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维特里希(Wüthrich)女士而言,民众被禁止接近中南海似乎更不能理解。因为她就是负责接待参观瑞士联邦大厦事务的。瑞士的联邦大厦是国家政要开会办公的地方,就如同是瑞士的“中南海”。维特里希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政治是公开的,民众应该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联邦大厦对民众一直是开放的。以前,人们甚至可以在联邦大厦自由地进出,不需要任何检查。”
欢迎参观瑞士联邦大厦: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参观 |
多用途的联邦广场:从迎接国家元首到每周两次的农贸市场 |
如今,除了节假日和议会期间,民众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联邦大厦,可以去国会议员们开会的议会厅坐坐,在他们讨论的地方讨论一番。而在议会期间更可以现场旁听国家议会,甚至可以在预约的情况下和议员在委员会会议室讨论一番,倾诉自己的想法、意见——换句话说,你有不平之事可以进到“中南海”里面交涉,连“信访办”都不用去。进入联邦大厦的唯一要求是,带上一份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然后通过类似上飞机前的安检。
而联邦大厦前的广场更是伯尔尼的一景。从政治和地理角度来说,这里和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大致相当,也可被看作是中南海前面的地方。二零零四年,联邦广场由原来的停车场改建成真正的广场后,这里不仅仅是接见国家元首的地方,更成了人们相聚游玩的旅游景点。夏天孩子们穿上泳装在喷泉戏水;冬日,从山上运来的白雪铺在广场上,这里就成了滑雪场。
除了游乐场,这里也是很多人聚众活动的首选,因为这里与国家议会相邻。“在二零零九年,联邦广场上总共有五十四次活动,这还不包括每周两次的农贸市场。活动主题包括政治、体育等各个方面,覆盖的面很广。”负责签发活动许可的伯尔尼地方及商务警察局局长赫普(Heeb)先生介绍说。他还特别谈到,活动需要申请仅仅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协调,而不是为了限制活动的举办,一般不会因为具体的活动内容而限制活动,“我们不检查活动的内容,如果想在联邦广场进行什么活动,只要遵守规章制度,比如不涉及种族歧视、色情等方面,没有具体内容的检查。”
维特里希女士认为能在联邦广场上举行各种活动非常好:“在瑞士的心脏,为什么不呢?这样也可以拉近政要和民众的距离,否则距离太远,政要们高高在上,我们作为民众不能发言,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有很多要说的。我觉得这样很好。”
而在中国,聚众基本上被和闹事联系在了一起,只要是聚集到了如中南海附近的所谓要地,就被视为是违反法律,反对政府的行为,就算仅仅是为了反映情况。
十一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国家信访办和平上访。参加当年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吴学刚如今历经周折,来到海外。他通过电话告诉记者,“当时因为四十多名天津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抓捕,我们上访的目的之一是要求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就是要求允许法轮功的书正常出版,给我们一个宽松的炼功环境。”
根据反映法轮功真实历史资料的大型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早在一九九六年,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就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政法委书记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X教”。全国各地发生了公安人员对炼功群众进行骚扰的事件。这也是法轮功学员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访的历史背景。
在瑞士可以直接找到议员“上访”,维特里希女士经常将此方法介绍给参观联邦大厦的游客:“议会有个网页,可以找到所有议员的地址,联系方式,可以和每个议员联系。我也经常告诉参观者,应该利用这种联系,说出自己的观点,想法。这样可以让政治家们知道,我们选出议员,是为了代表我们表诉我们的要求,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此实现。”
但是也有不少人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选择在联邦广场讲出自己的要求。赫普先生介绍说:“只要能保障安全,能遵守法律,就可以在联邦广场上举行示威活动,节日庆典,或其它的活动。”二零零六年,上万名家庭医生及支持者来到联邦广场,抗议因为民众的忽视,官僚和政治让家庭医生得不到重视。抗议的人群直接对主管健康卫生的联邦委员提除了批评,认为他对家庭医生的政策言行不一。在二零零八年,上万人再次聚集联邦广场,抗议在瑞士国会占席位最多的政党--瑞士人民党的政治文化,同时支持受到该政党排挤的联邦委员。
法轮功学员在二零零一年从瑞士各地步行至联邦广场并举行活动,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 |
联邦广场上竖起了四十二米长的“悼念墙”,上面是被证实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 |
瑞士法轮功学员也曾在联邦广场集会。二零零一年,他们从瑞士各地步行来到联邦广场,在广场上炼功,并向瑞士外交部说明了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二零零三年,他们在广场上摆出了四十二米长的“悼念墙”,上面是当时被证实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他们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正在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九九年在“四•二五”上访的时候始终安静平和。当年上访的经历对法轮功学员吴学刚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场的“祥和”。他回忆说,“整整一天大家都静静地站在那里,当时的印象还不怎么深。等到离开的时候,因为我是最早离开的一批,而且走得比较快,一路上经过好多学员他们还没走。哇,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那里,都静静地等着,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点喧哗,那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祥和’两个字。”但是中共却给法轮功学员扣上所谓“干扰社会秩序”的罪名,误导很多人认为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闹事”才有了中共后来的迫害。
在瑞士,尽管在联邦广场上的活动常常会有横幅,大声的发言,有的甚至会需要让车辆改道,但是瑞士政府并未因此而抱怨广场集会活动干扰社会秩序,更没有哪个团体因为在广场上抗议而被镇压。
维特里希女士认为在瑞士决不会因为一个团体在联邦广场上游行抗议就对他们镇压,歧视:“是有团体来(联邦广场)向公众说出他们的观点,但政府不会就此对他们镇压,歧视。政治是非常客观,中立的。各方面都会被顾及到。经常有这个喜欢,而那个不喜欢,但是最后会达到平衡。国会会做出最后的决定,各政党会有不同的兴趣所在,但是国会会从整体找到一个对民众尽可能好的方案。”她表示类似将“四•二五”事件作为迫害理由的事情在瑞士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