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二零的当天晚上,一群警察闯入母玉茹家中,将她和几名正在她家中的法轮功学员强行带到北港镇派出所,直到天亮才放回家。从这天开始,每天都有秦皇岛市六一零办公室、区里、乡里、北港镇派出所等人对她及全家进行骚扰。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被非法关押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
下面是母玉茹遭受各种酷刑折磨的自述。
一.被非法拘留 二十四小时监视、骚扰
一九九九年九月中旬,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拘留我十五天,结果二十天过去了,才从拘留所里放我出来。
为了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九九年十月十九日,我进京去上访,到北京信访办后,他们根本不让人说真话,一提是为法轮功上访,信访办就立即将我遣送回来,到当地后,非法拘留我一个月。
从拘留所回到家后,派出所所长非法强行让我佩戴呼机,每天都要呼叫我多少次,如果我不马上给他们回电话,他们就开着警车来我家骚扰。有一次我去母亲家看望母亲,刚到母亲家,警车随后就到了。警察逼迫我回自己家,无论我和母亲怎么说,都不行,我自己看望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
北港镇派出所派四个人轮流二十四小时监视我,不允许我离开家一步,不许我出门,买菜都不让出去,就这样一直到元旦以后,他们才将四个监视我的人撤走。
二.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市第一看守所 毒打、背铐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一日,北港镇派出所又将我绑架到秦皇岛市第一看守所,说是拘留十五天,可是十五天过了,他们仍不放我回家。
在看守所里恶警指使刑事犯人,对大法弟子进行肉体上的残害。
二零零零年大年三十晚上,看守所监室二十号,刑事犯刘艳、林霞,用皮鞋抽打我和其他几位大法弟子的脸和头,用脚踢,揪着头发往起拽,整整打了一个多小时。又把我们盖的棉被都扔到水房里。
从这天起,几乎每天中午,这两个刑事犯人都打大法弟子,看守所的警察也直接残酷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外号“黑老李”的恶警更是凶残,把书卷起来,抽打大法弟子的脸,把大法弟子打的嘴角直流血。
后来,又将我和大法弟子谢景珍调到二十二号监室,号长张艳凤在我俩刚调进监室时,笑呵呵的把我俩安排下来。这时姓陈的狱警将犯人张艳凤叫出去了。
等她回来时,只见她满脸凶相,恶狠狠的把我俩从板上拖到水房里,强行将我俩摁坐地上,堵上地漏,打开自来水龙头,又抓起一把新扫地笤帚,就凶狠的没头没脑的对我俩一阵猛打。边打边骂,在打我正结着印的双手时,一下打歪了,正打在自来水龙头上,铁水龙头被打断了,这时水哗哗流的更大了,水房地上水都满了,一把新笤帚打碎了。
她还不罢休,又抓起一个大硬塑料盆向我俩头上打,打一阵子,又用手抽打我俩嘴巴子,用穿着鞋的双脚踢我俩,直到她打不动了为止。这狠毒的折磨,连同室的刑事犯都哭了,她们都不敢看。
就这样,强迫我俩一直在冰冷的水里泡坐着三个多小时,过后又给我俩戴了三天的“背铐”,就是用手铐,将双臂从后背铐起,连晚上睡觉都不打开手铐。同监室的几个大法弟子也都曾经被强行“背铐”。这种“背铐”酷刑是将法轮功学员的双手反铐在背后,让学员面壁而站,有时还被迫戴安全帽,恶警用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的手臂。几分钟后,整个胳膊都不会动,像脱臼一样痛苦,手铐勒進肉里,手臂全都肿了起来,胳膊失去知觉。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丈夫被山海关警察骗去,非法关押了一天,车被扣押两天。北港镇派出所的警察在非法提审我时也说,你丈夫因为你,被山海关警察抓去了,还挨了一顿打,车也扣了。
三.被非法关押在抚宁看守所 毒打 冷冻 勒索
后来,抚宁两名恶警一男一女将我转押到抚宁,到抚宁后,他们将我铐在楼道的扶手上〔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下午,他们对我进行非法审问,我不配合他们,男恶警〔就是秦皇岛市第一看守所外提我的那个男的〕就打我两边嘴巴子。边打边叫嚷,这么打你是轻的,冯玉山他们〔抚宁县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们〕我都是用这个〔他抄起一根木棍〕打的,然后叫他们“燕飞”〔头向下扎,双臂从后面反向上翘〕,后脚跟不许挨地,把后脚跟下放一块钉着钉子的木板,谁站不动了,恶警就打谁,不但挨打,也挨扎,就连冯玉山的女儿小红〔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也一样遭到这样的酷刑。
傍晚他们把我送到抚宁看守所,和其他大法弟子隔离。在这个严寒季节里,我一个人在一个冷屋,没有棉被,只有一张木板床。当时看守所的一个警察告诉我,是“上级”不让给你被。我身上只穿一件毛衣,冻的我直打颤,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把我关了一个星期。走前,他们把我丈夫从秦皇岛叫到抚宁县看守所,说是交伙食费。
四.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开平劳教所 奴役、暴打、吊铐、电击
二零零零年四月五日,我被强行送到了唐山开平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里受尽了残酷的折磨,强行每天超时奴役。
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六日,我们正在午休,所长许德山、副所长阮大国,带领劳教所的男恶警来了。这一天,他们为了迫害大法弟子,还从荷花坑劳教所借调了十名男警察,参与迫害大法弟子。
许德山他们提着大皮箱,皮箱里装满了手铐,在所长的指使下挨着屋往外拖拽大法弟子。有的被揪着头发往操场上拖,有的被几个恶警拽着腿满地拖着走,整个劳教所里充满了杀气。我也被两个恶警揪着头发,从屋里拖到操场上,然后又一脚将我踹倒,几个恶警又对我连打带踢。打完一阵后,又将我吊在了篮球架的铁杆上。将我吊起后,只能脚尖落地,他们狠毒的将手铐铐得紧紧的,一会我的双手就紫黑色,全肿起来了,我当时疼痛难忍。一直到四点多钟才将我放下来(受刑四个多小时)。
这天,劳教所里的每一棵树上,篮球架上,就连升旗杆下都铐着大法弟子,有的一棵树上同时铐着几个大法弟子。这天遭受恶警残酷折磨的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也就是从这天开始,唐山开平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残酷折磨越来越卑鄙、凶残、狠毒。
紧接着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九日,强迫我们出早操,正步“训练”,一个叫郝建玲的大法弟子就因为说了一句想与队长(恶警)谈谈,恶警就将她高吊到树上,就是双脚离地,头往下扎,双手反绑着。
和我被关押在一个监室的付伟萍就因为说了一句同情郝建玲的话,就被反绑双手,铐在羽毛球铁架上。当时我们同一监室的大法弟子正去上厕所,从厕所出来,看到付伟萍被反绑在铁架上。
我们刚走到操场,突然来一群警察,对着全监室的大法弟子开始拳打脚踢,把我们打的想站起都起不来,简直就跟踢球似的,拽着头发往一起摞。最后,把我们都反绑在铁架子上、柿子树上等。
与我同监室的有张玉清、李伟、党立华、蔡淑梅、康淑香等人,都被毒打迫害。我被绑在付伟萍旁的另一处铁架子上。恶警王学礼大叫着“拿电棍去”。恶警王学礼手持电棍不停地连续电击付伟萍。其他的恶警手拿电棍电击别的大法弟子,当时整个操场上,回荡着同修们被恶警残害时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声音。付伟萍被恶警电棍电击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又被他们拖到屋里,打跪在地上,继续电击头部、颈部。
这天,同时遭受恶警残害的还有李伟、党丽华。恶警们三个人同时用三个电棍一起电击李伟。等我回到监室里后,一看付伟萍和李伟她们的脸肿的很大,满脸水泡,嘴肿的都撅起来了,脸都被电击熟了,眼睛肿的就剩一条缝。
五.唐山开平劳教所里被关“小号” 迫害
二零零一年四月份,我被迫害的血压高,高压一百八十-一百九十,我的身体都这样了,他们还逼迫走正步,一天有几个恶警逼我。其中有王健忠、魏群、秦小艳等将我连拉带拽的抬上车送去医院。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肺部有块黑影。劳教所的恶警们看到我这个检查结果后,吓的没人敢接近我,恶警们害怕传染他们,就将我从二中队调到三中队一个小屋(“小号”,是迫害人,给人上刑的地方)。
这个小屋里,当时有付伟萍,她被恶警电击后,已致残了,不能行走,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恶警们卑鄙到了极点,将我俩安排在一张床上住,一个是被迫害的不能行走;一个是迫害的有了传染性的肺结核、心脏病、头昏、血压高。中共恶警有意把有传染危险的我和付伟萍关在一切,可见其用心之险恶、阴毒。
就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我俩相互照顾着,互相关心着走过了那段残酷迫害的日日夜夜。当时警察们经过我们俩住的监室时,都不敢停留,让两个劳教犯监视我俩。两个劳教犯也怕传染,不敢靠近我。
劳教所的恶警们哪里还有一点人性了,在将我俩隔离后,根本没有人管,没有人问。将付伟萍隔离,目的是怕别人知道用电棍电残她的事实。他们就是这样残害着善良的大法弟子。迫害死了大法弟子,他们就栽赃、陷害,说是“自杀”。
曾经有一个恶警指着付伟萍说“你还有一口气呢?”哪里还有一点点人性了,他们要杀人灭口。后来我被劳教所残酷迫害的高血压、心脏病,严重到了曾经昏迷过去两次,就这样他们还不放我出来,逼迫“转化”,逼迫放弃信仰。
我只是几十万个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中的一个,这就是在邪恶的江泽民及中共指使、操纵下的对这些个善良的修炼者们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今天全世界的人民越来越看清了江泽民和中共一伙政治流氓集团的邪恶本质,全球公审江泽民、江泽民终将被送上国际法庭的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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