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灵武市残疾女子严英受迫害经历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明慧通讯员宁夏报道）宁夏灵武市妇女严英，在她一岁多时患小儿麻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来又身患多种疾病，折磨的她生不如死。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从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她多次遭受迫害，被非法骚扰、拘留、关押、劳教。下面是严英叙述的她的经历。

一、在苦难中求生

我叫严英，今年四十七岁，家住宁夏灵武市灵武农场，是一个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我一岁多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右腿肌肉萎缩、神经麻痹、冰凉麻木，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因为残疾，行动不便，打小就有强烈的自卑感，不敢也不愿和别人来往。看到别的小朋友蹦蹦跳跳，我就特别羡慕，就在心里想：我为什么不能和别的小朋友一样玩呢？好在我爸爸怜惜我这个残疾女儿，千方百计的让我上到高中毕业。后来我又学习了修手表、修手机的技术赖以为生。

八九年我生孩子后得了一种怪病，特别怕冷，手一沾凉水就麻木抽搐，此后就不敢沾凉水。即使在炎热的夏季，我也只能穿着棉衣棉裤。到各大医院求医，连病因都查不出来，更别说医治了。后来又陆续患了风湿性心脏病、0.9CM　的肝囊肿、肾虚、浅表性胃炎、附件炎；还有严重的牙齿骨膜炎、腹腔炎，每次发作疼痛难忍；还有过敏性鼻炎，轻微的感冒就会引起三叉神经疼、嗓子发炎。

总之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哪一个病犯了都疼的要命。因为全身是病，就到处求医：中医、西医、扎针、按摩……病急乱投医，什么办法也试过了，就是不见效。那时才二十几岁，每年就要花三、四千元的医药费。到了一九九四年，听别人说练气功能治病，我又练上了其他气功，结果还是不管用。每次疾病发作都折磨的我不想活下去了。那时只要碰上认识同情我的人我就哭个不停，给别人诉说自己的苦难。我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希望？为什么我就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还时常抱怨老天爷对我这个可怜的残疾人太不公平了。

二、喜得大法消百病

一九九七年五月的一天，我看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本书，我留心看了书皮，上面写着《转法轮》三个字。那一瞬间，我象触电一样全身震动了一下，随后一股热流涌向全身。我不由自主的上前去问小伙子借书，小伙子不借。三天后我想方设法请到一本书，从此就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

我看书炼功短短的三个月以后，全身的病痛症状全部消失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家人也被大法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震撼了。那时，没有了病痛折磨，节省了药费开支，我又从书中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病”，知道了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

我再也没有了忿忿不平和抱怨，每天沉浸在喜悦之中，见人就讲我得法以后的变化、大法的神奇，恨不得让全世界象我一样遭受疾病折磨的人赶快修炼法轮功。

三、说真话被非法拘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晚上我们正在集体学法，农场派出所曹柄文去通知：不要再在一起学法炼功了，否则就抓人。我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这个政府究竟是怎么了？修炼“真、善、忍”难道还有错？我这个在苦海里挣扎的人不就是师父把我救回来的吗！我修炼法轮功的两年多中一身的病全好了这就是事实，电视上编造的全是谎言。后来我想：虽然我是一个小老百姓，但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好坏我分的清。政府是错的，电视上说的是假的。我不能让谎言欺骗世人，我要为师父鸣冤，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和当地三位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访。到北京没有找到信访办，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阴森恐怖，到处是警察、便衣和警车。警车的灯全都大开着、警铃大作，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警察虎视眈眈的盯着游客。看到手提大包的人就盘问，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同修从身上掏出一条黄色的条幅展开了，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法轮大法好！”霎那间就有两个身穿皮夹克、戴墨镜的便衣扑上去冲这个同修的后脑勺打了几拳，将这个同修打倒在地，他们还用脚踩住同修的头部连踢带打，紧接着又拥上很多警察同时暴打同修。很快又开过来一辆警车，这些警察就将同修拖到车上，围观的许多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警车就急速的开走了。恶警们的速度如此之快，一方面是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抓捕这些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另一方面，他们怕人知道他们的罪恶行径就偷偷的实施迫害。

这一幕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中国的执政党是一个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统治的邪恶组织。邪党树立的所谓“英雄”、“楷模”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一瞬抹去了。那些警察根本不是“为人民”的，而是邪恶统治者的帮凶和走狗。我站在广场欲哭无泪：一个手无寸铁，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不让人说一句话就毒打抓捕。我们做好人究竟错在哪里了？由于当时申冤无门，碰到的同修看法也不一样，我们几人又一起回来了。

回家我才知道，就在我们去北京的当天，灵武农场派出所的恶警小苏探到消息，报告了灵武市“六一零”。“六一零”派人到银川火车站劫持我们，但我们已经走了。他们就急速派人到北京驻京办抓人。在驻京办他们没抓到我们，但将宁夏二十多个大法弟子绑架了回来，其中还有我们灵武市的两个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回来后有的被拘留、有的被劳教、有的被判刑。

我们四人刚回到家中，家人说：农场派出所的人让你们去报个到。我就到派出所去了，派出所的人二话不说，直接把我们去“报道”的三个同修一起拘留了一夜。第二天，灵武市“六一零”的张占林、杨玉强、王淑琴就伙同农场派出所的恶警马跃林、曹居祥、曹炳文、党林武、王文华、小苏、严自兵等到我们三个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抄家，随后将我们三人关押到灵武市拘留所，同去北京的另外一名同修也被送到拘留所。我们同去北京的四人都被拘留了十五天。（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马跃林、曹居祥后来都遭了恶报，二零零三年前后因贪污受贿被“双规”都离开了派出所）

四、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三十七天

二零零一年四月，我地区有法轮功学员制作了条幅大量挂在树上。恶警查不到是谁挂的。几天之后，灵武市“六一零”的张占林、杨玉强等人就将我们学法小组的六个法轮功学员相继绑架并非法拘留了。

我被拘留五天以后又将我一人转到灵武市看守所。在看守所国保大队警察多次轮流提审我，灵武市公安局局长李明几次到看守所伪善的欺骗、逼迫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并威胁：不写就判刑。无论警察怎么威胁，我就是不写，我说：我做好人没错，信仰无罪，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不能说假话，我给世人讲真相不犯法。看守所让交三千元的罚款我家人坚决不交。

第三十七天，他们让我回家我就不回。我说：我修炼无罪，是你们抓错了，我没有路费，你怎么把我拉来你就怎么把我送回去。后来他们用警车拉我到大路上挡了车将我送回了家。回家后才知道，我被抓了，农场派出所的警察还将我丈夫叫到派出所逼问条幅是不是我制作的，一个多小时后我丈夫才被放回。

五、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一年九月下旬，农场派出所安排人在我家周围二十四小时监控。我发现后无奈就离开了家。农场派出所的恶警王文华（此人二零零七年已遭恶报，坐摩托车时被摔死，仅四十几岁）到我家欺骗我家人说：只要她在十月一日以前回家，就啥事也没了。我听信了这个恶人的谎言，回了家。

刚到家第二天就被警察跟踪绑架到了灵武市公安局。他们没有履行任何法律程序，当天两点多我被送到灵武市公安局、六点左右就把我送到了宁夏女子劳教所，直到劳教所他们才将《劳教决定书》扔给我。恶警张占林、杨玉强拉我去劳教所的路上还欺骗说要送我回家。当天我市还有三名同修也被同时劳教三年。

到劳教所之后，灵武“六一零”的张占林、杨玉强又去了三次，追问真相资料的出处、伪善的欺骗我。宁夏女子劳教所是邪恶势力的黑窝。所有的法轮功学员每人都有两个吸毒犯“包夹”监视，上厕所、吃饭、睡觉都没有自由。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能说话，时常被无辜关禁闭，遭电警棍毒打；超时做劳工，不让探视；不让送生活用品，只能买劳教所商店的天价劣质商品。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全国各地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组成了所谓的“帮教团”，流窜到了宁夏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成立了四中队帮教队（强制转化班），企图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迫害。在邪恶的这一轮迫害中，所长汤宁、政委马艳，副政委马燕、管理科的马丽萍是负责人。二队队长马莉、一队队长张晓燕是骨干，还有蔡晓惠、小李队长、二队的王丽娟都参与了此次“转化”迫害。马莉专门负责“转化”我。她伪善邪恶，表面上对我们比较和气，背地里指使吸毒犯戴晓莉和沈红打我，为了逼迫我“转化”，晚上不让睡觉逼迫我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念文章、不让洗脸刷牙、上厕所、罚站“面壁”。

寒冷的冬天，光着脚站在冰冷的地板砖上，我的脚肿的拖鞋都穿不进去；残疾的右腿一点知觉也没了，全身的重力压在左腿上，左腿肿胀酸疼；眼睛稍微一眨就挨打。犯人戴晓莉、沈红轮换着折磨我。用手掌在我的头顶、肩膀恨恨的打（这一招是“帮教团”的恶警传授给她们的，她们说这不叫打，叫拍）。连续这样折磨几天后，我看见打我的“包夹”就吓的浑身哆嗦。

我持续遭迫害十三天，基本没有睡过觉，迷迷糊糊。就这样，我在恐怖残酷的高压迫害中，神志不清时在“三书”上签字了。当天晚上就睡了一夜，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中午十一点。我刚起来，恶人张晓燕特意穿着礼服、打扮了一番，带着已被“转化”的和“包夹”过来给我“庆贺”，告诉我昨天晚上我已被“转化”了。我不相信这件事，吃惊之余，我马上说：如果我签字了，我现在就正式严正声明我写的“三书”全部作废。张晓燕一听气急败坏，转身带人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包夹”又来逼迫我继续罚站“面壁”。

此次“转化”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丁樱遭迫害持续四十天；窦建梅三十二天，期间还遭受“蹲”式迫害七天，稍有反抗“包夹”就毒打，有一次恶人毒打时她发出的高声惨叫让人听了都害怕。恶人这种没有人性的迫害方式太恶毒残酷了。

六、多次遭骚扰迫害

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户口所在地灵武农场园艺二队的队长陈万生、何玉成多次到我家骚扰。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号我从劳教所回家，此后的几年中，灵武“六一零” 的张占林、杨玉祥、马建民、梁继红，还有农场派出所的王志国、齐志军还多次到我家中骚扰。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我不在家，晚上回家后，家人告诉我，当天农场园艺二队的队长何玉成多次到我家询问我的去向。后来才知道，灵武“六一零”接到银川通知，说那天银川法庭要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开庭，要求当地把所有法轮功学员监控起来不要出门。

二零零九年三月七日，宁夏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因发真相资料被抓。三月八日张占林、杨玉强一大早就到我家追问同修的情况。

二零零九年三月，灵武“六一零” 的张占林、杨玉祥、马建民、梁继红又到我家逼迫我在“回访表”上签字。

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一个残疾人身心得到健康，明白了做人的真谛。今天，我要把邪党徒迫害我这个残疾人的罪行揭露出来，为的是让善良的世人看清邪党的“假、恶、斗”本质，看看邪党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幌子下隐藏的天大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