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的坎坷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五日】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判刑七年，关在浙江省女子监狱。我想谈一谈在这七年的迫害中是怎样走过来的，其实念一正，就会显奇迹。

我娘家是浙江缙云，夫家是浙江玉环。九七年底随着先生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从浙江玉环来到上海市松江区做饲料生意。九九年五月底经朋友介绍有幸得大法，得法不到两个月，电视里就出现铺天盖地的谎言，当时因为自己刚得法，对此谎言也不重视，整天自己忙于做生意。有一次，功友拿来好多封讲真相的信，寄给各个部门的，当时我看她怕心很重，带着白手套在操作。我就说：这有什么好怕的，讲明真相是好事情，人家乱发广告都没事，不用怕，我来帮你做好了。

从这天起，我基本每天抽时间，骑着摩托车到处寄发。有一天发好回来，大概晚上七点钟左右，儿子还在做作业，我到厨房倒开水，突然间看到窗外，师父站在半空中，面对着我，身穿黄色袈裟，单手立掌，面带笑容，左右两边还有一个圆的不停的在转，我立即跪下，连声叫：师父、师父……激动的泪流满面。师父笑眯眯的慢慢远去了。

从那天起，我坚定正念，真正走上了讲清真相、揭露谎言的行列。但没注重学法和发正念，因此也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把真相传单发送到浙江缙云（娘家），在二零零二年的一月份那边的同修被绑架了，她们没有守住心性，把我说出来了。缙云公安局、“六一零”连夜赶到上海，和松江“六一零”联合一大帮人来到我的住处，强行把我抬到车上，连夜把我绑架到缙云看守所，把我关進一个所谓的提审间里，一连四天五夜都不让我睡觉，我不承认他们的一切，也一直给他们讲真相。

警察把功友的口供给我看，我也全盘否定，到了第五天晚上下半夜，一个公安局、“六一零”的主任值班，重重的打了我一耳光，气急败坏的骂我不真、不善，自己做的事不敢承担，等于把责任推给功友。因我平时没有好好学法，所以法理也不清，觉的自己做过的事不承认是不对的，要敢作敢当，所以我就承认了。

这一承认，我的魔难也开始了。关進看守所的第一关就要背看守所的监规，什么“六不准，六做到”，我拒绝背。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以真善忍为标准，不是以监规为标准，大法弟子绝不背监规。当时站在那里的大法弟子有十多个，看我不背，大家都不背了。指导员、所长气的脸都歪了，叫其他人都回监室，叫我跪在那里，一跪六个小时。从此，我不是被强迫跪就是面壁罚站。过了几天我们全体学员开始炼功，所里就用各种残酷的手段阻止我们，还让武警架着机枪守在我们边上，叫我们跪在那里，武警穿着皮鞋用力踢我们，我是被折磨的最惨的一个。天天戴着脚链、手铐，不能炼功，我就背《洪吟》。看我背法，指导员就把我手上的手铐和脚链锁在一起，人就不能站也不能走。后来我以绝食抗议。所长、指导员都说我：是你带的“好头”，我没去之前她们都很好，我一進去全都变了。住所检察院也来找我，说我这个样要给我判重刑。我在缙云看守所被折磨了七个月。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我被缙云法院非法判刑七年，送进浙江省女子监狱。一入监要面对的事情就多了：要报告、要学习行为规范、上政治课，还要点名签到，要给家人写平安信，等等。我一律拒绝不配合，监狱每天想尽办法折磨我。不管她们使出什么招术，我都用背法来对待。有一次中队长一定要我报告，我决不报，她气狠狠的叫我站在那里不准动。我站那里又开始背法，她和娄警察拿电警棍电我，刚电到我嘴巴，我马上大声的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再电就电不出来了。周围的人见此景都发呆了。

她们费尽心思找各种借口来折磨我，一会说我不做作业、不看书、不听录音、政治不考试，还说我在会场上高声呼叫大法口号，干扰演讲，以种种借口，一会叫我站这站那，又把我拉去关禁闭，在严寒零下五－六度，我只穿了一身单薄的衣裤，一条两斤多重的棉被。包夹犯们说：警察说了，你要报告警察，才可以给你拿你的衣被，否则不可以。神奇的是我一点都不冷，再冷我也不可能报告。几个包夹犯穿的象熊猫，手脚还抱着热水袋，还说冻死了。这样三波四折都改变不了我。警察说：反正你不肯学习，就到工厂劳动去吧。开始就白天奴役劳动，后来说晚上也要去，我不肯去，包夹把我拖到工厂，坐在工厂里我也不劳动，后来警察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劳动。我说每天将近十一小时的奴役劳动时间，劳动法规定的时间早已超时了，晚上本来就不应该出工。从此以后，本中队的同修基本晚上不出工了。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队里的阅览室，不是给服刑人员看书阅报的，是专门折磨大法弟子的场所。每位大法弟子只要关進去，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达不到监狱的目的别想睡觉。还要用各种方法摧残大法弟子。進了这个门没几个能幸免的，至今还是如此。在里面行凶的这帮人，都是经过监狱专门训练出来的。监狱每年要培养好几批这样的行凶者。因为每个中队都设有这样的场所。当时我知道此事后，去找中队的彭明菊指导员，我问她为什么把大法弟子关在阅览室里，每天都有打骂声，而且整晚都没得睡觉，剥夺睡觉权利，你们是在违法操作，知法犯法。我还告诉她迫害大法弟子后果的严重性。她再三辩解，我也再三相劝。过了不到一个月，监狱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规模越搞越大。监狱里的新大楼三楼，有十一个监室，总共可以住一百七十人左右，监狱把整个楼的人清空，专门用来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信仰的场所。比较坚定的大法弟子抽到这里强行“攻坚”迫害。监狱抽去四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关進去的大法弟子都配备六名犯人，四名狱警。六名犯人叫：李雅珠、陈桂香、沈来、王明亚、马捷、陈柔然。四名狱警叫：余雪玲、黄英、黄金兰、李民。她们自己每天二十四小时倒班轮休。对我二十四小时轮流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摧残。每天放那些污蔑大法的电视，有几个犯人也侮骂大法与师父。犯人把写好的东西叫我抄，我不肯抄，她们就每天不给我睡觉。我一闭眼睛犯人就用风油精当眼药水，把我整个眼和脸都涂上。还每天几次给我灌了一些不明药物。沈来和马捷拉着我的双手，不停的转圈，转的我头昏脑胀，天昏地暗。特别是陈桂香力气非常大，她是大伙房的一把手，人高马大，监狱里力气最大的，这次把她抽调来就是做打手的。把我身上拧捏的黑一块，紫一块的，有时抓我头发，打我耳光，骂大法、骂师父骂的非常难听。我多次善心相劝，告诉她们不可以这样做，并且也说明迫害大法对她们将来的不利。陈桂香说：我不信也不怕。

大热天室门紧闭，没有一丝通风的地方，连上厕所、洗漱都不可以到卫生间去，室里虽然放着一只马桶，但整个室里，包括马桶的里外都贴满了诽谤师父与大法的标语，如果我要用马桶，随处都要碰到标语。我不用又憋不住，当时我真的要崩溃了。她们每天总会想出新招术来折磨我，我真的无法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她们的所作所为。而且警察的言语也是比较恶劣的，警察余雪玲说：到了这一步你脑子还转不过弯，说明你肯定有精神病，国家已经统计过了，不肯放弃法轮功的都是有精神病的，再说你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肯定有问题。警察李民说：你不要硬了，我们还没到最后一步，到时给你打一针，你什么都忘了。警察黄金兰说：我们知道你不会放弃法轮功，但我们只需要你表面做一下就可以了。监狱花如此大的精力，达不到要求，监狱是不会甘休的，你自己聪明点少吃苦头。其中还叫来已转化了的来做我工作，有的是博士后，有的是教授，叫来的同修被我讲后，都说自己后悔了。包夹说叫来的人反而被我给转化回去了。后来就没有叫同修来了。

后来陈柔然和马捷跟我说，监狱里已经叫李雅珠犯人打申请报告了，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每天给你打针吃药，跟一帮疯子关在一起，不是神经病也要叫你变成神经病，让你永远失去记忆。当时由于自己学法不深，再加上二十多天没睡觉，其实最关键是自己还有怕心，没有放下生死。听她们这么一说，内心马上起了怕心，正念就不足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白天黑夜也分不清了。过一会，又進来几个说：车来了，车来了，七医院（就是精神病院）的车在楼下等着，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抄，马上就送你去了。我坐在那里糊里糊涂象个木头人，她们摁着我的手，抄写她们写好的东西，我眼睛也没看就抄好了。黄金兰警察说：马上给她睡觉。我这一睡好象睡死过去一样，但是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里看到一个用冰雕塑的人像，有些部位在融化，有些部位碎了。醒来后，知道这个梦是师父在点化我，因为我想修到一定程度，身体是透明的，那用冰雕塑的人就是透明的，已经碎了，融化了，肯定是不好的。由于怕心的作怪，念还是正不起来，看我睡醒了，几个包夹又在说了，真麻烦，监狱领导说了，光抄写不发言，医院还是要去的。自己的正念正不起来，在这无奈下，我又配合了。在三楼三十七天下来，同室的人见到我都哭了，说我变了个大样，老了十岁。在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头脑慢慢的清醒过来了，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损大法，但内心里还给自己找理由，我坚修大法始终没有变，在三楼的所有一切是她们逼的。师父应该会原谅我的。但包夹和警察也都这样劝我：修炼是修心，你心又没变，是我们逼你的，你师父要怪罪肯定也是怪我们。她们说的，我觉的也没错。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一位老乡同修塞给我一篇新经文《大法坚不可摧》，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特别醒目的几句，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一句是：“因此一些学员在被迫害的痛苦中承受不住，干了作为大法弟子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能干的事。这是对大法的侮辱。”还有一段是：“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还有两句是：“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我看明白后，懊悔万分，痛恨自己，连生死都放不下，算什么大法弟子，转念一想，悔恨已晚，跌倒要赶快爬起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天，我写好一式三份的声明书，监狱、大队、中队各一份，警察收到声明书非常的生气，黄金兰和余雪玲找我谈了很多，看我谈不通最后就说：你余刑还这么多年，以后的路你会很难走的。我说：为了维护真理，赴汤蹈火义不容辞。黄金兰说：看你是太糊涂了，关到阅览室清醒一下吧。就这样又把我关進阅览室。这次進去我正念很足，丝毫怕心也没有。我什么话都不讲，每天就是发正念，背《洪吟》，顺背倒背，脑子里非常清净。这种状态过了十多天的时候，我的前额和头顶有微微的震动感，开始我还不在意，后来就越来越明显。我想这次做对了，师父在鼓励我，我要更加精進。在二十天左右监狱里吊死一个人，监狱乱了，人心惶惶。警察也没心来管我，关了两个月就把我放出来了。

这次出来我完全改变自己，到工厂我也拒绝奴役劳动，整天闭着眼睛学法发正念。凌晨四点钟起来炼功，监狱为了阻止我学法炼功，想尽一切办法折磨我，一次又一次的关禁闭，戴手铐，用捆绑带把我手脚身上捆起来，但是我念很正。我跟警察说：不用捆了，你再捆绑我都要炼。警察说：这是什么地方，还给你炼功。我说：修炼是不分环境的。她们三个警察摁住我，把我绑的严严实实的，绑好走开不到五分钟，总有一只手自动会松开，我马上把全身的带解光，又继续炼。她们大年初一没来绑，初二到初四连绑三天都是如此，她们就没有信心来绑了。

这次禁闭室关了五十七天，看我每天学法炼功，这么清净，警察又把我拉回中队，把我一个人关在一间，与外界隔绝。白天晚上各派两名包夹看着我，我炼功就把我拉住，把警察叫来给我戴上手铐，我就大声的洪法，讲真相。她们最怕的就是大声宣扬，她们都拿我没办法。我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也真正让我领悟到师父讲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还有就是一定要静心的多背法，师父也讲过：“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有一次，一个大队长陈X找我谈话，说现在有新法律出台，象我这种行为要加刑。我说：我的一切不是你们说了算，一切由师父安排。陈X还说我是个冷血动物，不要亲人，监狱里只有我一个独类的，不打电话、不写信、不接见。不是我不要亲人，是因为这些待遇都是有交换条件的。我决不做违背原则的事。这几年为了阻止我修炼，一会把我关到禁闭室，一会关到阅览室，一会关到医务室。关来关去，因此包夹犯也换了几十个。她们开始不理解大法，最终都明白了真相，认可大法好，有的说出去一定炼，有几个在里面就得了法。《论语》都背的很流利。她们明白了大法，了解了真相，生命也因此而得救，我为她们高兴。

但也有不幸的事，在三楼时那个叫陈桂香的犯人，当时骂大法骂师父骂的这么凶，打我也打的这么狠，从三楼下来以后，子宫一直出血，后来查出得了子宫癌晚期，当时就保外了。还有监狱长蒋雷（音）（现在监狱长方清红的职位，以前就是她做的），她也得了乳房癌。其实我也向所有来做过我工作的狱警讲真相，可惜她们听不進去，在三楼参与迫害我的四位警察，后来有三位都调开了迫害大法弟子这个岗位。唯有余雪玲警察，从大法弟子被关進省女监开始干，积极的干到现在，从中队长升到教育科副科长，她身体很不好，毛病很多，可惜她就是不悟。我曾经也多次相劝，叫她考虑后果，为自己将来负责。她总听不進去，跟副监长方清红一拍一合，用心邪恶，对待法轮功学员非常残忍。

离出监还有两个月，监狱又把我关到禁闭室，关進去十天，我全身麻木，不能动，警察叫包夹把我背到医务室，医生查了查什么话也没说，包夹说我血压太高造成的。好心的包夹哭了，说我就要出监了，还变成这个样，出监那天难道还要叫家人用单架抬出去吗？但我心里明白，师父讲过，大法弟子身上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好事。看我这个样，监狱第二天派车送我到杭州同德医院去检查，查了老半天也查不出什么结果，当天就回到了监狱的医务室，任何药物都没用，第二天好了，手脚都会动了。监狱原本把我关在禁闭室到出监，没有想到突然发生这个事，看我好了，监狱也不敢再把我关到禁闭室了，就把我转移到阅览室，关到出监，所以发生此事也不是偶然的。

在这一次次的肉体摧残、高度的精神折磨，七年到了，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我走出监狱大门，三个男人齐齐的站在那里，两个儿子都长这么高了，变了很多，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大儿子才十一岁，小儿子才七岁。当时我被绑架的过程中，两个小孩被吓的到现在还有恐惧感，丈夫那憔悴的样子老了许多，但最疼爱我的母亲带着伤心与不满，零七年离开了人间。伤心的是女儿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不满的是，女儿修真善忍也要坐牢。

中共政府这荒唐无理的打压，残害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个孩子成孤儿，多少个父母因此伤心过度提早离开了人间。本来家庭经济比较不错的，因此成了欠高利贷，我和丈夫一同在上海做饲料生意，本来做的很不错，因我被绑架后，丈夫精神颓废，无心经营生意，该收的款收不進，不该亏的亏了。我七年回来欠亲朋好友的不算，高利贷欠了几十万。为了还高利贷只好把老家的房子卖掉，因为上海的房子房产证没办好不能卖，把婆婆安排到敬老院，因此也要受中共的刁难。

无辜的被折磨了七年，没想到出监了还要受中共无理的刁难。因我坚修大法，九十三岁的婆婆村里的敬老院都住不進去，政府要我说句不炼法轮功了，否则敬老院不收。还有，我小儿子户籍在台湾，也因我坚修大法，说我儿子住在大陆是黑户违法的，到时遣送回台，五年不得入境。当地政府还给我丈夫说：只要我说句不炼了，什么事都好办。我跟丈夫说：不用担心，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现在我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高利贷还清了，婆婆的事虽然用钱大一点，但也安排妥当了。我相信只要信师信法，一切都在美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