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正确的道路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明慧记者文天成采访报道）以色列小伙塔目兹（Tamuz）一直都想做一个好人，可是苦于不知如何去做。曾经，他为了让别人觉得他是个好人而不敢去做一些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在修炼法轮功后，他得到了做好人的指导，没有了患得患失的压力，也会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塔目兹在罗马参加游行，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八年前，当塔目兹和家人等红灯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们送上了一份真相传单。在副驾驶座的家人看过后，就对塔目兹说，这是给你的。当时的塔目兹正在练习武术，他认为自己学练的已经足够，不需要再学其它的功法了，但还是忍不住上网查看法轮功的书籍，并学炼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他发现法轮功可以让人快速提高，比如在他学练的武术中，练习很长时间才会明白要善待他人，而在法轮功里，这可是开始的第一步。

当年才二十一岁的塔目兹并不是为了强身健体而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他一直在追寻的答案：“我曾读过佛教的东西，我知道有办法可以让人改善自己，但是我没有理解多少，因为词句都比较复杂。我一直都对宇宙非常感兴趣，想知道一切事物是如何发展的，在读了（法轮大法的）书后，我理解的越来越多了，我看到了自己的变化。”

偶识真善忍，找到做好人的指导

塔目兹一直都希望能成为一个好人，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是只有他自己明白有时他的所为并非心甘情愿：“我想，在过去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我做的很多事情，是因为我害怕（不做）引起的后果，会让别人认为我不好，会发生什么。或者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但是我不敢去做。”修炼法轮功后他变得自然了，“现在这变了，我想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我是个好人，但是我不再象以前那么害怕了，而是更自然地去做。”

而且他也从修炼法轮大法中明白究竟如何做个好人：“我得到了更多的指导。我真的认为我应该做一个好人，但是以前没有榜样。现在我有了指导，支持我实践成为一个好人。如果有人对我不好，我会记起‘真善忍’。”

有了“真善忍”作为指导，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他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对待，也得到了出乎意外的结果。以前当他母亲或祖母训斥他的时候，他会为自己辩护，告诉她们不是这样的，你们不理解，应该是那样的，结果往往会让她们更生气，引起更大的争论。

但是在修炼后他变了。“记得有一次，我的祖母在电视里看到一些节目，是关于年轻人无所事事，不干活，什么也不做的。她感到担心害怕，所以就将所有的情绪都发在我身上。我只是安静地站着，并聆听她的训斥。我没有反抗。过了一会儿，我去了另一间房间，当我回来时，她对我说，塔目兹，我很抱歉如此对你。这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我意识到这是容忍，这是人们应该有的表现。”

以前的塔目兹还会因为自己的得失而耿耿于怀，有时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有时又觉得自己得到的是否太多了，自己还不够好。修炼法轮功后，他的心态平和了：“我意识到，我应该为我所拥有的感到高兴。事情还是照样发生，只是以前的我经常会考虑很多，经常很紧张，而现在的我不再考虑这么多，我不再感到压力，不再觉得，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仍做所有的事情，我只是试着把我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讲述真相，制止迫害

一开始的时候，塔目兹只是关注于法轮大法本身，所以并没有太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但是在明慧网等网站看到越来越多关于迫害的报道后，他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可他又有些担心，因为生活在非常注重宗教的环境，如果告诉家人自己有了别的信仰，会不会对他们而言无法接受。“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我意识到有这场迫害，我就必须去和他们交谈。那对我而言就象很大的一步。一次晚餐的时候，我开始告诉他们所有的事情。我不能仅仅从修炼中受益，关于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我得做点什么。”

不仅仅和家人，他也告诉所有他认识的人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很多人问他，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你老是谈中国？他回答道：“在以色列，犹太人经常抱怨有反以色列的组织。尽管那可能是在德国、南非、或是在美国，尽管这些反对者非常远，但在以色列的你仍然介意，因为他们的反对就象（反对）你一样，所以对我而言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就如同我一般。我们都是法轮功学员，如果我今天在中国的话，我有可能不能得到好的工作，或许我不能上大学，或许他们会把我送到劳教所，所以这也是一样的。”

针对不同的人塔目兹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和他谈，因为他想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并不是要拉更多人也来修炼法轮功。如果谁想来炼功，我会为他高兴，但那不是我的目的。所以如果有人想，你来是想让我们都炼法轮功，我会告诉他，那不是我会做的，我想谈的是人权。”

揭露中共施压，让真相传播更广

正是出于这个想法，他一直想在他所在的大学，特拉维夫大学，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通过法轮功学员的作品让人们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以及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二零零八年三月他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一起拿到了学生会及主管教授的许可，可以在特拉维夫大学中央图书馆的大厅内举办为期两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

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开幕式的晚上，学生会就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够提供在其它瞩目的地方举办过美展的证明。塔目兹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得知：大学里有为数不多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及老师。看上去是他们得知这个展览后，告诉了中使馆。中共使馆就开始派官员来特拉维夫大学交涉，威胁他们。因为中共当局每年给学校投资开办“孔子学院”，在其它国家很多大学都有类似的学院。（中共）通过给大学钱，从而控制学校。

塔目兹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开始找校方交谈，希望能够继续美展。“我们先去找大学校长，他甚至都不见我们，把我们推到了另一位官员那里。那个官员说了一些话，但是说，不是我（负责），是另一个人。找到那个人后，当我们和他谈过后，他说我们给你们一个星期，然后你们得理解我们的处境。他让我们就举办一周。我们告诉他，我们认为这是不合法的。然后他就冲我们大喊大叫，把我们赶出了办公室。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和他们讨论这件事，因为没有人可以谈这件事。”

一周后美展被迫取消。但是塔目兹和另一位主办美展的学生觉得不能就此结束，因为这一切是中共施压的结果。他们认为校方是因为迫于中共的压力才要求将画展提前结束。“在大学经常会有反以色列的游行，就在不远的地方，因为他们想要更加民主，让所有人发声，他们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如此的自由。所以这（停止画展）实在是特殊的案例。“

他们决定将特拉维夫大学告上法庭。塔目兹谈到，当时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补上那被迫取消的一周展览，希望大学履行合同上的承诺。

提出诉讼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如果中共知道这个法子可以奏效，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而如果我们让他们看到，这样不行，他们就不会再采取这个方法了。其次在民主国家，一个大学的校长受到别国政府的干扰，这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行动，以色列其它的机构会害怕和我们合作，他们会说，这就是那里发生的。”而且塔目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们也认为，这可以成为一个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好机会。

在诉讼提出后，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法轮功学员在很多报纸、电台、电视台讲述事情的经过，讲述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所做的正是起到了反作用，本来仅有几千学生及老师看到展览，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了解了这件事情，因为当地的媒体报道了这个故事。”

在开庭时，校方给出的理由非常奇怪。塔目兹说：“他们（校方）甚至在没有看到展览前就要求停止展览。他们（校方）说收到了在中国的以色列学生寄来的电子邮件，说（画展的举办）使他们受到压力，感到害怕。但是他们（校方）无法出示这样的电子邮件作为证据，而且他们也没有告诉警察或外交部。非常奇怪的事情。”

在持续了一年多的法律诉讼后，法官本亚米尼裁决：“中共大使馆提供特拉维夫大学许多活动经费，校方屈从其压力而停止了展览，违反了学生的表达自由。”本亚米尼并在其判决中规定校方应另给一周的展期，且须赔偿学生四万五千以色列币的诉讼费。

塔目兹谈道，法官在裁决中明确指出是中共在后面操控，让他觉得这判决就如一份礼物一般：“法官说，法轮功学员是正确的。他说他们（校方）做了这些是因为中共使馆的压力。这非常清楚地说明，大学的做法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意，而是因为中共的压力。”

判决出来后，媒体再度争相报道。而且整个案件也引起了很多以色列人对法轮功、对真善忍画展的关注：“实际上，在最后整个时间引起了众多的关注，关于法轮功以及迫害。也给很多以色列人一个机会看到中共是多么的邪恶，他们如何做事情，不是用公开礼貌的方式，而是试图破坏。这也给我们在很多其它地方举办画展的机会，因为很多人从新闻中听到这一消息。”

案件甚至还改变了一位知名律师的态度。在塔目兹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提出诉讼之前，他曾向这位知名律师谈起诉讼的想法，遭到了她的反对。她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没有机会胜诉的。”但当她看到法官的裁决时，她说：“这就象奇迹一般，就象是一份礼物。”我想这诉讼案让她改变了对很多人的态度。我们没有大声喊叫，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只是没有放弃，我们修炼法轮功。

在案件结束时，塔目兹已经毕业了。但是另一位和他一起提出诉讼的法轮功学员在学校里得到了很多师生的支持。“学生和老师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这是正确的，他们（校方）不应该那么做。”

对塔目兹而言，提出诉讼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所以他不曾感到任何担心害怕。“如果你知道你所做的是对的，你就会做下去。”

塔目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参加各种活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是什么，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他希望能够早日制止迫害。“让中共政权看到在中国以外的人也知道它们的迫害，会给在中国受迫害的人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会让中共感到害怕，它们害怕其他人看到它们做的坏事，我想我们举办活动是一个机会，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知道法轮大法好，迫害是坏的。越多的人能来，效果就会更大。我做力所能及的，我不能坐视不管。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有时我坐在那里不做什么，我会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