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午后,我与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在公园相遇,她告诉我:“法轮功的传单上面把共产党说的啥也不是,是不是有‘反国家’的人在利用法轮功?”我首先向她耐心解释“党”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迫害”不等于“反国家”。接着,向她叙述了自己在看守所、劳教所的所见所闻,活生生的事实。这位身受中共宣传毒害的女士如梦初醒,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她神情激动的说:“你应该把这些经历写出来。”我看着她的眼睛回话:“如果写出来,印成真相资料,会不会有人又要说‘反国家’了?”她无语,沉思。
当她知道我的工资被长期停发,深表同情:“有困难我帮。”“不用,谢谢”。临分手时,满脸喜悦的她突然冒出一句:“得劲儿!今天咱俩说了半天,真得劲儿!”(我俩碰面时,她脖子后贴个膏药,在公园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直说:“难受”,谈话结束时,像换了个人儿。)
走在回家的路上,回想起谈话时的情景,双眼涌出的热泪模糊了我的视线。
零六年秋,丈夫儿时的伙伴从南方回来探亲,听母亲说我家出事了,特意登门探视。一进门,他满脸惊讶,“真没想到,你出生在那样的老干部老革命的家庭怎么也……”。当我叙述了被非法劳教的经历,他坦诚告诉我,在中国大陆受冤枉的人太多了,历次运动不知害死了多少人,他本人就是因为“成份”问题,从小上学一直到参加工作,受尽了歧视,加上生活的窘迫及亲眼目睹父亲身受的百般凌辱,心里早就恨透了共产党,他用“恨之入骨”四个字形容儿时的心态,但他从来不敢对任何人讲,成年后,他相信“善恶终有报,只是时辰没有到”,几十年来,尽管生活坎坷,可他从来没有放弃艰难生存中的一线希望。他同情法轮功,更钦佩法轮功,他曾有意私下问过一位有交情的中共高官:“法轮功到底咋回事?”这位高官说:“人家炼功又不违法,抓那么多人,将来不好收场……”。
这位见多识广的朋友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共产党垮台的时间不会长了,咱这个岁数能看到那一天,那一天到来时,看吧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大街上放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