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行能行”伴我行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修炼环境被破坏了，师父、大法被别有用心的人抹黑。我地区十几名学员，九月中旬去北京护法，由于带有怕心，到北京后，险象环生，到处受挫，最后走到死胡同出不来了。几个人坐下向内找，异口同声的说：“怕。”这个字一出口，别说心里多亮堂了，师父把“怕”的物质给拿掉了。来到前门大街，几个人分散开在天安门广场坐了几十分钟。四、五个警察在我们面前来回巡逻，心里也没害怕。被抓两天后就分别被送回当地看守所、收容所。学员抵制收容，惊动市里有关部门，他们找学员调查情况。我被叫進收容所办公室，带着祥和之意，面对三个板着面孔的人笑着说：“你们好”。对我这句话他们感到茫然，领导模样的人说：“看，炼法轮功的人都面善”，其他人也露出了笑容。我介绍了姓名、职业和所教的课程。一个问，两个记录。“你给学生讲的都是科学，怎么还信法轮功？”这时我想起了《论语》第一句话，并考虑常人的接受能力，说法轮功是更高科学。他们感到诧异，还以为我跟他们作对。我接着说，举个最简单例子，当人生病时要找医生，通过打针、吃药、手术及仪器设备配合等一系列手段，病暂时治好了，人们说这是科学。而炼法轮功的人，通过学法、炼功、修心性，病全好了，医院治不了的病也好了，这不就是更高的科学？他们听明白了，说：还是当老师的能讲。我心里想，师父告诉我多学法，我知道了学法的重要。
后来由于长时间没有学法，怕心也出来了，导致六、七个人（便衣警察，政法委，部门领导）闯入我家抄家、找同修、扬言要送我去洗脑劳教。当时我的大法书和炼功带就在北屋的小书架上，我发了一念让他们看不见，修好的那一面和我一起助师正法，我在客厅内发正念，向内找，找出了人心，这时正念足了，开始讲真相。经过一个多小时，我的空间场纯净了，家里人、部门领导、邻居都帮我讲，期间我撵走两个说大法坏话的人，最后这些人都走了。后来，我知道有三个同修正在派出所，我在家立即连续发正念两个多小时，直到晚上九点钟他们回家为止。晚上我照样炼功学法，当打开《转法轮》时，其中“路是自己走”这句话深深打入我脑中，决心按法的要求做。
第二天我就在住宅院内讲真相，院里的人有打麻将的，唠嗑的，分报纸的，墙外卖水果的。我跟他们打招呼没人理我，我站在麻将桌旁就讲：“我师父说过”，话一出口，本来吵闹的环境一下静下来了，他们都想听我说什么。“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遭了无数的罪”（《精進要旨》〈真修〉），“你们要善待我师父，善待大法，将来会有福报。”有人问天安门的事，我就耐心讲。中午居委会工作人员下班路过我这，他们主动说，昨天那事（指抄家），我们不同意，谁也没去，我约定下午去居委会找书记讲真相。
中午发完正念，突然想起应写个书面材料去讲真相，在师父的安排下，很快写完了稿子，就以媒体冠冕堂皇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容人”的“法不容人”为题，揭露抄家一事，找各有关责任人，人人推责任，就连去我家的片警都说，咱们之间没事，都是政法委找的人。我单位保卫科的人，说去北京出差，不知道此事，其实那天他就在我家楼下，我在阳台上看见他站在警车附近。单位党委的人说，我们不会象派出所那样做事，我们有政策。我拿着书面材料以找人为名，碰见谁让谁看，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平时讲真相还不知道咋讲呢。讲完真相，还得想想哪做的不符合法。
又隔两天，在多名同修的正念加持下，我与另一名同修去政府妇联讲真相，说法轮功学员承受家庭暴力，“打死白打死”，公开与法律“打人犯法，杀人偿命”唱反调，妇女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请妇联说句公道话，妇联也推到政法委。
师父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节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记住了，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鼓掌）效果好坏，你不要看对方，是出自于你们的心。你让它好它就会好；你无意让它好或心里不稳，就不容易正过来。”通过实修，我明白了“路是自己走”这层理。
二零零六年八月，本地有同修被绑架，听说还要大抓捕，互相通知高密度发正念，解体邪恶。为不耽误救度众生，我带着大量真相资料和“法轮大法好”不干胶，一个人走在大街小巷散发、粘贴。晚十点到家，连续长时间发正念，并感觉到另外空间轰轰烈烈的正邪较量。
二零零七年三月，有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除近距离发正念外，还得上网曝光邪恶。我向被绑架同修家中走去，警车也在我旁边经过，不为假相所动，后来警车在饭店门口停下。我到附近同修家，她正在学法，根本不知道此事。
回想多年来，社会上发生的事情都与大法弟子的修炼有关，找出了我个人和整体上存在的漏及带来的魔难。所以自二零零八年以来，尤其邪党借奥运会为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使我更加清醒认识了修炼的严肃性。家中的大法书、师父的法像，原来放哪还放哪，真相资料，《九评》，不干胶照样做，奥运会期间到处有带袖标的人巡逻，楼前楼后有不正常人的来回走动，就是发正念清除。七、八月份天气炎热，正是对带电子门的单元楼等空白区发放资料的好机会。我们的学法小组从来没有间断过学法，新学员和原来没有走出来的学员都陆续走出来做三件事。从二零零三年到现在，我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是我在法上提高的过程。如有一次给不认识的年轻老板讲真相，她直接说：“有很多人给我讲真相了，那我问你，我是修净土的，是有神论者，法轮功也是有神论，那邪党为啥镇压你，不镇压我，你讲明白了，我就退。”我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动用了所有工具，采用各种酷刑折磨学员，可八年多了，法轮功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学的人越来越多，国外八十多个国家都有法轮功，你也经常看见法轮功资料，这说明什么？‘邪不压正’。”讲到这，我突然悟到“法轮大法是正法”，就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你服不？”她说：“我服，那就退。”一次和几个同修为被非法抓捕学员请律师，律师一看是法轮功的案子，便脱口而出“法轮功是迷信”。我反问：“一九九三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最高奖项‘边缘科学進步奖’给了法轮功，‘明星功派’头衔也给了法轮功，恰恰说明法轮功不仅不是迷信，反而是科学，是更高的科学。”律师没词了。
讲真相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不明真相的世人对师对法的不敬。与同修去派出所附近居民楼发《九评》，当发完二楼往一楼走时，起了欢喜心，因二楼住户小狗没叫（这次发正念不许它叫，否则就是对大法犯罪），“小狗在哪呢？”此念一出，刚贴到墙上的《九评》立刻掉在地上，再贴就贴不上了。正好被他家小孩发现，把他爸喊出来，小狗也出来了。他看见《九评》就说你是法轮功，送你去派出所，两人拽着我往楼下走。我请师父加持，并说这是一本好书，你看看就知道了，他边看边说：“这就是法轮功的书。”我说：“这是社论，讲的是历史，是天象。”他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信。我说天灾人祸频频发生，为了让你远离灾难，送给你一本好书，真心为你好。他俩的态度转变了，“不送你去派出所了，你走吧。”我出了楼口。有一次劝三退那人挑衅的说：“我不信这些，东南亚大海啸死了近三十万人，那都是党员吗？”我说你问的好，海啸来时，有人喊，说海啸来了。相信的人跑出来，得救了。和三退一样，这就是信不信的问题。
修炼的过程就是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当我产生怕心，欢喜心，干事心，从而出现魔难的时候，正是去年它们的好机会。二零零六年我出于干事心，乘坐的三轮车在高速行驶时飞离地面，便发了一念，车不能倒，所带大法资料不能受损失，我人无所谓（这念不对）。结果人在车内受到严重冲击，腰、后背剧痛，恶心，车不能走了我和同修步行做完真相资料。回家后人在床上不能动，很痛，下床扶着东西走。但我集体学法、发真相资料从未耽误过。后来身体竟然变形，身高由一米六降到一米五，为营救同修贴不干胶，仍然上下楼跑七十多个楼口。一次脚扭的脚心朝上了，便原地坐下，两手扳着脚说得回去，脚就正过来了。我知道“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
