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把按照“真善忍”法理修炼的上亿善良民众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很多大法弟子本着善念,自发的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法轮功教人向善,造福社会的真实情况,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场浩劫,但结果是被投入大牢。于是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直接走向天安门护法,讲述真相,呼唤正义良知。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清晨,我和儿子坐火车到达了北京,然后转乘公交车去天安门,在车上结识了好几位来京护法的大法弟子。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游人稀少,醒目的停着几辆依维柯警车,整个广场笼罩着一种沉闷肃杀之气。不时的远远看到广场某处有人拉出横幅,喊出“法轮大法好”,但他们很快就被疾驶而来的警车带走了。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写着“真善忍”的小横幅,递给身旁的儿子,七岁的儿子马上用一双小手高高举在头前;我和一位同修拉开了写着“法轮大法”四个神圣大字的大横幅,奋力喊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一声又一声,正义的呼声在广场的上空回荡。
武警很快赶过来,抢夺我们的横幅;警车鸣叫着冲过来,跳下了一伙便衣,他们凶狠地扑过来,对我们拳打脚踢,我被抓着头发拖上警车,儿子也被带了上来。很快警车上就装满了大法弟子。我们被送進天安门派出所,被带到一间屋子里。这里已经关了好几位大法弟子,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我儿子这般的几岁孩童。警察对我们进行搜查、盘问、威胁。我们无怨无恨,满怀洪大的慈悲,善意的给被谎言迷惑的警察们讲清法轮功的真相,坚定的维护大法。警察们既无奈又佩服的叹道:“真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啊!”
我看着堆在地上的大法横幅,心疼不已。这条“真善忍”小横幅和那条“法轮大法”大横幅,是我们离家的前几天,丈夫一笔一画倾注心力写成的,他一边为我们母子出行作准备,一边说:“等学生考卷批完上交后,我就出发進京护法。”我看着横幅上神圣无比的“法轮大法”、“真善忍”这几个大字,告诉他:“我要把横幅带回来!”
我趁警察离开的空隙,把那条“真善忍”横幅迅速拿起递给了儿子,再拿“法轮大法”横幅时,警察闯了进来,要从我手上抢夺横幅。一位同修立刻走向前与我紧紧抱在一起,横幅护在我俩的胸前。其他的大法弟子毫无惧色,义正词严的阻止恶警抢夺横幅。儿子用小手牢牢的捂住藏在身上的横幅,小脸涨得通红。
我们被警察强行分开、带走,临别前,一位老年大法弟子从拎包里掏出一块糕点递给儿子,爱怜的说道:“快吃了吧!”这位不知姓名的老大娘,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只是为了说一句真心话,也被抓了進来。
我和儿子被警察带着,东拐西拐,不知要被带到哪里去,但是我们的心里却很坦然,毫不畏惧。走着走着,最后居然站在了派出所的外面。我的横幅被恶警留在里面了。我拉着儿子就往里闯,大声喊着:“法轮大法横幅还没还给我呢。还我横幅!”这时,安插在附近的便衣围了上来,恶言恶语,推推搡搡。我们只好离开了。
在返回的火车上,由于没买到坐票,我和儿子挤在两节车厢中间的夹道里。不知过了多久,慢慢有人下车了,我们终于可以坐下。周围的旅客看我们母子这么辛苦,问我们这么热的天气,出门做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功被冤枉的真相,真善忍的美好,儿子拿出了一直藏在身上的“真善忍”横幅给他们看。这时一个文静的年轻女子挤过来,她看着写着“真善忍”的横幅,眼含热泪。原来她是西安的大法弟子,也是来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法轮功的真相,结果被关进“驻京办”,单位派的几个人把她带回来。那一刻,我们的心紧密相连。
就这样,这条“真善忍”横幅被我们从北京带回了家;后来,我们夫妻一次次遭受迫害:绑架、抄家、判刑,而这条横幅却一次次躲过劫难,保存了下来。再后来,我在狱中几经生死,奄奄一息回到家里,意外的发现这条横幅还在,感到惊喜而欣慰。
随后的日子里,我拖着被迫害致残的身体,和儿子一起等待丈夫从狱中归来。岁月虽然艰难,但我深知自己是跟随师尊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一个七岁就能在天安门广场高举“真善忍”横幅的小弟子是有勇气和妈妈一起闯过任何关和难的。事实上,我们走过来了。
时值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我凝视这条横幅,回顾十年证实法之路,眼前浮现出当年丈夫俯伏书写的身影,耳边似乎又回荡起“法轮大法好”的呼声,以及后来狱中经历的日日夜夜,特别是,在一个法轮大法日的清晨,放风场里,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围站成一圈,双手打着大莲花手印,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好!这是我们亿万法轮大法弟子的心声!经历了十年的残酷迫害,我们大法弟子不但没有倒下,相反,我们却更加坚定、更加成熟,更加稳健的走在助师正法的光明神圣之路上,把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传遍世间、天上。
(二零一零年明慧网“5.13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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