甲才有了血色。当时心脏仿佛窒息了一样，真是生不如死。这种酷刑给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几年来腰骨受损处都经常疼痛难忍，使我翻不过身来。

二零零三年年三十晚上，比平常的日子多一份自由，有机会接触刑事犯和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为让她们明真相，与她们沟通，平时苦役劳动有定额看得又紧，没有机会与他们讲话。一个偷粮的普犯叫铁艳秋，为达到减期就添油加醋的向刘亚东汇报我的情况，刘亚东象疯子一样马上调整房间，企图把我们看起来，不让和其他人接触。正月初二下午逼着我们四人搬到了靠东大山的九号房间，因这间屋子靠东大山透风，墙上挂满了冰霜，晚上灯光一晃闪闪发亮。

为惩罚我们，让我们立马搬进去居住，薄薄的被褥，让我住靠东墙的床位，又冰又冷，真是冷冰冰啊！晚上没法入睡，到车间里干活，别人说我身上有股晤靶味，潮湿味，说可能是床板有问题，回到房间掀开床一看，一块块的床板都是湿透的，而且长满了绿毛，象青苔一样。早晨上工前晾开，到晚上下工回来，床板的水份并没有一点干的意思，还是湿乎乎的。就这样住了半冬。可想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那种苦都不会形容了，没词儿了。

二零零四年一月份没转化的一律强行“转化”，这时我的身体还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下，旧伤没好又添新伤。恶警李秀锦手插着腰，向我示威，问我，写不写五书？我没表态，她明白我是不写，较量一番叫普犯刘云华拿来手铐，当时我遍体鳞伤，她一点人性都没有，根本不管我死活，就用手铐吊背铐我，逼我说不炼了，我当时胸腔疼痛说不出话来。她看我没有屈服的意思，一脚把我踹到床底下。我心憋了一口气，气喘不上来。当时汗就顺着脸趟了下来。随之什么也不知道了。待我醒来时已是后半夜一点钟了。她们在我休克中，掰着我的手签了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我痛苦不已。事后我写了声明，声明在我昏迷之时他们替我做的这些全部作废，交给中队长周佳慧。解教后，我再次写了《严正声明》，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要胜过肉体上的痛苦。让我又一次体验了生不如死的滋味。

二零零四年三月，八中队全体法轮功学员共同反迫害：早晨五点多趁集体上厕所之时，把教室里所有诋毁大法的标语全部都撕了下来。个子高的撕高处的，个子矮的撕低处的，老太太们就找污蔑大法与师父的光盘把其都掰碎了。当时恶警把李桂琴的牙踢掉两颗。把我和闫喜华、王玉红又用吊背铐铐上了。我和闫喜华铐了七天七夜。王玉红铐了十八个日夜。

这次是宏伟和周佳慧值班，整体的力量震慑了邪恶，从此，直到我出来时他们再没贴污蔑大法的标语。

我被迫害期间，在佳木斯劳教所里，尝到了什么叫活人叫尿憋死，什么叫筋疲力尽，看到了什么叫歇斯底里，什么叫“罪恶滔天”，什么叫没人性，什么叫无法无天，什么叫瞪眼说瞎话，什么叫生不如死，什么叫人间地狱！

佳木斯劳教所的这些罪恶，只是凭我的记忆写的，还有更多的都忘记了。这只是佳木斯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我写出这些，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共恶党是怎样迫害善良的中国民众的。中共向外粉饰太平，掩盖它的丑恶嘴脸，欺骗外国人民。我呼吁国外正义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制止这场至今还在持续的惨无人道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