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给我指路
在二零零一年初,我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来到某大城市,不久联系上另一位同修,两人靠自己抄写真相资料去散发、张贴,很难跟上正法形势,很着急,心想:能有一台电脑和连体打印机多好!但苦于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哪里能有便宜的呢?
一日,在散发真相资料回程的路上,突然在我眼前飘然落下一张纸,上面清楚的写着地点和联系的方式。我心中惊喜:这是师父在给我们指路。我们带上了仅有的钱,按照上面的提示找到了那个地点,这是一家公司的所在地,打听名字,果有其人,正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很容易见到了他,总经理对我们很客气。我们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他很乐意的把新型的电脑、打印机连体一体机卖给我们,价钱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低的多。最后,当我们要离开时,他还用自己的专车送我们回去。这真是师父的安排,师父的恩赐,当时我们两人都感激的泪流满面。
后来,我们就是用这台电脑连体打印机做了数十万份真相资料,散发到周围一市、四省的城乡。
“批斗会”变成讲真相会
在二零零四年,我被邪党非法判了重刑,在邪恶的黑窝里我被独自关押在一个三层楼上,铁门铁窗侍候,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有八个包夹轮流日夜看守,我被戏称为“高楼小姐” 。包夹们开始对我很恶,我对她们持以善心,一有机会就给她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渐渐的这些包夹由恶变善了,由监视变成了监护,我背法她们也不干扰了,我炼功她们就为我放风。这样我有一定的时间把同修带来的师父讲法抄下来,再找机会传给别的同修学。一天,我将抄好的师父新经文传给一位同修,结果被恶警发现,说出是我传给她的。次日,恶警就在全监区开所谓批斗会,叫犯人揭批我。我就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叫邪恶的会开不成。
揭批的犯人们说着说着就改变了话题,恶警一听不对劲,就问那个犯人:“你讲的是什么呀?”犯人说:“春梅就是这样给我讲的,我就这样讲。”恶警叫她下去,再换一个人上台。第二个犯人讲讲又说:“春梅说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是中共警察在演戏……”台下的人交头接耳,嘻嘻哈哈。恶警一手把发言的犯人推开:“你讲的什么?”那个犯人说:“我脑子里这样想的就这样讲了。”引的下面满堂大笑。接着犯人之间互相说谁谁跟春梅学了法轮功,批斗会开成了讲真相的会。恶警一看情况不妙,只好草草收场。
不叫她们再干坏事
就在所谓“批斗会” 不久,恶警就加大了对我的迫害。一日,八个监狱“六一零” 警察气势汹汹的来了,开始对我進行威胁,我不管恶警那一套,就是发正念。不大一会,恶警的气势渐渐消下去了,讲话前言不搭后语,最后自觉无趣,给自己找个台阶就走了。
随后监狱又派两人来“转化”我,我就跟她们讲真相,她们问这问那,我有问必答。后来我又讲善恶到头来终有报的理,让她们不要再做这些不好的事。看的出,她们都能听進去。最后,她们说不想再来了。那晚,我梦见了师父,师父在向我点头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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